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元璋和朱棣的严酷统治，虽然给明初的政治加上了不少血腥，但历史自有其运行的惯性。明朝政治还是继承了不少宋代政治互相制衡的特点，终明一朝，也像宋朝那样没有出现后宫干政、外戚当权、军阀割据之类的大问题。由于司礼监和东厂、西厂的存在，明朝倒是出现过几个权倾朝野的大宦官。但是由于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这些大宦官再厉害也要屈服在固有的政治系统之下，最厉害的魏忠贤也不可能随意废立皇帝。当宠信他的皇帝去世后，魏忠贤很快就被新皇帝剥夺了权力，畏罪自杀了。

明朝之所以走向灭亡，固然有统治者自身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一些古代社会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比如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土地兼并，地主豪强隐瞒人口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得太厉害，在明朝的鼎盛时期，甚至发生了全国人口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却在减少的怪现象。

明朝还有一个失误是皇室封王太多。为了防止皇室宗亲干涉朝政，明初规定所有的皇室子孙一成年必须离开首都，到指定的封地上居住，而且不许科举当官，不许经商，不许擅自离开封地，等于就是不许这些人干任何工作，由国家出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这倒是可以防止他们干政了，可是古代没有计划生育，皇亲国戚不断地生孩子，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明朝后期，皇室宗亲竟然高达八万人。明朝政府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供养他们，例如，用来供养山西皇室的俸禄甚至一度超过了山西省的年收入。这么一大笔开销，成了国家的巨大负担。

明朝还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党争，这是官僚机构互相制衡的代价。而且明朝又不像宋朝那样有厚待士大夫、不杀读书人的传统，因此明朝的党争更为惨烈。党争的目标往往是彻底弄死对方，让对方家破人亡，以免对手东山再起，寻机报复。

明朝不仅官员和官员之间存在党争，官员和宦官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争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朝末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以读书人为主的“东林党”之间的斗争。

魏忠贤原本是个街头混混，因为欠下赌债，干脆阉割了自己，进宫当了宦官。他很聪明，很会说话，在宫中结交上了皇子的乳母。后来这位皇子登基，也就是“天启帝”。魏忠贤也跟着平步青云，当上了司礼监里的大太监，掌握了批红的权力。

天启帝的母亲不受宠，在天启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天启在小时候备受冷落，没受过特别好的教育。而且他继承皇位时只有16岁，还是个半大孩子。这么个孩子当上了皇帝，只觉得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乐了，根本不把国事放在心上。魏忠贤便利用这一点独掌大权。天启小时候因为特别孤独，喜欢上了做木匠活。他的木工技艺精湛，可以制作出非常精巧的模型，当上皇帝以后，他更是放开了手脚玩木匠活。魏忠贤便专门在皇帝专心做木匠活的时候向他询问军国大事。毫无心机的皇帝多半挥挥手说：“你看着办吧。”

一个官员，不管他内心多么自私卑鄙，因为他生活在官场里，总要遵守“儒表法里”的游戏规则，表面上总要维护一下儒家道德。魏忠贤生活在后宫里，唯一权力比他大的皇帝还是个中二木匠，因此魏忠贤连“儒表”的面子工程都不需要做。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直奔主题——追求更大、更稳固的权力。

有了批红的权力，魏忠贤只提拔那些愿意巴结自己的小人。对于不肯同流合污的官员一律贬官发配。对于那些敢正面攻击自己的官员，他还有锦衣卫和东厂的酷刑。在他的淫威下，很多反对他的官员都惨死在诏狱里。

经过这些手段，魏忠贤的身边很快聚拢了一大批依附于他的鹰犬。因为魏忠贤是宦官，是阉人，所以魏忠贤和依附他的官员被当时的读书人称为“阉党”。多亏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两件法宝，才没让魏忠贤彻底霸占朝政：

第一件法宝是儒家道德。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明显违反了儒家道德，绝大部分读书人都看不下去，即便不敢当面反对，也憋着劲儿等待机会推翻他。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真心信仰儒学，把儒家道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推翻魏忠贤，他们成了反对阉党的排头兵。

第二件法宝是互相制衡的权力机制。虽说明朝扩大了皇权，但在文官集团面前，魏忠贤仍旧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官还有反击的机会。

反击的这群人，因为早年经常聚集在江南的“东林书院”里交流学问，因此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这个名字是宦官集团给起的，这里的“党”是“朋党”的“党”，不是好词。“东林党”是宦官集团用来攻击他们的叫法，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立场分明的党派，他们只是一群因为反对宦官集团而自觉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

这群东林党人非常勇敢。他们在魏忠贤大施淫威的时代，既不受高官厚禄的诱惑，又不怕流血牺牲的威胁，通过上书、演讲等方式，前仆后继地和阉党斗。其中最有名的一次，魏忠贤派特务到苏州抓东林党人，结果特务被义愤填膺的百姓打死。这件事闹大了，必须有人出来认罪才能平息。于是有五名市民主动出来自首，这件事后来被写成了文章歌颂，也就是著名的《五人墓碑记》。

这么看来，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好像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斗争。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其实是一个“由左边那个笨蛋执政，还是由右面那个笨蛋执政”的问题。因为朋党的最大危害是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魏忠贤任人唯亲，东林党人也好不到哪去。

后来崇祯皇帝登基，魏忠贤终于倒台，东林党人抬起了头。不过崇祯这人非常多疑，他特别反感大臣结党，所以他不仅提拔东林党人，也提拔了一些和东林党不对付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朝廷里还是党争不断。这些人无论是提拔官员还是选择国家政策，一律以党派站队为优先考虑。这么搞，国家自然好不了。

而且这些读书人互相攻击的时候，用的借口全都是儒家道德，所以无论是哪个党派的官员，在表面上都是儒家的道德模范。而且都是超级模范——否则就会被政敌抓到把柄轻易干掉。在这种风气下，所有的国家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儒家道德”为最高标准。在明朝末年对满清（当时应称为“后金”）的战争中，所有选择都变成了道德问题。比如是战还是和，是进攻还是防守，这原本是个技术问题，哪个选项对国家有利，就选哪一个呗。可是到了知识分子那里，就变成了严峻的道德问题：谁敢求和，谁敢闭关不出，谁就是投降派，谁就是卖国贼。当求和、防守对国家有利的时候，却没人敢坚持这一提议，明军因此犯了不少战略错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魏忠贤灭亡后，党争仍旧没完没了，结果是朝廷里没人干正事。一直到了最后清军入关，明朝退守南方的时候，在南方的明朝小朝廷里，大臣们仍旧因为党争互相倾轧，把心思都用在排斥异己上。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时候，明军内部竟然还在互相残杀，打起了内战。

党争不仅祸害明朝，甚至还继续祸害清朝。清朝建立后，大量的明朝官员投降清廷，其中也有不少阉党和东林党人。这些人到了满清的朝廷里，还在党争，还在斗。

土地兼并、党争，这些当时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把大明帝国推向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偏偏还有一系列的倒霉事，给了大明朝致命的一击。

二

从明朝末年一直到清朝康雍乾年间，全球气温有较大幅下降。在气象学上，称为“小冰期”。当时全球都受到降温、干旱的威胁，甚至海南岛都有数次下雪的记录。

严寒带来的首先是全国农业减产，部分地区出现灾荒，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严寒还让长城以北的渔猎民族饱受饥荒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停止内斗，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向长城以南进攻，以求生路。

其中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一个女真族部落，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满清”。我们还记得，当年占领了大宋半壁江山的“大金”也是女真族。所以满清在入关前，立国号为“金”，历史学家称为“后金”。后来皇太极又把后金的国号改为“清”，把“女真”改为“满洲”，简称“满族”。这就是“清朝”、“满清”的来历。

所以我们在谈论明朝末年局势的时候，说“女真”、“后金”、“大清”、“满人”、“满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在小冰期的影响下，女真族不断南侵，粮食又大规模减产，这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这些压力最终只能落到百姓的身上。明朝末年，赋税一加再加，各种加征的税款花样百出。原本就受到天灾侵扰的农民更加苦不堪言。

更倒霉的是，明朝末年的经济还出现了问题。

中国传统的赋税，有实物和徭役两种形式。也就是老百姓要上交自己生产的实物，同时还要去服徭役，为国家干活当兵。这两种税都有很大的弊病。就拿实物税来说，实物税征收过程繁琐，因此征收成本很高。比如实物总有质量高低的问题，这粮食掺没掺石头啊，这布匹织得细致不细致啊。这质量的高低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标准，只凭经手人的一句话，这就给舞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收税的小吏可以随意贬低百姓上交的实物，逼迫他们行贿或者缴纳更多的财物。税吏还可以以次充好，把质量差的实物上交给国库。实物赋税还有不易储存、不易运输的缺点，经手人可以夸大在储存运输中的损耗，又贪污了一笔款项。

到了明朝后期，首辅张居正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他把实物税和徭役都统一合并为上交银两。也就是说，老百姓该交的实物，该服的徭役，全都换算成银子，以后只交银子就行了。国家需要实物和劳力时，再用这些银子去从老百姓那里购买。这种形式简化了税收过程，减少了实物储存和运输的成本，减少了经手人贪污的机会，增加了统计监督的力度。更重要的，还增加了老百姓的生产自由，农民不一定非要种田，非要织布，他可以觉得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那些善于赚钱的百姓，他可以付出一部分金钱来免除徭役，避免徭役浪费他的生产时间。那些只有力气没有本事的百姓，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徭役换取生活费，以免他没有收入。

在讲商鞅变法的时候，我们说过自由市场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张居正的这个办法，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就连现代各个国家也采用这样的税收方式：只交钱。

这个非常合理的政策，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却给国家添了麻烦。

明朝末年因为后金的持续入侵，明帝国在东北边境驻扎了大量军队，这些士兵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原本东北的军队可以靠屯田供给粮食，但到了明朝末期，由于贪污腐化和战火涂炭，屯田基本都荒废了，粮食都要靠从外地运。可是朝廷收的税是银子，给东北地区送去的军饷也是以银子为主。由于长期战乱，民间商人也不愿意运粮到东北。这样一来，东北地区的粮食越吃越少，银子却越来越多，导致东北地区粮食价格飙升。结果是，朝廷努力从百姓手中搜刮出大量的军饷，这些银子运到了东北却没能提高军人的生活水平，只是单纯推高了粮价。内地的百姓已经被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朝廷已经花光了家底，边境的将士还是吃不饱饭。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朝廷却没有及时的反应。

当年张居正为什么能够实行“一条鞭法”改革呢？因为那时皇帝很小，不能亲理朝政。张居正又联合了宫中的司礼监太监和皇太后，等于他把最高权力机关里用来互相制衡的几个部门都联合起来了。所以张居正主政的时候没有什么部门去牵制他，他独揽大权，这才能抛开党争、内斗的牵制，真正干点大事。而且张居正又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也就是说，他在儒和法中比较偏向法家，他能从经济学、管理学的现实出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但是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是个志大才疏的人，他不像常见的亡国之君那样沉迷享乐，荒废国事。他生活非常简朴，又很勤政，吃得最差，干得最多，完全是一副明君的模样。可是他的治国能力太差，多疑且刻薄。他频繁更换国家的高级官员和前线将领，每次都对新人寄予厚望，然而一旦形势失利，他不论原因出在哪里，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官员身上，严加惩戒，随意撤换。这样一来，谁还给他干活呢？皇帝不行，官员更差，整个文官集团都陷在党争中不能自拔，任何大的政治举措都会在党派的互相攻击中夭折。而且主政的知识分子们又是一群道德模范，他们满脑子都是“正邪之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耐心，更不可能去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了。

朝廷也并非不知道东北地区缺粮，所做的对策是从南方另外运粮食到东北。南方的粮食要通过大运河才能运到北方。然而中国的大运河最北端只到天津，要再运往东北，需要转成海运。海运路途艰险，成本太高，那些负责运粮的人便利用各种借口赖在天津不走。那些好不容易运到东北的粮食，又因为组织能力不足，常常囤积在粮仓里，却运不到士兵的手里。有时战败失地，这些粮食又被后金抢走了。

由于南方的粮食很少能运到北方边境，边境所需的粮食实际上是就近从北方各省调去的。具体来说，是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一带。注意，这些粮食原本就是百姓必须交的赋税，老百姓交粮是拿不到钱的。不仅拿不到钱，还要老百姓自己把粮运到前线。古代粮食陆运成本极高，当时从山西运一石粮食到北方边境，一路上的花费是六七石粮。这笔沉重的负担都加到了北方百姓的身上。这些，都为随后的北方大饥荒埋下了隐患。

三

除此之外，明朝末年还遇到另一个很倒霉的事：全球白银危机。

在明朝之前，中国古人平时只用铜钱，并不常用银子，因为中国的银产量很低，没法当成货币。到了明朝时，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这些银子被铸成银币运到西班牙，再通过欧洲商人运到中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产品物美价廉，中国商品的出口量非常大，因此有大量的银子流入中国市场。有了这些银子，张居正才有条件把白银当成了税收货币。中国的很多省份也渐渐把白银当成了主要货币。

然而到了明朝末年，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欧洲还恰好出现了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对华贸易额骤减。除了欧洲，中国的另一大白银来源地是日本（日本也有很多银矿），可明朝末年，又正好赶上日本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因为这些原因，明朝末年进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大减少，一场由白银引起的经济危机到来了。

一个社会在正常情况下，因为经济活动越来越繁荣，对货币的需求量是不断增加的。在明末的南方，这个货币就是白银。白银进口数量突然骤减，使得市场上的白银供不应求。更要命的是明末国家财政的支出大头是东北地区的军费，每年中国南方要向朝廷支付大笔的白银赋税。这些白银中的大部分被朝廷用来支付军饷，被千里迢迢地运到了东北边境，这进一步加重了南方白银的稀缺。

物以稀为贵，白银减少，白银的价格也就上升了。说白了，同样是一两银子，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些拥有银子的人看到银子不断升值，自然愿意把银子储存起来，期待升值所带来的利润。市面上的银子数量更少，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首先会伤害工商业。因为人们预测货币会升值，都尽量不去购买商品，整个商业就受到了打击。更加悲惨的是普通农民。因为给朝廷交税要交白银，可是农民自己不生产白银。农民生产的是粮食、布匹，他们要拿着这些东西到市面上换成白银再去交税。随着白银升值，每年要交的税额没变，可农民为了换取白银所需要支付的实物增加了，负担也就更重了。另一方面，朝廷将大笔的银子送到了北方，却因为北方粮价上涨，导致边关将士的实际收入不增反降。朝廷军饷不够，又要加征，这样农民就更苦了。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农民受苦，朝廷受苦，边军受苦。唯一获利的只有那些囤积白银的大富豪。可是天下覆灭，手里有再多的银子又有什么用呢？最终战乱四起，那些人手中的银子要么被农民军夺去，要么被满清夺去，最后也不过是一场空。

我们回来再看明末的乱局。就全国而言，中国南方是粮食和丝织品的主要产地，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家底还在，一时半刻不至于饿死。东北边境虽然缺衣少食战乱不断，但好歹是国家重点支援地区，不断输送军饷，也不会最早崩溃。

最惨的是北方地区，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负责给边境运粮的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一带。

北方地区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最严重，严寒和干旱造成了粮食大面积减产。而且不多的粮食还要优先供应东北边境，百姓更是没有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