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君主架不住懒子孙 ——明朝的灭亡

所以在明朝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下,最先被逼到死亡边缘的,是北方的百姓。

李自成的大顺军,就是在这一带崛起的。

无论是对抗后金,还是安抚灾民,或者剿灭农民军,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明朝末年的危机一言以蔽之,就是缺钱。

因为缺钱,军队战斗力不足,在东北打不过后金。因为缺钱,国家无法安抚灾民,造成北方民变四起。民变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又需要国家支付更多的金钱去剿灭叛军,因此产生恶性循环,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说白了,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经济崩溃,灭亡是必然的,区别只是何时灭亡,以及被谁灭亡。

我们说过,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创造了英雄,而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有时某个英雄人物具备称雄天下的能力,只是因为起事的时机不对,或者运气不好在战争中丢掉了性命,成了别人的垫脚石。有些人,能力只能说是一般,只是因为赶对了时机,在时势的裹挟下竟然做出了一番和他能力不相衬的大事业。陈胜、吴广是这样的人,李自成也是这样的人。

李自成原本是驿站的士兵,崇祯为了减少政府支出,撤消了部分驿站,李自成从此失业,随后加入了造反的行列,还成了农民军的首领。这时中原大地上已经遍地都是叛军,李自成的影响力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只是排在他前面的头领都被明军剿杀,他才变成了农民军的最高领袖。由于明朝北方的经济危机太过严重,李自成的军队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踊跃加入他的农民,到处都是争相投降的明军,一不留神,农民军已经打到了北京的城下。

其实李自成并无大志,他没想过真要推翻明朝的统治,最大的理想是在自己的家乡割据——甚至在推翻明政府的最后关头,在他大军围攻北京城的时候,他还主动向崇祯提议双方和谈,只要允许他在西北称王就行。可是在知识分子的道德压力之下,崇祯皇帝没有和谈、逃跑或者投降的可能。在李自成军队入城的前一刻,崇祯帝逼着自己的母亲、皇后和嫔妃自杀,又用剑杀死不少嫔妃,砍伤了自己的女儿。然后他手持火枪,带着太监试图突围失败,又退回到皇宫里,在皇宫的后山上吊自杀。如果不算后来的南明小朝廷,大明此时就算是灭亡了。

李自成的部队在百姓的欢呼声中走进了北京城。假如李自成能有朱元璋一半的见识,他都能为中国历史创造出新的一页。然而,历史上像朱元璋那样出身于草莽,又有远大见识的领袖实在是太少了。大部分草莽英雄只懂得如何带领自己的穷兄弟杀出一条生路,但不懂得如何统治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由地主豪强构成中层、由儒家知识分子构成上层的复杂社会。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不久,开始了对明朝官员的残酷虐杀。他要求各级官员交出私藏的财产,对他认为隐瞒了财产的人施以酷刑。很多对李自成抱有幻想的明朝官员,结果惨死在农民军的刑具下。

李自成这么做有他的道理:人们愿意跟随李自成造反,是因为吃不饱饭。可是打仗非但不能生产粮食,还要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那这些造反的人是从哪里得到钱粮的呢?

只能靠抢。李自成非常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在战败之前,他的军纪一直很好,对百姓少征粮、不征粮,基本不劫掠百姓。李自成要想维持庞大的军费,只能靠抢劫各地的官员和富商。明朝灭亡时,国库已经见底了,让京城内的官员和富商“出血”似乎是李自成唯一的选择。

经过拷打,的确有不少官员吐出了巨额财产。这么看来,这些人也不算冤:在经济全面崩溃的乱世里,这些人占有的每一两银子,背后都有无数家庭的血泪。那些曾经因饥寒而家破人亡的农民军们,很有理由憎恨他们。从儒家的忠义角度来说,这些人身为大明的臣子,在大明国库见底的时候还偷藏着巨额财富,在君王以身殉国的时候投降了敌军,这些自私的官僚显然不堪大用,在李自成的手下估计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这么看,李自成拷打他们也没什么不对。

然而,对不对是一回事,该不该是另一回事。李自成这么做,犯了一个政治家的大忌:不能同时与所有人为敌。换句话说,他不知道统治的秘诀是“拉拢一批、打击一批”。

聪明的统治者征服一个地方,面对新的臣民,首先都会做出安民的姿态,表示秋毫无犯,安定人心。然后指派当地的地主豪强、族长家长干些征收赋税的事,算是他们表示臣服的“投名状”。在这个过程里,统治者摸清了哪些人可以拉拢,哪些人需要打击。等到时机成熟以后,用高官厚禄大力奖赏顺从者,用鲜血和酷刑狠狠惩罚叛逆者。因为人人都是自私的,在这拉拢和打击的刺激下,很快就能形成效忠于自己的新集团。

但是李自成不懂得这个道理,尤其不懂得统治古代社会离不开豪强和知识分子的协助。他进入北京后,对豪强、官僚实行的是全面打击的政策,结果引来了豪强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反抗。

从本质上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得天下过快。李自成能成功,是因为他赶上了明朝经济崩溃的节点,整个北方社会秩序全面瓦解,他正好遇上了社会权力的真空期。

李自成所到之处,大批农民加入,大批明军投降,那是因为明朝的统治太糟,并不意味着李自成的统治有多好。换句话说,在攻陷北京的时候,李自成看上去实力很强大:占领了广大的领土,拥有庞大的军队,好像是明末诸雄中最强的一支。实际上,这些地盘和军队只是暂时依附在李自成的身边,在李自成真正消化它们之前,并不是真正属于李自成的。

什么是“消化”呢?所谓消化,指的是你得把依附于你的农民和降卒重新编制、筛选、训练,从头开始培养他们的士气和军纪。对于占领的土地,需要建立一套忠于自己的官僚系统,重新恢复当地的政治秩序。但是李自成得天下过快,这些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好。李自成对明朝官员很有成见,所以占领一地后,拒绝使用原有的明朝官员,而是从没有当过官的人里选拔官员。这种做法相当于每到一处就要建立一套全新的领导班子,倒是有一种“改天换日”的爽快感,问题是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说建立就建立。以这样的状态占领的土地,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就在这个时候,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时候,明朝的边防军还在东北地区抵御着满清的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是明将吴三桂驻扎在山海关的一支部队。李自成围攻北京,吴三桂原本打算带兵南下勤王。谁知还没来得及到北京,李自成已经入城,崇祯已经自杀。吴三桂一开始表示愿意向李自成投降。但是几天以后,他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同李自成为敌。

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认为,他听说在北京的父亲被农民军逮捕入狱。也有人认为,他是听到谣传,说自己在北京的宅邸被查抄。还有一个最为八卦的传闻:吴三桂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掳走,“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才和李自成刀兵相向。

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按照当时的形势分析,降清是吴三桂唯一的选择。纵观吴三桂的一生,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李自成攻陷北京以后,吴三桂面临着南有农民军,北有满清的困境。他手中的兵马不足以单独对抗任何一方,更要命的是,山海关虽然易守难攻却没有足够的田地。吴三桂得不到任何补给,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困守山海关。他必须在李自成和满清之间选择一方投靠。

相比李自成对明朝官员的残酷拷打,满清在很久之前就特别注重拉拢明朝官员。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是个非常英勇的抗清老将,曾经多次在城中人相食的情况下坚持同满清作战,甚至还向满清诈降过。这人后来终于投降了满清,结果还受到重用,被授予高官厚禄。对于其他的明朝将领,满清也是如此对待,还曾经热情地邀请过吴三桂投降。而另一方的李自成呢?即便没有逮捕吴三桂的父亲,没有掳走陈圆圆,他在北京大肆虐杀明朝官员可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吴三桂肯定担心自己一旦缴械便如羊入虎口,为了身家性命,投降满清也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

山海关的军事价值极为重要。控制住这里,就可以用很少的军队把庞大的满清挡在关外。这里一旦失手,满清军队就会像当年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的辽人那样,如潮水般涌入关内,再没有天险能阻挡他们的铁骑。

鉴于山海关的重要性,听到吴三桂叛变的消息,李自成立刻组织大军试图夺回山海关。李自成人多势众,吴三桂自知不敌,于是向关外的清军投降,放清兵入关同李自成作战。

在战略上,李自成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他低估了满清的威胁,没有及时派主力部队在山海关设防。在士气上,李自成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那些农民、明军当年肯跟着李自成打仗,是因为不造反就会饿死,不如拼命打仗还有一线生机。现在他们已经在北京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贵生活,谁还愿意轻易葬送自己的生命呢?曾经骁勇的农民军丧失了斗志,遇到气势汹汹的满清铁骑,李自成的军队很快土崩瓦解。败军回到北京,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劫掠百姓焚烧房屋以泄愤。李自成在皇宫里匆匆完成了登基仪式,第二天焚烧了宫殿,仓皇逃出了北京。北京的市民们还以为赶走李自成的是大明将领吴三桂的部队,当他们一心等待着明军入城时,却看到了大清的旗帜。

满清军队进入了北京城,最终成为明末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我们常说,是历史造就了英雄,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在极少的时候,个人的选择也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吴三桂降清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如果吴三桂肯投降李自成,并且李自成也能极力支持山海关的防务,那么满清不会那么快进入中原。等到中原平定,秩序恢复以后,满清很可能错过征服中原的机会。最终,它可能在北方掳走不少土地,要挟中原政权缴纳大笔的岁币。但未必可以统一中国,建立一个近三百年的中原王朝。

满清的君主原本是皇太极,就在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前一年,皇太极突然去世。他的弟弟多尔衮有心夺取皇位,又碍于其他满洲贵族的遏制,不方便自己登基。于是,多尔衮选了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继位(即顺治帝),他自己当上了摄政王,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多尔衮的手里。

多尔衮同皇太极一样,有常驻中原、建立不朽王朝的野心。吴三桂的投降对他来说是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就像明朝北方政府的全面崩溃对于李自成是个大馅饼一样,如何冷静应对这天大的机会,把一时的好运变成手中的实力,这是对多尔衮的极大考验。

在同明军作战的这些年,满清对于统治汉人积累起了一套成功经验。多尔衮进入山海关后,做了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他打出“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公开的说法是:我们同大明朝是好兄弟,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杀了,我们坐不住呀。我们要清除掉“逆贼”,帮大明朝恢复秩序,帮助百姓恢复生产。为了做足姿态,清廷进入北京后,下令全体官民为崇祯服丧三日。

多尔衮的这一招实在高明。古代的中国人特别讲究“汉夷之分”,尤其经过了元朝的屈辱统治后,汉人对于外族入侵极为敏感。换句话说,对于当时仍旧支持明政府的中原百姓来讲,李自成的农民军最多只能算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满清却是敌我矛盾,是国仇家恨,憎恨级别高出一个等级。

多尔衮的这招是什么意思呢?他提醒那些还支持明朝的人:是谁杀了你们的皇帝呀?谁是你们真正的仇人呀?我们可不是来入侵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报仇的呀!一下子从仇敌变成了朋友。

这招实在是太聪明,以至于满清占领北京后,在南方成立的南明朝廷派人同大清谈判,要求祭奠崇祯皇帝。结果被满清官员斥责说:崇祯皇帝我们已经祭奠过了,还用得着你们吗?当初崇祯活着的时候,你们不发兵救援。后来崇祯死了,你们又不积极扫平叛军。崇祯皇帝不需要你们这些不忠之臣的祭拜!

满人以往入侵汉地,都以劫掠为目的,它可不管什么保民安民,见着钱就抢,见到房子就烧。但这次入关,满清有了长久的打算,严明军纪,禁止士兵侵犯百姓。甚至还把被农民军占去的财产还给原来的主人,还停止了崇祯时加派的各种税收。对于投降的明朝官员,一律优待,官复原职。在这个政策的诱惑下,大量的明朝衙门换了个旗号就开始为满清服务,这让满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复占领区的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汉人,尤其是作为国家中坚力量的地主豪强对满清抱有幻想。甚至希望能和满人联合,消灭掉农民军,最终恢复大明王朝。

与此同时,明朝唯一翻盘的机会,又被明政府自己浪费掉了。

当年朱元璋把首都定在南京,朱棣登基后首都改成了北京,但是在南京留下了全套的政府班子作为虚职。这些虚职一直保留到明朝末年,在北京被攻陷后,南京留下的政府班子就成了一个绝好的备份,可以立刻恢复政府职能。

从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转移到南方。南方粮食产量很高,又有丝织等手工业,在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中获利极大。南方又有湿热的温度、复杂的水道,不适合北方民族作战,当年南宋面对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还抵抗了四十多年。如果明政府能够据守南方,同满清形成对峙,以富庶的南方对付已经被饥馑、兵乱蹂躏了数十年的北方,不要说防守,反攻都是有可能的。再说满清打的是恢复明朝的旗号,南明政府一旦确立,满清就出师无名了。南明政府就可以以“汉夷之分”的名义,得到北方百姓的广泛支持,取胜的可能就更大了。

但是南明政府太不争气。

在农民军气势汹汹的时候,崇祯本来考虑过逃到南京。但是南逃同议和一样,承受不住正义之士的道德大棒。因为南迁意味着放弃了北京附近的皇室陵寝和太庙,这是对祖先极大的不敬。因为舆论压力太大,崇祯同大臣商量南逃事宜时,甚至要先看看四下里有没有人偷听。最终,崇祯没能南逃,甚至都没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城外。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崇祯自杀,他的几个皇子全部被李自成的军队俘虏。结果导致大明王朝在同一时间失去了皇帝和他的直接继承人。南方那些仍旧支持明政府的势力,为了谁当新皇帝开始了一轮轮的内斗和混战。

从根本上说,南明的内斗是因为此时的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真正掌权的是各地的军阀、豪强和地方政府。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小势力,谁也不肯屈服于别人。假如是崇祯或者他的皇子来到南方,鉴于皇权的影响力,这些地方势力可以很快集合在一起。但在群龙无首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盘散沙。

崇祯自杀后,南方的汉人之间不断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他们为了支持哪一个新皇帝冲突,为了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宿怨冲突,为了抢夺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冲突。朝廷之上互相谩骂攻击,官员之间互相拆台,政权和政权之间,军阀和军阀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斗,甚至爆发内战。

在李自成和南明政权都无力恢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最后的胜利者,也就只能是满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