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搞到最后，已经没有军队可用，搞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李隆基只好把府兵制改成了募兵制。

募兵制就简单了：国家出钱，雇佣百姓打仗。这些士兵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平时也就不用种地了。他们成了只负责打仗的职业军人。因为一门心思只打仗，所以士兵的战斗力提高了，而且国家也不用再拿出土地，打仗需要的钱从其他有土地的人手里征税就可以了。

看上去募兵制把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它给唐朝的衰亡埋下了隐患。

府兵的本质身份是民，因为他们的吃喝是从种地中来的，打仗是不得不干的一项劳役，能不打仗最好还是不打，天天守着自己的土地过安生日子才好呢。而募兵制下的士兵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吃喝是靠打仗换来的。谁给他们钱，他们就愿意为谁打仗。所以他们不怕造反——造反也是打仗，不造反也要打仗，都一样——只要多打点不容易死掉的胜仗，上级多给点钱，他们就知足了。

所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等于埋下了军队造反的种子。

募兵的战斗力比府兵强，但就算这样，唐朝军队还是难以应付边疆危机。当年李渊造反前负责守卫北方边境，他手下的边防军是他造反的主力。因此，唐朝建立后，特别注意防备边防将领专权。在府兵制时代，平时边疆的常驻士兵数量很少，需要打仗的时候才临时抽调士兵，临时委派将领，打完仗后军队解散。而且府兵的主力大都被在首都附近，原则是“内重外轻”。对于那些常驻边疆的将领，朝廷要求一个将领不能同时管理多个军队，不能管理地方财政事务，任职最多三年就会撤其兵权，把人调走。

显然，这些规定都会大大降低军队的战斗力。府兵的主力在首都附近，有大规模战争时需要临时开拔到边境，漫长的路途让军费剧增。李隆基时边境战事频繁，唐朝在东西方都有敌人，等于是双线作战，没事就把中央军调来调去也不现实。

针对这些问题，李隆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全国设立了九个大军区，每个军区有一名“节度使”，管理辖区内的军政大权。士兵就地招募，长期驻守，节度使和士兵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斗力果然大大提升，唐朝的对外作战形势有所好转，打了一些胜仗，让李隆基非常满意。但这一举措也潜藏着危机：节度使的权力过大，出现了割据叛乱的危险。

唐朝的盛世，也就亡在这上面了。

我们还可以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节度使问题。

对于社会制度，稳定性和效率往往不能兼顾，要追求一方，就要牺牲另一方。

比如说，独裁制是各种社会制度里最不稳定的了。独裁者生病、去世、一时犯糊涂、甚至仅仅是心情不好，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但另一方面，独裁者要想办一件事，效率是最高的：皇帝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资源都得为这件事服务，没有任何人敢跟皇帝扯皮。

如果是多头管理，稳定性增加了，效率就降低了。还拿古代中国做例子，皇帝本人独裁，但是到了地方上是多头管理：一个部门管民政、一个部门管军事、一个部门负责监察，没准还有皇帝派来的宦官在一边监视着。这一多头管理，地方上是不容易欺上瞒下了，但执行效率也降下来了。皇帝那边儿决策效率很高，一道命令下到地方上：执行吧！地方的那些官员可就乱来了，有心眼实的真心干活，有懒的浑水摸鱼，还有坏的在里面拆墙脚。a部门要b部门配合，b部门不乐意了：凭什么呀，你们的活为什么要我出力？b部门要c部门出力，c部门一想：诶，这是贪腐好机会啊，反正这个项目这么大，也不差我贪这一点儿。结果每个部门都这么想，事情办砸了都往别人身上推，这执行效率能高吗？

唐朝的边防也存在有这个问题。

唐初将领不能管理政务、将领要经常换防之类的政策，出发点是为了政局稳定，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这种不许一将独大的制度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平白无故减少了军队的战斗力。

唐朝的问题是，唐初疆土开拓得太猛了，几乎达到了古代中国可以防守的极限。唐初的皇帝自己打仗打得很爽，可没有想过等将来国力下降，或者周边民族实力提高的时候，这么大的疆土后辈该怎么看守呢？

更惨的是，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和统治阶层腐化是古代王朝无法克服的难题，王朝存在得越久，这些问题就会越厉害，国力下降是迟早的事。李隆基在国力无法支持边疆战争的情况下，要么选择放弃国土，要么就得用牺牲稳定性的代价换来军队的高效率，没有别的路可选。而且随着国力的持续下降，全盘的崩溃还是不可避免，不是在对外战争中溃退，就是在内部民变中覆灭。实际上，唐朝后期这两样惨事都占全了。

五

当时的唐朝主要有两大边境压力，一个是位于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这个新崛起的势力几次打败大唐军队，实力不可小觑（qù）。另一大压力在今天的河北地区，当时多个少数民族混居在此，情况非常混乱，不是一般将领能搞定的。

胡人安禄山就是个能搞定河北地区的超级人才。安禄山通晓六国语言（就学了一门外语还不及格的请自觉去面壁），也很会混社会关系，在河北复杂的局势中或打或诈或拉拢，在这里保持了多年的安定，这是其他人比不了的。

因为这个原因，李隆基十分重用安禄山，这原本不算错。但是得了“老年昏庸病”的李隆基过于贪图安逸，他让安禄山长期担任节度使也就算了，竟然还让他兼任了三个地区的节度使，掌握了今天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政大权。拥有这么大的地盘，割据造反简直是太容易的事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李隆基七十岁高龄的时候，安禄山起兵造反。安禄山有一名部下叫作史思明，他在这场战乱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场战乱就用两个人的姓命名，称为“安史之乱”。

当时的唐朝同时面临来自吐蕃和河北的威胁，实际上等于是东西双线作战。长安靠近西部边境，因此唐朝把主力部队都安排在了西线。这些部队有保卫首都的重任，一时半刻不便抽调到东线。在内地呢，原本有大量府兵可以用，但是现在府兵制没有了，都改成边境将领自行募兵，内地也没有足够的军队。京城倒是有禁军（即中央军）守卫，但是因为承平日久，这些禁军多是由市井游民小贩组成，军纪松散，根本没法打仗。而且禁军负责保卫京城，也不能轻易出击。结果是整个唐朝没有拿得出手的部队可以对抗安禄山。安禄山的军队从河北出发，一路所向披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攻陷了东都洛阳。

这时，唐朝在东线还有出一支能勉强抵挡住叛军的部队。按照后来学者们的分析，当时唐军只要能坚守长安和洛阳之间的潼关，就能保证长安的安全。坚持到唐朝各地的军队调来以及叛军内部矛盾爆发，安史之乱可以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平息。但是李隆基这时已经方寸大乱，驻守潼关的是其他节度使的军队，其中不乏胡人将领。经过安禄山的叛乱，李隆基对胡人充满了猜忌。他先是下令诛杀了据守不出的两员名将，又强迫继任者出关决战，结果唐军大败，潼关失陷。

潼关是长安东边的门户，被攻破后长安危在旦夕。听到潼关沦陷的消息，李隆基带着嫔妃、部分大臣在凌晨仓皇出逃，慌忙中连皇宫外的妃子、皇孙都来不及通知。按照习惯，权贵出行是要有人打前站的。因为古代没有电话，得有一拨人去通知前方的驻地安排好食宿、负责接待。结果李隆基派去打前站的宦官，到了离长安不远的咸阳县，就和县令一起逃跑了。李隆基一行人到了位于咸阳的行宫，发现宫中的人也全跑光了，没人招待他。出来时太仓促也没带吃的，结果李隆基到了中午连饭都没吃上。最后是宰相杨国忠跑到街上，买了点烧饼回来，让皇上凑合凑合吃了。就这点烧饼也不够大伙吃的，附近有老百姓送来一些麦饭，那些平时锦衣玉食的皇子皇孙们连筷子都顾不上用，抢着用手抓着吃，都抢光了还没吃饱。随行的将士自然更是没得吃了。

第二天，一行人走到一个叫“马嵬（wéi）驿”的地方。一路上，沿途官吏百姓早就跑光了，粮食财物也早被哄抢一空，负责保护李隆基的士兵跑了一天一夜也吃不上饭。各种旧怨累积在一起，再加上背后有人指使，终于发生了兵变。李隆基因为得了“晚年昏庸病”，特别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大臣，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因此得到李隆基的赏识，当了很多年的宰相，很多错误的政策他都要为之负责。在马嵬驿，兵变的士兵先是自行杀掉了杨国忠一家人，又包围了李隆基的居所，说杨国忠谋反，要求李隆基杀死杨玉环。

杨玉环和武则天不同，她对政治没有野心，从不过问国事，一辈子只是专心服侍皇帝。杨国忠固然坏，但这是杨国忠和李隆基的错，和杨玉环无关。但是在生死之间，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李隆基忍痛杀死了杨玉环，这才暂时稳住了禁军。

这时的李隆基已经混到连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地步，彻底失去了权势。太子李亨本来就和李隆基不合，此时便和李隆基分道扬镳。李隆基由禁军保护进入四川避难，李亨去了宁夏，在当地节度使的支持下自行称帝，尊李隆基为太上皇。从法理上来说，未经李隆基同意就擅自登基，这等同于篡位。但是李隆基能自保已经是万幸，想管也管不了啦，只能默认现状。

安禄山是个武夫，虽然善于打仗，但是没有定国安邦的本事。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四处劫掠，搞的还是游牧民族那一套。我们说过，在农耕地区如果不搞“儒表法里”是没有办法长期统治的。安禄山内政水平为零，叛军很快出了问题。

先是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安禄山手下的大将史思明又杀死了安庆绪。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又被部下李怀仙杀死。内部混乱至此，叛军不战自乱，安史之乱也就慢慢被平息了。

六

“安史之乱”持续了七年。安禄山的叛军一路疯狂劫掠，动不动就大肆屠杀，占洛阳抢洛阳，占长安抢长安。唐军也好不到哪去，唐军打仗要吃要穿，要拉人当兵，百姓同样苦不堪言。大诗人杜甫创作的《三吏三别》，就集中描写了当时唐军强征百姓入伍的悲惨场面。

唐军打不过叛军，于是向游牧民族回纥（hé）求援。回纥当然不是白来帮忙的，进入洛阳一样是大肆屠城抢劫。为了抵挡叛军，朝廷只能调用西线的防守部队，造成西部边境不稳，吐蕃接二连三入侵，甚至一度攻入长安，长安再次被洗劫一空。

战争把唐朝的国力用到了极限，官兵也把百姓压榨到了极限。安史之乱过后，整个中国北方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所谓“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萧条凄惨，兽游鬼哭”，如烈火烹油一般的开元盛世一下子给打没了。

实际上，说是唐朝剿灭了叛军，这话大有折扣。在平叛战争中，一些叛军将领见风使舵，投降了朝廷。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军队、地盘都不上交，只是要朝廷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人掌管辖区内一切军政大权，不交赋税，权力还可以由子孙继承。实际上，他们就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藩（fān）”的本意是“篱笆”，现在还有个词叫“藩篱”。篱笆是用来保护家园的，因此“藩”还引申为“保护”的意思。周王分封诸侯的一大目的是让诸侯帮助王室抵御外敌。所以在古代，“藩”还可以用来指由朝廷分封的诸侯国。“镇”是唐朝的地方行政单位，在安史之乱之后，那些由中央朝廷任命的，独立性很强的地方军阀，就被称为“藩镇”。

当时，并非所有的藩镇都不听朝廷号令，除了原本是叛军旧部的一些藩镇外，大部分藩镇还给朝廷上交赋税，听从调遣。因此唐朝没有在安史之乱后立刻灭亡，仍旧维持了一百多年。

但是在这一百多年里，唐朝进入了江河日下的“中晚唐”时期，首都被反复攻陷，皇帝动不动就抱头鼠窜。换句话说，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一蹶不振。从时间点上看，安史之乱正好位于整个唐朝的中点。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唐朝总和“强盛”连在一起，其实唐朝只有一半时间是强盛的。

在中晚唐，除了藩镇割据是个大患外，还出现了另一个大问题：宦官专权。

要说这个坏头也得算到李隆基的头上。李隆基让节度使手握重兵，他也知道这么做不大可靠，于是派身边的宦官去军队里当监军。宦官监军的制度从此出现了。

宦官监督地方军队倒也不算大问题，“顶多”就是贪污受贿、拖将领的后腿。更可怕的是宦官控制禁军。李隆基重用宦官高力士，给了高力士影响禁军的权力。从这时开始，唐朝有了宦官掌握禁军的传统。让宦官掌握禁军，就如同让节度使掌握地方军政大权一样，都是统治者贪图方便的糊涂决定。皇帝任用宦官，是觉得这种人从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信得过，指挥起来省事。但因为这种制度绕过了互相监督的官僚系统，其实是埋下了宦官造反的隐患。

“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发现节度使不可靠，于是不断扩大禁军的规模，最终控制禁军的宦官反过来控制皇帝，甚至可以任意废立皇帝，宦官成了太上皇。

还有更惨的。唐朝北方农业发达，人口太多，无论是开垦土地还是造屋烧柴，都需要砍伐大量的树木。盛唐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北方黄河流域植被大规模减少，植被减少导致黄河里的泥沙增多、黄河下游水位变高。唐朝末年黄河多次决口，给晚唐王朝又来了狠狠一击。

百姓被逼到了生死边缘，于是爆发了“黄巢之乱”。

黄巢他们家是大盐商，很有钱。唐朝和其他古代王朝一样，对商人有很多歧视性政策，商人地位要比普通人低一等。黄巢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参加科举考试。可是他考试考不上，只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灰暗，正好又赶上百姓饥荒，于是干脆造反吧。因为赶对了时候，他一起兵立刻有大量贫苦百姓参军，很快就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当时藩镇四处割据，藩镇为了自保，没人愿意出兵剿灭黄巢，因此黄巢在中国北方到处征战，两次攻陷长安，如入无人之境。

黄巢非常残暴、嗜杀。

古代中国除了路上丝绸之路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同东南亚、印度等地的商人做交易。在自信开放的初唐，海上贸易也很发达，中国的沿海城市里居住着很多外国商人。结果黄巢攻陷广州以后，大肆抢劫外商的货物，屠杀外商十几万人，制造了血腥惨案。

黄巢杀起中国人也毫不手软，他在很多地区搞屠城，尤其在长安杀官员、杀百姓，杀得血流成河，号称“洗城”。

前面说过，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门阀贵族的势力就在不断下降，到了武则天大兴科举的时候，门阀贵族开始逐步退出政治舞台。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门阀的影响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消除掉的。一直到了晚唐的时候，社会上还是觉得那些门阀大家族才有身份，有范儿。甚至宁可跟门阀贵族结婚，也不愿意跟皇室联姻。唐文宗因此感叹说：“我们家已经当了二百年的天子，到现代还比不上那些名门望族！”

门阀贵族彻底消灭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黄巢作乱的时候。

黄巢攻入长安和洛阳后，把权贵成批成批地杀死，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到这个时候门阀贵族是真的没了——直接被肉体消灭了。

还有更恐怖的。黄巢造反的时候，唐朝经济已经全面崩溃，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黄巢造反又是在饥荒的时候，他的大军实在找不到吃的，就到处搜捕百姓吃人肉。

黄巢起义虽然最终被唐军消灭，但国家经济既然已经崩溃，变乱就不会停止。在黄巢之后，又出现了更为血腥残酷的叛军。譬如黄巢将领秦宗权，在黄巢死后纵横四年，那时更没有粮食吃，他让士兵四处抓捕百姓，把人肉腌了作粮食。这一系列变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叛军所到之如同地狱一般，人民被斩尽杀绝，经济被彻底摧毁。

洛阳原本是唐朝的东都，是可以和长安媲美的世界第一流的大都市，人口达百万。但是到唐代末期，整个城市已经变为废墟，只留下遍地的白骨杂草，居民不到百户。其他地方残破成什么样可想而知。到了这个时候，唐朝政府别说控制局势，连自保都不可能。最后是黄巢手下的降将朱温灭亡了唐朝，把中国带进了五代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