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历史，当一个王朝经过大规模内战统一天下后，只要国内外没有战争，皇帝不太糊涂，没有过分花钱，能够做到鼓励国内生产，那么国力就会逐渐恢复，百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实现所谓的“治世”和“盛世”。

从唐朝开国到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唐朝的政局基本符合这个模式。虽然武则天改制造成了上层动荡，但平民百姓基本不受影响，直到她的孙子李隆基登上皇位，国力还一直处于上升之中。李隆基年轻的时候很有才干，他整顿吏治，节约政府开支，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一路上升的基业又推进了一把，让唐朝进入鼎盛时期。因为这段时间的年号为“开元”，所以历史上称为“开元之治”或者“开元盛世”。

开元年间，国家空前富强。唐代诗人杜甫回忆当时的盛况，写下了名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yì）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lǐn）俱丰实。”“邑”是“城市”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意思是：想当年开元年间，一座小城市就有万户人口，公家和私人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稻米雪白圆润，质量上乘。

简而言之，就是富得流油。

长安城是大唐盛世的代表作。长安东西长近一万米，南北长八千多米。以今天来看，也是算一座大型城市，在当时更是全世界第一的巨型城市。由于面积太大，居民住不满，城市里甚至有一些地方用来种田。

长安城正中间直通皇宫的大道朱雀街宽150米，长5千米。这是什么概念呢？今天天安门门口的长安街，最宽的地方是120米。换句话说，朱雀街比今天的长安街还宽。

唐朝的大型城市——如长安、洛阳、扬州、苏州——的格局很有特色，它们都像棋盘一样，用横平竖直的街道把城区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长方形，每一个长方形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区，叫作“里”或者“坊”。这种城市格局，称为“里坊制”。这是从西周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城市结构，唐朝的长安是里坊制的最高峰。

当时的百姓都居住在“坊”和“里”中。今天，汉语里还有“街坊”“坊间”“里弄”“邻里”这样的词，城市里有些小区还称作“某某里”。大部分坊都是封闭的，坊的四周有墙，四面设有坊门，居民出入都要经过坊门。这很像是我们今天有围栏、有门卫的居民小区。如果你是王公贵族和一定级别的官员，那就可以在坊墙上为自己家专门开一个大门，不用走坊门了。

里坊制的主要好处是易于维持治安。在古代，大部分朝代的城市到了晚上会施行宵禁，也就是不许路人随便走动。因为古人没有发达的照明设备，城市里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路灯，只能靠月光和灯笼照明，照明效果很有限，夜晚的城市是非常黑的。

我们在古装片里常看到“黑衣人”或者一身黑的忍者，感觉非常可笑：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多显眼啊，这一眼不就让人看出来是坏人了吗？其实，是因为影视片在拍夜景戏的时候也要打上非常足的光——比我们平时点的灯还要亮很多，否则我们没法看清楚屏幕上的画面。而在真实的古代，夜晚是漆黑一片的。尤其是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在没有灯烛的情况下人类任何东西都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比喻。在这样的夜晚，要是穿一身黑衣服，那就真能起到隐身的效果了。所以有一句成语叫“月黑风高”，典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意思是没有月光的夜晚适合犯罪，风大的天气适合纵火，用来形容危机四伏的环境。

古代城市的夜晚倒是有巡逻打更的，可是巡逻的他得看路看人啊，得点一灯笼。在漆黑的夜晚，坏人隔着八丈远就能知道巡逻的来了，可以轻松躲开。换句话说，在古代的夜晚维持治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所以很多城市干脆就实行宵禁制度：天一黑，没有特殊的文件，谁也不许出门，全都在屋里待着！谁出来谁就是坏人，必须严加盘问。

里坊制就是为了宵禁制度设计的。坊里有专门的治安官和门吏，到了晚上，所有的坊把门都关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结婚、生病、亡故）外，谁也不许出入。不过，不许人家夜里出门也太不近人情，你就不许人家晚上出门喝酒喝得时间长了点？或者半夜饿了想买个吃的？所以坊内不实行宵禁，在每个坊里都有一些小商铺，小饭馆，夜里也允许经营。那有人说了，坊内也缺乏照明啊，要是有人在坊内干坏事怎么办？关键在于，一个坊内人数有限，而且大家都住在一起，互相大多认识。就算晚上有人趁着天黑干坏事，大家早晨起来别开坊门，互相一查问，坏人也就难逃惩罚了。

唐代城市的市场也被圈在围墙里。在长安，除了坊内可以有小商铺外，大的商店都必须圈在两个“市”里。这两个市分别位于长安城的东边和西边，被称为“东市”和“西市”。市和坊一样，也按时开关大门，早晨起来打开大门，人们才能进去买东西。到了天黑的时候关上大门，所有的营业活动都要停止。这对于习惯夜生活、习惯晚上吃喝玩乐的现代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了。

二

唐朝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强盛”的印象，还不在于有多么宏大的城市和建筑，而在于它对外族的包容。唐王朝的民族包容，主要原因来自于唐朝前期国力的空前强大，对外战争屡获大胜——只有我相信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威胁到我，我才会真正包容你。

唐朝初期有两大军事功绩：一是征服高句丽，二是征服突厥。

别看高句丽面积不大，在当时却是个不容易征服的国家。因为高句丽地处北方，天气寒冷，又有漫长的雨季，一到雨季道路就变成了寸步难行的泥潭，军队无法行动，补给难以运输。古代卫生水平不高，到了雨季还容易发生瘟疫。高句丽利用天气的特点，在面对进攻时总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拖到雨季也就等于胜利了。当年杨广两次东征高句丽失败（还有一次没打成），结果亡了国。后来李世民当皇帝，又两次东征高句丽，结果也没打下来。一直到了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的时候，利用高句丽内乱的机会，一举灭掉了高句丽。这是唐朝在东北地区的胜利。

在西北地区，随着突厥的灭亡，唐朝像当年的汉朝一样，获得了西域地区的统治权。此时的唐朝，除了西南地区新崛起的吐蕃（bō）外，四周已经没有值得一提的对手了。

因为军事、外交上的强大，唐朝前期对于各民族非常包容。李世民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很多高级官员、武将都出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疆集团军的最高领袖，金发碧眼的胡人时常出现在朝堂之上，甚至不少集团军的将领，就是被唐朝灭了国的高句丽人、突厥人。朝廷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这些将领也为朝廷尽心效命。

那时的长安城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际性大都市。这里居住着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吐蕃人，朝鲜人，日本人……各色教堂、庙宇林立，有中国本土的道教，来自印度的佛教，来自波斯的拜火教［祆（xiān）教］，来自阿拉伯帝国（大食帝国）的伊斯兰教，来自欧洲的基督教（景教），来自中亚的摩尼教，等等。街上的汉人们大模大样地穿着“胡服”，街边的小吃铺摆放着热腾腾的“胡饼”，“胡姬”在长安城的酒馆里招揽着客人，酒楼里传出“胡琴”的乐声，歌女们跳着优美的“胡旋舞”……各个民族、国家、宗教在大唐的土地上和平共处，这是个可爱的时代。

唐朝的包容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你在生活中可能会有一种体会：一个人如果从小生活顺利，没受过挫折，他往往待人真诚热情，缺少戒心。假如一个人受尽了生活的折磨，屡遭背叛和伤害，那他多半会对外人充满戒心，倾向于用恶意揣测别人。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也是如此。安史之乱后，中国不断承受周边民族的劫掠和入侵，在五代十国达到高潮。宋朝建立后非但没能减少入侵，反而变本加厉，迎来了辽、金、西夏数百年的进攻，最后以蒙古的残酷统治告终。从此以后，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里，“汉夷之分”成了无法磨灭的记忆伤疤，对待外族总是戒备多亲善少。到了明朝的时候，明政府在明显打不过满清的情况下，别说投降，连和谈的选项都没有。皇帝敢提一句和谈，大臣当场就能把皇帝吃了。到了清朝末年，听说外国人要来中国开教堂全国都吓疯了，老百姓自发包围了教堂，把里面的男女老幼通通杀死。甚至有的中国人因为手里拿着个洋伞，身上穿个洋袜，都会被百姓抓起来杀掉。这如何比得了那个满街“胡服”、“胡琴”的年代？再后来，中国又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又有冷战的中西对峙，又有和周边的各种冲突。每一次都强烈刺激着我们的民族情绪，全世界随便提起一个国家来，都会有人恨得牙根痒痒。

我们就像是那个饱受生活伤害的中年人，再也无法露出当年的纯真笑容。

三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李隆基创造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顶点，也是唐朝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前面说过，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是同一类人，他们的局势原本很不错，只因为总想搞大功业，想千古流芳，最后役使民力过重，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我给这种皇帝起名叫“秦皇汉武病”。

而李隆基生的是另一种“病”——“晚年昏庸病”，它是高寿的皇帝才可能有的一种病。这种皇帝，年轻的时候很有能力，每天勤奋工作，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随着年事渐高，他变得越来越保守、懒惰。

这点很好理解：如果你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你一定希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因为未来对你来说还很长，建设好了还有机会享受。但如果你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想到年轻的时候该干的活都干了，年轻人的成就感也都得到了，再加上岁数一大精力不济，也就无暇顾及太多。到了这个岁数的皇帝就渐渐怠于政事。连续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也该休息一下了嘛。

这类皇帝到了晚年，开始把政务委派给别人，自己躲在一边专心玩乐。因为岁数大了，懒，所以底下人汇报坏事他们就不爱听——多烦呀，就喜欢听喜报。这些皇帝前半生不断建功立业，政绩一件接着一件，身边的恭维更是常年不断，时间一长免不了过于乐观，底下喜报连连他觉得是正常的，偶尔报告一些问题他也不去警惕。结果国事在他们的统治下日趋糜烂，各种隐患不断膨胀，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国家正在悄悄走向崩溃。李隆基和清朝的乾隆，都是典型。

单说李隆基。

李隆基五六十岁的时候，开始犯“晚年昏庸病”，变得贪玩、怠政。他特别喜欢音乐，会演奏多种乐器，还能自己作曲，据说《霓裳羽衣曲》就是他根据印度舞曲改编的。他还建立了称为“梨园”的音乐机构，后来的人们就把“梨园”当成曲艺界的代名词。

李隆基特别喜欢热闹。原本唐代城市到了晚上，坊和市都是关闭的。但唐玄宗规定，每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坊、市可以不关门，大家通宵玩乐。

就像秦始皇、汉武帝晚年很怕死，追求成仙一样，李隆基也梦想着长生不死，晚年非常信仰道教，花了很多时间在修行、炼丹一类的事上。

更有名的是李隆基和杨玉环之间的故事。

杨玉环的本名今天不得而知，“玉环”是她的小名。杨玉环原本是李隆基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小了李隆基三十岁。因为宦官高力士的推荐，李隆基看上了杨玉环。可是杨玉环是自己的儿媳妇啊，按老百姓的话说，公公追儿媳妇，这叫“扒灰”啊。你一当皇帝的，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怎么能跟儿媳妇乱来呢？

要说人一沾这下三路的事，脑子都变得特好使。李隆基下了一道圣旨，要杨玉环出家当道士。什么叫“出家”，“出家”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脱离原来的家庭关系。所以杨玉环一出家，她就自动解除了和寿王之间的夫妻关系，李隆基下手就方便多了。然后杨玉环出家的道观在哪儿呢？就在李隆基的皇宫里。所以李隆基借着“信仰宗教”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不仅让儿媳妇离婚了，还把儿媳妇接到了自己的宫中，明目张胆地成了自己的情人。五年后，李隆基把杨玉环扶正，正式封为贵妃，实际的待遇等同于皇后。

李隆基霸占儿媳妇，这事我们得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李唐王室推崇儒家礼教，以儒家伦理来看，这种事的确摆不到台面上来。否则李隆基也不会先让杨玉环当几年道士来遮羞。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李唐王室的前身是鲜卑贵族，生活习俗上还留下一点游牧民族的遗风。游牧民族原本有“转房婚”的习俗，一女多嫁先嫁兄后嫁弟，先嫁父后嫁子都属于正常情况。因此以当时人的价值观来看，这也不算太乱。

但是儒家学者喜欢从道德方面总结王朝兴衰的原因。唐朝衰亡自李隆基始，儒家便认为李隆基乱搞男女关系要为之负责。其实唐王朝的衰亡并不取决于李隆基宠幸谁，甚至和李隆基本人是否勤政都关系不大，唐朝的没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四

前面说过，一个王朝在刚平定天下后，只要能保持稳定，经济就能不断发展。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总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病，导致王朝走向衰落。其中最常见、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弊病，一个是人口过多，一个是土地兼并。这两个问题越突出，国家就离灭亡越近。中国历代王朝一直都没有找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好办法。

李隆基一朝的由盛转衰，也和人口过多以及土地兼并有关。

具体的导火索是征兵制度。

隋朝和唐朝早期，国家的征兵制度叫作“府兵制”。具体做法是强行指定一批老百姓，他们终生拥有特殊的户籍，叫作“军户”。这类百姓种田可以不交赋税，但在农闲的时候必须参加军事训练、定期服役，在国家遇到战争时还会被临时征召，作战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粮草还得自己准备。打仗的时候，国家从各个军户里抽调士兵，组成军队后交给将领。打完仗后，军队解散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继续耕种。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民兵。

我们在中学课堂里学过的《木兰诗》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可汗大点兵”的时候，花木兰家一定要出一个人打仗呢？就是因为她们家是军户，有义务当兵。诗里还说，花木兰应征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jiān），南市买辔（pèi）头，北市买长鞭”，鞍鞯和辔头都是骑马所需的装备。也就是说，花木兰去打仗时，马匹和装备是要自己准备的。

府兵制的优势是节约军费——军粮和军费都由军人自己出，解决了后勤供应这个大问题。缺点是战斗力弱，因为士兵平时还要耕地劳作，战斗力不如专业军人。而且每次战争士兵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士兵之间、士兵和将领之间互相不熟悉，在战场上难以配合。

更大的问题是土地不足。

府兵制要求军户免费替国家打仗，前提当然是国家得给军户土地，得让人家有饭吃。所以，实行府兵制的前提是均田制。也就是国家给百姓分配土地，在百姓去世后把土地收回，再分配给其他人种植。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逐渐拿不出这么多土地了，到了李隆基的时候，很多军户分到的土地比唐初规定的田亩数要少得多。然而军户还必须按规定应征打仗，打仗还是要自备武器和粮草，这样一来军户可就不乐意了。

更要命的是，李隆基一朝，唐朝的对外战争还很频繁。

李世民和李治四面作战，为唐朝开拓了广大的疆土，虽然大振了国威，但也拉长了中国的边境线，增加了防守的难度。盛唐再强大也没有办法改变中国北方的降水量，没有办法改变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随着唐朝边境向远方开拓，守卫边疆的成本直线上升。

到了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很多曾经臣服的周边民族开始蠢蠢欲动，甚至有的重新和大唐为敌。到了李隆基统治时，李隆基像其他盛世君主一样，因为国力强大所以心高气傲，喜欢对外用兵，发动了不少战争却败多胜少。败仗越多，需要的士兵就越多。军户长期在外不能回家种田，又总吃败仗，更是苦不堪言。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王公贵族们觉得开疆拓土豪气万千，可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命就有一条，谁愿意去卖命打仗呢？军户是国家强行规定的，府兵制是义务兵，如今打仗这么频繁，这么辛苦，分到手的田地却越来越少，谁还会愿意干这种苦差事呢。所以，当时有很多军户逃跑。这些逃跑的农民本来就是士兵，手里还有武器，于是潜入到深山老林中当起了土匪，反过来还扰乱了国家的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