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朝是个寿命很长的朝代，持续了四百二十多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从我们现在往前算四百二十年，那还是明朝万历年间，把清朝都直接跨过去了。

汉朝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只有一章的篇幅来讲它，因此只能挑最重要的几件大事来说。这几件事是：

文景之治、武帝中兴、王莽代汉、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东汉衰败。

这一章讲的是汉朝的政治史，更具体地说，我们要讲的是帝国的兴衰规律——为什么一个朝代有盛世又有乱世？当权者到底做错了什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永远停留在盛世里，王朝永不灭亡呢？

我们来讲一讲其中的规律。

先说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指的是在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帝国四海升平，经济繁荣，钱多到都烂在了仓库里。这样的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治世”或者“盛世”。

汉景两朝，能够出现如此繁荣的局面，是不是因为汉景二帝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不是，主要是他俩运气好。我来讲讲其中的道理。

在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意思是，老百姓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只供自己使用，人和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很少。这是因为古代的交通水平太差，运输商品的成本太高，卖点东西还不够路费的呢。所以古时候的农民从种田到种树种菜、养猪养牛、种桑种麻、纺线织布、建屋搭桥，这些工作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农业生产受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小。

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是商业社会，农业生产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就很大。比如国家一上调油价，这就意味着运输肥料、农药、农产品的成本提高了。农民会发现化肥、农药比过去贵了，生产出的农产品却卖不出原来的好价钱了。

可是古代的农民就不会遇见这种事，因为他们很少买卖东西，那他管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国家怎么调整经济政策也不会影响他的生活。

那么，有哪些因素能影响到农业生产呢？

有那么几条，很容易想到：

一个是自然灾害。天灾会严重破坏农业生产。

一个是战乱。要是战火烧到了自己的家园，那也不可能生产了。

一个是赋税。政府税率高，动不动就把百姓拉出去干徭役，自然会严重打击生产。反之，低税率和低劳役，可以刺激生产。

以上是几个比较明显的因素。下面再说两个稍微复杂一点儿的：

一是土地兼并。

在古代，占有土地是最保险、最稳定的投资方式。古人想要积累财富，最好（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办法是买地当地主，因此古代权贵都想尽办法多占土地。

你要说老百姓爱惜自己的土地，拒绝卖给权贵行不行？还真不行。平时你不想卖没关系，一旦遇到大灾荒的时候就麻烦了。灾荒时，虽然所有的田地都有损失，可是大户因田粮多，基数大，很容易就能凑出点粮食度过荒年。田少的农户抗灾能力差，稍微有点损失就到了生死边缘。这个时候，大户人家就可以趁机用低廉的价格吞并土地。再者，中国古代也不讲究保护百姓的私有财产，权贵很容易利用特权霸占土地。久而久之，土地也就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很多百姓失去了土地，变成雇农或者流民。

当土地过度集中的时候，国家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了：

土地兼并的第一个恶果是减少国家税收。

中国不少朝代都施行“人头税”，按照人口来征税。官府拿着一本户籍，对着上面的记录去找老百姓要钱、拉他们参加徭役。

土地兼并导致很多百姓成为失去土地和住房的无产者。这些人的名下没有固定资产，很容易逃脱户籍官员的搜索。他们中的很多人投靠了占有大片土地的权贵，他们给权贵打工干活，权贵帮助他们隐瞒身份，不登记在户籍里，也就不用再交“人头税”。这种行为，相当于权贵和老百姓合谋逃税。老百姓把本应该交给国家的赋税交给了地主。这虽然没有直接伤害经济生产，但让国有资产流失到了地方豪强的手里。日积月累，朝廷手里的钱越发不够用，迫不得已只能加税，这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又进一步刺激了百姓脱离户籍。我们看各个王朝的末代，朝廷总是疯狂加税，税赋层层叠叠还是不够用，土地兼并和百姓脱离户籍就是原因之一。

土地兼并的另一个恶果是贫富差距加大。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越不容易抵挡灾害、战乱的冲击。打个比方，在土地兼并不严重的时候，假设来了一场不太严重的自然灾害，每户人家损失了一些粮食，由于家家都储备了一些余粮，结果没有人因此挨饿，灾后还可以恢复生产。要是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时代呢，来了一场灾害，富人受到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可大量贫苦百姓因为平时缺少储蓄，都陷入了破产和饥荒。破产的农户无法开始农业生产，这破坏了经济；饥民导致犯罪或造反的事件增多，这也破坏了经济。

以上说的是土地兼并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第二个要说的是人口数量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农业生产粮食的多少受制于土地面积。当人口很少，土地种不过来的时候，人口越多，生产力就越高。古代没有避孕的概念，在和平年代人口的增加的速度很快。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土地不够种了。这时新增加的人口没地可以种，没法生产更多的粮食，却多消耗了一个人的口粮。到了这个时候，人口增长反倒成了国家经济的负担。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百姓处于贫困境地。一旦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还有可能犯罪或造反，进一步破坏经济。

因为这个规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总是处于周期性的波动中：在和平年代，人口数量稳定上升。当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口的增加开始拖累经济，国家的经济走向下坡。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困百姓越来越多，国家的收入越来越少，朝廷逐渐入不敷出。这时如果又遇到了大规模的灾荒或者战乱，朝廷拿不出钱赈灾或者打仗，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新的政权上台以后，由于之前的灾害和战乱消灭了大量人口，人口对国家经济的负担不再存在。又因为政权更替，前一个朝代的权贵被成批消灭，土地兼并也得到了改善。这时只要新政权采取低赋税，百姓自然会努力生产、开垦土地，国家财富和人口便会稳定增长。过了一段时间，就形成了史书中所说的“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王朝。等国家经济再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又走向衰落了。

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所以开创了“文景之治”，就是这个原因。秦末的中国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先是反秦战争，又是楚汉之争，人口大量减少，旧的权贵被重新洗牌，这给汉初经济崛起创造了条件。而且汉初的几位皇帝都信奉老子的治国主张，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国家少管百姓的事，这节约了管理成本，也就能减少赋税。再加上汉文帝和汉景帝为人比较宽厚，爱惜民力，不喜欢搞奢侈的大工程，国家经济的增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文景二帝都是比较保守，不愿意折腾的皇帝。汉武帝正好相反，他是那种野心特别大，总想要建立一番伟业的皇帝。正好之前的文景二帝给他留下了数不尽的钱粮，汉武帝的野心借此可以变成现实。

汉武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强国内的统治。

前面说刘邦建立的汉朝采用了郡县制，这其实不太准确。我们说过，秦始皇在统一中国时，曾经就全国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进行过一次大讨论，因为当时的古人并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对于历史的走向还看不清楚。汉朝统一天下的时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从汉初的历史往前看，分封制是绝对的历史主流。秦始皇拒绝封诸侯王，结果秦朝只持续了短短十四年就灭亡了，而且消灭秦国的也是各地的旧诸侯。这就让汉初的政治家们很纠结，他们既看出了郡县制的各种好处，也不能忽视分封制的历史地位。最终，刘邦选择了折中的方案：全国有一半最好的国土采用郡县制，被朝廷直接管理。另一半的国土分封给自己的亲戚，让他们保卫王室（一开始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被刘邦都杀掉了）。所以汉朝在刚建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半郡县制，一半分封制。

我们不难猜到，这些亲戚一旦分封为王后，时日一长就成了帝国的隐患。在刘邦死后，继任的几位皇帝一直采取削弱诸侯的政策，手段包括冤狱、战争和强行拆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朝廷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削平诸侯已经是大势所趋。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他颁布了一个名叫“推恩令”的政策，让诸侯王把自己的领土分封给好几个儿子，而不是只分封给大儿子。这样，诸侯国越分越小，各国之间互相牵制。不久之后，诸侯国自己就被削弱了。

有人或许会问，这个规定等于直接伤害了诸侯国长子的权力，那不会引起长子的不满，留下造反的隐患吗？这条规定聪明在哪儿了？这和直接削减诸侯国的土地有什么区别呢？

聪明的地方在于，虽然长子会对此不满，但其他儿子从中获得了好处，会全力支持这条政策。所以这条政策等于朝廷以诸侯国的国土为诱饵，引诸侯的子孙们互斗，朝廷坐收渔利。

汉武帝打击完了诸侯，还要打击读书人。

中国古代朝廷控制读书人，基本是两个办法一起用：打击和拉拢。朝廷指定一套官方学说，凡是这套学说学得好的，都给你一个官做，给你钱花，这叫“拉拢一批”。凡是讲话不符合这个学说的，就灭你，这叫“打击一批”。这一打一拉、利诱威逼的办法非常好用，在中国历史上每次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汉武帝首先要制订朝廷的官方学说。

前面说过“礼制”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礼制可以降低国家的统治成本。最善于做到这一点的，是儒家。

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在起事之前是个“任侠”——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他就是个小混混。出身草根的刘邦最瞧不起卖弄斯文的读书人，他起兵后，曾经当众在儒生的帽子里小便，以示对读书人的蔑视。

但是，中华帝国对儒家的依赖是不以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为了贯彻礼制，儒家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比如通过规范每个家族祭祖、祭祀的礼仪，来强化百姓心目中长幼尊卑的概念。儒家道德包括勤奋工作、生活简朴、安分守己等主张，这些主张既符合朝廷的需要，又容易被百姓接受。虽然刘邦鄙视儒生，虽然汉初的皇帝信奉的是老子的治国方针，但是皇帝们很快发现，推广儒家道德才是统治国家最好的办法。

汉武帝上台以后，听从大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一直都是中国官方的理论学说。不过在儒家的道德大义之下，中国还一直隐藏着法家的监狱镣铐。这就叫作“儒表法里”，“王霸杂之”。“儒表”，就是“外表是儒家”；“法里”，就是“内里是法家”。“王霸”，就是“王道和霸道”，这是孟子提出的说法：“王道”是“道德教化”，“霸道”是“武力征服”。“王霸杂之”，就是道德感化和武力征服双管齐下。

中国古代的百姓，出生以后首先要受到儒家的道德教育，周围的长辈朋友都要求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比如要遵纪守法，要听长辈和君王的话）。如果你拒不服从呢？那就有家法、宗法来收拾你，再不行了还有官府来揍你、关押你。这些人在揍你的时候，还要先讲一番儒家道德，讲一讲你到底违反了哪些道德，所以你是错的，所以要收拾你。等收拾完了，还要告诉你，收拾你是为了提高你和全社会百姓的道德修养。

这就是“儒表法里”在古代基层的表现。在高层还有另一种玩法，我们后面再说。

如果说汉武帝只是削弱诸侯、统一言论，那他还称不上是一位有野心的帝王。有野心的帝王，总惦记着干一些能千古留名的大事。

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兴修水利、开凿运河这些大工程，自然是要做的。在全国四处巡游，看看风景题题字，也是一定要搞的。但这些事情都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件事更让独裁者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