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桶川遇害的猪野诗织的父亲……”

手机总是带来惊奇。这天晚上，我在御茶水的一家小餐厅和别人见面。那是个重要的对象，但一听到这句话，我瞬间便忘了眼前的人，抓着电话冲出店外。

事情要回溯到这天白天。

我第一次拜访上尾市内的猪野家。先前诗织的家人完全拒绝媒体采访。因为媒体对葬礼等等的采访及报道方式深深伤害了他们。我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件事，认为不要打扰比较好，一直没有去采访，但是现在案情已经有所突破了。

为了撰写报道，我无论如何都想听听猪野家的说法，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诉他们，已经锁定凶手了。如果可以，我还想要在诗织的灵前上炷香，这也算是某种缘分。别人或许会觉得意外，但我还满看重这些事情。

登门一看，果然还是没办法采访，但我隔着门，与诗织的母亲交谈了两三句话。临去之际，我在自己的名片写下手机号码，投入信箱。因为我希望他们能一时心血来潮联络我。不过除非有重大的理由，家属是不可能主动联络记者的。我认定不会接到电话。然而我猜错了，我接到了开头提到的那通电话。

餐厅所在的那一区手机信号不佳，不停地响起警告信号微弱的“哔哔”声。

千万不可以现在没信号啊！

我不知道猪野家的电话号码。万一电话中断，就再也联络不上了。我怀着祈祷的心情在外头走来走去，同时简单地把截至目前的经过告诉对方。比如我在采访的过程中追查到了应是实行犯的男子，也相当详尽地采访了命案的经过，我将这些真心诚意地传达给对方后，拼命恳求如果可以，能够跟我谈一谈吗？可以接受采访吗？

我的话似乎令猪野先生很惊讶，他甚至不解为何我要如此认真地投入采访。不过聊了一会儿后，轮到我吃惊了。猪野先生居然答应见我。

我回到连外套都没穿就冲出来的餐厅时，迎接我的是已经凉掉的意大利面。但我心满意足。我向干等的对象赔不是，再次抓起叉子。

搜查本部连日派出搜查员去池袋。虽然我已经解除监视，但还是放心不下，每天都跑去现场查看好几次。现场搜查员不认得我。

同样是监视，我们和警方的监视手法完全不同。我不是要否定警方的做法，但是看到他们的行动，还是不禁有些担心起来。联络t先生时，我忍不住提醒：

“那个地点是我好不容易才查到的。只要隐秘监视，久保田应该会现身，但是万一被对方发现，就没有下次了。”

我认为搜查员也完全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重蹈覆辙，像上次那样使用车子。他们似乎以公寓附近的公园为中心，采用徒步、站岗等手法监视。

这样很好。好归好，但是在我看来，他们距离公寓太远了，看起来完全只是在闲晃。待在这么远的地方，真的有办法看到久保田吗？搜查员应该也只看过脸部照片而已。

而且他们的打扮也令我担心。刑警这种人，有些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一般人或许不会发现便衣刑警，但久保田是遭到追捕的身份，曾经察觉警察就在同一个区域而逃之夭夭。

刑警散发出一种自己绝对不会发现的刑警味。那种气味，犯罪者或我们这种人一下就可以闻得出来。事实上，就连不认得县警搜查员的我也能轻易看出哪些人就是刑警。我只能祈祷警方不会曝光。

如果监视触礁，虽然力量微薄，我也打算提供协助。像是也可以在先前的大楼监视，一旦再次发现目标，就立刻联络t先生。

我已经把久保田和川上的照片交给t先生了，搜查本部也已经看过照片。只要看到照片，应该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监视地点多么管用，我却完全没有接到这方面的询问。

我知道照片的效果出乎意料地大。搜查本部会连日派遣大量搜查员到池袋的公寓周围，也是因为有那些照片。对于原本半信半疑的现场搜查员来说，“杀人犯就在那里”的照片，一定成了让他们奋起的材料。

我已经告诉搜查本部的相关人士《focus》的截稿日是星期日。这意味着到了下星期三，刊登久保田等人报道的杂志就会陈列在店头，而久保田一伙看到《focus》，就会知道警方的追缉已经兵临城下。万一演变成这样，那可就要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樱井连日在上尾署附近的公园待机。如果待在东京，久保田被带去时就来不及拍照了，因此请他待在上尾市。基本上只是等待联络，因此无事可做。不管他要在车子里睡觉还是去打小钢珠，都悉听尊便，不必再像先前那样辛苦监视了。

至于我，也一样在等t先生的联络。我必须让手机保持随时可以通话的状态，电量维持充足。不搭地下铁、不去信号不好的地方。洗澡的时候放在浴室门口，睡觉的时候放在枕畔。这也是相当令人疲惫的一件事。凶手落网或警方搜索住家，案情有了重大突破时，叫作“案件炸开”。而现在就是“桶川案”不知何时会炸开的状况。我把装有单反相机的相机包也放在自己的四轮驱动车里。如此一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即应对，但也因此连酒都不能喝了。

几天后，我再次来到诗织过世的现场。命案很快就要过去满两个月了，但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有人献花。我甚至觉得花和信件的数量比以前更多了。

我从杀人现场循着那天诗织骑自行车前往车站的路线反方向走去。

猪野家距离桶川站约一公里远，位于颇幽静的住宅区。那是一栋白色水泥砂浆墙边种了许多美丽花朵的一户建住宅，是非常普通的住家，难以相信它会成为跟踪狂的目标。

诗织的父母热情地迎接我。也许是想要保留诗织生前的原状，玄关依然摆着她的鞋子。祭坛上放着她露出灿烂笑容的照片，装饰着许多花朵，还有照片和大头贴。可以看出她有许多朋友。

上香之后，我和诗织的父母谈话。我尽可能照顺序慢慢说明，把至今为止的采访过程，以及通过采访得知的事实告诉两位。诗织的父母对小松一伙人的身份无知得令人惊讶。仔细想想，连诗织本人都不知道，这也是当然的，但是警察也完全没有把侦办状况告诉他们吧。这个时候我才了解到，这起案件的侦办是在诗织与她的家人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也确认了以前诗织所受到的一连串跟踪骚扰行为，亦即传单和中伤黑函是真有其事。岛田和阳子所说的都是事实，而且相当正确。我再次询问诗织的父母当时的状况，每件事都完全符合。岛田出类拔萃的记忆力和条理性，令我忍不住惊奇不已；但同时我也了解到诗织和家人最后的日子远比想象中的更为痛苦难过，感到心痛如绞。

“出事那时候，我人在公司。我接到内子的电话，说诗织被人拿刀刺死了，那完全不是震惊可以形容的。那个时候我立刻就想到绝对是那家伙干的，不可能有别人了。诗织和小松对抗了八个月，我们和他对抗了超过五个月。每一天都在和小松对抗。他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们一家，让我们没有一时半刻可以忘记。”

“小松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恨他是当然的。我真的很想对他说，你有什么理由夺走一个人活下去的自由？杀死我女儿的家伙固然无法原谅，但一切的元凶是小松。始作俑者是小松。这个案子就是小松教唆的，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小松能快点被绳之以法。”

“我只见过小松一次而已。他长得很帅，沉默寡言，但我也觉得是在故作成熟……眼神不善，给人一种偏执的危险感觉，只是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做到这种地步……诗织完全活在恐惧当中。每当有陌生的车子停在家门前，我们就会从窗帘缝偷看外面，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也经常就接到无声电话，一接起来就立刻挂断。由于每天都是这样，我们才会去向警方求救，警察却说这案子不会成立，让诗织非常失望。不过她还是努力留下种种线索。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她告诉可以信赖的朋友，也留了字条给我们。我认为这就是诗织了不起的地方。如果这是诗织的遗志在冥冥之中推动，我们也得努力才行……”

在我身后，腊肠狗发出轻叫声。父亲说：

“诗织过世以后，内子很寂寞，所以我们养了一只和糖果不一样的小狗，希望多少可以让她排遣一下悲伤。”父亲垂下头去。我想起被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的“之助”。为什么这样平凡的人，会被卷入惨案当中？

不过更令我惊讶的是接下来。大概聊了一个小时之久，我觉得差不多该告辞的时候，在闲聊中随口提到的内容，竟让我挖掘出意想不到的事实。

“这么说来，听说还来了个假警察，要你们撤销报案……”我不经意地提起。诗织的父母回答说：

“不，跟我们这样说的是真的刑警，是我们报案的时候做笔录的人。”

一瞬间，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什么意思？那么是正牌刑警跑来叫他们把已经受理的报案撤销吗？什么跟什么？真的有这种事吗？

“他还说，就算撤销报案，还是可以再提告。”

这怎么可能？《刑事诉讼法》里白纸黑字写着，告诉一旦撤销，就不能为同一个案件再次提告。那么，这表示刑警甚至不惜撒谎，也要他们撤销报案吗？

我已经把“假刑警”的事写成报道了。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提到这件事。除非接触到诗织的父母或是岛田及阳子这种正确了解内情的人，否则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前面已经提过，不过我在把假刑警的事写成报道的时候，也曾经向t先生确认过。而他向侦办人员采访时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

“我们调查过了，我们署里没有这样的刑警，没有纪录也没有报告。警察不可能说这种话。”

那名相关人士更进一步说：

“那是冒牌货啦。应该是假冒警察，想要让他们撤销报案吧。”

《focus》的报道出刊后，也有报社记者去向警方求证，对于那名记者，上尾署的干部也同样否认。

那是警方，而且是干部的发言。记者相信这番说辞，而我也信了。

况且从我们的常识来看，实在难以想象会有刑警直接跑到被害人家里，要求对自己经手的案子“撤销报案”。因此听到警方说“应该是跟踪狂干的吧”，我们才轻易地相信了。

警方撒了谎。

我想要更进一步追问，但诗织的父母却不愿多谈。这时命案仍在侦办中，诗织的父母应该也有许多事情无法明白告诉我。而且他们应该也想避免被解读为对警方不满，对办案造成影响。后来，虽然是一点一滴的，但我开始逐一查证先前因为专注于追查跟踪狂，而没有太认真当一回事的警察相关的部分。不过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猪野先生这句话就足够了。

诗织为什么会对警方感到绝望？岛田为什么会说“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束手无策，恐惧万分，只好忍辱去向警方求助，然而被追根究底地问出各种隐私后，得到的只有一句“案子不会成立”。但诗织还是决心报案提告，与跟踪狂的骚扰对抗到底。她一定很害怕报复，也明白过程会很难熬。面对刁难“告人很花时间，也很麻烦喔”的刑警，以为好不容易报案总算被受理了，警方却连查都没查，竟然还跑来要求撤告。

“我不行了，我会被杀。”诗织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在最后对岛田留下这句话？维系生命的最后一条救命绳被切断，我无法想象诗织的绝望有多么深刻。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过着如此惊恐的生活，遇害了，而警方想要隐瞒这个事实。

我自己呢？

警方绝对不愿意被外界发现他们要求被害人撤回名誉毁损刑事告诉的事实。对警方来说，每天跑来上尾署来说什么“我会被杀”的女大学生，只是随便敷衍打发就行的对象，如果可以，最好能让她撤回刑事告诉。虽然实际上没能成功让她撤告，但也没必要认真查案。事实上，诗织也向朋友抱怨“警察根本没有在办案”，刑事告诉虽然被受理了，但警方没有任何行动，搁置不理。而在这样的状况下，向警方求助的女大学生真的遇害了，负责的刑警应该也慌了。万一这件事曝光会怎么样？不必想也知道。

就在这时，好死不死有个记者探听到“警察要求撤销报案”这件事，跑来询问。那名刑警一定心想：“事情麻烦了。”也许是认为媒体哄一哄就过去了，他决定撒谎。他全盘否认要求撤销报案的事实。每个人都信了。世人只会想：“原来跟踪狂居然如此不择手段。”看到我写的“假刑警”的报道，最开心的应该就是那名刑警。这下就成功粉饰过去了，上尾署没有任何过错。

而我完全着了警方的道。我毁掉了诗织拼命留下的事实之一。写下这种报道的我，形同宣传自己是个大傻蛋。

太屈辱了。

我看出这起命案的构图了。为什么刺杀命案发生都过了快两个月，警方还是无法掌握小松的所在？为什么原本应该是警方最引以为傲的命案侦办，却处处让我这个傻瓜周刊记者的采访抢先？为什么我在每一个采访地点，根本都看不到搜查员的影子？

这样下去，案子是不会破的。

如果以小松为首的跟踪狂集团落网，警方会招来什么样的批判，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结果凶手就是跟踪狂一伙嘛。那为什么被害人来求助、报案的时候，警方不好好调查呢？警察到底在搞什么？如果警方好好尽到责任，猪野诗织就根本不会死了。”

县警是不是就是料到会有这样的下场，所以根本不打算认真处理这起命案？不如说是警方绝对不愿意依照诗织留下来的“遗言”去解决命案，不是吗？

这起命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要我做什么？我到底要一个人独自冲刺到何时？忽然回神，回头一看，甚至没看见半家媒体的影子。别说独家头条了，我不是身陷枪林弹雨的最前线了吗？任何一家都好，我甚至希望有其他媒体来帮我掩护射击。

然而我也清楚现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事。掌握到久保田的消息的人，就只有我和t先生。如果和其他媒体联手，独家就飞了。而且如果刊出批判警方的报道，搞不好连逮捕久保田这件事都会岌岌可危……时机还不成熟。而且就算我们小周刊写下批判警方的报道，其他大媒体愿意跟进吗？

“周刊写的报道，夸大其词啦。”“就算是真的，要是找警方的碴，吃亏的会是我们。咱们还要靠警方吃饭，没法写完就溜啊。”“搞不好还会被俱乐部除名呢。”充其量也只会引来这样的风凉话。

即使直接写成报道，俱乐部成员里会严肃看待的，恐怕也只有了解内情的人而已……

我疲倦万分地准备离开猪野家时，猪野先生再次让我吃了一惊。

“我会想要见清水先生，并不是因为你是抓到凶手的记者。”

咦？他说什么？

一直到这时，我都是这么以为的，所以诗织的父母才会只请我一个人进门，愿意听我说话。在我来访之前，猪野家完全拒绝媒体采访，也不开门。除了这个理由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会使猪野先生愿意让我进门打扰？

那么，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看到我愣住的样子，猪野先生说：

“因为我从以前就知道你的名字，是阳子告诉我的。她说有个感觉可以信任的记者，问我要不要见个面？如果不是阳子提过，我绝对不会打电话给你。”

我涌出一股奇妙的安心感。原来是阳子替我美言……

当然，我并没有拜托阳子替我做任何事。这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发展。在ktv包厢采访后，我和阳子也一直保持联络，所以她知道我持续在池袋和西川口追踪小松，也读了这两期的《focus》报道。

“是阳子说你可以信任的。”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完成第一次的报道时，我去见了岛田和阳子。那个时候阳子对我说：

“谢谢你没有丑化诗织……”

听到这样的话，我真是满腔腼腆和不知所措，原来是那篇报道博得了她的信任……

记者总是疑神疑鬼。或许就是因为如此，遇到像阳子这样对自己寄予信赖的人，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我再次体认到采访工作的可怕。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在自己不知情的地方酝酿发展。如果没有阳子的安排，我应该无法和诗织的父母见面谈话；而如果没有直接见到他们两位，我也不会成为发现警方对案子的处理和掩盖丑闻的唯一记者。

又是那股神秘的力量在推动我。这起命案的采访愈是前进，这样的感觉就愈强烈，否则我应该老早就已经受挫放弃了。我并不是多有毅力的记者，反倒是愚笨到了极点……

我辞别猪野家后，再次回到桶川站前的现场。

“凶手一定会重回现场。”

这是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没事甘冒如此大的风险。如果凶手真的会重回现场，破案还不容易吗？根本不用成立什么搜查本部，在现场盖间派出所就得了。

久保田在池袋遥逍过日子，小松依旧下落不明。会来到现场的，就只有被害人的朋友、没用的刑警，与不知该去哪里采访的记者。

许多的花束、朋友写的卡片、诗织喜欢的零食和娃娃……

我茫然地看着这些，思绪翻涌。

为什么我会深深地栽进这起命案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

想都不必想，就是在ktv包厢采访的那个夜晚。那一天，我确实被托付了“什么”。从那天开始，两个月过去，我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在追踪这起命案。持续驱动着我的是什么？诗织唯一的救命绳被切断、陷入绝望，却仍拼命留下来的事物。岛田和阳子在或许会遭到报复的恐惧中，仍要传递给我的事物。

岛田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诗织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我怎么没注意到这件事？

直到今天，我一直以为诗织和岛田、阳子托付给我的棒子，就只有一根而已。我以为只是有个凶残的跟踪狂存在于社会上，但不是这样的。棒子有两根。

诗织留给岛田和阳子的，是“遗言”，而岛田和阳子将一切都托付给我了。托付给我这个“三流”周刊记者……

我想起岛田在ktv包厢红着眼眶说的话：

“靠警方没办法破案吗？”

现在的话，我可以明确回答。

没办法。

这是我的结论。

长年以来，我采访过无数社会案件、事故、灾害等所谓的警察现场。每个星期都跑遍日本各地，复杂的案子也不晓得看过多少了。我曾经与凶嫌争论，也曾经证明案件被告是遭到冤枉，其实是无辜的。警方侦办与记者采访做的事虽然不同，但我自认为比一般辖区刑警经历过更多的案子与地狱。

所以我明白，上尾署绝对不行。上尾署无可救药。如果没有人想办法，他们打算就这样躲到最后。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的刑警？才没有那种警察呢。《focus》自己不是也报了吗？那是假警察啦……

开什么玩笑，我绝不能放任这种事。

我应该做的是做好心理准备。我决定一旦凶嫌落网，就非写出这个事实不可。全部报道出来吧。或许只会是石投大海，或是让自己丢人现眼，但是遭到设计，替他们宣传谎言，身为记者，这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

现在只能等待了。因为能够逮捕命案凶手的，还是只有搜查本部。

不过他们可别以为案子这样就结束了。因为我还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我摩拳擦掌地等待，然而最重要的“逮捕”却丝毫没有进展。据说搜查员开始监视池袋以后，久保田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寓了。为什么？他们应该完全放心了才对。为什么不现身……

然而我的线人却告诉我完全不同的消息。池袋的那栋公寓一楼是拉面店，据说同一天傍晚，久保田和川上悠哉地在那家店前面站着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