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把票拟送到皇帝面前，皇帝得审查一下这票拟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还得注明问题出在哪里。所以皇帝要在票拟上写上自己的意见。一般人写字都是用黑色的墨，为了显示批阅者不同，皇帝的批改意见用的是红笔。所以这个写在票拟上的意见就称为“批红”。

人的惰性是无限的，后来的明朝皇帝就连这个批红也懒得自己写。也有的皇帝是因为年龄太小，干不了这事。于是皇帝就把批红的活也交给别人去干。皇帝批红的时候是在后宫，身边没有别人，只能让太监来干。明朝后宫里有一个叫作“司礼监”的部门，原本是负责管理书籍的。后来批红这事，就由司礼监来负责了。

所以明朝掌握大权的，除了内阁外，还有皇宫里的司礼监。相比之下，司礼监的权力还要更大。因为票拟只是个草拟的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应。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都得经过批红才真正生效。

因为司礼监权力太大，所以明朝出现过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一批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不过由于明朝官僚机构之间的互相制衡，即便这些大太监风光一时，他们也没有办法彻底控制军队和政府。支持他们的皇帝一旦改变了主意，或者身亡，他们也就随之灭亡了。

朱元璋不仅在政府中加强皇权，对百姓也企图加强管控。

朱元璋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君主，他喜欢什么事情都要管上一管。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通过颁布法令，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他详细的规定各个阶层的百姓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穿什么样的衣服，甚至连衣服是什么颜色，有没有花边，袖子多长都一一规定。他设计了“路引制”，老百姓不能随意离开家乡，如果想出远门，必须先找官府开介绍信。他还继承了元朝的规定，继续实行“匠籍世袭制度”。就是说，政府的手里有一个户籍记录，规定好了谁家是工匠。如果一家是工匠，那么他的孩子必须子承父业，长大了还是工匠，不能随意改变职业。

换句话说，朱元璋企图把国家变成一个凝固、静止的社会。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

明朝的专制，还体现在对民间商业的限制上。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在宋朝，一个商人想要卖盐，他要先找到政府买一张“售盐许可证”（称为“盐引”），按照上面允许的重量去贩卖盐。这些许可证其实就是今天的“商业税”。有了商业税收，宋朝政府能从民间的商业行为中获得大量的利润，所以宋朝对民间商业十分支持。

而到了明朝，出身农民的统治者朱元璋没有意识到商业的价值。他看到宋朝商业繁荣却最终经济崩溃，认为商业是在“与民争利”。他甚至说，我们大明朝不需要商业税，只要有农业税，再省着点花，就够用了。这是典型的小农思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明朝政府大力限制商业发展，对商人采取歧视性政策。今天的我们知道，其实商业才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是西方国家在近代能快速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朱元璋等人对商业的限制遏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直到明朝末期，中国商人才逐渐摆脱了制度的限制，在东南地区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可惜不久以后，更为保守的满清政府掌握了统治权，再次扼杀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五

朱元璋还留下的另一项政治遗产：特务组织。

朱元璋前半生一直在生死边缘挣扎，每一个决定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因此他特别贪恋权力，又特别多疑，总怕别人骗自己。他特意建立了一个私人的特务机关，也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用来监视百官的言行。锦衣卫拥有随意拘捕百官的权力，还有自己的司法系统，称为“诏狱”。凡是被锦衣卫抓住的犯人可以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投入到诏狱里严刑审讯逼供。在明朝，百官提起锦衣卫和诏狱，都非常忌惮。

朱元璋残酷多疑，如果继位的皇帝性格仁厚一些，或许还可以扭转明朝的风气。但是历史没有给明朝这个机会。朱元璋除了亲戚不信任任何人，连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伙伴们他也放心不下。建国以后，为了保证子孙不受到权臣的威胁，朱元璋有计划地残杀开国将领。这种事很多开国皇帝都做过，但朱元璋做得尤为极端，最为无情。他炮制了好几场大型冤案，每个案件都要牵连极广，动不动就诛杀几万人，很多人才都被冤杀。

但是国家总需要人来治理啊，尤其是蒙元残部只是退回了北方，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明帝国还需要严防北方边境。可是朱元璋是白手起家，发家之前没有任何权贵背景，也就缺少可以依靠的伙伴。在大杀功臣之后，朱元璋只能捡起了家族治天下的老办法，把很多儿子分封到了边境当藩王。他让这些藩王统领重兵，既能抵御外敌，又能防止权臣过强，可以齐心协力保卫老朱家的江山。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藩王叛乱。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死后，皇位应当由嫡长子继承。但是嫡长子已经先于朱元璋去世，所以继承皇位的是嫡长子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孙“建文帝”。

在朱元璋看来，他分封的那些藩王都是他的儿子，都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的好帮手。但是在建文帝看来，藩王们都是手握重兵又大他一辈的叔叔，都是他皇位的威胁者。因此建文帝在掌权后开始着手削藩，削弱藩王的势力。

然而朱元璋的四子，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早就有了不臣之心。借着削藩的机会，朱棣纠集军队公然反叛。朱棣造反的名义很有意思，当年朱元璋分封藩王，不是叫他们一起保卫朱家天下，防止权臣夺权吗？朱棣就说，现在皇帝身边有大臣太坏啦，忠心耿耿的我必须带着军队去保卫皇帝，去清除皇帝身边的坏大臣。用术语说，叫作“清君侧”。

当然“清君侧”就是个骗人的借口，朱棣一口气打到了首都南京，建文帝知道这位叔叔要弄死自己，吓得在皇宫里放了一把火，自己藏了起来，最后不知所踪。

南京城也占了，建文帝也失踪了，朱棣就要大模大样地称帝。这时，有个叫方孝孺的大臣站出来对朱棣说：你号称“清君侧”，是来保护皇帝的。那行，既然建文帝没有了，按照继承顺序，应该是建文帝的嫡长子继位。建文帝的儿子继承不了，那也应该是他的兄弟继承。怎么也不应该轮到你这个叔叔啊。

方孝孺这番话就等于是直接打脸，打得朱棣脸上啪啪的。结果朱棣恼羞成怒，下令诛杀方孝孺，并且大肆屠杀他的家族。在用鲜血打通了称帝之路后，朱棣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史称“永乐帝”。

朱元璋在南方起兵，原本定都南京。朱棣攻陷南京后，一者南京宫室被烧，二者朱棣是在北京起家，因此最后迁都北京。从此，明朝的首都就变成北京了。

朱棣和他父亲朱元璋一样，性格多疑而残暴，也喜欢靠血腥屠杀和制造恐怖气氛来震慑群臣。他不仅没有取消特务机关，还不断强化它。锦衣卫是皇宫之外的机构，朱棣嫌它用得不够顺手，他选用身边的太监又成立了新的特务机构“东厂”。明宪宗的时候，又成立了“西厂”。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它们构成了明朝的特务机构体系。其中的东厂在朱棣以后成了常设机构。西厂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存在时间较短。因此我们看电影、电视剧里，一提到明朝的特务机关都是东厂，很少有人提西厂。

明朝的官僚系统已经很成熟，监督百官靠官僚系统就行，根本不需要特务机关的参与。明朝的特务机关，其实就是皇帝在自己和群臣的制衡体系中，给自己开的外挂，是皇帝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破坏官僚制度的工具。后来，明朝的太监因为掌握了司礼监而执掌大权，东厂等特务机关又成了太监把持朝政、迫害百官的武器。

总的来说，朱元璋在前人建立的官僚系统的基础上，加强了皇帝个人的权力，想用更加强势、更为严酷的手段来统治中国。他在这点上有点像是秦始皇，他肆意挥舞着手中的权力，觉得自己作为执掌天下的独裁者，应该心想事成，无所不能。

然而事与愿违。

我们说过，皇帝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之所以拥有极大的权力，全是制度赐予他的。皇帝的个人意志永远也敌不过社会制度的一般规律。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发展到宋朝已经经过了千锤百炼，非常成熟，朱元璋对这套制度进行了想当然的修改，最后难以避免地走向失败。

朱元璋想要取消宰相，但结果是出现了内阁，出现了首辅，还是换汤不换药。

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禁止宦官识字。为了怕子孙忘记，还铸了一面铁牌立在宫门，说凡是干政的宦官一律斩首。但是因为他过度加强皇权，导致宦官干政不可避免。铸铁牌又能怎么样？他的子孙还是把大权交到了司礼监的手里，还在皇宫里开设专门教宦官念书识字的学习班。朱棣时，带着舰队浩浩荡荡下西洋的郑和就是太监。郑和下西洋时统领着数万军人和随从，还在外国开展了军事和外交行动。完全是把朱元璋的祖训当空气。

朱元璋禁止民间的商业活动，到了明朝末期，商业活动还是发展起来了，也是政府阻拦不住的。

朱元璋还试图用酷刑来遏制贪腐，据说官员只要贪污六十两银子就会被处以极刑。死后还会被剥皮做成标本，放到衙门里警示后人。朱元璋还本着“宁枉勿纵”的原则，只要沾点边的贪腐案件就开始大杀特杀，几百人、几千人、上万人的杀，直杀得全国官员都不够用了。然而结果是，明朝仍旧贪腐非常严重，朱元璋之后的大贪官还是层出不穷。

从这个角度说，朱元璋就像秦始皇一样，虽然是不可一世的雄主，虽然可以轻易夺走几万人的性命，但他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进程。历史的走向，总有自己的规律。

六

这章的最后，我们再讲一个关于皇帝称呼的小知识。

一个皇帝有好几个称呼。首先，他有姓名，这个名和普通人一样，都是长辈起的。比如汉朝的汉武帝，他的姓名叫“刘彻”。

但是古人认为，人的姓名不是普通的符号，念出来、写下来就会是拥有某种法力效果。比如《封神演义》里有一个将军叫做张桂芳，他只要叫对方的姓名，对方就会被迫下马。《西游记》里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有个“紫金红葫芦”和“羊脂玉净瓶”，拿着这两个宝物呼唤对方的姓名，只要对方答应了，就能把人家吸到葫芦或者瓶子里来。古代民间也常见类似的诅咒术，只要写下对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再施加诅咒，就可以咒人于无形中。这姓名和生辰八字就好像是今天的网络ip，一旦掌握，就可以在千里之外骇客入侵了。

所以古人为了表示尊重，长辈、皇帝的名字都不能直接称呼，也不能写下来，需要避讳。比如你要是生活在汉武帝的时候，张口说“刘彻”，那就麻烦了，这叫“大不敬”，可以给你治罪，处死都不过分。平时要想称呼皇帝也容易，天无二日嘛，反正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皇帝，只要称“皇上”“圣上”“万岁”“大家”“官家”之类的代称就可以了。

等刘彻死了以后，这就麻烦了，你还是不能直呼他的名字，因为人家是先皇，辈分更大。可是先皇有很多啊，那该怎么称呼刘彻呢？在古代，有身份的人去世以后，会由后人给他起一个“谥号”。理论上，谥号是对这个人一生行为的盖棺定论，起什么是有规定的。比如刘彻他在位的时候，几次把匈奴赶跑，军事成就很大，所以得了一个谥号“武”。后人就可以称他为“汉武帝”。

唐朝之前，皇帝的谥号一般是一到两个字。到了唐朝一开始还没问题，比如李世民的谥号，一开始是“文”，因为他开创“贞观之治”嘛，和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开创“开皇之治”的隋文帝是同一个待遇，这还挺合理的。但从武则天以后风气就坏了，开始喜欢给先辈的谥号里加字，意思是这人实在是太完美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两个字根本概括不了。李世民的谥号后来字数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了“文武大圣大广孝”。到了后面的朝代更是愈演愈烈，不少皇帝有十几个字、二十几个字的超长谥号，这别人就没法用谥号叫他了。谥号不能用了，但还有另一个称呼可以用，叫作“庙号”。

中国人特别讲究祭祖。古代家、国是一体的，“国”就是皇帝他们家，所以皇帝祭祖是国家大事。普通人祭祖在宗祠里，皇帝祭祖在太庙里。太庙里供奉了先皇们的排位，排位上写的既不是姓名，也不是谥号，而是单独起的一个称号，就是“庙号”。

最开始，能进太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资格进太庙。所以汉朝的皇帝有些人是没有庙号的。但是到了唐朝，溜须拍马的风气起来了，皇帝人人都可以进太庙，都有庙号，而且庙号都不长，所以在唐和宋这两个朝代，人们都用庙号来称呼皇帝。比如“太宗”是李世民的庙号，我们称他为“唐太宗”。

其实，使用庙号也不是很方便，因为庙号的花样太少，什么“太宗”啊，“仁宗”啊，历朝历代都有，重复率很高。后来人们又想了个新花样，用年号来称呼皇帝。

年号是古代纪年的一种方法。皇帝登基的时候为了表示新皇帝新气象，都要改年号。比如李世民登基的时候，就把年号改成了“贞观”，当年就是“贞观元年”，第二年就是“贞观二年”，以此类推。在明朝之前，很多皇帝都有时不时改年号的习惯，称为“改元”。有时是图吉利，有时就是心血来潮。明清两朝呢，因为朱元璋带的头，皇帝基本上不改年号，每个皇帝在位时有且只有一个年号，所以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就很方便。在明清两朝，人们习惯用年号来称呼大部分皇帝。比如我们习惯说的“乾隆皇帝”，他的姓是“爱新觉罗”，他的名是“弘历”，庙号是“高宗”，谥号太长就不提了，“乾隆”是他在位时的年号。人们出于习惯，就用“乾隆皇帝”来称呼他了。

总结一下，称呼汉朝的皇帝用谥号，称呼唐宋的皇帝用庙号，称呼明清的皇帝大多用年号。谥号一般都是“什么什么帝”，庙号一般是“什么什么祖”或者“什么什么宗”。年号就没有规律了。一看皇帝的称呼是两个怪字儿连一起的，多半就是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