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例子是宗教。

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很看重宗教祭祀。统治者以神灵的名义告诉大众：只要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服从社会规范，就可以获得神灵的保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大众相信这番话，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人员，统治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这就是为什么商代的统治者要不惜血本铸造司母戊鼎。

统治者们的宗教仪式规模越庞大、用具越精美，它对大众产生的精神影响就越强。相应的，能省下的管理费用就越高。所以铸造不能吃也不能喝的青铜鼎看上去是在浪费钱，其实是在给统治者省钱。

大型的鼎耗资巨大，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铸造，久而久之，大鼎本身也成了王权的象征。在周朝，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周王室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诸侯、大夫按照相应的级别，只能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等。直到今天，“九鼎”这个词还用来指代王权。

春秋的时候，一次周王派使者去见楚王。楚王看似闲聊地问使者：“周王的鼎有多大、多重呀？”使者一听这话就毛了，生气地对楚王说：“周王鼎的轻重，不是你能随便问的！”

使者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呢？因为鼎是王权的象征。楚王向使者问鼎的大小，就相当于在问：“皇帝的龙袍是什么布料做的呀？皇冠戴上去舒不舒服呀？”表示他有不臣之心，是非常挑衅的行为。

因为这个典故，诞生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表示有在中原称王的念头。另外还有个成语叫“定鼎中原”，意思是已经征服中原，在中原建立王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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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鼎”的内部有“司母戊”三个字，因此得名。后来专家考证，“司”字其实是“后”字反写，因此应该称为“后母戊鼎”。

三

鼎是国之重器，我们再多说两句。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会发现它和商代的司母戊鼎有明显的区别。商代的鼎造型非常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纹都是一些张牙舞爪的怪兽，露出狰狞的面目。

周代的鼎不同，改直角为圆角，鼎口是圆的，肚子也是圆形的。上面的装饰很少再有狰狞的怪兽，而代之以柔和的曲线。

简单地说，周代的鼎，造型少了很多戾（lì）气，更偏向圆润儒雅。

表面上看，这只是审美上的变化，实际上，这更是国体的变化。

前面说过，鼎其实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子和国民的工具。商鼎刻满了狰狞的怪兽，这个思路和原始部落用怪兽的形象装饰盾牌、面具如出一辙——用恐怖的形象恐吓对手。这是控制臣民最直接的思路。

商王朝用这招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周朝就不能用了。周王室把天下分封给了自己的亲戚，对自己的亲戚怎么能靠恐吓来管呢？

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亲戚们一同生活，互相帮助，靠的当然不是暴力和恐吓，而是血缘和感情。周王室也是一样，希望能靠王室的血缘和感情来维系统治。

但是，光靠血缘和感情还是有缺点。

前几章说过，在分封制下，诸侯的产业可以继承。那你想，第一代诸侯和王室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大家感情还不错，可第二代、第三代呢？年代越久，诸侯和王室之间的血缘关系越远，亲情越淡泊，这王室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周王朝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叫作“礼制”。

“礼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规矩。我们看古装电视剧，大臣见了皇帝要三叩九拜，儿子见了爹要恭敬行礼，逢年过节全家都要祭天祭祖，这些都属于礼制。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礼制”似乎既繁琐又迂腐。大臣上朝有事儿就直接说呗，你每次都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搞那么多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礼制”的本质，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指定一种秩序，这是一种比暴力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走在马路上，手里拿着一个垃圾，附近没有垃圾箱，如果把垃圾随手扔在地上，对你来说是最省时间、最省体力的做法。现在马路上也没有戴红箍的卫生稽查员了，就算你真的随手扔垃圾，也不会有人冲上来罚你的钱。对你自己来说，随手扔垃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是这么好的事情，你很可能不愿意去做，反倒要走一段路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了和“趋利避害”的本能相反的事呢？

是“不能随地扔垃圾”这条道德守则。假如社会没有这条守则，而是靠暴力机关来维护环境卫生的话，那国家就要掏出一大笔钱来养“卫生稽查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到处都是），又掏一大笔钱养更多的环卫工人，最终的效果也不会很好，在看不到的角落里肯定还会堆着大量的垃圾。

类似情况，我们生活中还有“公交车上要给老人小孩让座”“买东西要排队”“不能破坏公物”等等道德守则。有了它们，国家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没有了它们，社会早就乱作一团了。

在古代，道德守则的作用更加强大。

古代社会比今天封闭得多，大部分古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既听不到外界的消息，也没有能力长途旅行。在这个封闭的小社区里，每个人做过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假如你违反了公共道德，那你就彻底地抬不起头了，甚至还会受到肉体上的惩罚。

西周的“礼制”，就是要用官方指定的道德规则去统治群臣和百姓。

具体的办法，是各种看似无用的“礼仪”。

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家长教育，见到长辈要问“长辈好”，这就是一种看似无用的礼仪：嘴上问好就等于心里尊敬吗？两者没有关系吧！然而就是这一句被全社会不断重复的“长辈好”，逐渐构成了我们社会默认的道德规则：晚辈要尊敬长辈。

同样的道理，古代的统治者制定了很多繁琐的礼仪，如儿子见爹要磕头，平民见当官的要磕头，大臣见皇帝要磕头。这些看似无用的规矩慢慢构成了“儿子要听爹的话”“百姓要听官的话”“大臣要听皇帝的话”等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规范就建立起来了。道德规范一旦建立，政府不需要雇佣大量的人手，就可以让社会保持秩序，不会出现人们互相乱打乱杀的混乱局面。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统治方法。

在西周时，“礼制”系统还很粗糙，主要在贵族之间执行，平民还不大懂得这一套。后来，“礼制”被儒家发扬光大，在全民中普及，成为统治中国最重要的手段。

鼎作为“礼器”，看似毫无用处，却能成为“国之重器”，原因也在于此。以鼎为最高代表的礼制，是西周统治中国的一大法宝。

不过，礼制也有局限。

在下一章里，我们讲一讲西周的礼制将受到严重挑战的一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