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最后一周，母亲不需要去看医生门诊，因此读书会可以在父母家进行，而父亲在办公室。

8月末的一天，我去父母家帮母亲做些事。完事之后，我坐在母亲身旁的沙发上，准备开始看书。首先，我得帮母亲找到她戴着看书用的眼镜，她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了。她一直在廉价药房买眼镜，母亲去世后，道格、妮娜和我在公寓收拾她的眼镜，总共找到27副，它们散落在垫子上、小柜子里、抽屉里、口袋里、花瓶后面和书架后面等各处。每次找不到眼镜的时候，她就会再买一副。

今天，我找到了一副。她很高兴地要看《斯必迪汽车厂奇案》，那是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悬念故事《第一女子侦探社》系列的新作。母亲迅速找到她准备让我看的那段接着递给我，手指着那处：

马库茨（拉莫茨维小姐的秘书）有关村庄的观点是正确的，就算是那些大一些的村庄，像莫丘迪。那是拉莫茨维小姐的出生地。这些地方依然过于亲近，因此无法用太粗鲁的语言去形容。若有人写了封信，收信地址是“博茨瓦纳，莫丘迪，那个戴帽子的男人收。他是个矿工，对牲畜很在行”。那么毋庸置疑这封信定会丝毫不差地送到她父亲手中。

这段话让我不禁露出了微笑。我明白在我读它的时候，母亲正注视我的脸，等待我露出喜欢的表情。但这样并不算完我们还要讨论这本书。

“太棒了。”我说，“确实让人觉得，你知道那个地方。这是很精彩的形容。”

“我在非洲的时候，去过不计其数的类似这样的村庄。”母亲说，“他形容得一点儿没错。”

我望着母亲的时候，并未把她当成一个病人，但也没有当成我的母亲。我们一起读了许多书，在医生办公室共度过了许多时光；我认为我遇到的是一个有些不一样的人，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思想有些怪异又很有意思的人。我会真切地怀念我的母亲，也会同样怀念这个全新的人，怀念这个渐渐深入了解她的过程。

那天，母亲还给我看了另一件物品。而在我离开之前，她和我说了另一件事。我朋友在喀布尔拍摄的视频重新剪辑一个新版本。影片开头是一托盘的书被放进汽车后备厢里，而在汽车顶上绑着一个松木的书架，之后汽车开到喀布尔边界。镜头里一群阿富汗女孩快乐地看着书，彼此指着书中的段落；她们对站在一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露出高兴的笑容。她们确实在看书，这是真正的书。这6000名学生仅有500本书，而从前一本都没有。

母亲想要告诉我的另一件事是：

“我去世后，千万别把我累积的航空里程浪费掉。我会告诉你我的密码。达美航空的给你，英国航空的给你哥哥，美国航空的给你妹妹。”

月底，我们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宴庆祝父亲的八十二岁生日。我出门的时候，母亲把我叫住，要我别忘了给她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那个学生搬到纽约，希望给他提一些工作上的建议。我说我记得。接着她露出一个恶作剧般的笑容，小声冲我耳语道：“一个朋友想帮我恢复食欲，给了我一些草本植物。我按她说的泡了茶，但我不爱喝，而且以后也不准备喝了。”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母亲说的是大麻。我们有时会逗她和父亲。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在剑桥相识的人中间，仅有的两个不曾吸过大麻的进步民主党人士。有一次，我问她为何不曾吸过大麻，她说是因为不曾有人给过她大麻。我难以置信这是实情。

如今我们看完了厄普代克的《大机器》，以及麦考尔·史密斯的书（嗯，母亲看完了，我还没看完），到了选一本新书的时间了。

有两本备选书——美国著名小说家雷诺兹·普莱斯的短篇选集《心灵盛筵》，从1995年起就在国家公共广播频道播放，以及爱丽丝·门罗的新编故事集《太多的幸福》。那时这本书才在英国出版，还没有美国版本；母亲的一位朋友帮她买到一本。

11月1日，我们和奥赖利医生最后一次见面。我记不起来那天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实际上已经无话可说。第二天，我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实际只我一个人在吃，母亲坐在一旁看着我。她的体重已经低于40千克了，尽管还在尽量吃东西但除了几口食物和一点儿汤，她再也吃不下其他东西。

下周我本该飞往旧金山出差几天，但我完全不清楚要不要去。去旧金山是因为我准备到矽谷的沙山道和一些风投家会面，看看我能不能劝动其中一位给我的冒险事业投资。烹饪网站运营得还好，但我们急需资金。母亲坚持让我去出差，叫我不用为她担心，她说觉得好些了。

那天，我们谈到了家人、计划，还有嫂子就要开办的画展南茜受印度第二巨富之邀画了一幅大型的壁画，将置于其孟买私宅的“世界最高”的舞厅里。南茜准备在壁画装上船之前，在工作室里向家人和几个朋友展示一番。母亲不愿错过这次展览，我也是，因此打算准时飞回来看。几天后妮娜会来看望母亲，因此她也许会遇上展览。我和母亲讨论着南茜的展览还有别的事，宛如一个平常的家庭聚会，不聊文学或忧郁，只聊后勤的安排，似乎母亲是负责展览的调度员，家里人都要按她的指挥行事。她依然在为将来做打算，我从她那里也获得了思路。她打算谈一下她感觉如何吗？今天不会，因为她打算制订计划。

她连要读的书都计划好了。我坐飞机时带着普莱斯的书，母亲已经马上要看完了；她想在我离开期间看门罗的书，然后再把它借给我看。

星期一是劳动节，我飞往旧金山，住在大学时的故交家里。我根本没想到会那么累，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我在他家的客厅里看着书打起了瞌睡，听着他震撼的立体声音响。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她说了没几分钟就挂掉了，因为她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我把雷诺兹·普莱斯的52个短篇故事都看完了。普莱斯讲到了自己特殊的童年，回忆起那时自己还是一副西部牛仔打扮、手里拿着秀兰·邓波儿洋娃娃的男孩。他写到了英国，还有母亲钟情的50年代，那时候的“专业剧院的演出特别棒，票价却低得可笑”。书中对教师们的赞美让人感动。他写到自己在守时上的固执态度，还有对不守时的人们的极度担忧（甚至到了让他愤怒的地步）。他以普通的主题去表现世界，写疾病，如艾滋病带来的毁灭和伤痛，坐在轮椅上的人，以及死亡。“在我们所处的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时期，死亡差不多变成了最后一件肮脏的事。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不说‘××死了’，而是说‘××去世了’。因为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死亡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菌过程，接着是压缩包装，之后是迅速运输。去哪儿？别的地方。简而言之，我们不愿公开讨论死亡的话题。”母亲把这页折了起来。

我和创投公司第一天的约见并不顺利。我来自一个满是书本的世界，这对我是非常不利的。这就好比去波音公司面试工作简历上面写的却全是与马和马车有关的内容一样。那天下午，我又给母亲打了电话，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儿。她听起来一点儿也没好转，不过她和我说，已经好些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极不安稳，一大早就醒来，赶去开会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听出她声音里显然透着痛苦，我们只聊了几分钟就挂断了。她想了解我会开得如何，说不管怎样，都不要提前飞回去。我还要开两天会。当那天我晚一些再给母亲打电话时，她说她已不再吃东西了。我取消了所有会议，径直去了机场坐红眼航班飞回了家。

当你害怕你爱的人去世，飞跑着要去见他时，没有什么地方比午夜的机场更让人觉得孤独的了。我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吃了一片安眠药，醒来时已经到纽约了。我打了车，径直去了父母的公寓。

我给父亲打电话，说我正往家里赶。他并未阻止我，这本身也暗示了我想要获悉的信息，在过去的48小时里，有一些事情迅速恶化了。妹妹在我到家之前几个小时赶到了父母的公寓。我进门的时候，妹妹正坐在母亲身旁，而母亲则半坐在卧室的床上。我看见母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怒气。

“你来这里干什么？”她说。她不光生气，还大发雷霆。

“会议开得不怎么顺利，因此我决定提前回来。”我说，“这周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明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还待在那儿浪费时间开会，那也真是太疯狂了。”

出差的话题我们就此打住，但母亲依旧生气地瞪着我。母亲生气的一个原因是，我没有按原计划行事。不过我认为，母亲生气主要是因为她对死亡的愤怒。她根本没做好要离开的准备，还有许多想做的事。而我仓促地赶回来，让她无法相信自己还能活很多天。那天，我始终待在公寓里，与父亲还有妮娜在一起。后来不知道母亲是不再生我的气了，还是忘记生我的气了，她终于神色平静了。我们围在餐桌前一起吃晚餐，她穿着最钟爱的衬衫，围着绿松石色的围巾，戴着珍珠项链。她还在制订计划，包括南茜画展的开幕式。但她觉察到自己也许要坐轮椅了。我毛遂自荐，说能找到一辆能够搭载轮椅的出租车或租用的车。那时她体重已经不到40千克了，但在我眼里，她依然还是那个她，不过更苍白瘦小罢了。她如此孱弱，却又如此坚强。

我把雷诺兹·普莱斯的书带了回来，把它又放回母亲的书架上。那天下午，在妮娜出门跑步时，我和母亲待在她的卧室里。

“近来没有听说帕特里克·斯威兹的消息，是吧？”她问。他是一位在母亲之后被诊断得了胰腺癌的演员，母亲曾经看到他的电视专访，对他特别钦佩。

“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我说。

“我猜他的情况和我一样糟。”

后来我们开始谈论书。爱丽丝·门罗的故事选集母亲已经看完了。她非常喜欢那些故事。“这些故事让我这一周心情都很愉快。”她说。她希望我能读一个故事。故事的背景她是门罗的故乡加拿大，名字是《自由基》，描写了一个喜欢读书的女人——尼特即将死于癌症的故事。

对尼特看书的样子，门罗这样写道：

她并非那种把书看了一遍就完的读者。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弗洛斯河上的磨坊》《鸽之翼》《魔山》这些书，她总是看了又看。她拿起一本书时，心里想着是不是只看一下特殊章节就得了，却发现控制不住自己继续读下去的欲望，直到又一次“回味”了一遍整本书。她还看现代小说，看的都是小说。她对人们用“逃离”这个词来形容小说深恶痛绝。她也许会因此和人争论，不仅仅是揶揄。逃离本身就是真实的生活。但这一点太过重要，所以根本不能用来斗嘴。

在书中，尼特编造了一个与凶手有关的故事，且因之陷入与癌症毫不相干却威胁到生命的危险中，不过最终她想出办法拯救了自己。这个故事内容黑暗而诙谐，有着毛姆式的结尾，是我和母亲都喜欢的类型。尼特的灵魂因书而得到救赎，她的生命因那个故事而得到拯救，起码得到了一时的拯救。

那天晚上吃过饭后我回了家，马上就睡了，不过半夜又醒来，然后读《太多的幸福》直到天亮。我没看标题的故事，说得更准确点，我把标题故事留待往后再看。除了生来就是读书人外，尼特和母亲完全不同。不过我可以了解母亲为何最喜欢这个故事。全部阅读者都一样在阅读。

第二天是9月11日，星期五。我又去了父母家，想和母亲多待一会儿。她差不多一整天都待在床上。父亲、道格、妮娜和我，都跟母亲在一起。床边放着的《每日的力量》她已经读过了，看到的地方夹着一个色彩艳丽的手工书签。那是她几年前走访一个难民营时带回来的。

我忙了几个小时寻找可以搭载轮椅的租车公司。不过母亲打算在壁画运往印度之前去南茜的工作室观赏好像可能性不大了。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餐，母亲也加入了。她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几乎没办法集中精神说话。但她坚持要和我们一起坐着，她也做到了。我们讲了一些儿时好笑的事。母亲有时会露出痛苦的表情，虽然她说不过是不怎么舒服，不过有些故事还是把她逗乐了，尤其是讲到她在哈佛上学时喜欢过的剧院总监鲍勃·查普曼的事时。鲍勃后来也成了我们家的第六位家庭成员。

那天早上，我首次用一篇我亲自撰写的文章更新了博客我给母亲读了文章，希望能得到她的认可。她提议我加上有关奥巴马的文字。全文如下：

从上周一起，母亲感到身体越发不好了，打电话已很困难，所以给她发e-mail和打电话相比要好得多。全部的e-mai她都会看，不过也许不能逐一回复，因为目前她躺在床上的时候越发多了。这几天她的精神头也越发差了，不过意志力依然坚定。

妮娜也从日内瓦赶到了，我们都很高兴。

奥巴马的演讲令母亲大受鼓舞。她觉得奥巴马的演讲很精彩。这个秋天假如能够出台一些卫生保健方面的改革方案，我们所有人都将受益，这也是这个国家亟须的。

祝每个朋友劳动节快乐。我们也会随时和大家保持联络

星期六，母亲的病情愈发恶化了。她整天躺在床上，时常昏迷。这几天我们始终和凯西·弗利医生（她是妮娜的朋友也是一位临终护理专家）还有临终护理人员保持联系。盖布瑞尔护士被他们派来，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例如怎样在母亲有需要时给她吃上一粒止痛片。24小时不眠不休的陪护开始了，我们每个人会轮番陪护母亲一小时，在她清醒时和她说话，在她昏迷时握着她的手。就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她呼吸时变得越发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