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人？”

“当然不是。”母亲说。“当我想到利比亚，以及查尔斯·泰勒是怎样残暴地统治他的国家，对塞拉利昂所做的一切被杀死的百万条生命，他的残忍和野蛮。嗯，他绝对是邪恶的他永远不配得到哪怕一次机会。假如你相信有上帝，你也会相信有魔鬼，纯粹的魔鬼。”

关于《大机器》，我们聊了不少。这本书讨论起来很有意思，同时也应该认真地阅读和分析，这对吃了利他林和类固醇、情绪高涨的母亲而言更是如此。母亲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她快要去世的前几周里由于重病、太疲惫或不能集中精力而无法阅读。实际上她已经有一段时日由于病重无法看书了，不过她会看电影、旧片《法律与秩序》、没完没了的新闻还有其他政治评论节目。当她表示她坐着一口气看完《大机器》时，那既是对这本书的赞美，也让我们明白她依然是她，可以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而且还能沉浸于书中。只要她能坐着一口气看完一本书，就表明她的生命还没到最后。

8月末的一天下午，我去父母的公寓替母亲办点事。吃饭对她而言越发困难，近来发现她能吃一种肉冻，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食物。我的烹饪网站的合伙人做了一些给她另一个家里包办酒席的朋友也送了一些。还有一个朋友是父亲最好朋友的妻子，发现了一家卖清炖肉冻的商店。这让母亲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春时光，以及晚餐派对上各种新奇又美味的胶状菜肴。母亲也还能吃玉米，朋友们知道后也给她送过来。有好些人还送来蓝莓麦芬。除此之外，母亲能吃下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

母亲开始消瘦。才一周时间，精力和体重就迅速下降。上周我们还能穿过几条街去一家咖啡店吃麦芬蛋糕，母亲还接受了一位纪录片制作人朋友的采访，面对镜头讲了几个小时，聊生命中让她有所启发的女性。而现在，我们有一件事得一道去做：穿过街道，走到对面的银行取款机处。母亲哆哆嗦嗦地抓着我的手，和我一道出门，她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

纽约是一个虚伪丛生之地。在我走路的时候，我诅咒闯黄灯的出租车司机；而当我快迟到的时候，如果司机开得很猛，我的小费会给得特别慷慨。我也习惯于迅速走过拥挤的人行道。但此时，我和母亲在一起，看她战战兢兢地迈出每一步，每一步或许都走不稳，所以我很厌恶那些粗鲁地摇着手臂，或者毫不在意地背着笨重的包或双肩包又横冲直撞的人。到了街角，穿过马路更让人心惊肉跳，没有人为瘦弱的灰发女士停滞一秒，她如此努力地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中，还没做好躺在床上的准备，还没做好死去的准备。

妹妹不久又回到纽约，这两年她多次回来探望母亲。父亲常带母亲去纽约的每个地方，哥哥和嫂子，以及很多朋友也会陪母亲外出。母亲不想用轮椅或助步车，只愿意用手杖。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会让我们中的一个人陪着。不过有些事情她坚持自己做，不理会任何人的劝阻，比如去一家礼服店给妹妹买一条黑色的礼服裙。妮娜后来才知道，母亲希望她穿一条漂亮的裙子参加葬礼。九岁的小侄子艾德里安在学习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于是母亲跑遍了各种画廊，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20世纪20年代伟大摄影师詹姆斯·凡·德泽的摄影作品。虽然她没有找到，但还在继续努力寻找。

她和孩子们的谈话内容，更多地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一点儿不夸张地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她全在为孩子们而活。

朋友们会来看她，她也在接着有所选择地尝试生物反馈疗法和灵气按摩等非传统的治疗方法。之前有一个她的学生给她带来许多新时代哲学和灵魂学的资料。“你爸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气疯的。”她对我说。但她也接受了学生的好意，但是不曾去找过灵媒。

实际上父亲早就不对她发火了。他身材高大，毛毛躁躁的，但他在屋子里总是蹑手蹑脚地，害怕打扰到母亲的休息。他的办公室离家不过几条街远，母亲请求他不要在工作时间跑回家里。他将近八十二岁了，母亲对他在8月盛夏里来回奔波很担心。

对于父亲给予母亲的真切关怀和付出，父母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都表现出惊讶。他们两个人，我们都觉得父亲是不好相处的那一个。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却性情温和。父亲对吵闹的孩子、求助的人缺乏耐心，而母亲对此却极其欢迎。父亲只和为数不多的人聊天，母亲则和谁都能聊得来。

然而他们相伴这一生，父亲一直是替母亲发脾气的，他始终尽全力去保护她。他们喜欢一起待着，让对方开心，喜欢的事物几乎一模一样，音乐与艺术方面的欣赏水准，以及对人的看法都惊人的雷同。

如果一方不在时，和另一方谈话，你就会发觉，他（她）是那样挂念和思念对方。私底下，父亲很大方，可以说是有些感性，他不喜欢母亲一直没完没了地工作，却用开玩笑的方式取笑她，而母亲总会被逗乐。如果父亲说得太过了，母亲会用一种带着爱意又不失严肃的目光注视他，然后说：“喂，道格拉斯！”就能制止他再说下去了。

其实父亲的变化无常大多不过是做样子罢了。在万分自由的剑桥，他常常愉快地和所有人说，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投了一票；一直到几年前，他才坦白自己并不曾为尼克松投票。对他而言，看到人们听到那个消息后的反应真的太好笑了。他也调侃说自己是剑桥最小气的父亲，因为他有时会以奇特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当小朋友登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而玩“不给糖就捣乱”的游戏时，他便问他们是要糖还是要钱。“我本想看看你们是否会放弃糖果，选择金钱去帮助那些挨饿的孩子。”他会这么教育一些穿着巫师的衣服要糖的小朋友，“我不会一起给你两样，你选哪个？”答案总是糖果。这证明了他的看法，但在后院的母亲却气得直摇头。

当母亲病得越发严重时，父亲不再继续这种社会实验了；他开始接电话（他依旧厌恶这件事），甚至对很多打电话的人还礼貌有加。母亲时常会坚持叫父亲跟哥哥和我出去吃晚餐。不过除此之外，他每个晚上都陪母亲在家吃那种适合她吃的食物。

8月24日星期一，母亲发了一条新的博文给我，让我传上去。她的风格一如往常，但她对于这篇文章特别不放心，还问我是否合适。“请替我编辑一下，要是不太好的话和我说。我对她说，文章的想法太棒了，标题就叫“安宁照护与卫生保健”：

母亲想让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安宁照护团队在照顾她，她认为他们很好。这个团队包括护士、社工、营养师此外，在父亲的陪伴和一片利他林的作用下，她已经能够在上午去听莫扎特再现的交响乐排练，下午再看两场演出，晚上则待在家里。

我们下周会去看医生，然后会看另外一份医疗报告。

母亲希望每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可以拥护卫生保健的改革。她觉得她能够享受妥帖的医疗照顾，是因为她非常幸运，也觉得和她一样辛勤工作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是极其不幸的，不论是由于他们失业了，或是他们工作的单位不参加医保，又或是由于以往的健康情况而无法购买或买不起的人，都必须享受公平的、平等的待遇。这一切目前还找不到彻底的解决之法，但这个秋天必须通过一些法案。

向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家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由于我在博客上贴出的文章，还有其他交流方式中提及了母亲在安养护理期间，大部分人不久就明白这表明母亲即将离世了，因此关心传达得越加多了。我又一次体会到一件非常有用的东西：当她收到在她一生中曾经接触过的人发来的慰问时，她会感到非常欣慰。假如发来的是e-mail，母亲会愉快地看着；假如不是，她喜欢自己倾听这些人对她说的话，或是经由我们转达。

下面这封e-mail是大卫·罗德于8月初发给母亲的。

亲爱的安：

很感谢你寄的慰问信，抱歉我没有回复你的第一封信。我们在马德林和朱迪森的婚礼后，就去缅因州走访亲戚了，因此收信迟了。能在婚礼上看见你真的是太好了。表面看来你还不错。在我被监禁的时候，有时把那种生活当成是和癌症的长久斗争，结局无法预料，但我必须竭尽所能活下去。塔利班对我不算苛刻，正如我和你说的，他们不曾毒打过我，每天给我一瓶水，甚至还允许我在一小处院子里溜达。简单来说，我不曾经历你正在承受的痛苦。

从某方面来说，被囚禁比得了癌症要容易面对多了。我能够尽量和绑架我的人交谈，尽量唤醒他们人性的一面，而你不能和疾病交谈。你从头到尾表现出的勇气让我备受鼓舞。若是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请务必让我知晓。无论何时，我都会很高兴见到你，若你想要听塔利班的故事来转移注意力，我非常愿意和你分享。若是不愿意听，我也绝对可以理解。请努力休息、放松，不用回信。你的身体需要时间休养。作为一个曾被囚禁的人，我很清楚努力睡觉和努力吃饭是恢复一切的前提，这也是令我坚持活下去的重点。我会为你祈祷，就像你曾为我做的那样。最后，要知道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自然会尽力奋斗，但也要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泰然处之，上帝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这种信念使我们不管面对何种情况时，都能觉得安心。之后，突然在没有一点儿提示的情形下，我们能够逃脱成为幸存者。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在你身上也能发生奇迹。

祝平安

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