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获悉阿富汗图书馆的建立将得到100万美元的捐款后，母亲的心情一直特别愉快，这是她生病以来最高兴的日子但是五月中旬的时候，她一直不断发高烧，打了几个疗程的抗生素都没有效果。在她计划出发到日内瓦看望我妹妹一家的前一周，母亲的一个朋友过世了。

母亲肯定会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我和她站在她的厨房里，我一边喝着温热的意式浓缩咖啡，一边问她会不会觉得参加葬礼和追悼会让人过于情绪低落，特别在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的情况下。

“葬礼和追悼会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永恒的生命是存在的。”昔日母亲会说她“相信”存在永恒的生命。那天，我留意到她用的词是“知道”。

“你依据什么判断是不是要参加某个人的葬礼呢？我的意思是，假如你和那个人不相熟或者完全不认识，只认识他（她）的另一半或孩子？”

“要是你得考虑是不是要参加的话，那你就应当去。要是你确实去不了，就不要去了，而后尽快写一封不错的悼函。”母亲有些走神了，“唉，我原本想告诉你一件事，可现在我给忘了。”

这可不是因为化疗的副作用。母亲经常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和我们说，记不起来才算正常。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突然，她眼前一亮——想起了她要告诉我的事情了。

“哦，对了。我想让你看个东西。”她从厨房离开，没一会儿又回来了，手上拿着一张卡片，是打印好的，上面写着：“在这个异常悲痛的时刻，我们全家感激您给予的问候。”母亲将“异常悲痛”划掉了，又把“我们全家”改成“施瓦尔贝全家”。

“我认为可以以这样的形式感谢那些寄来悼函的人，不过必须把‘异常悲痛’去掉，不然听起来太忧伤了，而且直接写我们的姓名比较亲切。你也可以按照那些悼函的内容，再在卡片上写点别的。另外，不要用黑墨水，用蓝墨水写，黑色显得过于严肃了。”

这件事情便是母亲本来忘了，后来又记起来的——当她去世后，怎样回复别人寄来的悼函。

2008年4月，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日内瓦。母亲在旅程中一直深受高烧和寒冷的折磨。到了日内瓦后，她仍一再地去医院看病，而尽管身体虚弱，可她依然与米洛、塞伊多待了几天。最后母亲不得不提前飞回纽约。母亲和父亲热衷于一起旅行，他们都喜欢（只是父亲更喜欢舒适一些的旅行，去难民营和发展中国家旅行时母亲会独自前往）造访新地方，去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约见朋友、认识新朋友。因此这回他们都因提早返回而很沮丧，接着又规划着将来出国旅行的行程。

刚一到家，母亲又忙于召开阿富汗图书馆的董事会。整个计划由于那100万美元的捐助而从一个近乎不可思议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这笔钱占到所需资金的1/3，让他们不但可以在喀布尔建立图书馆，还能建立一些移动图书馆。母亲又没有遵守她的诺言，她没有停下来歇一歇，甚至比以前更忙了。

我和母亲都特别喜欢茱帕·拉希里和她出版于2003年的小说《同名同姓》及第一本故事选集《疾病解说者》，因此我们就选了她的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作为下次读书会的对象。1999年茱帕因《疾病解说者》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67年茱帕生于伦敦，儿时便与父母一起移民美国。她述及的移民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母亲的难民朋友非常相似。这些移民在两种文化间游移，既想保留原有文化，又想融入新的文化之中。

茱帕的新书对移民和难民之间的共同点描写得无比直接。在对书中一个战争摄影家进行描述时，她写道：“不管这个摄影家何时造访不同的难民营，看到一家子无论老少都在废墟中搜寻自己需要的东西时，他总会想到自己搬家的情形。一般说来，生活就是这样：几个盘子、最喜欢的梳子、一双拖鞋、一条孩子的玩具项链。”

这本书开头的故事讲到一个妻子刚去世的男人，马上去投奔结了婚的女儿和她的家人。结尾贯穿了两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其中一个主要人物的母亲死于癌症。我和母亲讨论这些故事，不过并未具体谈论一些细节，也不曾将死亡或癌症作为重点。在开头的故事中，故事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了死亡；在结尾的故事中，主要人物的母亲得了癌症，却不打算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不过，这两个故事着重描写的都是活着的人，一个是父亲和女儿，另一个是父亲和儿子。还描写了他们在已经变化了的或正在变化的环境中，相互间有着怎样的沟通障碍。

母亲和我讨论了在茱帕很多作品中反复表现的主题——两代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以及移民与难民家庭的子女在他乡生活时面对的艰难困苦。我们把茱帕作品中的人物当作朋友及至亲的人来讨论。为何这个人物不说出来？为何不让其他人知道他（她）身陷巨大的不幸、孤独和恐惧之中？茱帕笔下的人物仿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人，他们不断地相互倾诉重要的事情，虽然不见得都要运用语言的方式。

在我们思考下一本要看什么书时，母亲再次提出，她特别想重读一遍之前看过且很喜欢的书。考虑了一会儿，她选了1935年出版的t.s.爱略特的剧本《大教堂谋杀案》。母亲大学期间参加的哈佛与拉德克利夫学院联合主办的戏剧演出正是这部《大教堂谋杀案》。

自我记事起，母亲和父亲就在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摆了一套装帧精美的《大教堂谋杀案》以及其他值得收藏的书籍，其中有母亲的祖父留给她的珍贵遗产——皮革面的梭罗和狄更斯的作品。我对此记忆深刻，缘于我在儿童时期对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的作品非常痴迷，在读完了他的全部作品后，我想在书架上找一本推理小说看，这时《大教堂谋杀案》第一次进入我的视线。这个书名听起来仿佛《纳瓦隆突击队》的续集。我翻了几页，发现它对我来说如同天书一般，因此我又把它放了回去，也由此推测它很枯燥无味，如同边上那本只有父亲会读的书一般。

选好《大教堂谋杀案》几周后，由于母亲突发高烧，我和她一起去了急诊中心，坐到了等候室里。我们边坐边等待通知，不知道母亲是拿点抗生素回家还是必须待在医院里治疗。我们都看完了《大教堂谋杀案》，我问她是否想要怀念过去才选择重读艾略特的戏剧。她回答说不是。她想重读这本书原因有两个：一是欣赏作品中优美的文字；二是作品中对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刻画，他宁愿殉教，也不愿昧着良心。“我认为这部戏剧十分发人深省。”她说。

母亲很快就要进检查室了，此前她对我说，近来当我们谈起那些敢于持不同立场、提出不同看法的真正的勇士时，她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个人——贝克特。我们接着坐在那等着，走廊上人声嘈杂，有来回踱步的，有患者小声低哼，有护士跑来跑去。母亲继续说：“他也一样可以接受死亡。即使他并不希望死去，但他冷静极了。当我停止一切治疗那一刻，就意味着结束的时候到了。”

“你会不会为怎么下这个决心而担心？”

母亲摇着头说：“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确信医生会告诉我们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