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陪母亲做化疗是在11月。这让我和她有机会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谈及家人和每一件事。

几天前母亲发来消息，告诉我就诊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约好的见面地点是东五十三街区纪念医院的门诊部。在街对面有一家书店，要是我去早了可以去那里逛逛。想买零食的话也可以去逛莱辛顿大道，那有很多小吃店。母亲告诉我门诊部有椒盐卷饼和全麦饼干，她觉得没必要买零食。我搭电梯上了四楼，打算在母亲到来之前占个位置，因为她喜欢坐椅子更甚于候诊室后面的长条沙发。

医院就像一个车间，专门制造干扰，总有人突然出现，让你一会做这个一会做那个，叮咛、询问、检查、提醒……第一次陪母亲来就诊，我们都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去面对。在母亲抽完血后，我们去了治疗室，那是个小房间，让我想起几乎一伸手就够得到天花板的学校宿舍。隔几周，医生会进行问诊，其余的时间只需要抽血和做化疗。母亲在治疗室的时候，会有一名护士来询问有关治疗方面的问题，也会尽量让她舒服一些（例如，问是否需要在手臂下放个枕头，是否需要毯子，是否需要再来点果汁）。接下来她会问母亲在医院登记的基本资料，如姓名、出生时间等。在我看来找血管打针像是一种酷刑，之后会有另一名护士确认患者身份和使用的药品。

当然干扰远不止这些。尤其在最初的时候，除了志愿者研究人员，负责收集参与研究同意表的工作人员也都会时常过来问个不停。母亲是个不喜欢被打扰的人。我习惯在早上八点给母亲打电话，这个习惯保持了好几年。我不是每天都打，不过大多数时候都会打。她和父亲都有在接听电话时，同时再接听第三个人的来电的习惯。就算是这样，她也会觉得很烦躁。有时候我跟她电话正讲到一半，之前保留的通话突然断掉，她会很烦躁地说：“完了，我还有另一个电话呢。我都忘了。”

我也讨厌被打扰，虽然我有时会打扰到别人。我经常会把其他人说的话忽视掉，抢着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我的故事更有趣，更精彩，更重要，因此常常忘记他人的故事也可以让我受益匪浅，值得不断琢磨。母亲则恰恰与我相反，她很少打断别人，更不会对别人的故事妄加菲薄。她更愿意做个倾听者，然后提问，她不会提一些问题敷衍了事。（比如，你在凤凰城待了几天？）她提的问题常能够让对方说出自己的很多感受，如从中获得了什么，哪些人令其印象深刻，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当我第一次陪母亲到门诊部时，母亲已经来过两次了，她与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已经熟到能点头打招呼了。有一个她特别喜欢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找到血管，另外两名护士则不行。另外，她似乎有些不太在意那些干扰。

那天早上，我感觉特别烦躁，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尽量不去想那些事。当你身处与癌症奋战的一群人中时，还抱怨工作上的烦恼显得很奇怪。于是我和母亲安静地坐着。

“你确实不必陪着我，威尔。你要忙的事太多了。”

“我想陪在你身边。”我说，“当然你想独自待着的情况除外。”

就是那一次，母亲说她正在看华莱士·斯特格纳写的《终得安全》。那本书陪着我飞越全世界，当时却还原封未动。我说这次我一定会看。

“如果我们总在同一段时间看同样的书，就有些像一个读书会了。”我补充道。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传统读书会，但母亲从未参加过。

“你没有时间经常去参加读书会！”母亲说。

“我有时间读书，况且我们总在谈论书。所以如果我们读的书相同，又一起讨论，这不就是个读书会吗？”

“读书会不是都会带些东西吃吗？”母亲问。

我大笑道：“那我们就组建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不吃东西的读书会吧。”

在举办第一次读书会活动时，一般大家相互间会讲一讲童年的故事。我对母亲提到这点时，她半信半疑，并面带微笑然后我要求她把童年故事跟我讲一遍。我从未直呼过父母的名字，所以很难写出“玛丽·安1934年出生”（而不是“母亲1934年出生”）这样的句子。当然，那时她还没有做母亲还只是少女玛丽·安。

玛丽·安那位美丽而忧郁的母亲生下她和弟弟两个孩子她是美国人，不过在巴黎长大。他们的父亲很英俊，经营着家族的纺织生意。在他年轻时把生意转手了，卖了个大价钱。大家都说那是一桩非常不幸的婚姻。他们的婚姻在维持了三十年后，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母亲很少提及她的童年，这是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母亲说她的父母彼此怨恨很深，因此她下定决心，如果她幸运地拥有自己的家庭，绝不会对任何事产生抱怨。玛丽·安最初在公立小学上学，中学就读于纽约上东区著名女子学校。在那里，母亲与她的毕生好友结识，也受到了米尔德丽德·唐娜珂的启发。

唐娜珂的小名叫米莉，她喜欢大家这样叫她。她是一位戏剧教师，也是一位当时有名的舞台剧和电影演员，学生们无比爱戴她。后来，她还在百老汇演出过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扮演威利的妻子琳达·洛曼的角色。1951年她在同名电影中出演同一角色，并获得了奥斯卡提名。玛丽·安醉心于舞台剧。她看过米莉的那次表演，认为那是她看过的最使人兴奋和感动的一次演出。在米莉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她下决心要做一名演员。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学校教育内容，她们之前闻所未闻。女校长告诉玛丽·安和她的同学们：除了结婚生子之外，人生还可以更美好，女人可以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这些话她们以前从未听说过。

当时大多数人和教育机构都不会这样说。即使在玛丽·安上哈佛女校期间，在她去哈佛纪念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也必须戴着白手套待在楼上的座位区里，跟男人们一起坐在教堂的长椅上是不被允许的。这让我想到我们住在剑桥的时候，母亲总是坚持坐在楼下的长椅上，而且一定要在最前排，那时还觉得奇怪呢。

这些我以前差不多都听说过了。当母亲和我坐在治疗室迎接另一个“干扰”到来时，我想让她再多说一些别的。

“好吧，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呢？”

“嗯，说一下你那时候最喜欢的书吧。”

“什么时候？”

“在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少女妙探》。我看了很多这一系列的书。我特别喜欢女侦探这个构思。”

“还有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