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输一次血用了八个小时，之后母亲回到姑妈的乡间小屋。输血被迫中断了两次，因为母亲发高烧。整个过程她的一位朋友都陪着她。那个晚上，我问母亲感觉如何时，她说：“输了那么多血，有些罪恶感，幸好五十多年来，每当我看见红十字协会的采血站，我都会进去献血，这次算要了点回来。”

母亲回到乡间小屋的前几天还算顺当，只是每天都在勉力支撑。而只要还能在七月的阳光下安坐，看着孩子们，精神好些的时候读书给他们听，她就很知足了。自从母亲被确诊得了癌症，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个月，接近两年了。她很清楚自己已经活得比预料的久得多。有一天，她睡醒后发觉自己发烧了，而且越烧越严重，那时妮娜、萨莉和孩子们都在外面游泳，母亲就自己打电话叫了车送她回城里，只是出租汽车公司只剩下加长礼车了，母亲不想麻烦谁，就叫了礼车。半小时后礼车到了，母亲说服了妮娜让她独自回纽约。她坐着礼车离开时，所有人都和她挥手告别。

母亲的病情已经严重到进了医院后就出不来的程度。她是那么虚弱，体重已不足45千克。后来，妹妹说假如孩子们对祖母最后的记忆，是看着她坐进一辆豪华礼车，不知道那是不是最糟糕的事。父亲和我在医院里等母亲，医生让她躺在病床上，我看见她的胸腔上做化疗用的人工血管在她的皮肤下鼓了起来，这个再没一点儿用处的外加物好像公寓里废弃的煤气管道，但如今的公寓已经使用蒸汽和电了。

之前为了让母亲的胆管与肝脏保持畅通，而在她体内置入了支架，不过现在有了炎症，必须更换支架，因此她住院三天。妹妹着急地想要和孩子们一起返城，但母亲不允许，说不行，他们要享受郊区生活还有游泳池，等她出院了父亲会陪着她再回去。

我第二天去医院看望母亲，问她有没有书看，她说有。在她输液的时候，我拿起她放在枕边的《每日的力量》，那天看的内容是：“意义重大，现在我是这么衰弱，一定注意别让自己太劳累，因为这样我将无力再令他人愉悦；一张恬静的脸，一个温柔的声音，是我令家人越发快乐的最好方式。遗憾的是，有时我们的意志会影响到履行这些义务。”（伊丽莎白·t.金）

四天后母亲回到了郊区小屋，她不愿意失去与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机会。她回来的时间刚刚好，正好赶上她组织的生日派对，庆祝米洛六岁，尼科十七岁，以及我的四十六岁生日我们三个都是7月过生日，母亲希望为我们一起办一个大型派对，然后再为我们分别庆祝。

那天父母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我也收到了两个。我打开第一个礼物盒，里面装着一件奶油色的毛衣。毛衣非常漂亮，但是样式和我平常穿的不同，我和母亲道谢之后就把毛衣塞回了盒子里。她还买了很多好书给我。因为她自己也都不曾看过，所以另外多买了其中一本自己看。这本书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新近出版的小说《布鲁克林》。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我们下一次读书会的阅读书目。

托宾其他几部小说《大师》《夜的故事》《黑水灯塔船等，我们都看过了。托宾描写的男同性恋和他们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我和母亲不曾讨论过的话题，也许是因为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太相似了。在二十岁时，我对父母坦白了我的性取向当时我是休学一年的大一学生，在洛杉矶的一家电视台工作。上大学第一天，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同性恋，又过了两年才让父母知晓，因为我害怕会影响到我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最后，我认为不能再等下去了。在洛杉矶时，我写了一篇同性恋题材的短篇小说，向一家全国性的同性恋文学杂志投稿后被采用了。我想在杂志出版之前，让父母有点心理准备，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由于我采用的是写信的方式，所以母亲也写信回复了我。她在信里承认看到信的第一感觉是生气和不安，然后她又气自己为什么要生气。她说结婚并有自己的孩子是她最快乐的事，她也希望我们都能享有这种快乐。但她也清楚在这个遍布歧视的社会，同性恋意味着我的人生之路将会走得更为艰难，没有人愿意他们的孩子的人生是艰难的。她补充道，假如我打算当作家，只愿我当个作家就好，但不要做同性恋作家。

父亲对此能够接受，母亲写道，他唯一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到处宣扬。信的结尾，他们表达了对我的爱，说我们今后可以再多聊聊这个话题。不过我们再也没有聊过。经过一小段时间的不习惯之后，我坚信他们对我的爱与支持还像原来一样。当我把大卫介绍给他们时，他们马上接受了他。母亲可能不曾想到，妮娜在大学毕业几年以后，也向他们坦白自己是同性恋。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希冀书可以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克里斯托弗和同类》这本书对我意义最深远，作者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本回忆录叙述了作者从1929年搬到巴黎（正如他所说，主要是为了遇见男孩子们）到1939年搬去美国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在那段时间，他和校友、诗人奥登鬼混；感受柏林臭名昭著的夜生活；与一个德国男人坠入情网，之后为了躲避追捕他们的盖世太保在欧洲四处流浪；写下了经典作品《柏林故事集》，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舞台剧《我是一部照相机》、百老汇音乐剧《酒店》和同名电影。

我不清楚托宾更愿意被称为同性恋作家，还是作家。你可以辩解说《布鲁克林》的作家拥有对同性恋的敏感，但它的故事情节可与同性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2009年8月，妮娜和萨莉还有她们的孩子们回到了日内瓦。母亲和我还有其他家人回到了纽约，那一整月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的。我们的读书会在等待见奥赖利医生的间隙又开始了。那天母亲和我都比约见时间早到了一小时。

我们并肩坐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候诊室的椅子上，读《布鲁克林》。小说描写了一位名叫依丽丝的年轻女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布鲁克林怎样大胆地开拓了新生活，但在回到爱尔兰后察觉自己的内心有一丝对故乡的留恋。

我情不自禁地把我喜欢的段落指给母亲看。在依丽丝去布鲁克林之前，她看着姐姐做日常的工作，托宾这样写道：“她突然觉得，她会一直记住这个房间、她的姐姐，以及这个场景，似乎她的人已经到了远方。”我把这一段指给母亲看时，一下子觉得非常震惊，因为我也似依丽丝般，试图活在当下，想要尽量留住此时此刻脑海中的画面，就像两年前在缅因州，我试图用拍照来让时光停滞，要拍下母亲与她所有孩子们在一起的画面。

对于依丽丝，托宾写道：“在她离去之前的那个早晨，她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微笑，如此她们就会记住她微笑的样子。”

奇怪的是，在候诊室的另一侧，一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起身，好像打算上前和我们说话，她也确实开口了。

“打扰了。”她对母亲说，“我之前在这里见过你。我只想要告诉你，你有最美的笑容。”

母亲显得有些惊讶，然后绽放出了笑容。

“这是您的儿子吗？”女人接着问道。

“是的，这是威尔，我的二儿子，我还有个女儿。”

“你的母亲。”她对我说，“有最美的笑容。”

然后她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