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在说什么？我认为第四期只是说明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身体其他部位也有了。所以你无法进行手术治疗。你也知道癌细胞会扩散的，是吧？”

“当然，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想到我的癌症已经是第四期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恼怒，不过也可能是她太累了的缘故。

我想到了《疾病的礼仪》，开始思索自己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家人在网上查了资料，上面说癌症四期的病人一般只有三到六个月的存活期，这不免让人感到绝望。不过对于那些癌细胞扩散了的病人，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第四期指的就是癌症晚期，后面没有第五期。但是有四a期和四b期。这让我想起我在篮球队的情况，我的篮球生涯以“e-”结束，这是因为打分数的人不想用“f”级来代表打球最差的球员。

最后我什么都没再说。

做完化疗，接着我们去二楼的药房领药，每次都需要等很长时间。我给母亲讲了一个笑话，是几年前听别人说的：十字军东征时，一个英国士兵将医生开的处方放在伦敦一家药店，然后就上了战场。后来他被俘虏，又被释放，谈了恋爱，并在波斯居住了三十年。最终他回到英国。归国后，他在口袋里发现了处方的收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伦敦那家药店还在营业，柜台后面依然是同一位药剂师。他把收据递过去，药剂师看了一下，说：“还没配好呢，你五点钟后再来取药吧。”

实际在这个笑话里还出现了鞋子和修鞋匠，但我没讲。母亲听完很给面子地笑了。虽然她一直认为我说的笑话并不好听，但出于礼貌都忍受了。唯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我小时候曾迷上说双关语。

从理论上讲，在开始化疗时，医生就会给楼下的处方室打电话，等我们做完化疗，药就应该备好了。但通常总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不会顺利拿到药。这是因为医疗保险的缘故。或者是额度到达上限，拿了一些药就不能拿另一些药；或者开的药属于管制药品，需要某个人签字才能拿走。母亲拿了一盒又一盒的药，有刺激胰腺的，有治疗呕吐的，有缓解疲倦的，有治疗失眠的。药品的价格从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母亲有时不需花一分钱，有时却全要自付。这其中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因为总有意外情况发生。

母亲很淡定。无论需要她支付的账单金额多高，或者医疗保险能替她支付多少，她总会对我或自言自语说：“这不公平。那些付不起费用的人得怎么办呢？”

母亲一直关心全民健康保险的问题。她受益越多，就越觉得不公平，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好药的。每次去药房拿药都会忍不住谈论或嘲讽咒骂政治。

一天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女人，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整洁但价格低廉的衣服，戴着黑框眼镜。直到她摘下眼镜，我们才发现她在哭。母亲与她交谈，语气温和。在我看来这是常事。母亲总会与每一个正在哭泣、身处痛苦或悲惨境遇中的人交谈，完全不加思考。母亲经常说：“如果他们不想谈论，他们会跟你说的。但你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我们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给自己拿药，而是给她母亲拿药。她母亲的医疗保险处在“甜甜圈”中间的空洞里，政府已经为她支付了几千块，现在她必须自己付几千块，之后政府才会再次支付（想象你在吃甜甜圈，按直线去吃，先咬一口，中间是空洞，只有经过了空洞才能再吃上一口）。母亲当时还处于吃着“甜甜圈”的状态，这个女人的母亲则处于中间的空洞里。

这时我手机响了，我走出大厅接听电话。当我回来的时候，母亲坐在椅子上等着拿药，而那个无力支付药费的女人走掉了。

“妈妈，你是不是替那个女人支付药费了？”

“没付多少钱。”母亲有点尴尬，因为她的小动作被识破了，“不要和你爸爸说。”

拿到药后，跟平常一样，她没有坐出租车回家（公交车站就在我们家附近，完全没有必要打车）。于是我陪她一起等公交车，那路公交车能到达她家门口。

母亲在感恩节前还需要做一次化疗。我非常喜欢感恩节因为过感恩节会吃馅饼、唱歌，而且不用费尽心思准备礼物。感恩节对于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长大的人来说是件大事，集所有节日于一身。因为以前移民停留于此处，并就近定居。而在波士顿附近长大的人认为那里的一切都是巨大的（比如冬天、运动会、龙虾等），这个城市以“中心”自居，好像是“世界的中心”一般。我还小的时候，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我发现还有人住在巴黎、柏林、东京等地方后大为惊讶，而纽约人对波士顿人的说法根本不屑一顾。

我是1962年在纽约出生的。我父亲在费尔柴德出版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出版物从《女装日报》到《药品新闻周刊》，品种众多。父亲曾在寄宿制预科学校里学习，是那里的第一个犹太学生。他于二战后期曾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湾外的一艘军舰上服役。之后，他又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最终在广告业有所成就。母亲的祖先则出身于17世纪移民到美国的富裕犹太家庭。后来他们与那些转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甚至完全被同化到庆祝基督教节日的犹太人结了婚。父亲的家世背景不好，祖父是德国犹太鼓手，在内战期间来到美国，之后在纽约下东区以销售蔬菜（以卖土豆为主）维持生计。这个地区的名声很臭，马丁·斯科塞斯曾有一部电影《纽约黑帮》，就揭露了这一地区的生活。祖父的家族蔬菜生意越做越大，整个销售渠道都得以戏剧化地扩张，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占有了一席之地。祖母是拉脱维亚人，对我的父亲以及两位姑姑颇富感染力，她把他们送进了最好的高中以及大学读书。

父亲与母亲在父亲的一位朋友拜访时相识，初次约会父亲就向母亲求了婚，而母亲也点头同意了。就在订婚几个月后，1959年他们结了婚。那年父亲三十一岁，母亲二十四岁。

父亲后来跟我聊天时说，现在回想他的求婚，觉得一切都很不可思议。他对母亲一见钟情，而他并不确定母亲会不会选择他作为人生伴侣。他们在康涅尼狄格州举行了一场基督教形式的婚礼。作为一位严守教义的犹太教徒，祖母必然会反对这件情。母亲听从了一位好朋友的建议，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为了父亲能够与鲍勃·查普曼一起管理哈佛剧场，在婚后第七年，父母决定全家从纽约搬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66年，我四岁，哥哥五岁，妹妹还没出生。我们与朱丽娅·查尔德成了邻居，因为我们在她住的那条街租了栋房子。三年前朱丽娅写的《掌握烹饪法国菜的艺术》得以出版，开始受邀参加当地电视节目。我很喜欢告诉别人，万圣节时朱丽娅会给上门要糖的小孩子烤十字面包。这或许是真的，也或许不是。

在我们小时候，母亲就喜欢读书给我们听。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都会听故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母亲固执地认为我们不应该听同一本书，虽然我只小哥哥18个月我们每个孩子都有权利选择晚上要母亲读的书。我第一喜欢的书是罗曼·里夫的《爱花的牛》。这本书出版于30年代，讲述了一个经典故事，主角是一只热爱和平的牛（因为希特勒痛恨这本书，曾下令将其烧毁）。我第二喜欢的是克罗格特·约翰逊50年代出版的《阿罗有支彩色笔》。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艺术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以自己的想象力和一支彩笔勾画出美景以及奇遇，最后脱离困境的故事。我哥哥对莫里斯·桑达克的新作《野兽国》非常痴迷。因为哥哥从书中马克思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当妹妹长大一点，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时，她最喜欢的是桑达克的《厨房之夜狂想曲》。她喜爱书中的主人公，以及有点喜欢笑闹（还有点危险）的面包师。母亲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丽迪雅·斯通的《粉红驴子布朗》，这本书出版于1925年，讲述了两个无法说话但懂礼貌的小孩的故事，他们一起照顾一匹小马。这本书的内容甜蜜得过了头，就算是我们很小的时候也难以承受。

在化疗室治疗期间，我问母亲是否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忘记了给我讲故事。当时我可能十一岁或八岁，我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自己躺在床上，父母的说话声从楼下传来，派对还在进行中。哥哥已经睡着了，他不介意那天晚上有没有人给我们讲故事。我早刷了牙，爬上了床，等着母亲来给我们每人念一个故事。可母亲没有来。我生气地听着玻璃杯的碰撞声和闹哄哄的说话声。

楼下的人们笑得越大声，我等的时间越长，我越伤心。我感到孤独极了，还感到被抛弃了。我连睡衣都没穿，穿上拖鞋就跑下楼去找母亲，我觉得她肯定是不再爱我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忘记过给我讲故事。我听到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那么开心，我更加气恼。

后来，我大哭起来，惊动了所有的客人。母亲跑上楼来，哄了我十多分钟，还向我承诺一切都没有变，我才平静下来。

“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我问母亲。

“亲爱的，我怎么会忘记呢？”母亲回答。

我和哥哥刚认字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书了。有时候，母亲和妹妹看图画书，父亲则会为我们读一本书的某个章节。父亲喜欢伊恩·弗兰明的《飞天万能车》和罗尔德·达尔的《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我们也喜欢。

在我们家，如果不想去扔垃圾和收拾屋子，那么看书是躲避这两项家务的锦囊妙计。就像中世纪的教堂为人们提供庇护一样，书本为我们提供了即时的保护。只要你钻到书本里就没人来打扰你了。虽然做了错事时依然会受到责罚，不过书本能起到延缓处罚的作用。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只有真的专注于书本才管用，如果只装作认真读书的样子可是不行的。

我想到和父母之间最初谈论的话题基本都与书有关，比如：为什么那个人搞不懂费迪南就是不愿意打仗？为什么飞天万能车的车牌号是gen11？据父母的理解，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人可以变得很坏，但也可以学着不变坏，自己要有一个分辨能力。

每个周末父母都会花很多时间在看书上，有时整个周末都在阅读。有些父母自己完全不看书，却要求孩子多读书，对此母亲感到难以理解。这令我想到曾经听过的一件事，一位丹佛的新闻播音员曾在主持节目时，以无比严肃的口吻说“我不看书，不过我喜欢书。”

我曾经是个只喜欢待在家里的孩子，看书、画画，待在房间里与最好的朋友一起聊个不停，话题涉及书、某个事件电影等。我哥哥也是一个书痴，但他并非只读书，还擅长运动。

九岁时，我就沉浸在j.r.r.托尔金的《霍比特人》无法自拔。在去摩洛哥度假时，我看了这本书。当时我发着高烧，体温有四十度，摩洛哥医生给我开了他仅有的药品——纯吗啡。高烧和药品让我开始迷乱而兴奋。在丹吉尔古城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看《霍比特人》，最后昏迷过去。一杯又热又甜又好喝的薄荷茶放在床边。从海上吹来的微风，那雪白的墙壁，都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还记得那个英俊的，时不时进入房间照顾我的摩洛哥人。更重要的是，我记得我能够想象出的最变幻莫测的书——《霍比特人》。过了几年，我才发现我记得的只有一半是托尔金的《霍比特人》的内容，另一半不过是我当时因高烧而神志不清的大脑的狂想。

那次病愈以后，我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魔戒》。在哥哥看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时，我则痴迷于托尔金所描述的中土世界。我们对哪个系列的书更好争论不休，有时争论的焦点特别极端。哥哥喜欢鲍勃·迪伦，我喜欢约翰·丹佛，我们会争论他俩谁更厉害。我们还喜欢争论两支球队谁会获得冠军，他支持利物浦队，而我支持曼联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坚信托尔金与路易斯难分高下，只是个人喜好不同还有竞争的缘故。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托尔金和路易斯都曾在牛津大学执教，两人还是好朋友。

“我始终认为这很有趣。你哥哥喜欢纳尼亚系列，而你却对托尔金系列的书爱不释手。我想这或许是你哥哥喜欢纳尼亚系列中基督教的暗喻，而你对那些毫无兴趣的缘故。”母亲这样说道。

后来我发现路易斯极力否认他的书里含有基督教寓言，而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托尔金却声称他的书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这真是一种讽刺。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托尔金系列当作完美的无神论著作。

母亲那天化疗做完时，我们并没有马上离开治疗室。感恩节前一周我们没有交换新书，也没有定下来要一起看哪本书，只能聊以前看过的书。母亲说：“同时喜欢托尔金和路易斯的人，我好像从来没遇见过。似乎每个人都只喜欢他们中的一个。”

“你喜欢哪个呢？”我问母亲。

“我喜欢路易斯，但我和你哥哥都非常佩服你对托尔金那么喜爱。我们也很喜欢纳尼亚系列，但你完全对托尔金着了迷。你说的话多与比尔博·巴金斯有关，我几乎以为他成了咱们家的一员了。你还改用古体字，甚至名字都用古体字。直到你学书里面的人抽烟时，我觉得必须出面制止了。因为你当时才九岁。”

“你没有痴迷过什么书吗？”

“经常的啊，比如诗歌，还有《飘》。自己正忙着准备的戏剧我也痴迷，尤其是跟你父亲结婚不久，还住在纽约那段时间的戏剧——彼德·谢弗的《家离恨天》，哈罗德·品特的《看房者》。在为一出戏剧忙碌时，它也确实能深深吸引你。即使搬去剑桥市后，我也经常怀念那段日子。”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母亲认识父亲之前，她为制作人艾琳·塞尔兹尼克工作（塞尔兹尼克的儿子是母亲的大学同学，他当的中间人）。在结婚前以及婚后第一年，母亲为制作人弗雷迪·布瑞森和他的演员太太罗瑟琳·罗素工作。有一件趣事母亲常兴致勃勃地提起，一次她被派往巴黎，因为罗瑟琳·罗素不慎将皮草和珠宝落在那，母亲得把这些东西穿戴在自己身上带回来，她必须脸不红心不跳地通过海关，这样稽查人员才会相信那些东西是母亲自己的，才不必支付额外的关税。

母亲从大学毕业起就在伦敦戏剧学校纽约分部做了管理人员，连怀孕期间也坚持工作，直到我们搬去剑桥市。

搬家后，母亲又重新求职。她之前有选角和为戏剧学校筛选学生的经验，成了求职的敲门砖。她对哪些人适合什么职位的判断能力，让她获得了在罗德克利夫学校招生办工作的机会。她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先后任罗德克利夫学校招生部主任，同时兼任哈佛的招生部主任，最后被任命为副院长，负责招生及财务支持方面的事宜。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守门人”（筛选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母亲不为贿赂所动（虽然我们不会浪费鲜美的伊朗鱼子酱，也不会拒绝刻着“你会接受贝拉”字样的幸运饼干。贝拉是本地一家中国餐馆老板的女儿），对于威胁也无动于衷。曾经有人闯进母亲的办公室，拿着一把枪威胁母亲说，如果不录取他的孩子就把母亲杀死，最后，那人的孩子没被录取，贝拉倒是被录取了。

父亲和母亲都要工作。和今天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孩子相比，几十年前出生的我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偶尔才有交换生和毕业生来家里略微管管我们。我们上钢琴课、足球课、戏剧课。我们也有脚踏车，骑着它准时出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属于放养型的孩子，放学后啃块饼干，然后跑得无影无踪，到晚饭时才出现。到了周末，母亲和父亲在客厅各自看书，而我们可以选择坐下来看书，或者选择自动消失。

电视我们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不过当时只有三个电视频道，而白天播放的节目经常不值得一看。所以我们或者到处疯跑，或者去看书。

我的母亲是职业女性，我的同学的母亲很少这样，但母亲从未把自己当作职业妇女。她既是位母亲，也是位职员，不过如此。“不会有职业男性这种说法。”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她总是尽量参加我们学校的演出或者体育活动。“我认为人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摆脱不快乐。如果父母不快乐，孩子的处境就会很糟糕。要是你想去工作，那你就去工作；要是你可以不必工作，而且你也不想工作，那你就不用去工作。”

“你从来不会内疚吗？”

“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