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那顶假发又一次出现了。母亲以前根本没有戴过它，因为她的头发依然很多，出门时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然而随着化疗愈发频繁，她认为还是改一下那顶假发比较好。母亲和她的瑜伽老师已成了朋友，且关系不错，她引导母亲进行整体疗法，例如生物回授疗法和冥想。这位老师认识一个人可以将假发改得好看点，颜色改得更接近母亲原来的发色，大小也改小些。

夏天刚来临，我们阅读了很多本和时事、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还有涉及奥巴马的书。母亲对奥巴马的喜爱和尊敬也越加深沉。不过母亲想要我们的8月读书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决定讨论卡巴金一系列与正念和冥想相关的书。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多舛的生命之旅》，这本书对禅修和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解压方法都有具体的介绍，这些都对疗愈有益。卡巴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同时是该校医学院减压诊所的发起人。该书初版于1990年，介绍了他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给出以心性疗愈身体的方法。我们读了他出版于1994年的《正念》，主要内容涉及正念与禅修讲的是活在当下，不单纯依靠减压加强疗愈的效果，而且使人生的每一分钟都感觉到内心的安定。“正念是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不做判断。”卡巴金这样写道，“这种专注力能使人们获得感知、清明以及接受当下现实的能力。”

“你可以试下瑜伽，或者禅修。我认为确实有益。”当我们坐在一起时母亲对我说。

“我明白。”我回答，“但我没空。”此话一出，我马上意识到我的回答显得如此荒谬，和母亲相比，我的时间多极了。“不过看这种书我认为也会有所助益。”我带着一丝希望补充道，“可能阅读这种书本身就算一种禅修了。”

“也许吧。”母亲说，“不过必然和真正去做瑜伽不一样。

我把卡巴金新作《恢复理智》中的一段话标出来，想让母亲看。很可惜的是，我忘了标记在哪一段和为什么做标记，而且连书放于何处都给忘了。我特别生气不能找到这本书，因为我还帮忙编辑过。我非常肯定最终能在公寓的某个杂纸堆里发现它，只是目前我过于激动以至于完全发现不了，这也许证明了母亲的话。

“你显得累坏了。”每当母亲看见我总会如此说道。我确实很累，因为我下了决心要开办一个做菜方面的网站。我在城里跑来跑去，四处开会，酷暑和精神紧张弄得我汗流浃背。我得和合作伙伴商讨网站设计、投资结构的事，得在从朋友处租来的四层办公室间跑上跑下，还得在他们的葡萄酒馆里略微耽搁一会儿，简单聊个天，而后带一瓶葡萄酒回家或去吃晚餐。我对哥哥妹妹提起我们忙碌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如此忙碌，只是因为要是我们一下子放慢节奏，就会突然与母亲多了很多相处的时光，这也许会导致她认为我们以为她将不久于人世了。况且母亲也并不愿意我们围在她周围。在她身体状况好些的时候，她自己还有想见的人和要做的事。

总的来说母亲在初秋那段日子状态还不错，自然难受的时候也不少。从她确诊之后，到目前为止几乎过了一年了。她发了几次高烧，屡次出入医院，偶尔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2008年9月的那次住院治疗，让我们第一次眼见母亲的痛苦，她自己都说很难受。那场景让人不忍直视：她紧咬下唇，双眼紧闭，痛得整个身子弓了起来。在疼痛缓解一些后，母亲马上吃了一片止痛药。此前，母亲未曾请求吃任何药效比雅维强的止痛药。那天，医生给了她一片扑热息痛，之后她才感觉好了点。

“我认为自己成了一个喜欢抱怨的人。”吃药时母亲说。

我和父亲站在那，明明知道不该笑，却都笑了出来。母亲生气地看着我们。

“妈妈，你得了癌症。你请求吃止痛片是很正常的事，没什么关系。”

“我知道。”母亲说，声调有点上扬，“但是我并不需要止痛片。”母亲暂停片刻，又接着说，“我想起了罗杰第一次告诉过我的话，他提醒我，我将会生不如死。”后来她和罗杰又聊过很多回，罗杰到纽约那回，他们还见过面。几年前，罗杰结束了照料得了艾滋病的兄长和胰腺癌病人的工作，离开了纽约的朋友和繁忙的生活，搬到丹佛，在同性恋权益基金会上班，这项工作极富挑战性。我和母亲不曾告诉罗杰，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曾经怎样刺激了母亲，我和母亲与他的情谊也未减分毫。“实际上，我认为那次吓人的谈话也算是件好事，可能他是故意那样做的。不管目前我有多难受，我常会想，好吧，这还不像罗杰说得那么糟糕。这个方法确实有效。我倒是有点担心罗杰，他背痛得很厉害，人们不明白他每时每刻忍受着背痛之苦，他和我情况还不一样，我是好日子和坏日子换着来，他却只有持续的疼痛。”

当我和母亲又去找奥赖利医生做检查时，拿到了母亲上一次住院的所有报告。上次引起母亲生不如死症状的并不是癌症，只是她的结肠发炎了。基本能够确定是可复发的细菌感染，那是一种治疗起来很麻烦的病菌，是母亲在前面的一次住院过程中感染上的。母亲的化疗得暂停一段时间，歇一阵再进行新的化疗，近来化疗药物副作用太大，令病人无法忍受，而且效果也不理想。

说到肿瘤，和一年前母亲第一次做检查时相比，还是要小一些——目前约占她肝脏面积的8%。在奥赖利医生讲话时，我会一边做记录一边提问。每次我都如此，若是我没有逐条记下，我就一点儿都记不住。

奥赖利医生和母亲有话要说，她在椅子上坐下，询问母亲打了那么多针是什么感觉。母亲显得像个使用针剂的吸毒者，胳膊上满是针眼。那是不间断的抽血化验和化疗导致的。奥赖利医生说她打算在母亲胸骨上方皮下植入一个人工血管，这能让打针容易一些，在新一轮的治疗中也能派上用场。因为在新一轮治疗中会给母亲置入一个装化疗药品的小瓶子，挂几天药水，等药物滴完了再拿下来，医生会教我们怎样把小瓶子挂上去，再怎样拆下来，诊所的工作人员不论何时都会提供帮助，如果母亲需要的话。

奥赖利医生觉得母亲应该试着使用药品5-fu，和亚叶酸搭配着使用，会是最理想的选择，能够使抗癌效果显著。奥赖利医生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治疗方法的副作用有口腔疼痛、腹泻、手脚疼痛敏感等，但是其疼痛程度会比之前略轻。

要是我们认为有必要，还可以看下说明书。

这个“书”字我非常喜欢。现在制药厂的家伙们写的药品说明书也被列入我们读书会的书目中。母亲接过了说明书，和平时一样再次向奥赖利医生道谢，而后打算离开。

我提醒母亲，她还有一个问题没有问。

“不用了，威尔。”母亲说。

奥赖利医生想了解一下母亲想问什么。

“别再给医生添麻烦了。”母亲说着，同时因为我没领悟她的暗示而生起气来。

“11月12日我妈妈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晚宴。”我说。

“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聚餐。”母亲补充道。

“她确实特别想参加，还想使自己显得精神焕发。”我继续道，“据说利他林也许有效，真是这样吗？”

高中阶段我大量地服用过这种药，有很多朋友直到今天还在服用，因此我得以了解。利他林是一种速效药，它可以使婴儿情绪稳定，也可以使成年人精神起来。

“嗯，这个建议不错。”奥赖利医生说，“很多病人都认为它有效果。我给你开张处方单。”她对母亲说：“如果你哪天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以试着吃一片，看看效果怎么样。”

母亲对利他林的效果非常满意，另外她发现这种药还有一种很奇妙的作用——它有助于母亲更好地看书。在母亲第一次试服利他林那天，她本是又累又疲倦，无法集中注意力。服用利他林后，她就拿起托马斯·曼一本长达1500页的作品《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开始阅读。自从朋友送给她那天起，1926年到1942年间，她始终在时断时续地看，直到今天还没看完。这些年里，托马斯·曼又写了《威尼斯之死》《托尼奥·克律格》《魔山》以及《马里奥与魔术师》。托利他林的福，母亲发觉自己沉醉在书的世界里，完全没空起身走到外面去歇一会儿。而在同一时间段，我正在公寓里竭力寻找那本不见了的卡巴金的书。母亲看完《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后，就把书给了我，我们下一次读书会准备讨论这本书，然而她却不记得把利他林也给了我。

我为了读完这本书试了好几次，却老是半途而废，最后我不得不向母亲坦白这一点。

“能读完这本书的确挺不容易的。”她说，“然而它十分精彩，况且还非常有意思。”

“是吗？”我满是疑惑地问。

“你看过前言吗？就算译者也提出不要从开头开始看。他建议你从一百页开始看，看完之后再转回来看开头。”

由于化疗会停一段时间，下面的几周理当一切顺利，母亲可以趁这个空当去度假，将身体调理得好一些，之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治疗。然而她仍旧时常发高烧，每次都必须去医院一次母亲又得了葡萄状球菌感染，那天晚上，父亲为了找到治疗这种病症的、售价高达600美元的抗生素转遍了附近的药房。几天后，父亲才和我们提起这件事。母亲的体温在几个小时后又急速上升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那时早已关门了。

母亲和所有的朋友尽量保持联系，他们通过e-mail互相问候，偶尔还会见面。她很喜欢约见朋友，还会按照见面的时间调整作息时间。要是有朋友来访，母亲会将服药时间做些调整，以便自己能有精力陪客人。她最喜欢坐在沙发一隅，桌上放些准备好的零食，白天是一些冰激凌、咖啡或茶，晚上则是苏打水或葡萄酒。如果客人和母亲聊天超过半个小时，那么就会发现她的精力正渐渐消散，脸部绷得紧紧的，这是由于她正尽量集中精力和客人聊天造成的。

直到10月末，母亲才开始觉得好了一些。新的抗生素药最终起效了。父亲陪母亲去医院，由医生给她置入人工血管。在母亲第一次挂上药瓶的时候，我全天都陪在她身边。医生们向我演示在药水滴完后怎样取下药瓶。虽然我非常讨厌操作机械，但我学得很用心，也成功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