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在泥泞的地上飞快地往前滚。两岁的埃米尔跳过灌木，跨过枝丫，绕着棕榈树跑圈，追到球后又狠狠踢了它一脚，再大笑着重新追了起来。这个男孩曾经生活在梅连度（meliandou），这是一座位于西非国家几内亚的一个偏僻的林中村庄。“他调皮得很！喜欢听广播，整天追着球玩儿。”几个月后，面对世界各地接踵而至的流行病学家和新闻记者，埃米尔的父亲这样介绍他的儿子。

2013年12月26号这一天，小埃米尔到底遇上了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组不能完全确定。柏林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e）的一个田野调查组认为，这小淘气在路上有那么几分钟丢下了他的球，靠近了一只受伤的蝙蝠。他会不会顺手摘了一个沾染过蝙蝠粪便的野果子吃了？

总之，那天回来他就病了，一直高烧不退，呕吐。疾病在48小时之内就夺走了他的小生命。4天以后，2014年1月1日，他的姐姐菲洛梅纳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很快也去世了。接着是他们的妈妈，还有这家人的一个朋友。梅连度村的居民共有14人遭受了同样的不幸后离世，死亡人数几乎占整个村子的一半人口。

当地的医生傻了眼，这是霍乱，还是疟疾？当小埃米尔的奶奶也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时，老太太不愿坐以待毙，于是去了盖凯杜市（guéckédou）的医院看病。那里是几内亚第三大城市，住着近35万居民，他们都成了病毒的潜在宿主。埃博拉病毒横扫西非的死亡之旅从此开始。

从“零号病人”埃米尔开始，长达2.8万人的传染链迅速形成。经由一次次传播，病原体很快于2014年3月抵达了首都科纳克里（conakry），一个300万居民的大城市。几个星期以后，埃博拉病毒跨越国境线，入侵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瘟疫所到之处，一共造成11300例死亡。

埃米尔的死仅过去9个月后，传染病换上了一副新面孔。美国达拉斯的得州卫生长老会医院在半夜接诊了一名42岁的男子托马斯·埃里克·邓肯，他刚从利比里亚旅行回来，发了高烧。当夜，医院给他开了些抗生素让他回家休养。两天之后，他又回来了，这回是救护车送回来的，而且生命垂危。2014年10月8日，邓肯离世。埃博拉病毒横渡了大西洋。

美利坚合众国警钟长鸣！一支传染病专家组立刻进驻达拉斯，找出所有与邓肯有过接触的人。他的家人、邻居、医护人员……第一批15个密切接触者在全世界媒体惊疑的目光下被隔离了三个星期，由传染病专家严密监控其健康状况。等到病毒感染的症状在其中两名护士身上开始显现时，另一种“流行病”也开始在欧洲和美国蔓延，那便是谣言和恐慌。

其实，埃博拉病毒并没有在美国境内继续传染。整个欧洲也只有一名西班牙护工感染了，因为她照顾了一名去过塞拉利昂的传教士。不过那又怎么样？谣言和恐慌依旧迅速扩散。到2014年秋天，连我也被“传染”了。

中招那天，我正一边听着伊迪丝·皮雅芙（Édithpiaf）的歌，一边煮我的意大利面。电话响了，是一个住南特的朋友。他声音紧张地告诉我，当地的医科教学与医疗中心（chu）刚发现了一名埃博拉患者，这是他朋友从推特上看到后告诉他的。其实这是条假消息，不过越传越真，我们全都相信了。其实不久之后，那家医院就发布了辟谣的公告，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条消息却鲜有人问津。媒体上并未出现有关这次感染的报道。但我还是不安地发现，已经有几十名疑似接触过那位患者的病人被隔离了。有一个几内亚裔学生回了法国，他所在小学的学生家长就纷纷阻止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机场开始测体温，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的医生形象开始出现在各大报纸上。恐慌简直要把我压垮了！

路过报亭，德国首都的地方性报纸《柏林人日报》（berlinerzeitung）的头版跃入了我的眼帘。耸人听闻的标题“埃博拉病毒登陆柏林！”旁边配着一幅巨大的显微镜下的病毒图片。事实上，报道只是说到一位病情可控的感染者从非洲遣返。可是我看都没看报道，就匆匆在朋友中散播消息：“柏林有人感染埃博拉了！”让人担心迹象在我身边比比皆是。一个同事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有个朋友最近肚子疼，邻居这周没出来倒垃圾……我要疯了！要不要赶紧去超市囤粮抢水，就像电影《传染病》（contagion）里马特·达蒙演的那样？在当时的我看来，关在家里吃几个月的青豆罐头也许是最明智的办法了。

幸亏我还没来得及干这些傻事。关于瘟疫的恐慌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最新猛料，媒体的兴趣很快就从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关注转向其他热门话题，比如2014年“欧洲好声音”（eurovision）的折桂者孔齐塔·维斯特刚出版的自传。

埃博拉病毒与围绕着它的惊世流言，两者的散播方式一样吗？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说：“谣言和恐慌比疾病传播得更快。”让我们一探究竟。

穿过人群

发现一种病毒引起的流行病并预言其未来的演化趋势绝非易事。从“零号病人”开始，病毒的传播轨迹会分化出许多路径，迅速形成新的传染和疫情暴发，有时甚至发生在与疾病源头很远的地域。这个扩散现象本身引起了物理学家的兴趣，他们试图通过近些年来流行过的埃博拉、h1n1流感，还有2003年肆虐全球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来分析这一现象。

流行病是如何扩散的？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朱利安·诺布尔（juliannoble）研究了人类历史上致死率最高的瘟疫之一——黑死病。在14世纪中叶，约4000万欧洲人死于这场疫病，大约相当于当时全欧洲人口的半数。朱利安·诺布尔从中世纪留下来的资料判断，细菌在全欧洲的扩散方式实际上非常简单，就如同将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时形成的涟漪。起始的扩散中心就位于东地中海，接着波浪一圈一圈往外推，疾病以每天4公里的稳定速度向四面八方蔓延。诺布尔凭借基础物理学原理，理解了传染病产生的不同源头和传播范围。

可惜，诺布尔博士对传染病的描述已经不适用于当今形势了。今天的流行病传播的速度更快，而且更加不规律。2009年，h1n1流感病毒蔓延全球时，平均传播速度达到每天300公里。病原体以这个速度环游世界，比《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福格绅士的旅行速度还要快。如今，大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大约是黑死病瘟疫的100倍，而且其暴发更加难以预料。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

不用说你也猜得到，人口的流动性就是答案。全球化的效应之一，就是今天的人类总是在移动中。我们不断地从地球上的一点移向另一点，流行病的传播也就变得难以预料了。德国物理学家迪尔克·布洛克曼（dirkbrockmann）根据空运繁忙程度的相关复杂数据，将世界上的每日航空客流绘制成地图。只要看上这图一眼，我们就会对今日人类的流动性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我们把仅仅一天之内这颗蔚蓝星球上每个旅客的里程串联起来，总长度会达到140亿公里，足以冲出太阳系……

画完这张地图以后，布洛克曼又有了个新主意。他要画另一种世界地图，图上两个城市的距离与在它们之间流动的人口数量成反比。在这张古怪的地球平面图上，巴黎跟纽约离得很近（每天8500人在两城之间穿梭），却跟拉罗谢尔市（larochelle）很远（每天只有400人往返）。在这张变形的地图上，今日世界上种种流行病的扩散进程和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扩散模式一样一目了然：以“零号病人”所在地为中心形成了环形波纹，疾病像水波扩散一样传染。诺布尔的这一发现，不仅简洁优雅，而且别具价值。

如果说今天病毒的旅行方式是坐飞机，那么信息又如何传播呢？在黑死病的时代，关于瘟疫的流言口耳相传，很可能与疾病扩散的过程是同步的。但时代已经改变，研究者们需要到互联网上去跟踪信息的“流行病”轨迹。

最擅长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一群大数据领域的计算机科学专家，他们属于美国顶尖大学或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巨头，如脸书、亚马逊或者微软的研究中心。他们当中有一位叫尤雷·莱斯科夫（jurelescovek）的，他戴着小眼镜，衬衣一直扣到领口，看上去就像个害羞的高中尖子生。但人不可貌相，他可是大众研究学界的未来之星，现在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斯坦福大学一个50人左右的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了。他的课题，就是理解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流行病”。

他是如何研究“信息流行病”的？在新近的一个项目里，他的团队追踪了脸书上流传的成千上万张图片的轨迹。其中有些你们肯定也看过，比如那个战胜了癌症的小姑娘，米歇尔和巴拉克·奥巴马夫妇在平民舞会上翩翩起舞，各种姿态的猫咪……简单来说，万物皆可以图片形式在网上流传。结果显示，网络上绝大多数的信息传播都极为短命，很多图片被人放到网上以后就被彻底忘了，甚至从未被上传者以外的人看到。能够被超过10个人转发的图片都很有限。因此我们可以说，比起病毒的环球旅行，一条信息的起步要更艰难。不过，一旦其传播被触发了，那么信息的“传染”速度会十分惊人，在数秒之内即可传播到成千上万人那里去。

但是病毒的传染和信息的传播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病毒在每个个体之间传播，无论双方是什么年龄、职业、种族，每次人与人的接触都有可能造成传染。可信息就不同了，它不会像病毒一样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举例来说，在世界杯足球赛上，法国队刚在决赛中大胜克罗地亚队，是谁会拼命转发冠军捧起大力神杯的图片？当然是法国佬啊。谁又更有可能到处说比赛裁判有问题？那肯定是克罗地亚人。同理，巴拉克·奥巴马的亲民舞姿很容易在支持民主党的网民中传开，而那些亲共和党的人就不见得有兴趣转发它了。不像病毒，信息会有选择性地产生传播路径。在信息内容接受度越高的那部分受众当中，信息更容易流通。而这会产生显著后果。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关于抗流感疫苗是否有风险的质疑之声也在传播。瑞士科学家马塞尔·萨拉特（marcelsalathé）为此收集了推特上近50万条消息。他发现那些强调疫苗有风险的消息，主要在本来就反对疫苗的人群中传播，反之亦然。两大阵营各自传播与自己固有判断一致的消息，并不断巩固自己的看法，这样传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对立情绪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