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写的是卡罗尔·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故事。书中有个部分与母亲没有一点儿关系：这三人面临创作的瓶颈，需要且渴望通过音乐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母亲不属于创作型的人，她不作曲、不写歌词，甚至不会演奏乐器、不作诗、不写小说，基本不写日记、不绘画，也不做雕塑，饭做得还可以但只会做一些家常菜，喜欢漂亮的衣服却不想花太多心思在上面。
母亲对音乐、艺术、陶器和文学的热爱却是无人能及的。
如今鼓励人们，尤其是鼓励孩子们，进行创作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网络给人类带来的最明显的好处之一，就是为人类开辟了创作的世界。母亲对这一切自然也充满感激，不过她也很满足于享受一切，虽然她自己不曾进行创作。
“一个人没必要学会做一切事。”她说，“人们不记得了，人也能够通过选择仰慕、支持的事物来反映自己的观点。其他人创作的美好的、充满挑战的事物带给我巨大的快乐，那是我怎么也无法创造出来的。我不会用那种快乐交换任何东西。”
这是贯穿母亲一生的主题。她常常去博物馆、画廊，在购买艺术品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即不管何时，假如一幅画的售价可以促进年轻艺术家事业的发展，她就会出钱购买。在她生病后，依然尽量去看艺术展览，虽然在画廊里徘徊对她而言越发困难。
在母亲日渐虚弱之际，陶器越发吸引了她的关注。好比一本书指引向另一本书，陶器也能做到。在一位英国朋友的引导下，她对英国陶器艺术家克拉里·克利夫的几何图形艺术装饰作品的热爱，又将她指引向了陶艺大师汉斯·柯帕，接着是新一代的英国年轻陶器艺术家。年轻艺术家使用单色釉，通过简单的形状和对人性的赞美来进行创作：略微失衡的形状、不整齐的瓶口、抽象的不完美、略微的不对称赋予了无生命的器皿以个性和生命。这是母亲和父亲同样的爱好。他们喜爱的陶艺家还有埃德蒙多·德瓦尔、朱利安·史达儿、鲁珀特·斯派拉、卡琳娜·西斯卡托和克里斯·基南。
欣赏这些陶器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某个角度看，以不同的方式放置，体会作品似蛋壳般易碎却又质地坚硬的特质，观赏光线投射下的阴影，体会它们的重量和质地——这些于母亲而言是一种冥想。我去她家时，看到她以一种中间聚焦的方式观赏这些陶器，并非瞪着它们，而是安静地体会它们。和这些美丽的东西共同生活，母亲感到极大的快乐和平静。
艺术品在保存、收集和欣赏的同时，还要花时间对其进行整理和摆设，因此母亲对于废物或平凡的物件缺乏耐心，尤其在清楚自己余日无多后，越加没有耐心了。我则相反，我把很大一部分时间浪费在看电视真人秀、打探各种名人的生活、以虚假的讽刺和伪善的平民论消费文化垃圾上。平民论是我们这一代还有下面几代人的象征。母亲真的无法理解，我喜欢看《重回蓝色珊瑚礁》，或贴在电视机上看星期天真人秀马拉松节目。当我和她说我打算做这类事情时，母亲不曾说过一句批评的话，但她的确会显露出一种表情，不久就会想办法让我转换话题。8月的一天，我去母亲家里看她。我谈到一个所有人都在谈论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当我住口时，母亲问我是否打算看厄普代克的新故事，那是他去世后，几个月前才刚出版的一本选集，书名叫《父亲的眼泪》。
“故事如何？”我问。
“好极了，写得太棒了。你知道，我在拉德克利夫任职时，招收过一名特别聪明的一年级新生。我不曾记住他的名字。几年后，我才发现他是才华横溢的约翰·厄普代克。他写的这些故事触动我很多回忆，例如我们全家去摩洛哥旅行，还有一个发生在剑桥的故事。当然，你可以先看一个故事，再看感觉如何。”
“你最喜欢哪个故事？”
“标题的那个故事。那个谈及很多死亡的故事，在这儿。母亲把书翻到一个章节递给我。那是一个有关第五十五次高中同学会的段落：
聚会节目单背后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发长了；班里的美女们有的肥胖笨重，有的骨瘦如柴，都变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以前的体育健将和非体育健将们，都要靠起搏器和塑料膝盖的帮助才能行走；我们都退休了，几乎要开始占据墓地了，幸好我们死去的父亲们大部分已经贴心地让出了他们的位置。
但我们不这么看自己，我们不觉得自己走路如此摇摇摆摆，如此老得动不了了。我们看见的是幼儿园时的自己，他们有着清新的圆脸、圆耳朵、长睫毛。我们听见小学里的愉快叫喊声，还有高中舞会时当地爵士乐队用优雅的萨克斯风和低音小号演奏出的布鲁斯音乐，整个体育馆沸腾了。
母亲下两周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有和亲朋好友的短暂见面，还有给无法见面的人发e-mail，包括儿时的伙伴、大学同学、常年与她共事并共同走过许多地方的女同事、招生办公室的同事、曾任职的学校的老师、董事会的朋友，乃至有几十年交情的好友，以及学生、表亲和侄儿。这些人不但带给母亲快乐，也带来了力量。在那些和她关系最好的老朋友、同事和家人眼中，她不是一位即将死于癌症的七十五岁灰发女人，而是一位校长、一个一起聊天的朋友、约会的对象、在达尔富尔共同盖一条毯子的人、一个波斯尼亚选举的监察员、一个精神导师、一个同你在教室和教员休息室里一道大笑过的老师，或一个董事会同事，你们在开完一个意见不一致的会后一起发泄不满。
厄普代克去世了。当母亲阅读他的书时，她眼前浮现的是那个聪明绝顶的高中一年级小伙子，还有他一定要写的有关变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
那天晚上我看完了《父亲的眼泪》，之后把书还给了母亲，这样她就能够再把书借给别人看。我们没有讨论这本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评论。而每次我们提到这本书，都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我们在谈论的是母亲去世之后的父亲，而这点母亲基本不谈及，不过是漫不经心地为我们所有人安排一些活动，比如没有她的旅行，或常去父亲的俱乐部一块吃饭等。当我看了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后，母亲说她确信席德在妻子去世之后不会有什么事。我们就只说到那里，并且再也不曾提及。如同我们不再提到厄普代克新书的名字一样。我只是把它称作“厄普代克的新作”。
那个8月，我们一道读的第三本书是三十七岁的小说家维克多·拉瓦列的《大机器》，这可算得上非常异想天开的作品。他同时还是个短篇小说家。在姑妈的乡间小屋时，母亲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过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我向出版这本书的朋友打听，而母亲曾经给这位朋友的女儿提供过一些有关学校方面的建议，所以，在我们都还不知情时，书就已经送来了。我那本是自己花钱买的。
那确定是个异常精彩的故事，一个清洁工受到一封信的召唤，拿上别人给的火车票后，乘火车前往陌生的佛蒙特州殖民地，加入了那里的一个戏称为“蹩脚学者”的黑人社团，调查各种奇异事件，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传说中的诡异事件，有男人怀孕、美洲土著传说、鬼神学、连环杀手，以及野猫。母亲深深受这个故事吸引。虽然她已经先看了结局，但结局并未透露里面那些精彩异常的故事。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和母亲讨论《大机器》这本书。以往十年里，我读过的书也不少，发现多数书籍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太平淡了，而且情节一猜就透。但这不意味着我喜欢为了荒谬而荒谬，但若是我看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后大吃一惊，且情节并非那种根本不合乎逻辑的荒谬，那么我认为这个作家就是优秀的作家。大部分书不过是循规蹈矩，一点儿不令人惊讶，比如每一本谈到海难和潜水者的书里，潜水者都经常会在深海船难处发现尸体。
“你觉得如何？”我问母亲。
“很精彩，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我明白为什么有人将他和品钦相提并论了。”
“我不曾看过品钦的书。”我如实说道。母亲看了我一眼，我急忙说：“不过我会看的！”
“所有人都认为品钦的书很恐怖，而我一直认为看他的书特别享受。而我极喜欢拉瓦列之处在于他对第二次机会的观点。”
在书的结尾，一个名叫拉维的人问讲述者，人是不是确实可以改变，即便是像他那样的人。罗尼是一个奇怪的家伙，能够“左右摇晃他的长鼻子，显得既可笑又性感”。他是个赌鬼，也是个笨蛋，他被哥哥从家里赶了出来，每个人都躲避他。他寻找的不是救赎，而是重返人类世界的请柬，“只是一个可以解脱的可能”。
这本书中的讲述者说，人真的可以改变。拉瓦列以讲述者的口吻这样写道：“做一个美国人，就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对于体制没有几分信心，但我相信人。”
“我所相信的和他一样。”母亲说，“这正是我去做难民工作的原因。难民绝对是和我们相同的人，只是他们失去了所有，需要第二次机会。世界上发生的事和小说中的同样令人惊讶，疯狂的事情在人们最不希望发生的时候发生。向人伸出援手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人确实需要彼此相帮，即使那个人一无所有。这也不光是关于第二次机会，大部分人都应该得到无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