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当其冲的是货币。铸币是把握国家经济命脉、增加政府收益的重要手段，自然要把持在朝廷手里。秦始皇灭了六国，六国的货币也就跟着统一了。

朝廷要直接从地方收取赋税，考察政绩，这就需要所有上交的钱粮、赋税都使用统一的计量单位，所以还要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度”是长度单位，“量”是容量单位，“衡”是重量单位。这样不仅国家管理方便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方便多了。

古代没有柏油马路，道路都用土铺成，车轮在土路上行走会磨出车轮印。遇到下雨，土路变成泥路，车印被压得更深，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两道又深又硬的车辙。古代马车的操控能力很差，行走在前人压好的车辙里，就如同火车行走在铁轨上，非常省力。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地区的马车匠人都把车轴造成同一个长度，这样就能适合别人压好的车辙了。成语“闭门造车”的典故就来自于此。

“闭门造车”的原句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意思是，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制造车轮，就算是关起门来造车，出门以后也能让车轮符合标准。今天“闭门造车”指的是关起门来做事，不考虑现实情况，和原意正好相反。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的车轮宽度都是自行其是，本国的车到了外国很不方便。秦始皇统一之后，把全国的车轮宽度也就统一了。这就是“车同轨”。

更重要的，是统一文字。

诸侯国的文字用法本不一致。秦帝国统一后，朝廷要直接指挥国内所有郡县的政务，全国只有使用一模一样的文字才便于管理。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汉字写法，这就是“书同文”。不过由于秦朝灭亡得太快，“书同文”的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直到汉朝的时候才基本把这件事办完。

“书同文”的意义远远不止“大家写字方便了”这么简单，还对中国的长久统一有巨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全国人民虽然说的都是“中国话”，但是各地口音有着天壤之别，你让两个说家乡话的东北人和广州人来一番对话，其交流难度跟遇见外国人也差不多了。方言的巨大差异，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地区之间缺乏交流造成的，在古代原始的交通水平下，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

如果地区之间缺乏频繁的文化交流，日久天长，方言各自发展，必然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语言。今天很多欧洲国家的语言都源自原始日耳曼语，但因为欧洲分裂，同一个原始日耳曼语逐渐分裂出德语、英语等等不同语言。语言的分裂又进一步造成文化的分裂，要想再统一就很难了。

要统一方言，需要改变全国人民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这事太难了，就算今天都做不到。但是统一文字却很方便，因为全国的官僚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只要皇帝规定官府的往来文件都必须使用相同的文字，就可以实现“书同文”了。

春秋秦汉时代，汉字主要写在竹简和丝绸上，因为竹简空间有限、丝绸价格昂贵，所以必须节约用字，言简意赅，因此形成了和日常用语完全不同的书面文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种脱离生活的文字，和日常用语无关，也就不会受到方言的影响。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来自天南地北的两个中国人互相说话可能谁也听不懂，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笔纸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一封信、一本书，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不会遇到阻碍。文字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文化也就容易统一了。

文化的统一，对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

为什么在秦朝以后的有些时代里，中国分裂成了很多小国，但是绝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华民族仍旧是一个整体呢？是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们阅读的都是相同的几本书，他们所学习的知识、所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

大家的文化是一样的，观点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的，那还有什么理由要分开呢？

三

统一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件事的重要性秦始皇也意识到了。

世界上所有的独裁国家，为了防止被颠覆，都要用暴力强制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说白了，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不能想不该想的事，不能说不该说的话。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精英，万一他们质疑独裁者的合法性，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独裁者的统治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干过统一意识形态的事。区别是，秦朝以后的诸朝，钦定的意识形态都是儒家，只有秦朝钦定的是法家。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在上一章已经简单说过了。在实际操作中，儒法两家的区别其实不是很大。儒家以礼教治国，但在教化老百姓的同时，也要用暴力驯服反叛的个体；法家以刑法治国，但施行刑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百姓的行为符合伦理规范。说到底，古人中国政治的真相其实是“儒表法里”，两个手法都要用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和后世的帝王相比，差别并不大。但是因为后世的儒生不遗余力地攻击法家（这也是为了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嘛），所以秦始皇成了历史上的反面典型，他的一些行为被挂上了“法家暴君”的名号，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

最典型的就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两件事，“焚书”和“坑儒”。

“焚书”和郡县制有关。前面说过，秦帝国在刚刚统一中国以后，朝廷内部曾经讨论过应该采取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背后支撑这两种政策的，分别是儒家和法家。

儒家推崇周朝礼制，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因此当时的儒生多支持分封制。法家是改革家，主张商鞅那样的变法，所以法家支持的是郡县制。秦国以商鞅变法起家，自然偏向法家的观点，最后也选择了郡县制。

这场争论的背后折射出了儒家和法家的矛盾。丞相李斯也是法家人，经过这件事，他意识到在整个国家中还有很多反对法家观点的人，这是讲究权术的法家不能容忍的。

法家主张“轻罪重判”，办事得狠。于是由李斯主导，由秦始皇批准，在全国范围内下达了焚毁非法图书的命令。这就是“焚书”。

“焚书”的史实基本没有争议，“坑儒”是否为史实则有不同的说法。一般的说法是，秦始皇听说有一些知识分子批评皇帝，他想要杀一儆百，给那些管不住嘴的知识分子一点儿颜色瞧瞧，于是杀了首都附近四百多位读书人。这就是“坑儒”。

焚书坑儒是用暴力禁锢言论，性质当然是恶劣的。德国诗人海涅有一句名言：“在他们开始烧书的地方，他们最终会烧人。”秦始皇直接把这两件事儿一起干了，充分展示了独裁者的残忍与蛮横。

但是，相比后世乾隆等朝的文字狱，“焚书坑儒”的破坏力其实有限。

“焚书坑儒”并不是全面地杀人和禁书。

“坑儒”杀了四百多人，固然恐怖异常，但全国有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秦始皇只“坑儒”一次，是断不了读书人的血脉的。

“焚书”也不是很彻底。政府搜集禁书的力度有限，而且所焚烧的禁书在皇宫内留有备份，所以秦始皇焚书并没有彻底销毁太多的图书。真正狠的是后来乾隆的那种做法：在全国范围内过筛子一样地查找禁书，找到的彻底销毁。还把一部分禁书编到了《四库全书》里，却在不注明的情况下悄悄把其中“忤逆”的文字给篡改了，让后世的知识分子读的全是修改版还不自知。

秦始皇可以盖长城、征南越，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如果他真要有心灭杀天下文人和书籍，动静不会这么小，次数不会只有一两次。所以“焚书坑儒”主要还是恐吓的成分居多，并没有真跟读书人较劲。不像乾隆等人，是常年的、系统的杀人毁书。可是世人谈论乾隆都是千古一帝，谈论秦始皇却都是独裁暴君，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在秦朝统一中国二百多年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和秦帝国类似的大一统国家：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面积比秦帝国更大，统治的时间更长，但是在罗马灭亡之后，欧洲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的大帝国，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民族国家。

为什么中国能不断地重新统一，而欧洲会陷入分裂？这和秦始皇统一后的国策有很大的关系：

采用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

假如秦始皇没有采取这些国策，或许随后的中国不会走向统一。没准儿今天山东人到河北还需要先办个签证，广东人去广西还需要先雇个翻译，那样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