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3号，28岁的酒吧经理基蒂·吉诺维斯（kittygenovese）在纽约皇后区的家门附近被人当街杀害。这起凶案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那是凌晨3点，年轻的基蒂下班回家路上不幸碰上了温斯顿·莫斯利（winstonmoseley），这个变态杀手尾随她走过整个宁静的邱园社区，在她后面足足跟了一个多小时，而后掏出匕首，对她连捅数刀，致其死亡。

这类惨绝人寰的凶杀案一般会引起一系列报纸专栏报道，给美国屡见不鲜的袭击杀人案的长名单上再添一笔。但是今天，我们会在各类心理学教科书中读到这起案件。基蒂·吉诺维斯之死出人意料地成了一项科学发现的起点。

1964年3月27日，年轻女子遇害的几天之后，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发表了题为《38名未报警的目击者》的文章，梳理出杀人案现场始末。报道者将矛头直指38名透过自家公寓窗户目睹了凶杀案发生的邻居。整个事件中他们无一人施以援手，甚至无人报警，是他们的麻木不仁放任了罪行发生。

是怯懦？是冷漠？这种群体性的无动于衷是否还有其他的解释？读到这篇报道的早上，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比波·拉塔内（bibblatané）的内心升起了这一疑问。为了探究清楚旁观者的心理，他与同事约翰·达雷（johndarley）一道着手设计实验。

4年之后的1968年，二人才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批被试。其中有一名纽约大学的学生，我们就叫她雪莉吧。教授首先将她带进一间形似录音棚的小房间里坐下，告诉她将加入一场讨论，和学生融入大学环境时遇到的困难有关。借助一套音响设备，她能跟旁边房间里的另外5位被试对话。心理学家解释，之所以把他们分开在不同的房间，是为了让他们不暴露身份，这样谈起话来能更无所顾忌。讨论时每个人轮番发言，有两分钟阐明观点。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其他人的麦克风处在关闭状态。

拉塔内教授还强调，他不会听交谈内容，只想事后听听每人的体会。所以除了讨论组内的成员，谁也不会知道当天各位都说了什么。逐一解释清楚这些以后，他退出房间，合上了门。

雪莉戴上耳机，仔细地听起别人的发言来。没过一会儿，其中一个人以惊人的坦诚讲起了自己的经历。他说纽约的生活方式压力太大，考试周他有时会紧张到癫痫发作。他越说越激动，呼吸粗重，声音变得时断时续。事情不太对劲……突然，耳机里传出一声巨响，像是有人摔倒了，随后是几声呼救：“我发病了……快喊人……我要死了……”雪莉环顾自己身处的空屋子。这个痛苦的人应该就在附近，要不要叫实验组织者呢？另外那四个被试应该跟她一样听见了癫痫发作时的呼救声，也许他们中的一个已经去叫人了？雪梨最终选择了待着不动，和基蒂遇害案中的旁观者一样，她选择了不作为。

你肯定已经猜到，这不过是心理学家为了观察人在此类紧急情况下的反应而导演的一幕“实验剧”。雪莉事实上是独自一人接受实验的。癫痫患者以及其他4位旁观者的声音都是事先录好的。实验结果令人不安，在75名被试中，起身为他人寻求救援的人数还不到1/3。

难道人类真的会对同类的苦难无动于衷？不，先别灰心。科学家又做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结果恰好相反。如果让被试相信自己正独自与遭难的人交流，85%的人都选择了施以援手。可见，是旁人的在场麻痹了个体！

拉塔内与达雷将这一现象命名为“旁观者效应”，它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房屋失火，突发哮喘，遭人偷窃，车子抛锚……如果这些时候受害者旁边只有一个人，对方会飞奔过来出手相救，可要是周围有一群目击者，恐怕谁也不肯动一动手指了。结论让人脊背发冷：群体会抑制个体乐善好施的天性。

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

布拉德·皮特大战僵尸

在了解到这些研究之前，是好莱坞最先让我意识到了大众的凝聚力。我从2015年开始接触一群搞大众研究的程序员，他们负责为电影和电子游戏产业开发动画制作技术，需要研究怎样“合成”人群，即用特效做出人山人海的场景，比如纽约的大街上成千上万人四散奔逃，躲避外星人攻击。

出于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好奇心，我决定逼着自己观看马克·福斯特的大制作《末日之战》（worldwarz）。这部片子里数字合成人群的场景广受好评。某日上午，我端坐在办公室里，本着专业的动机按下了播放键。不到10分钟，我就把初衷抛在脑后。电影里的费城街头一片混乱，这惊魂的一幕看得我拳头都攥出汗了，一心祈祷又帅又猛的布拉德·皮特赶快逃出僵尸魔爪。同事们也渐渐靠拢过来，跟着我看。我本来还想为自己正名，说我看这电影纯粹是出于专业需要，不过没人理我。“留神背后啊，布拉德！”

电影在主人公“互相帮助！”的人生哲理金句中结束了。我这才回过神来，重新琢磨那些让人屏息的恐慌场景。完全由电脑程序制作出的人山人海，面对同样由电脑制作的铺天盖地的大群僵尸，夺路逃生。造出这种逼真场景的模拟软件名叫“云集”（massive），设计它时用了很多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比如“行人粒子”模型就是合成人群时首要运用的方法之一。

这部电影唤起了我对人群凝聚力的兴趣。《末日之战》以及《泰坦尼克号》《独立日》《2012》等灾难片当中，群体恐慌总是伴随着各种自私的举止。我们常常看见人们争先恐后，疯狂逃窜，为了早一秒置身安全之地，不惜把身边的人撞倒挤翻。除了侠肝义胆的主人公，其他人谁也不会停下来救援腿被卡车压住的可怜路人。正常的社会行为准则似乎一遇到险情就会立刻土崩瓦解。他人在这时都变成了我们逃生路上的绊脚石。当然，这情有可原。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在生死关头浪费自己求生的机会，去帮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自己做的实验中确实也出现了拉塔内教授所说的“旁观者效应”，看来好莱坞大片中的套路化情节是真实存在的！危急情况下，千万别指望你身边的乌合之众伸出援手。这可是“人各为己，自求多福”的时候。

助人的天性

但是作为一个大众研究学者，就算在我分析过的最严重的灾祸现场，我也从来没观察到人群的这种黑暗面。无论在“爱的大游行”踩踏现场，还是在巴黎恐怖袭击中，人性从未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我对人群的印象甚至恰好相反。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了一个吸引过众多科学家的课题——人类的利他本能。人类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甚至物理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是亲社会的物种，能理解他人，帮助他人，与人合作，甚至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比如，大脑成像显示，慷慨的举动能使人的大脑中与满足感相关联的区域兴奋起来，而目睹不公正的现象则会刺激产生厌恶感的区域。行善使人喜乐，人类似乎天生就是如此。

这个主题下的既有研究文献中存在大量有趣的事实。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tomasello）曾发现，一个仅仅18个月大的孩子，看到大人有什么东西够不着，就会自然地起身帮忙。如果大人手里抱满东西站在门前，小家伙还会主动为你拉门呢。为了探究人类和猿类之间可能存在的分化特征，科学家在人类的这些灵长类近亲身上做了相同的实验，结果猿类也表现出利他倾向，不过主要限于同种群成员或亲属。而在更亲社会的人类身上，利他倾向会让我们帮助陌生人，例如向流浪汉伸出援手。不仅如此，托马塞洛的研究还向我们展示，黑猩猩跟3岁大的人类幼儿一样，都会为了得到某种好处而提供帮助。不过，如果事后奖赏分配不公，只有人类幼儿才会想到重新分配，来安抚委屈的朋友。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生来慷慨，有时甚至有成为冤大头的倾向……市场营销专家早就明白了这一点。一些看来非常基础的手段就能刺激消费者争相购买。其中最妙的一招是，无论提了多么离谱的要求，只要最后加上一句“您完全有权拒绝”，就能让对方感到是自己在主动做出选择。两位法国心理学家尼古拉·盖冈（nicolasguéguen）和亚历山大·帕斯夸尔（alexandrepascual）的实验证明，这一招十分有效。他们的实验很简单：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跟过路人讨几块钱坐车。年轻人不用这句“咒语”时，路人中有10%为他掏了腰包，但加上这最后一句，慷慨解囊者的比例居然蹿升到了48%。

另一个心理策略是“以退为进”，由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cialdini）于1975年提出，同样完美证实了人的上述心理特征。他的方法是，在抛出自己的真正目标之前，先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几乎不可能有人会答应。然后再退一步，提出真正的要求。就像这样：

“您能开车捎我回家吗？”

“不行。”

“哦，这样的话，也许您能给我几块钱，让我自己坐公交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