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明白这件事，先要明白一个概念：“效用”。“效用”是人类从一件产品中得到的好处。

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一块面包，甲已经饿了三天了，这块面包对他的效用就很大，能救命。乙是个大胖子，营养过剩，而且今天也吃得很饱了。那么这块面包对他来说，效用就很小，甚至是负的，吃还不如不吃呢！

如何衡量一个社会的财富呢？

用“效用”来衡量最准确。好比说有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力都一样，每天都生产一百个面包。从产品的数量上来看，这两个国家产生的财富一样多。可是，假如一个国家都是瘦子，吃了这些面包会产生非常大的效用，国家变得更富强了；而另一个国家都是肥胖症患者，吃了这些面包产生了负的效用，国家还要多支出医疗费用，反倒衰弱了。

所以，用“效用”来衡量经济生产的水平，比直接计算物质要合理得多。一个社会的总效用越高，说明老百姓从这个社会中得到的好处越多，说明这个社会生产的财富越多。

为什么同样一个产品（比如一个面包），甲愿意以一个价格（比如十块钱）卖给乙，甲也觉得自己划算，乙也觉得自己划算呢？这就是因为，同一个面包对于甲和对于乙的效用不同，对于甲的效用低于十块钱，对于乙的效用高于十块钱，这样两个人在交易中都提高了自己获得的效用，两个人都占了便宜，社会的总效用也提高了。

比如在一个社会里，原本胖人和瘦人都拥有同样多的面包。通过人们自发的交易行为，胖人把面包卖给了瘦人，瘦人吃得更饱，胖人可以用钱购买更适合自己的商品。这样每个商品都用在最需要它的地方，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率也就提高了。

所以，交易是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的，好处是让社会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分配。

问题是，交易过程会产生不菲的成本。

胖子想要把面包卖给瘦子，他就得知道附近有哪个瘦子家里正好缺面包。万一本村没有，他还得想办法知道隔壁村子有没有人缺面包，就算有，那个人肯出多少价钱，这个价钱是否能抵得上来回的路费也未可知，打听这些消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叫交易的信息成本）。而且就算邻村有人想买面包了，胖子为了专门卖个面包，得出个远门，又花路费又花时间，这未免也太不划算了（这叫运输成本）。然后，就算找到合适的瘦子了，这个陌生的瘦子是不是一个本分的人呢？他会不会是个骗子或者强盗呢？胖子对此一无所知，为此，胖子可能还需要雇一个保镖保护自己（这叫风险成本）。

以上这些，都是交易过程中的巨大成本。

商人的价值在于，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降低了这些成本。他们为了能多赚钱，到产品的生产地广泛了解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又到消费者中打广告，降低了交易的信息成本。商人把商品统一收集起来，统一运输、保管，降低了交易的运输成本和保管成本。商人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消费者中建立了信誉，降低了交易的风险成本。

因为商人们的存在，整个社会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把产品分配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商人们虽然没有生产半个产品，但是他们大大提高了社会的总效用，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而且贡献还不小。

今天坐在教室里的你，或许正为周末去吃西餐还是寿司发愁。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就在几十年前，中国人还过着营养严重不良的生活。那时人们每天的工作强度远超今天的你我。但是他们很穷，别说什么西餐，一年吃肉都只有有限的几次。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劳动者并没有变得更加勤劳，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就在于几十年前我们采用的是计划经济，非但不鼓励经商，贩卖商品的人还要以“投机倒把罪”被抓起来。后来国家调整政策，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一下子就过上了在当年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梦幻生活。

这就是商业的力量。

但是以上这些结论，是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在不断磕碰、试错中才总结出来的——就像我们自己，也曾经在几十年前走过弯路。对于遥远的古人来说，他们更难看出商业的价值了。

在古代的政治家们看来，商人好处不多，坏处可是不少。

首先有一个客观原因是，古代的通讯和交通技术不发达，商人获取信息以及运输产品的成本都比现代人要高很多，所以商业创造的价值远没有今天大。

其次，古人通过身边的生活经验，感到的不是商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他们对社会的剥削：商人总是买低卖高，从中剥削民利；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他们奸诈狡黠，巧舌如簧；他们甚至以次充好，贩卖假货。

以上是还在道德层面批评商人，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更能打动他们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前面说过，在古代社会用道德统治百姓是最好的选择。问题是，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只要有可能，很多人愿意违反道德牟取私利。在古代，道德之所以对人有束缚力，是因为古人的生活空间非常小。

古代绝大部分百姓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人口很少的村庄中，村子里每一个人都互相熟识。这样，任何人只要干出违反道德的事，就会受到全村舆论的鄙视，他也就不敢为了私利违反道德了。

如果这个人有能力离开自己生活的村庄，那就不一样了。他违反了道德，大可以一走了之，换个地方就没有人认识他了。如果能离开村庄的人多到一定的数量，那么全社会的道德系统也就崩溃了，整个帝国都会混乱。

幸好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离开自己的村庄就没法生存了。

但是商人可以呀，他们在各个村庄间游荡，还能因此获得巨大的利润，所以他们对帝国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另外，大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货物，尤其乐于囤积粮食、盐、铁等重要物资。这对帝国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威胁。

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帝王都采取了限制商业、贬斥商人的政策。

对于帝王来说，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限制商业的政策，中国的君主社会极为稳定。欧洲的君主制度，就是被崛起的商人阶级推翻的。

这是因为，商业活动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尊重私有财产——如果别人能随便抢走你的钱，那谁还努力经商啊？但君主制度讲的是君权大于民权，国王可以剥夺普通人的财产。这种制度商人当然不能答应。等到欧洲商人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就提出要限制王权，王权不能比私有产权更高。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在商人的暴力抗争下，欧洲君王过上了憋屈的日子，干点什么都不能违反议会的决定。从此，欧洲逐渐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的大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大发展、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在明朝的时候，欧洲还比中国远远落后，等到了清朝，科技水平就已经远超中国一个时代了。

对于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重农抑商是一个能保证皇位长久的正确政策。但对于人民长远的福祉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了。

三

回来讲“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的事，这是汉朝经济的一件大事。

“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的决定和重农抑商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相当于把盐、铁商人的利益都抢到了朝廷的手里。

汉武帝这么做，除了“重农抑商”里提过的几条理由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盐和铁都是古代的硬通货。盐不仅是人类日常饮食的必需品，还是古人保存食物的主要手段：吃不了的食物只有用盐腌制才能长久保存。铁也很重要，没有铁就没有好用的农具和武器，就没法种田打仗。盐、铁的生产原料又比较集中，易于垄断，所以盐、铁在古代是一种战略资源。如果被某个对抗朝廷的势力垄断，就会给朝政带来威胁。而且盐、铁产业的利润巨大，在汉朝初年，吴国地区的宗室因为垄断当地的制盐业，拥有的财富可以和朝廷匹敌。地方坐大，也是朝廷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真正能打动汉武帝的，恐怕还是利益问题。汉武帝穷兵黩武，自己的生活也过分奢侈，国库逐渐入不敷出。盐、铁国营能给朝廷带来一大笔收入，汉武帝自然求之不得。

“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给朝廷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就像前面说过的，商业经济能带来极高的生产效率。反之，政府统一管理的产业，效率就极为低下。

在盐、铁国营之前，盐、铁商人们生产是为了给自己赚钱，他们自然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当产业归国营以后，经营者是官员，他们只求完成朝廷的任务，买卖好坏和他们的利益无关。这些官员一有机会就上下其手，贪污克扣，反正亏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至于盐、铁工厂，只需要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应付任务即可——不愁卖不出去，因为现在只有国营一家商店了，质量再差老百姓也没别处买去，甚至还得哭着求着，花钱行贿才能把这粗制滥造的东西买到手。

所以这项政策只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来朝廷又放弃了这个政策，因为该政策从民间夺得的利益和损失的效率相比，还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