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寂静的夜晚。

编辑部直到刚才的喧嚣就像一场梦。我们在上尾署附近的公园待机。我和樱井、松原大叔待在熄火的“松原号”里，静静等待不知何时会被送来的久保田。“松原号”旁边是t先生的车。我想起从昨晚就没有进食，但没有食欲。车子里的绿色电子钟显示已经七点了。

t先生的采访说，被拘提的久保田还在朝霞署自愿接受讯问。都已经这么晚了，却还没有送到上尾署来。

坦白说，我不安得不得了。

稿子已经在大日本印刷厂印刷了。现在制版照相机应该正在制作正片。很快的，两台胶印印刷机就会开始轰隆隆高速运转起来。“久保田落网”的字样逐一印上巨大的卷筒纸，已经无从喊停了。万一——万一久保田没有被逮捕，只是自愿接受侦讯后就被放回，会怎么样？真的拿得到逮捕状吗？一担心起来就没完没了。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我就得递出辞呈了。不，不是递出辞呈就可以没事的。我恐怕再也没办法继续待在这一行了，会一夕爆红——

“在桶川命案中爆出大乌龙报道的记者”。

就跟自己破坏珊瑚，再拍下宣称“人类破坏大自然”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的摄影师一样，遗臭万年。

我每隔三十分钟就打开车窗，找邻车的t先生说话。而且每次问的问题都一样：

“久保田真的会被逮捕吧？”

“不会今天只是问话，明天又叫他来（自愿同行）吧？”

因为我一问再问，而且反复问一样的问题，t先生也露出受不了的表情来：

“不管是大乌龙还是大独家，大叔都毫无疑问会一夕爆红啦。”他看起来完全没把我的忧心放在心上。

但是我会送出那份稿子，是因为我有自信久保田就是实行犯，这不是搜查本部提供的消息，而是我自己通过采访查到的事实。

实行犯就是久保田。

除了他以外没有别人。

搜查本部也是，从一开始就是以逮捕为前提，强硬要求久保田自愿同行。事到如今不可能再纵虎归山。

昨天这个时刻，我和t先生还坐在池袋的马路上。后来也没经过多久，状况却截然不同了。别说赶截稿了，是完稿前一秒的大逆转。俗气一点形容，就像在九局下半二出局满垒落后三分的比赛里，在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中击出球去，球摇摇晃晃地飞向左界外线，就这样“锵”的一声击中界线标杆。就是这样的心情。除了有幸运女神跟着我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了。

今天已经没问题了。ok了。我这样告诉自己。

就在刚过八点不久的时候。

打电话联络某处的t先生来到我旁边。

“‘久保田’要来了。逮捕状执行了。”

说完后，t先生贼笑了一下，补充说：

“太好了，你的项上人头保住了……”

我觉得肩头的重担一下子全卸下来了。直到迎接这一瞬间以前，真是好漫长的两星期——不，是两个月。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只有短短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不晓得打从心底后悔过多少次，我再也不要尝到这种苦了，开什么玩笑。

但是相较之下，现在的充实感是多么难以言喻！这是多美好的感受啊！原来我就是为了这一刻，不断赌上人生吗……

我和樱井移动到上尾署前。

好久没有拿起相机了。摄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在佳能eos-rt装上24~85mm的变焦镜头及小型闪光灯，并且接上积层电池，好缩短闪光灯的充电时间。这是我在采访案子时的基本配备。我对器材没有太大的讲究，只要轻巧不故障就够了。在采访案件时，沉重的相机机身或大光圈大镜头反而绊手绊脚。我设定成镜头光圈f8，距离一米。

凶嫌移送地检处的场面，我拍摄过不计其数，但是像这次逮捕时的移送场面却很罕见。尤其是周刊杂志的摄影师，很难见证这种场面。

我把相机藏进大衣底下，以免在拍摄前惹来多余的麻烦。搜查本部所在的上尾署有许多在夜里进行非正式采访的报社记者，我不想被他们发现。

再说，要是那个副署长发现我，又要念出他最擅长的台词了吧。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徒增麻烦。我决定直到前一刻都远离警察署的地盘，在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待。

载着久保田的护送车会从东京的方向过来。那么应该会从这个十字路口进入上尾署。我在大衣里面打开闪光灯，以这样的状态，引颈长盼那辆车子出现。

就在快九点的时候，一辆银色的轿车切过国道十七号线似的，从警察署的反方向开来。前座坐了两个人，后车座坐了三个人。这年头轿车里会塞进五个大男人，也只有护送嫌犯的时候了。

我们注视后车座正中央的男子。是认得的脸孔。

十字路口的信号是绿灯，同时我们内心的信号也变成了绿灯。我和樱井冲过马路。冲啊，樱井，扑上去！就算身份曝光也无所谓了，大拍特拍。我从大衣底下抓出相机，扑向滑进警察署内的车子，对准后车座的车窗，不看观景窗，直接把镜头对上去。时机绝妙。

一、二、三！

我和樱井按下快门。

漆黑的停车场中连续亮起闪光。久保田就在那明灭的光中。距离就如同我计算的，刚好一米。就在那里，我的一米前方，是那名短发肥胖的杀人凶手。久保田也不遮掩黑色高领毛衣上方的脸，满不在乎地面朝前方，承受闪光灯的照射。前臂盖着深蓝色的衣物，遮住手铐。

车子缓慢地开进警察署后方的停车场。久保田下车后走上阶梯的身影，在黑暗中也看得一清二楚。

一瞬间的战场结束后，上尾署的夜晚再次恢复了寂静。

一名报社记者注意到我们的闪光灯，跑了过来。好像还有记者留在署内。他一脸讶异，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如果扯上关系，又有许多麻烦事了。我们决定立刻离开。

《focus》已经开始印刷了。虽然拍到了照片，但不可能赶得上。结果这时拍的照片，后来也配合不上刊登的时机，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了。但是既然难得拍到，我把它在本书公开。本章篇章页的照片，就是逮捕后移送警署时决定性的一刻。

意外的是，搜查本部迟迟没有公布逮捕凶嫌的消息。因此杀人犯落网的新闻，成了t先生的通讯社独家。各家媒体一定都很惊讶。事前毫无前兆，由于其他媒体的大独家，案件突然炸开了。而且新闻见报后，警方依然没有发表声明。各家媒体拼命调查，也无法得到印证。

“久保田是谁？不是小松和人吗？”其他记者就像无头苍蝇似的。

我忍不住笑了。就算隶属记者俱乐部又如何，只要警方不发表信息，你们就只能那样手足无措吗？

这天晚上对各媒体的浦和分局而言，应该是个叫人难堪的夜晚。只有t先生的通讯社不断发布后续报道，其他媒体只能在一旁干瞪眼。

搜查本部在逮捕共犯之前，都没有发布任何消息。记者就算成天守在警署里，仍旧是一头雾水。警方可以发动司法权，申请逮捕状，逮捕拘留一个人，但完全不做任何说明。这让人认识到警方可以如此轻易藏起一个人，同时也让人深刻感受到除非警方愿意公布任何消息，否则俱乐部制度半点用处都没有。结果直到次日二十日晚上，警方才宣布逮捕凶嫌。

这天晚上，当各家媒体四处确认久保田落网的消息时，我们则在痛快畅饮。樱井、松原大叔，还有只监视了一天就拍到久保田的幸运家伙摄影师大桥，一伙人开起了庆祝会。

有太多事情可以聊了。现在的话，可以畅所欲言。先前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但我真心认为，如果没有承受住艰辛进行监视的摄影师，这场采访实在不可能得到如此辉煌的战果。这不是一个人办得到的。能够和他们一起庆祝，比什么都更令我开心。

随着夜色渐深，手机接二连三响了起来。各家媒体的采访动起来了。是报社、电视台、体育报等媒体知道我负责桶川命案的记者打来的，可以感受到他们拼命搜集信息的样子。

“只有通讯社报道警方逮捕了一个叫久保田的男子，可是我们无法确认。清水先生，你知不知道什么？”

就算对方这么问，如果要全部说出来，那可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再说，咱们家的杂志上市之前，我什么都不能透露。

“实行犯的确被逮捕了。详细情形，请期待我们的杂志内容吧。”我仅仅这么回答。总之，今天我想纵情喝酒，然后好好睡一大觉……我整个人从里到外累坏了，但却是这两个月之间从未感受过的舒适疲劳。

次日的上尾署挤满了转播车和摄影师的脚架，一片闹哄哄。昨晚的寂静就像一场幻梦。上尾署自成立以来，应该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不过里头没有半个《focus》的工作人员。我们已经完全没必要去那里了。

这天早上，由t先生的通讯社提供新闻的地方报、体育报、电视台、广播节目，都引用内容，盛大报道杀人犯落网一事，然而称为全国性报纸的大报社全都一筹莫展。非俱乐部成员的体育报整版刊登着久保田被带到警署的照片，俱乐部成员的报社版面却只是小小刊登了半吊子的“跟风”报道。相反的情形是家常便饭，然而strong逆转/strong得如此极端的现象却极为罕见。

事后我听说，这天守在警察署里，引颈等待记者会召开的俱乐部记者还没等到记者会，就先看到了《focus》的报道，引发了一场骚动。在东京拿到刚印好的热腾腾的《focus》的公司，通过分局传真内容过来。某个记者看到久保田的照片，逼问警方干部说：

“这是骗人的？骗人的吧？一定是别人吧？喂，搞错人了，对吧？”

那名记者如此嚷嚷，但杂志应该一五一十详细写下了各家媒体都想知道的逮捕经过。真是太没礼貌了。

命案发生以来，第一次好好地睡上一觉的我，傍晚的时候去了公司。当然，命案并非就此结束，不过既然已经抓到久保田，我认为破案也有了方向。警方不得不赌上名声，厘清案情轮廓。接下来就看警方如何出招了。

这天本来休假，但我有件事无论如何都想处理。进入编辑部一看，果然也来了公司的山本总编坐在办公桌前。明明休假，这个编辑部怎么会有人？

我若无其事地向总编攀谈：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笑谈，不过如果昨晚久保田没有被逮捕，我准备递出辞呈呢。”

听到这话，总编轻描淡写地说：

“不只是你，我也要丢饭碗了。”

咦！瞬间我一阵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总编真的放手让我这种不听话的记者尽情自由发挥了。我很感谢他。

回到办公桌后，我打了一通电话。

我来到公司，是为了处理樱井在监视池袋时录下的影片。那是辛苦拍到的影像，我希望能有效利用。我想到的是能不能在《focus》发售日的早上，让哪一家电视台播出这段影片。总编也同意了。影片很棒，每个电视台应该都会想要。

我打给朝日电视台“超级早晨”节目的高村智庸记者。我在和歌山毒咖喱事件中认识了负责社会案件的高村，当时我们几乎每星期都在现场共事，我在各方面都很信任他。他是那种会自主采访的电视记者。我信任这种人。如果条件是晨间节目，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就这样，原本应该会被束之高阁的影片，也得以公之于世了。

那天晚上，我和某位报社记者碰面。他是负责警视厅的社会记者。我们在播放着爵士乐的小酒吧喝酒，由我说明事件始末。

“太厉害了。只要能做出一次这样的报道，就可以心甘情愿地退休了。”他说。但我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我想要他的协助。比起我来，他更能发挥悬殊的力量。

就是警方的问题。

我已经来到必须与上尾署——不，是与埼玉县警兵戎相见的阶段了。爆料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只凭一份杂志，实在不可能点起燎原之火。我需要同伴。负责埼玉县警的记者或许无法写出批判县警的报道，但他是负责警视厅的记者，应该会有法子吧？

然而话题却往奇怪的方向发展。他的一段话解开了我一直以来感到不解的事。

“我们不是社会记者，而是守在警察单位的警察记者。”

言简意赅。跑警察线的记者，并不等于社会记者。这样啊，他们完全只是负责跑警察线的记者，所以把警方发表的声明照本宣科地写成报道，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在采访中追求的，与警察线记者或报社追求的事物貌同实异。我采访社会案件，所以是社会记者。他们采访警察，所以是警察记者。

我欣赏这名报社记者。他在采访的过程中，总是在迷惘与烦恼中挣扎。其实他很喜欢采访社会案件，但绝对不会轻易放在嘴上，是个很棒的人。

手机又响了。我走到店门口附近，按下通话键。

电话是来通知搜查本部总算公布逮捕久保田的消息。共犯有三名，川上聪（31岁）、小松武史（33岁）、伊藤嘉孝（32岁）。四人的逮捕嫌疑都是杀人，而非教唆或帮助。

川上会被逮捕，如同预测。他跟久保田走得那么近，肯定脱不了干系。细问之下，据说命案当天，也是他负责开车逃离现场。伊藤是小松的按摩店干部，是早已写在采访笔记中的名字。这个人负责监视诗织家，确定她出门后向其他人通风报信。这两个人的照片，樱井都在那栋池袋的公寓拍到了。川上的照片已经登在《focus》第一期，但因为当时他尚未被逮捕，因此不得已打了马赛克。难得拍到了照片，年后发售的第二期就把马赛克拿掉吧。

问题是小松武史。坦白说我很惊讶。怎么会跳过和人，突然就逮捕了武史？有些不了解内情的电视台，一听到“小松”就急忙打出“跟踪狂小松落网”的跑马灯。不过不是那个小松，小松武史是小松和人的哥哥。据说久保田在侦讯中供称“小松武史说有个坏女人，委托我杀了她”。还说武史给了三个人共一千八百万日元的“杀人报酬”。

这是真的吗？

说起来，最重要的和人怎么了？他消失到哪里去了？没有拘捕他，表示警方也追丢了他的下落吗？既然如此，为什么搜查本部甚至不发出通缉……

我回到播放爵士乐的店内，总觉得内心冷了下来。

十二月二十一日，《focus》新年第一期陈列在店头。总算走到这一步了。这一期出刊后，直到第二年都没有截稿，也没有发刊。

但命案持续进展，不能停止采访。

令人不解的还是小松兄弟的关系。事实上我从相当久以前，就对小松武史很感兴趣。

这里必须回溯到相当久以前，六月十四日有三名男子闯入猪野家那时候。诗织遇害以后，t先生在很早的阶段就查出了这三名人物的身份，我也掌握了信息。其中一人当然是小松和人，另一个则是他的同伙y，然后是自称和人的上司、逼猪野先生“拿出诚意来”的魁梧男子，其实就是小松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