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college）的一间狭小等候室里，8名学生沉默而坐。他们皮鞋锃亮，头发梳成偏分，有些人还打着领带，一副20世纪50年代年轻人的标准造型。
这些为了参加科学实验而来的年轻学生眼下还互不相识。一阵短暂的等待之后，一个44岁男人手拿烟斗走进了房间。“第26组，”他看着手中的笔记本说，“我是所罗门·阿希（solomonasch）教授，请跟我来。”
学生们被领进隔壁的房间，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所罗门·阿希，社会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向他们解释操作规程。这是一次视觉判断力检测。在他们面前有一块黑板，上面画着三条不同长度的线：一条短的，一条长的，一条中等的。黑板旁边还有另外一条线，其长度与黑板上三条中的一条相等。实验参与者只需要简单地判定黑板外的那条线到底与黑板上的哪一条长度相同。阿希教授还嘱咐，参与者必须一个接一个轮流高声说出各自的判断。
第一块黑板出现。在几秒钟的观察后，参与者逐一说道：
“短的那条。”
“短的。”
“短的。”
8个人的判断都一样。实验如此继续，对每块新出现的黑板上的线条，实验参与者的意见总是完全统一的。
8个人中的第7个，我们暂且叫他“托尼”吧，每次都是听完前面6个人的答案后才说话的。“这实验也太简单了，”他琢磨道，“这些线条之间至少差着5厘米呢，如果不是个大近视，怎么可能看错？”然而实验继续了十几分钟之后，又一块黑板出现了，情况此时变得有点可疑。托尼一看就知道，它和短的那条一样长，可是他前面的人都说：
“长的。”
“长的。”
“长的。”
“长的。”
托尼被搞糊涂了，定睛重新看那块黑板。难道是他自己的眼睛花了？可这条线明明跟短的那条差不多呀！该他说话了，他犹豫了几秒，然后有点尴尬地吐出：“长的。”然而他后面的那个人，没跟着他说出一样的答案。
更让他吃惊的是，下一轮又是同样的情况。前面几位都说和短的一样，可在托尼看来，那条线明明跟中等的一样长。这种怪事如此持续，一直到实验的最后。而我们的托尼始终随大溜，人云亦云，没说出眼睛告诉他的事实。
这个实验后来成为心理学史上的经典案例之一。我在飞往下一个实验室的飞机上从《给傻瓜的心理学》一书中读到了这个实验。毕竟，我得尽快熟悉这门新学科……
其实，这个实验里有人搞鬼。8个被试中有7个是实验室安排的人，他们暗中得到指令，从第6块黑板出现开始，就给出一致但错误的回答。每组只有一个人不知内情，就是被我称为“托尼”的第7个人。所罗门·阿希教授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回答。个体会不会为了迎合多数人的声音而放弃自己的见解？这是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实验的结果表明，确实如此。
这个实验的历史背景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阿希教授的初衷。1907年，阿希出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为躲避纳粹，他在少年时代移民美国。二战结束以后，阿希开始关注乌合之众的盲从和规训。他的学生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milgram）继承了他的衣钵，后来于1961年组织了另一著名的大型心理学实验，证明在权威的高压下，个体能够对陌生人施加足以致命的电击。
实验过后，阿希教授继续追踪上当的被试，研究其心理。他们中有些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视觉，另一些则以为自己理解错了实验指令。“如果大家的感觉都一致，那肯定是对的吧。”有一个人这么说。这不由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部预言式小说的出版时间只比实验早了两年。小说里的大洋国公民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高压下，硬是让自己相信二加二等于五。
与心理学的初次接触让我意识到，也许大众研究的对象不只是大街上走着的人们。是否需要研究他们的思想呢？也许我该在大众心理学方面下点功夫？不过这些都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下，本人直面的挑战是再次适应新的学科框架。
柏林，没有返程票的旅行
我即将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我的博士后生涯。在上班的路上，我玩了一个小游戏，测试德国行人的避让习惯。我故意往左让，看他们怎么反应，这真是典型的职业病啊。
我对心理学同事们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首先，他们穿着打扮讲究，穿着花呢外套和条绒裤，头发上抹了发胶，大多数人还留着胡子。而且心理学家留的胡子可与物理学家的不同：物理学家有胡子，好像只是因为科研忙而不愿浪费时间刮；心理学家的胡子呢，修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精心打理的。其次，这样完美的外表下是优雅的谈吐。他们词汇丰富，修辞多样，就算只是聊聊复活节怎么过的，也聊得精彩绝伦。这样的语言功力当然也展现在他们的发表物中。比起物理学或者生物学的科研论文，心理学的普遍要长得多，语言也考究得多。由此我明确感到，自己在从硬科学向更偏文科的人文科学靠近。但请不要误会，这些心理学家不是些只会玩弄辞藻、说漂亮话的人，他们的数据统计能力也是一流的。
我的新实验室相当大。我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逐个拜访新同事的办公室以了解他们的研究，这又一次给了我不少冲击。比如说，一位同事招募被试玩一个赌运气的游戏：“我们让被试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偷掷一个六面的骰子，然后告诉我们他扔到了几。我们按点数付钱，点数越高，报酬越高。”“他们不会撒谎吗？”我听了这实验方法，有点惊疑。“那是肯定的呀。而且他们一个个撒谎撒得可欢了……”事实上，被试们逐个走进办公室，要么说自己掷出了五点，要么就是六点，没有一个人掷到一点或者二点。我的同事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按他们说的把钱付了。
这个简单的小实验是为了研究人们作弊的原因。我的同事不断变换测试题或者改变付酬条件，记录每一次作弊者的比例。那么他有没有尝试保证被试类型的多样性呢？“我连修女都找来做过实验。”结果让人吃惊。修女也撒谎！只不过她们总是假装掷到了一点或者两点，就算事实上是五点或者六点。她们故意说少是因为担心别人怀疑她们作弊。
这项实验里有一个因素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作弊也会传染。在阿希教授的实验里，被试听别人说了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而在这个实验里，人们看见别人作弊得了好处，自己也不免作弊。
我继续参观实验室，发现一位同事正在地下室办家庭晚宴。每天晚上，她的一个被试家庭，包括父母和孩子，会在实验室的镜头下美餐一顿。桌上有面包、奶酪、各色卤肉、水果和蔬菜，经典的德式晚餐上该有的都有。“我研究的是肥胖与人的饮食习惯的关系，”我的女同事告诉我，“而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用餐时间对结果的影响。”她给我看了几段录像：一个小男孩在狼吞虎咽地吃下一板又一板的巧克力，任凭他妈妈在一旁怎么吼也不听。“我们通过实验发现，晚餐时间越长的家庭，吃得反而越少。事实上，在一顿吃得从容的晚餐上，被试还没来得及吃完所有食物，就已经产生饱腹感。另外，社交影响在这样的场合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倾向于模仿他们亲近的人的饮食习惯，正是这一心理机制使肥胖成为一种流行病，在整个世界日益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