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由于无尽的等待，时间似乎变得非常难熬。我等待了差不多八小时，喝了许多杯摩卡，同时我和母亲也聊了很多。我们最近都看了玛莉莲·罗宾逊（《吉利德》的作者）的新书《家园》。对于托马斯·曼，得再往后推了，因为我还没看完他那长达1500页的大作。《家园》属于当代小说，又一次描写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读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作品以《圣经》为原型，又加上罗宾逊的创新，使那些打算和父母推心置腹的儿女们忧心忡忡。

“我始终很难认同浪子的故事。”我对母亲说，“那个不孝子回家后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得归咎于他制造的麻烦太多了，而不是原谅了他所做的事。按我的理解，假如他带着满身荣光回到家乡，并不是穷困潦倒地回来，人们还能宰杀肥牛来祝贺他回家吗？我认为不会。”

“我觉得会的。”母亲说，“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浪子回头，讲的是救赎而非饥饿。”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说，我不赞同母亲的观点。

我哥哥并算不上是浪子，他始终都在工作，养育的三个孩子都很优秀。不过他的野心依然比我大，他更爱好自由，也许还更爽快。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使得他显得有些像《飘》里的瑞德，我则比较像艾希礼（嗯，他不是克拉克·盖博，我也不是莱斯利·霍华德，不过我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完全不一样）。偶尔他会离家出走，比我走得还要远。有时，他也会因为看法不一致而和父母发生激烈的争吵，其程度是我难以达到的。他会在离家出走后几小时，或者几天后回来，一旦他恢复了从前的热情，变成早先那样的好儿子，一家人都会放松下来，之后大家又高高兴兴的了，以至于令我特别嫉妒。在母亲和我讨论《家园》后，我和哥哥开玩笑，说要是我再坏一些就好了。道格告诉我那些赞美不过是在夸夸其谈。他还和我说了一件事情，是被我忽视了的：母亲多年来始终希望我能够阅读宗教和信仰方面的书籍，乃至《圣经》故事，最后母亲还是成功了。

母亲的胸口位置现在置入了人工血管，这代表着她用不着每隔几周就去医院做长达几个小时的化疗了，只需每隔两周挂几天药瓶，她就能够在家和城里随意活动。她和大家开玩笑说，她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枚人体炸弹，不过立刻又补充道：“这并不是在抱怨哦！”

我还从没见过母亲这么神经兮兮的。这并不是因为使用了新的治疗方法，而是因为几周后就要进行美国总统大选，她变得格外焦虑。母亲有一位出名的心理学家朋友，是特别活跃的民主党成员，她儿子同样在为奥巴马拉选票。她常和母亲分析选票的情况，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还屡次对母亲说局面对奥巴马很不利。要是少了安眠药相助，我认为母亲肯定完全睡不着。她和我们所有人说，假如奥巴马没有当上总统她就离开美国，不论她是否患了癌症。

“奥巴马的自传你看过吗？”某个早晨通话时，她这样问道。

我没看过。

“你一定得看看。”她说。

我承诺我肯定会去看。

“我是认真的，威尔。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还不曾看过，你肯定会喜欢上这本书的。”

从大选前直到选举落幕，在某种意义上，我不得不承认，奥巴马是否能当上总统和母亲的病情是否能好转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这并非迷信，假如奥巴马竞选失败，母亲会万分沮丧，这一点是我所担忧的。我特地关注了卡巴金的研究，还有已被科学证明了的抑郁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获悉奥巴马当选的时候，我信心满满。我明白母亲的病不可能治愈，而我确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母亲的情况会有所好转。可能这并非迷信。

在随后的一周里，母亲没服用利他林，依然精神百倍，就连去医院也不曾影响她的好心情。她有点脱水，是她所服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离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聚餐不过几天时间了，她十分自信，认定她那天精神会很好。

最后，我在晚宴的前一天在床下找到了那本找了许久的卡巴金的《恢复理智》，还是一部鸿篇巨制。

我标示出来打算让母亲看的那页，内容与“打扰”有关。卡巴金在此处指出，我们都清楚打断别人是错误的，而我们自己却在不停地打断自己。我们检查来信的方式是不断地查阅邮件，就算手头正忙着一件十分惬意的事也会中断去接电话，怎样都不肯把电话转到语音信箱；也许我们不乐意把一件事想得明明白白，所以允许突发事件或欲望来捣乱。

我意识到，我得愈加专心和小心，不论我陪在母亲身边所余时间还有多久，都不能让别的事情中断我们之间的谈话。我发现每一家医院都是一个制造干扰的工厂，会有很多人打扰你、催促你、问你问题。而现代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干扰电话、e-mail、短信、新闻、电视，还有我们永远活跃的大脑当你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别人身上时，你就给了他们最好的礼物。我的注意力一直不集中，不曾有一个人能得到我的全部注意力，即使是我自己。

国际救援委员会举行聚餐晚会的那一天，我一大早就给母亲打电话，问她准备何时出席。她说：“上正餐之前，因为要保持体力。让我在前面的鸡尾酒会上始终站着我做不到。晚宴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富丽堂皇的大厅举行，晚宴和颁奖仪式像往常一样令人感动至深。我眼看着母亲整个晚上都在接待客人，一拨又一拨。

该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怎么能和五十个人乃至上百个人谈话，但却能做到不打扰别人也不会被打断？我一下子明白了卡巴金所谓“正念”的含义，它既不是魔术也不是骗人的手法，而是活在当下。当我和你在一起的这一刻，我的眼中看到的全是你。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在上甜点之前，大会放映了一部影片，名为《从伤害中返回家园》。影片结尾的场景是难民重新团聚后互相拥抱，影片中母亲将孩子们抱得紧紧的。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厅在场的一千人都泪流满面，我们这一桌的朋友也在啜泣着。那个夜晚是深深令人感动的。卡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你制止不了波浪翻腾，不过你能够学会悠游其上。”

奥巴马竞选总统和自由奖颁奖晚宴的成功，使母亲特别开心。葡萄状球菌感染很神奇地消失了。在自己几个月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和我的网站合伙人（一个人我相识在上大学时，是电子商务方面的专家；一个是出版业的朋友，才认识不长时间）使烹饪网站成功上线了，太棒了。而且，同一时间我最喜欢的节日感恩节也即将来临了。

我、哥哥还有妹妹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显示，得了胰腺癌的人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但母亲已经坚持了一年。周五我将陪母亲去医院，给她挂一个“人体炸弹”药瓶，我们也会在那天继续读书会。母亲都等不及告诉医生她的使用体会了，她想奥赖利医生会很高兴听到这些的。还要感谢利他林，因为在它的帮助下，母亲才能够享受整个晚宴。

母亲约的门诊时间是11点15分。我在10点45分到了医院，假如医生允许，我们可以提前看病。当我到达等候室时，母亲已经坐在她惯常坐的椅子上。只是她整个人都没有精神，有点儿不太对头。

“你听说了大卫的事吗？”她问我。我认识的人里有很多叫大卫的，我不得不问母亲是哪个。“大卫·罗德，那个《纽约时报》的年轻记者。”她说，“他既是我的朋友，也是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董事会成员。”

“没听说，发生什么事？”

“他在阿富汗被绑架了。他本来在那里进行研究工作，这太恐怖了，大家都快急疯了。你不要和任何人提及这件事，要完全保密，这样或许才能把大卫救出来。”

“你是如何获知这个消息的？”

“其他董事会成员从杜普利那里打听到的。”母亲说的是南茜·哈奇·杜普利，她目前在阿富汗，正为阿富汗图书馆的计划忙碌着。“前几天大卫和杜普利还在喀布尔一起吃了晚饭。杜普利说她告诫过大卫，有的地方有危险，不要去为好。但大卫说他写书需要更多的素材，况且他对那些帮助他的人特别信赖。该死的！”她说。母亲以前不曾说过“该死的”这个骂人的字。

我们默默地坐着，谁都没有说话。她咬起了嘴唇。

“抱歉。”等了片刻，她说，“我今天确实很想跟你讨论奥巴马和托马斯·曼的书。只是目前我也许不能再谈论其他事情了。你知道吗？几个月前大卫才结婚，克里斯蒂现在肯定非常伤心。我回家后会赶紧给她写封信，再问下杜普利我能帮上什么忙。这些事都做完后，我会为他祈祷的。”

母亲会做祷告，我只好试试正念。除此之外，我们帮不上大卫任何忙，只是母亲却不这么认为。

“阿富汗的情况越糟糕，我们就越要坚持盖图书馆的信念。这也许算不上一件伟大的事，但却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母亲继续说。

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母亲能够集中注意力而我却做不到，为什么她能够把心思放在我和其他任何人身上，这就是原因所在，也是诀窍。甚至她会利用情绪使自己振作，使自己专注。母亲关注的永远是那些需要完成的事情。在她尚在人世，还能教导我的时候，我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