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结果令人感到宽慰。毕竟，是群体中的大多数在决定集体行动的方向，而不是那些捣乱的少数派。“5%法则”只在大多数成员对所选行动方向无特殊好恶的前提下才会奏效。
一个瑞典工程师研究团队的另一次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一间电影放映厅中，135名观众正舒舒服服地待在座椅里，对自己即将充当实验“小白鼠”的事并不知情。突然，研究者拉响了火灾警报。观众们陷入犹豫：电影呢？爆米花怎么办？沙发好舒服啊……真的要抛下一切去逃生吗？这一定是搞错了，或者有人开了个恶意的玩笑。
研究显示，个体在这种时刻更倾向于不采取行动，观望旁人的行为。每个人都想：“别人不动，我就不动。”瑞典的这项实验显示，观望阶段可以拖得很长，如果真的发生了火灾，这样的迟疑相当危险。这类人与共和广场上的人群刚好相反，他们集体性地低估风险，谁都不愿意先动起来。这种倾向常构成公共安全隐患，错失危险到来的最初几分钟宝贵的逃生机会。实验还发现，事先录好的女性高喊“大家快逃”的声音，比刺耳的警报声更有效地减少了迟疑的时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
大家都逃出了放映厅之后，科学家们立刻现身，告诉他们刚才是一个实验，现在请各自归座，安心观影。我不知道这些观众后来有没有得到赔偿，反正要是我，可不愿意被人这么耍着玩儿……
人群中这类行为促进和行为抑制的两面性，在日常生活的另外一些场景中表现得很清楚。2008年，一群英国科学家在一处红绿灯路口的人行道旁架起了监控摄像头，研究闯红灯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其他行人。结果显示，每多一个人闯红灯，周围行人和他一样闯红灯的概率就会翻倍。在滚雪球效应下，在路口自觉止步的人越多，其他人模仿他们停下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斯特拉斯堡的动物行为学家研究发现，在此情境下，人群行为的文化差异性很大。法国人跟着闯红灯的概率高达40%，而日本人只有2%。在法国和英国，更大程度上是闯红灯的人带动了不想闯红灯的人；在日本却相反，遵纪守法的人抑制了想闯红灯的。我的个人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身为法国人，我几乎从不把红绿灯上的红色小人放在眼里。只要路是空的，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不过到德国生活了几年以后，我就变了。在德国，行人和驾驶者一样守规矩，就算我闯红灯，旁边也没有一个人会跟着我闯。所以当我身处大多数守规矩的行人之中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克制自己。当然，行人闯红灯问题在有些地方已经不再是个问题。2018年，中国湖北的大冶市尝试了一种阻止行人闯红灯的新设备。每个路口都安装了一种黄色喷水警示装置，行人如果在不该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就会被喷上水雾。也许你会觉得身上沾几滴水无所谓，那你总会担心在大庭广众下丢面子吧！警示装置会拍下闯红灯者的照片，直接在马路对面的大屏幕上当众播放。如果这还不够，人脸识别技术将瞬间从数据系统中锁定身份，将闯红灯者的信息记入警察局的系统备案。在中国，你可不能小瞧了红灯的力量。
找一找
事实从来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为了理解事情的复杂性，我考虑在实验环境里模拟集体大逃亡的场面。但怎么模拟呢？
显然不能通过复制恐怖袭击场景来让被试体验高度紧张的情境。我们不想让被试陷入恐慌焦虑，科学伦理委员会也不会批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用一种更概念化的手段来重现这个现象中的逻辑。
我的心理学同事们首先启发我，可以用经济上的风险来代替肉体被伤害的危险。这个建议初看上去令人诧异，但已有许多研究证明：一个人面对金融风险的态度，例如买彩票或买股票时的表现，反映了他或者她在面临人生其他危险时的态度。用赌博来探测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心理学领域的常规做法。比如说，你是愿意每次稳赚40欧元，还是冒着有一半概率会输的风险去试着赚100欧元？如果你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每次获得40欧元，就说明你不爱冒险，这个特点会反映在你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
因此，我将自己的实验设计成了一场对金融风险的规避。想象你是一个被试，被安排坐在了一张桌子前面，实验人员表示要跟你玩一个观察力的小游戏。规则很简单：你对面的屏幕上会出现一张图，图片上有一群人，人群中有可能藏着一个面相凶恶、携带武器的恐怖分子。如果你发现了他，你就要立刻站起身离开房间。这就算你“逃离”了恐怖分子，也就不会失去你的赌注。如果图上人群中没有恐怖分子，你必须坐在原位才能获得赏金。
你的身边还坐着另外十来位被试，他们在玩同样的游戏，看同样的图片。你跟他们之间不能做任何交流，不过你看得见他们当中有没有人起身离开。你准备好了吗？
实验开始，第一张图出现了。你快速扫视屏幕上的人群，没觉得谁可疑。图上人太多了！你来不及在规定的时间里把他们逐一审视一遍。这时候，被试里有一位站起来出去了！他发现了什么你没发现的？接着，又站起来一个人。她是看见第一个人出去了才走的，还是她自己真的注意到了什么？快，你要赶紧做决定。这种情况下，你想怎么做？
事实上，恐怖分子非常隐蔽，在规定时间里，被试绝对来不及发现他。我们故意让被试陷入怀疑，让他们承受时间和金钱损失的双重心理压力，就是为了研究，在没有一个人确知危险的前提下，人群会不会在从众心理影响下集体逃亡。
第一轮实验表明：不会。结果恰恰相反！如果是单人参与实验，在没有任何他人影响的前提下，他看图后决定起身逃跑的概率是20%。但在多人参与实验的情况下，这个概率会降低到5%！群体反而抑制了个体逃跑的倾向。
很显然，要引发集体逃亡行动，还缺了某个核心要素。或许情感冲击是扭转人们倾向性的关键，这让我们想起巴黎共和广场上的一场虚惊，在那之前确实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我们设计了第二组实验，这次被试需要连续参加数轮游戏。但我们设计好，“隐蔽的恐怖分子”第一轮就会让他们大亏一笔，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实验中都难以忘记。实验开始了，第一张图片出现，大家都坐着没动，没人逃跑，结果他们每个人都输了10欧元。在这个惊险刺激的开场之后，同样的被试重新坐下。这一次恐怖分子引发了大溃散！每回图像一出现，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立刻能带动全小组的人一起逃跑，而实际上直到实验最后，图像里都没有出现一个恐怖分子。第一轮的惊吓逆转了群体面对危险时的行动倾向，从抑制行动变成促进行动。
这种过度敏感的状态会持续多久？群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意识到危险早已过去？实验答案是：不太久。看过五六幅图像之后，被试们的理智似乎就恢复正常了。但如果被试单独接受这种连续实验，不受其他被试的影响，那么他在经历过惊恐情绪后会适应得更慢，无缘无故从现场逃跑的行为方式也会比群体被试持续得更久。
几次实验过后，我们得出两个有趣的结论。第一，在危险情景当中，群体对各种情况变化的反应比个体的更激烈。没有危险发生的平静时期，人群会抑制个体的逃跑倾向；在一场恐慌过后，人群则会促进个体的逃跑倾向。人群就像一面情绪的放大镜，将主导群体的情绪夸大。在我后面要提到的谣言形成过程中，这种现象也会起作用。第二，群体的适应能力似乎比个体更强。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群体当中，假警报对情绪的影响要比我们单独行动时小得多。就在我撰写本书时，这类实验还在继续探索着人群的行为倾向。
科研人员的工作常常要求我们去设计实验标准，用概念化的方法去预测人类行为。毕竟，我们很难让被试亲身经历大逃亡或者恐慌情绪。因此，在科学实验的理论结果和它的现实应用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小片不确定区域。科研人员常常怀疑：“在我们的实验里，真的没漏掉什么能够影响现实生活中个体行为的变量吗？”所以科研人员使尽一切解数，不断挑战自己的创造力，把实验设计得越来越逼真。我的下一个实验灵感就这样诞生了。我舒舒服服地待在自己的办公椅上，就能够测试危险的火灾现场中人群的反应。
巴奴日的羊群（moutondepanurge）是一个习语。巴奴日是拉伯雷作品中人物，为了报复嘲笑过他的商人，他从商人手中买下一头昂贵的羊，将其扔进河里，羊群中其他的羊也跟着它掉进了河水。巴奴日的羊群因此成为不独立思考的盲从者的代称。
《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houseontheprairie）是1974—1983年播出的美国长篇电视连续剧，讲述田园诗意爱情故事和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