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数百号人，来自不同国家的男男女女，有巴基斯坦人、伊拉克人、法国人、沙特阿拉伯人……站着的神情仓皇，坐在地上的双手掩面。这些人吓傻了，对救援人员递过来的水也几乎毫无反应。满地都是垃圾碎屑：挤扁的瓶子、扯碎的布片，还有他们前一夜在阿拉法特山朝圣路上捡的小石子。

这到底是怎么了？有些人隐约回忆起来，他们正在去往“撒旦石柱”的路上，那是穆斯林前往沙特阿拉伯西部的麦加朝圣的重要一环。当时，通往这处圣地的加马拉桥上人山人海。朝圣者们前胸抵着后背，被挤得东倒西歪，恐惧感一阵阵袭来，他们开始呼吸困难。他们被困在人流的旋涡中不能自主行动，直到失去意识，最终在一堆垃圾中间醒转过来。

回过神来，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置身于怎样的一个灾难现场。在他们身边，几百具尸体被白布盖着，搁在亮橘色的担架上。警笛长鸣，救护车一趟一趟地忙着把尸体送去太平间。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周围更有几千名戎装军人将此地封锁。而在警戒线外，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们继续前行着。他们不能停下来，否则会形成危险的堵塞，令情况恶化。

第二天，这一事件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2006年1月13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麦加朝圣途中踩踏事件造成345人死亡”的头条文章。稍晚时候，死亡数字升至362人。尽管当时沙特阿拉伯政府已经在朝圣地点部署了6万安保人员以阻止这类惨剧一再发生，但这远远不够。

这场惨剧被几十米高空中的一只监控摄像头“冷眼”记录了下来。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的配合下，这份录像几天之后就飞往了慕尼黑，抵达了德克·赫尔宾的实验室。对这些画面的分析成了大众研究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撒旦之桥

大众研究学者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历史悠久的麦加朝圣在科学研究上的特殊意义。伊斯兰历的每年最后一个月，近300万穆斯林汇聚于此，在5天的时间里踏遍这座圣城的各处圣地。连接圣地的道路上终日涌动着巨大的人流，踩踏事件高发。规模空前的人潮在几分钟内足以令数百甚至上千的人丧命，绝不可轻视它。因此麦加也成了大众行为研究学者必到的“圣地”，这与考古学家不能不去吉赛金字塔，鸟类学家不能错过亚马孙雨林是一个道理。

我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在那群物理学家中遇到了一个挺可爱的瑞典研究者安德斯，他那时候正处于论文的收尾阶段。他就在麦加和我们的实验室之间定期往返，以便在当地安装他设计的自动化监控装置。他的设备只凭借简单的视频图像，就能实时预估事故风险。分析2006年踩踏事件录像的重任自然也落到了他头上。

画面令人震恐。不计其数的朝圣者在一条大路上前进，他们挨得紧紧实实，密密匝匝，以至于“个人”的概念都失去了意义。人群构成了一个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每一个人却无从辨识。这就像我们观看一条滚滚奔涌的河流时辨别不出单个的水分子一样。

视频拍摄点是加马拉桥头，这座桥位于麦加往东5公里，是朝圣者的必经之地。人们从这里走向“撒旦石柱”，去那儿参加朝圣第三日的一个盛大仪式：信徒要往三根有象征意义的柱子上扔石子。从组织角度来看，这个仪式堪称噩梦：加马拉桥一日之内将有几百万人通过，密度指标高到爆炸。

密度是研究人群特征最重要的指标。我们用总人数除以人群所占空间的面积，得到平均每平方米面积上的人数，并用“人/平方米”的单位来标记。比如巴黎的居住密度是0.02人/平方米。这数字表面看起来不大，不过别忘了，现实中一个地区内的人不是平均分布的，总是有些区域挤，有些区域空。像火车站广场这样的公共场所，随随便便就能达到1人/平方米。至于地铁车厢里，密度往往高达3人/平方米。如果是在日本地铁，这个数字还得翻一番。与每日高峰时段的东京公交系统比起来，沙丁鱼罐头内部都堪称海阔天空任我行。东京地铁里的人是被“推手”（oshiya）们一个贴一个地塞进车厢里的。这些“推手”戴着白手套、大檐帽，穿着制服，是地铁公司专门雇来往车厢里“塞”人的。地铁关门的关键时刻，他们常常几个人叠在一起压上去，把所有体重突然压向门口乘客，直到车门关上为止。到下一站，门一开，门口的人就像压紧的弹簧被突然松开一样弹出车外。

从录像上看，人群拥向加马拉桥头的时刻，那里的密度创下了纪录。起初大约是2人/平方米，这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合理密度，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时会遇到。这时的人流还像河床中平静的溪流，顺畅前进。片刻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集中于此，情况开始变得不妙。

密度到了3人/平方米时，人流忽然变得不畅。大队伍轮流经历停滞期和移动期，这种“手风琴效应”，或者叫“走走停停”（stop-and-go），你或许在堵车时有所体会。每过一分钟，朝圣的人群就变得更密集。密度到了5人/平方米的时候，谁也休想往前挪一步了。人群停了下来，就像大风暴来临之前那片刻出奇的宁静。

紧接着，地动山摇。整座人山、整片人海前晃后倒，左倾右摇，人们仿佛站在一块不稳的平台上，止不住地乱晃。潺潺流淌的小溪已然变作激怒的大海。我惊愕地看着密度指标一路飙升到9人/平方米！

如果你看到这个数据时还能坐得住，那只能说明数据还不够直观。这么说吧，这就相当于一个标准浴缸里同时站着14个人，或者一张乒乓球桌上站了38个人，或者60平方米的房子里挤着540个人。而这样惊人的聚集从加马拉桥头一直延伸到几十米以外。

发现这种人群震荡现象的物理学家将它类比为液体的涌动，将其命名为“人群湍流”。在这种不稳定状态下，人的身体相互之间形成强大推力，一个人最轻微的动作也能诱发一股冲击力，通过人们的身体扩散。这样的人浪如果撞在一面坚硬墙壁上，接触这面墙壁的人将立刻承受极大的压力，甚至可能被压碎骨头。如果几股冲击力交汇，处于交汇中心的人失去平衡，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和踩踏。在加马拉桥上的这一天，许多丧生于人群湍流中的朝圣者是被活活闷死的。

十几年以来，此桥一直是一台货真价实的杀人机器，不断引发夺命连环案。1994年，270人魂断于此；1998年，又有118人丧命；2001年死了35人；2003年又死了14人；2004年，251人由此踏上黄泉路；到了2006年，丧生者多达362人。这座桥设计的可通行人流量原为每分钟3000人次，不可谓窄小，却远远不够。当地政府在2006年悲剧的震慑下行动了起来。原桥迅速被炸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钢筋水泥的巨无霸。它第一眼看上去不像桥，更像一座大楼。它长1000米，宽80米，共分4层，造价100万欧元，设计通行容量为每分钟8000人次。换句话说，如果全体法国人都到桥上走一遭，也只需要5天多一点的时间。

这项大工程之后，圣地难得平静了一段时间，此后8年无事故发生。政府解决了这个难题吗？很遗憾，事情并没有结束。2015年9月24日，又一次人群湍流发生了。死亡人数之众，耗费了几个月的清点时间。这次有2431人死亡，再创历史新高。而这次破天荒的惨剧恰好就发生在……加马拉桥的桥头。

致命的爱

几年后，安德斯告别了我们的实验室，当上了企业家。他的初创公司crowdvision向世界各大机场提供他在博士期间研发的一款人群管理系统，可用于优化机场客流。他的生意规模日渐增长，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可谓发展无忧。

他离开的时候，我正进入论文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得把关于论文主题的所有已知内容在几百页纸上阐明，所有博士生都怕这个。这个总结阶段往往持续好几个月，博士生一边把正在做的实验收尾，一边又要动笔写论文初稿，还不能忽略下一步的打算，为自己找一个博士毕业后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得应付导师的各种要求，比如导师心血来潮：“我有一个新研究计划！应该马上着手。”

为安然度过这可怕的最后6个月，经过精密部署，我建了一张“无压力工作日程表”。规划细致到每一天的活动内容。3个月过去了，进度全面滞后，我不得不调整日程，每晚加班三四个小时。在截稿日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无压力工作日程表”应该改叫“极限压力生存计划”了。不仅一夜最多睡5个小时，而且周末完全奉献给工作。到最后几天，吃饭、睡觉、洗澡等等浪费时间的事情，都被我从优先事项里剔除了。

论文终于打出来了，然而压力并未随之完结。首先，论文要通过六七个业内学者的评审，如果评价是正面的，接下来才是博士论文答辩。而这就算博士生的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了。

从心理学上讲，论文答辩的前一夜是不可能睡好觉的。答辩通常在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里。评委们先听年轻的博士生花45分钟时间介绍自己的研究过程与成果，接着便在整整4个小时里用一连串问题围攻这位研究者。

这还不够，按照传统，博士生要邀请他的家人、朋友来参与他的答辩。亲友团成员个个笑容满面，打扮得好像去参加婚礼，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去一场庆典给未来的博士捧场喝彩。结果他们却挤在阶梯教室窄小局促的折叠椅上，手搁的小桌板上刻满了历届大学生的各种反体制诅咒。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目瞪口呆地见证了一场恶战：可怜的答辩者在评委的枪林弹雨中拼命招架，试图全身而退。我的老母亲在我答辩时就急得差点冲上讲台，拿她的手提包抡评委几下。“不许你们这么为难我儿子！快给他博士学位！”

问完全部问题，评委还要单独商议评审结果。在这个紧张的悬念时刻，大家纷纷跑来安慰答辩者：“不用担心，你回答得够棒的！”他们这么说着，声音却没底气。终于，评委宣布答辩通过！大家热烈鼓掌，接着就要下馆子，开香槟。在庆功宴上，“前”导师还在喋喋不休他那“应该马上着手”的新研究计划……直到这一切都结束了，年轻的博士才能卸下盔甲，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床。

我的这场答辩发生于2010年6月18日，随后发生了一场震惊大众研究学界的事件。

7月24日，一起非比寻常的骚动惊动了我的同事们。这是一起人群踩踏致死事件。其实，这类事件在世界各个角落时有发生，几个月之前印度的一场宗教庆典中刚上演人群踩踏事件，60余人因此丧生。可为什么只有这一次，我的同事全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