一

在明清交替之际，我们先把大陆上的政治斗争放在一边，回来看看从明初到清初这段时间的东南沿海问题。

在传统的论述中，常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静止、保守、封闭的农业国家，商业在中国居于末位。在谈论中国的内陆地区时，这个看法大致是对的。但我们国家除了内陆，还有广阔的海域，当我们来到中国的东南领海和沿海地区时，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几千年来，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存在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在这利润的驱使下，欧亚商人（而不是张骞）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这条路连接了中国、印度和欧洲，三个地区的商品在这条路上川流不息。

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西域地区由于战乱的原因，商路断绝，利润的诱惑逼着商人们很快发现了替代的办法：走海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沿着海岸线向西到印度，再到中亚的波斯湾和红海，再走陆路进入东欧。这个路线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也同时连接了中国、印度和欧洲，但是避开了战火不断的西域。

从此以后，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日益繁华，通过出口丝绸等手工业品，大量的财富涌入中国。宋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除了农业的原因外，也有海上贸易的因素。繁荣的贸易一直持续到了明朝前期。

兴旺的海上贸易，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另外，元朝的首都在北京，每年要从南方往北京运送大量的粮食。可是当时的南北大运河还没有修到北京。幸好北京靠近海边，离它不远的天津就是一个优良的港口。而且海运的费用比运河更便宜，所以元代的粮食运输很大程度上依靠海运。有了国家的支持，海运的舰队规模越来越大，也促进了海运技术的发展。

到了明朝，中国的海运技术达到了世界前列。为了接下来郑和所开创的航海事业，打下了技术基础。

有无数人幻想过，假如明初郑和的舰队是一支类似西方人那样的殖民舰队，在亚洲、非洲沿岸建立起大明王朝的殖民据点，中国的历史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你看英国一个弹丸小岛，能一跃成为世界最强的“日不落帝国”，靠的不就是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吗？我们大明帝国比它大了不知多少倍，起步要早上百年，这称霸世界还不就是手到擒来吗？

没戏。

我们在学习清末屈辱史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我们之所以被列强欺辱，是因为我们的船不够结实、大炮不够先进，只要我们的科技赶上列强，我们就能反过来欺负别人。这个观点错误地把西方崛起、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原因总结为“科学发展”。

郑和的舰队规模庞大，所到之处天下无敌，他最远航行到了非洲北端，航行距离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就算瞬移到几十年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和的舰队和欧洲人的舰队都有的一战。

但这不重要。

因为郑和的远洋事业并非来自于民间，而是皇帝的一时兴起，注定不能长久。

郑和原本是朱棣家中的宦官，后来朱棣造反，郑和立下战功，受到朱棣重用，最后被派往西洋。至于朱棣开展远洋事业的真正原因，史学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为了扩大明帝国的政治影响，有人说是为了追求贸易利润。也有人说是因为朱棣攻陷南京后，建文帝失踪不见。后来有人传言在南洋见过建文帝。朱棣派郑和航海，是为了寻访建文帝，以绝后患。

朱棣之后的皇帝失去了对远洋的兴趣，中国的远洋事业也就戛（jiá）然而止。郑和的航海文件被锁在了深宫的档案柜里。几十年后，明宪宗又对远洋产生了兴趣，命人去找郑和的航海档案，结果怎么也找不到。据说是被兵部尚书私自藏匿（一说焚毁）。反正皇帝也就是一时的兴头，档案没了也就没了，航海的事情没人再提，反倒是迎来了漫长的海禁时代。

二

前面说过，朱元璋看不到商业贸易的好处，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静止、凝固的农业社会。偏偏大海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在没有雷达和卫星的古代，在茫茫大海中想找到一条船千难万难。官府想要彻底控制一个海域实属痴人说梦。朱元璋看到船只可以在中国沿海随意往来，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随之而来的就是海盗、走私，以及敌对分子的渗透。合着整个大明帝国的半壁江山全都暴露在茫茫大海前，这怎么能让朱元璋安心呢？于是朱元璋用他一贯的蛮横手法来解决问题。他一声令下，禁止了民间的一切航海行动。这就是明朝“海禁”政策的开端。在随后的年月里，明朝的海禁政策时松时紧，到了明朝中后期的嘉靖时，海禁达到了高峰。

贸易利润的诱惑是极大的，这种诱惑能让古代人类在凶险的沙漠中开出一条丝绸之路，朝廷一张小小的禁令，怎么能比得上利润的力量呢？

海禁政策越严格，走私的利润也就越大。由于海禁，原本的航海商人不能正常贸易，一些胆大的便开始走私。这生意不仅利润更高，还不用给官府交税。

于是在海禁期间，中国的东南海域出现了很多走私贩，他们为了抵抗官府的搜捕，武装自己的船只。在大海上，武力就是王法，这些武装商船遇到比自己弱的船队也会出手抢劫，也会侵扰沿海百姓。这些半经商半当海盗的舰队，在当时被称为“倭（wō）寇”。

“倭”是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海盗大多是日本人，所以有了“倭寇”的说法。其实，当时的海盗里什么国籍的人都有，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也有欧洲人。由于东南沿海离中国比较近，中国人口较多等因素，实际上倭寇里占大多数的是中国人。如嘉靖时最有名的海盗首领汪直，原本就是徽州商人，他的手下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这些倭寇把基地设在日本，这样可以远离明朝海军的控制范围，还能从日本得到源源不断的武器和物资供应。倭寇中有不少中国成员，因此熟悉中国的地形、民情，在中国还有支援他们的内奸。一些中国沿海的村子和倭寇进行贸易，以换取利润和保护。还有一些中国村民，平时当老百姓，倭寇来了就跟着倭寇一起打家劫舍，为倭寇提供本地情报。因为这些优势，倭寇甚至能攻入县城，杀死县令，给沿海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为了剿灭他们，明政府每年要拿出大笔军费，戚继光就是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的。

戚继光是当时第一流的军事家，他看到沿海的边防部队兵备废弛，根本没法用，于是干脆自己招募、训练部队，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戚家军”，在对倭寇的作战中屡屡获胜。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屡战屡胜，却没有办法禁绝倭寇。因为只要利润的诱惑足够大，总会有人铤而走险。而且倭寇的基地在日本、在南洋，他们打不过就跑，明朝这边永远也不可能彻底胜利。所以明朝的抗倭战争，是今年打完了明年打，明军不断获胜，可是倭寇就是打不完。反倒把国库打得苦不堪言。

最后倭寇问题怎么解决的呢？很简单，利润的问题还要靠利润的手段去解决。后来大明朝开放了海禁，允许私人商队经商。这个规定一出来，那些走私商队都很开心，他们可以合法地获得贸易利润，不用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还可以省出大笔原本用来对抗官府的军费。那谁还愿意做海盗呢？当然多少还剩下一些顽固的海盗，但实力大不如以前了。

另一边，朝廷也很开心。一个是省下了抗倭军费，沿岸居民也能安居乐业，为国家缴纳更多的赋税。另一个是国家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抽取大笔关税，原本用来供给海盗的钱，都落入了国家的腰包。再加上日本也加强了对海盗的查禁，明朝末年的倭患才得以解决。

如果明朝政府能早点想到这个办法，能早认识到贸易的巨大力量，明朝才真有可能代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就在郑和开始第五次航行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边，西方人也开始了远洋探险。和郑和庞大、豪华的皇家舰队相比，欧洲探险者们的舰队可就寒酸多了。在大航海时代之初，外出探险的航海者大多抱着发财升官的目的，只凭着一张嘴皮子到处游说贵族、富商，要来一笔钱，买来几艘船，就敢晃晃悠悠地朝大海深处驶去。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整个船队只有区区三艘船，连郑和舰队的零头都赶不上。但是欧洲人的航海动力并非来自于权贵的个人兴趣，而是追逐利益的私心。

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不同，导致东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三

在讲明末经济危机时，我们说过，中国并不是产银国家，仅仅是靠对外贸易，就变成了一个白银大国。这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商品在对外贸易中有多么大的优势。当时，最受欧洲欢迎的中国产品是丝绸、瓷器、茶叶。这些精美的商品到了欧洲便价值连城，成为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更受欧洲人欢迎的，是产自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

在近代以前，欧洲人的烹饪方式非常单调，调味料很少。而且那个时代没有冰箱，保存肉类的办法只有风干和拿盐腌制。这些腌肉、干肉味道除了咸还是咸，非常难吃。后来欧洲人发现来自东方的香料——胡椒、肉豆蔻、咖喱、姜、桂皮之类——是非常棒的调味品，只要放上一点，难以下咽的食物就变得香喷喷了。欧洲人很快迷上了香料，贵族的一日三餐全都离不开它，不仅吃饭加香料，连喝酒和咖啡也要加香料，甚至高档蜡烛都是加入香料制成的。香料已经成为西方人生活的一部分了。

由于路途遥远，香料和中国的手工艺品运到了欧洲都会变成天价。一开始欧洲的贵族们还能负担得起，但是到了明朝初年，伊斯兰人统治了中亚。丝绸之路有陆上和海上两条，从陆上走自然要通过中亚，从海上走要在波斯湾或者红海登陆，这里也属于中亚。那个年代还没有苏伊士运河，欧洲人也没有发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在欧洲人已知的范围里，中亚是去往东方的必经之路。现在中亚被伊斯兰人占领，他们和欧洲人的宗教信仰不同，欧洲的商队通过中亚，要向他们缴纳非常重的税。

这样一来，欧洲的香料价格开始急速飙升，甚至比得上黄金。商人们交易香料要像交易宝石那样，用天平小心翼翼地称重。我们今天几十块钱就能吃到的黑胡椒牛肉，在当时相当于几万块钱一顿的豪门盛宴，不是贵族根本吃不到。

巨额利润诱使人们创造奇迹。其中最受刺激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这三个国家位于欧洲最西边，东方的货物到了他们的手上又要经过沿途商人的层层盘剥，价格更高。而且葡萄牙和荷兰都是欧洲小国，国土面积狭小，在陆地上没有发展前途，它们自然把目光转向海上贸易。

金钱和物资，这是欧洲人开始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