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带孩子上班”兴起之前，母亲已有了自己的理念—带孩子一起干活。母亲经常安排我们帮她做各种工作，如帮忙整理入学申请材料。在母亲看年龄、sat分数、性别之前，先看申请人的个人简介，这样就能对申请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但是其他妈妈对你出外工作认同吗？”

“嗯，有一部分妈妈认为我肯定会忽视你们。你还记不记得，你哥哥曾经在自己的便当盒里放些狗饼干做午餐，你和你妹妹也这样做过。我估计是其他孩子的妈妈让学校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咨询过儿科医生，狗饼干不但不会对你们的健康造成任何影响，还可能有利于你们牙齿的发育。而且，我觉得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我做得不对。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许多人都在做有趣的事。”

回想那个时候，我许多朋友的父母的生活都精彩纷呈。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单独的社区。住在那里的人都与哈佛、麻省理工或布兰德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父母时，想到更多的不是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是他们和这些大学的关系。我们对他们的爱好也非常清楚，比如，谁喜欢画画，谁喜欢做酸奶。

我们目睹了社会的许多纷乱：电视机报道越南战争，哈佛广场发生了暴乱；鲍比·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我们通过同学的哥哥姐姐知道了所谓草案和民权运动，还有一些社会热门和时事，以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晚餐时的聊天以及《生活》杂志也是我们了解其他信息的途径。

书籍成为人们生活中很主要的部分。我们相识的每户人家，客厅里都放了一个书架。在父母的朋友和我们朋友的父母中，都有人在写书。每个人都在看每月俱乐部推荐的同一本书。爱德华·斯泰肯出版了一本收录世界各国摄影作品的集子，叫《人类大家庭》，著名诗人卡尔·桑德堡为其作序，成为每个咖啡桌的必读书。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夫妇们》以通奸为主题，备受争议，成为每对夫妇的枕边书。每个人都有一本约翰·f.肯尼迪的《勇敢者传略》。奈欧·马许、阿加沙·克里斯蒂、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的书，列入每个悬疑小说爱好者的必备首选书目。列昂·由芮思和米切纳是受人们特别关注的作者。索尔仁尼琴的《古列格群岛》、君特·格拉斯的《锡鼓》出版后，马上成了每家的必读书。

有时我感觉母亲想鼓励我们阅读那些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书。她会故意指出因为年龄太小一些书我们看不懂，这反倒刺激了我们更快地阅读这些书。在我十岁时，我就读完了《马尔科姆x自传》。母亲说得对，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年龄太小了点，后来再读一遍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以前漏掉的部分。之前我只记得书中对宽大的西装的描写。我们自己也发现其他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读的书。大约我十一岁时，埃里卡·琼的《怕飞》出版了。我对书里描写的情节感到既震撼又着迷，就像《性爱宝典》一样。我们经过一番搜寻，发现我父母没有这本书，但朋友的父母有，但他们把书藏了起来，以至于那些捣蛋鬼和我们只有通过翻箱倒柜才能找出来。

我们总是会在吃晚饭的时候讨论正在读的书。我读了保罗·里维尔的一本精彩的文集，又兴致勃勃地读完埃丝特·福布斯的《自由战士》。书中讲述了一位做银匠保罗·里维尔学徒的人，在他手被烧伤之后发生的故事。后来我又找到这位作者替保罗·里维尔撰写传记《保罗·里维尔和他生活的世界》，该书1942年获得普利策奖。这本传记我看了整整11遍，每次读完就在书页上做个标记，好像囚犯记录被囚禁的日子一样。

在吃饭时我会央求我的哥哥妹妹：“你们快来问我和保罗·里维尔有关的任何事情，随便什么都行！”当他们不想问时，母亲会大胆地问我问题。遗憾的是，从前知道的关于保罗·里维尔的事情，除了最基本的事实部分，还有1/3首郎费罗歌颂保罗伟大事迹的诗歌，其他的我现在全忘了。我曾建议母亲把重读埃丝特·福布斯写的传记作为读书会的书目，那么我就可以拍着胸脯说：“我读过这本书已多达十二次了。”她温柔但坚定地拒绝了，说她从小到大早就听腻了里维尔的事。

小时候，我还看过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的作品《血染雪山堡》《纳瓦罗要塞的火炮》《链上的傀儡》。幼年时阅读的书，我记得的内容很有限，但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链上的傀儡》中一句描述的话：“从他搭乘的飞机降落到阿姆斯特丹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身处荷兰。”

我尤其喜欢麦克莱恩写的那些只要拥有适当的团队，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的书。团队中也许有人背叛你，但你能够及时发现并克服那些困难（如恶劣的天气、可怕的海难），最终实现你的目标。不过付出的代价也会很高。

你的某个好哥们儿在故事中丧生，你会感到万分悲痛，但故事不会就此停止。因为所有的故事并非只牵涉你，还有更伟大、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比如与纳粹的斗争。1944年到1946年麦克莱恩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因此有关二战题材的作品也是他写得最棒的。

在九点上床睡觉时间过后，我会打开手电筒看好几个小时的书，重读里维尔的故事或麦克莱恩的书。母亲显然知道，不过她从来没有因此责备我。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母亲为了应付一切而疲惫不堪：三个孩子加丈夫，一座经常需要打扫的房子，一份需要奔波于全国各地的重要工作，时时刻刻的咨询以及频繁的会议。一位善良的爱尔兰老奶奶为了帮母亲的忙，曾在下午照顾妹妹，每周还为我们做一次美味的肉卷。可怜的墨菲太太之后中过风，但仍在继续帮忙照顾妹妹。我以前常常把在剑桥市居住了十四年后，我们全家又搬回纽约的原因，归于母亲不忍心告诉墨菲太太她做的牛肉卷难以下咽，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美味了，而我们也一样没法再忍受，毕竟每周把一整块不能吃的肉卷丢进垃圾箱太浪费了。

母亲被那些没有尽头的责任击败的那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哥哥、妹妹和我坐在厨房里，我一边吃麦片一边担心上学的事；哥哥和妹妹正在斗嘴。已经快到我们该出门的时间了。母亲下了楼，看起来很苦恼，这可并不常见。我想要告诉她一些事，于是试着引起母亲的注意。

我看着母亲在水龙头那接了杯水。萨里（我们的英国猎犬）躺在地板上。母亲把一个药丸塞进汉堡包里，然后把汉堡包塞进了萨里的嘴里，抚摸它的脖颈让它吞咽下去。接着母亲洗干净手，又拿出另一个药丸，吞了下去。

我跑过去想和母亲说话，还未及开口，母亲睁大了眼睛，然后说了一个我从未听过她说的词，接着又说：“糟了，我刚刚吃了一片驱虫药，我的避孕药又给狗吃了！”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母亲陷入慌乱之中。然后她打了一个电话，知悉狗没有事，她也一样。她只是多驱了一次虫；狗的卵巢已经切除了，也不会生小狗。

但回想起来，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是母亲急匆匆地去干什么，而是她安静地坐着，在客厅中央，头顶上方一幅保罗·詹金斯的画作，色彩绚烂。壁炉里点着火，她的膝上盖着一条毯子，她的双手则伸出毯子外捧着一本书。我们也想跟她还有父亲一起坐着，安静地看书。

回想以前的感恩节，以及母亲确诊为癌症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感到生活确实变化很大，现在只关心母亲治疗的事情。治疗的第一天以及后面的一两天，母亲一般感觉还不错，再往后感觉就不那么好了。她从妹妹的一位专门从事临终护理的朋友那得到她的新信条：“制订计划，然后逐一达成。”母亲总是强迫自己完成订下的任何计划，无论是否能够做到。

对朋友和家人的电话、信件，每天她都尽量进行回复。她每天几乎都会与哥哥、妹妹和我谈论彼此的近况，谈论筹划阿富汗图书馆的进展。才华横溢、魅力无穷《纽约客》记者大卫·罗德愿意加入进来，母亲对此非常高兴。机会很难得他正计划写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去阿富汗，这再好不过了。

治疗的副作用是患癌症后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罗杰曾告诉母亲，说她会感到痛苦万分，甚至可能倒在浴室地板上无法起来，只能痛苦地躺在那。不过事情还没有太糟糕。只是母亲无法吃东西和喝水，因为口腔的疼痛，甚至连开口说话都成了难题，而这些都让她感到疼痛和难以忍受。腹泻、便秘和无边无际的疲惫也伴随而来。若只是红血细胞数很低，通过输血能缓解，但大多数时间母亲只是感到疲惫而已。化疗让她吃东西没有味道，因此维持体重需要不停地抗争。

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奥赖利医生一直对母亲照顾有加。从某种程度上说，她能够理解很多医生不理解的情况，像痛到极致的口腔疼痛，一个早上需要跑厕所五到十次，这些情况跟癌症一样需要治疗。从根本上来说，对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进行治疗是一种临终关怀——减缓癌细胞的扩散速度，保障病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奥赖利医生每次见到母亲都会询问一次，使她能够尽量了解母亲疼痛的程度（相对于“疼痛”这个词，母亲更喜欢用“不舒服”），以便在用药上做出相应调整。

感恩节对母亲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年这一天我们都会邀请那些相识的不能回家过节的人到家里大肆庆祝一番。在剑桥市居住的那些年，经常有伊朗人和巴基斯坦的学生来我们家吃感恩节大餐，还会在家里住一周。母亲可能由此开始对那个地区感兴趣。母亲与难民一起工作之后，我们家的客人中又多了一些刚刚从波斯尼亚来纽约定居的家庭的成员，或者从炎热的利比里亚不远千里来到寒冷的纽约的学生们。

但这次，母亲张罗感恩节的庆祝活动有些困难。因此，我的朋友汤姆和安迪说可以在他们家吃感恩节大餐。无须父亲和母亲做什么，只要去用餐就可以了。

感恩节那天早上，母亲给我打来电话。

“我今天感觉不太妙。”她说。她预计无法去吃感恩节大餐了，要看身体情况如何。前几天她状态不错，听了两场音乐会，连着工作了几天，与朋友见了面，回复e-mail，还有了食欲，现在则因为身体不适让她感到沮丧。

距离母亲确诊已经过了两个月，对于病情会如何发展根本无法判断。一切就像股市的动荡一样。股票指数下跌时，可能是大涨之前的小调整，也可能是大跌的前奏。那天母亲感觉不妙，或许是由于化疗的关系，也或许是由于癌症恶化了即使事情看起来有所好转，我们也无法确定事情的发展趋势。或许会有天大的好消息，比如肿瘤缩小了；也可能会是股票玩家说的“死猫飞弹”。这个比喻用来形容那些希望出现的假象，生动却残忍。变好还是崩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忐忑不安地等待母亲下一次扫描的结果。

母亲被无法预知结果弄得狂躁不安。她希望自己对好或坏能有更大把握，与“感觉糟糕的日子”相比，她心里对“感觉不错的日子”大为感激。她尽量及时更新“威尔的玛丽·安新闻”博客，在发布坏消息时总是用“希望”来淡化它。自然更新时是母亲口述，我打字。

当和母亲或家里人聊起这个博客时，我不会提及母亲是个隐性写手这件事，害怕这会让她感觉到什么。她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写？”然后她从我的角度写下几段文字，我“复制”再“粘贴”，最后用这些文字更新了博客。

那个感恩节的早上，母亲感到不安，因为忘记寄慰问信给一位父亲刚去世的教堂朋友而不安。

“妈妈，我觉得她肯定会理解的。她知道你病了。”

“没关系，我刚刚写了一封。我认为，身体不舒服不能当作忘记其他人的借口。”

到了感恩节那天，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但她还是坚持让父亲、我和大卫去参加朋友家的庆祝活动。她说自己在家喝点汤就行了。我们从不会对母亲的决定有异议，这次我们也听从了她的意见。

那个晚上我们在朋友家尽情吃喝，开怀畅饮，愉快极了。大卫和我给父亲打了车回家，我们则步行几条街回公寓。这像是一场母亲离世之后的感恩节，虽然每个人都试图否认这一点。到了家，大卫去睡觉，我独自坐在客厅里，一直待到外面灯光都熄灭。

我不让自己沉浸在真正的悲伤里，所以我为生活中的琐事忙个不停——忙于工作、付账单、送衣服去干洗、写e-mail。然后我想歇一歇，让悲伤将自己环绕，但我做不到。在我闲下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一直很难过。但在等待天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法一直处于悲伤之中。我为大卫·哈伯斯塔姆去世而流的眼泪，为休·格兰特的浪漫喜剧《真爱至上》流的眼泪，为麦克莱恩书中众多我非常喜欢的人物去世而流的眼泪，都远远多过我得知母亲已是癌症晚期时流的，都比为母亲流得多。

天亮了，熟悉的声响从公寓门外传来，是送报员投递《纽约时报》的声音。我开了灯，开始找我那本《霍比特人》。我想知道这本书还能否让我陶醉，还能否让我读时沉迷。

我很快找到了那本书，随手翻开一页进行阅读。距离第一次看它到现在大概过了40年，书里的世界神奇般地再现了霍比特人的屋子、银汤勺、符文、兽人、小矮人、蜘蛛……看了大约20分钟后，我偶然读到了一个情节：在黑暗的森林中，霍比特英雄比尔博与他的小矮人同伴们互相走散了。

比尔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像疯子一样呼唤同伴的名字。他似乎也听到同伴们在呼唤他。“但他们的哭泣声越来越远，声音也越来越小。又过了一会儿，哭声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很快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他一人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

“比尔博面临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不过很快他决心已定——等到天亮，在天亮之前无论做什么都解决不了问题。”托尔金又写道。

第二天，母亲说她感觉好些了。

母亲做化疗之前，我们在等候区等待，坐在常坐的椅子上。我对她讲了感恩节那天的晚餐情况，说大家都很希望她能在，我则一直在想她。我没有提到我独自坐在黑暗中的事，那多少有点阴暗的成分。我讲到我又开始看《霍比特人》，它仍然有种强大的魔力吸引着我。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母亲问。

“我想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人类，或者霍比特人，在自己毫无所觉的情况下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从某方面来说，我认为这本书与麦克莱恩的作品很像。”

“我也花了点时间思考。”母亲说，“你父亲那天能出门我很高兴。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如果他陪在一旁肯定会觉得很烦。那天我看了几页书，内容是关于人们如何在毫无所觉的情况下发现了自身的力量。”

“哪本书？”

“《禁忌祈祷书》。”母亲回答。

“蒂蒂安？”

“不，威尔。”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好气又好笑，她微笑着补充道，“除此而外，蒂蒂安的书名是《一本公祷书》，而不是《禁忌祈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