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已被麻醉，他几乎渴求不幸，

即使风景变换，仍将寻找深处的阴影。

致命的轻蔑在他心中，对一切……

他总是陌生人，在一息尚存的世界里……

高昂地飞腾或深深下沉，

同那些人一起呼吸，他觉得是判决……

这是典型的被驱逐者、流放者、超人的口吻，他无法忍受现存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容纳不下他过于巨大的灵魂，因为他有理想，预设了永恒而热烈的前进运动的必然性，而这一运动总是被现存世界的愚蠢、想象力的缺乏和单调所限制。因此，拜伦式人物的命运始于轻蔑，渐入恶习，走向犯罪，走向恐惧直至绝望。这是他诗歌中那些异教徒、拉腊们、该隐们的共同生涯。这是曼弗雷德：

我的精神独往独来，不与人们同行，

我自看世界，无须用人们的眼睛；

他们的抱负和热望，与我无关，

他们活着的目的，与我无关；

我的欢乐——我的忧伤——我的热情——还有我的力量，

使我成了陌生人……

整个拜伦式症候体现为对于两种价值的赞同（关于这点我已经做过说明），即意志和人所必遵的世界之结构的缺席。这一症候从拜伦那里传给了他人，传给拉马丁，传给维克多·雨果，传给诺蒂埃，传给了大部分法国浪漫主义者；再由他们进一步传给叔本华，他认为人被抛入一只脆弱的小船，船漂浮在无目的、无止尽、无方向的意志汪洋之上，人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可能与它抗衡，只有当人摆脱命令自己、整合自己，在这野蛮且不可预测的元素中营建一个舒适居所的虚妄欲望之时，才能与之达成妥协。这一症候由叔本华传到瓦格纳，举例来说，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全部教义在于难平之欲的骇人本质，对于所有那些时时刻刻被一种无法逃避且又无从满足的欲望占据的人们来说，这一欲望必将导致最可怕的不幸并最终以极其激烈的方式使他们成为祭品。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某种最后的灭绝：莱茵河水上涨，淹没了所有人类都感染上了的这种剧烈的、这种混乱的、这种不可休止的、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这就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

现在，让我回过头去对最初提出的那份长长目录再考虑一下。我想说的是，就表面而言，浪漫主义似乎表达了一切事物以及它们的对立面。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也许可以如此断言，意志之必然性和事物结构的缺失这两个原则可以满足我所提及的标准中的大部分，并且，看起来不可通融的矛盾之处可能也不会那么激烈了。

先说说洛夫乔伊的激烈抱怨：“‘浪漫主义’这个词怎么可能同时代表两种如此对立的东西？一面是高贵野蛮人，尚古主义，简朴生活，脸色红润的农民，是对矫揉造作的城市的厌弃和对美利坚的大好牧场、地球上某个真实或虚构之地的某种简单生活的向往；而另一方面，蓝色假发套，绿头发，苦艾酒以及奈瓦尔在巴黎的大街上牵着他的龙虾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并且他还真的如愿以偿？如果你想问这两者有何共同之处——洛夫乔伊就很自然地对这两者共用一个词语表示惊讶——答案是，两者都试图打破事物的固定本质。在十八世纪，无论在艺术还是政治还是其他领域，人们都有一套极端繁琐的秩序，各种形式，各种清规，各种戒律，各种礼节，人们过着一种密不透风且井然有序的生活。任何能摧毁、破坏这种生活的东西都受到欢迎。因此，不管你是逃往极乐岛，还是奔向高贵的印第安人，还是如卢梭所歌颂的，走向那些单纯的未受污染的心灵；另一方面，你戴绿发套穿蓝马甲，加入性格疏狂之士、狂野的波希米亚式艺术家的行列；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无论如何，二者都是破坏和摧毁既定之物的途径。在霍夫曼那里，黄铜门环变成老妇人，老妇人成了市议员，市议员变成了保龄球，这不仅单单是为了取悦你，不是一个带来欢乐却立刻被忘记的轻幻想剧；在果戈理的著名小说《鼻子》中，鼻子把自己从一个小文员的脸上扯下来，然后在一顶大礼帽和一件大衣里经历了种种惊险的浪漫旅行，这不纯粹是个有点儿古怪的故事，而是对无法改变的事实的一场入侵、一次攻击。它传达出一种意愿，试图揭示在平滑的表层之下，可怕的难以言传的力量在沸腾，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本质而言，对生活的深刻洞察需要打碎这个镜面似的表层。不论你投向何方，是矫揉造作还是某种未知的纯朴，结果没什么差别。

当然，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能变成高贵野蛮人，如果你觉得真能把自己转变成某个未开化的国度中不谙世故的土著，过着原始的生活，那么，魔力就会消失。没有一个人会这样想。浪漫主义关于高贵野蛮人想象的全部要义在于你压根当不成野蛮人。如果你真的当了，也就没什么价值，因为野蛮人也会变成一个糟糕的存在，一项可怕的生活规则，和他所替代的东西一样狭隘，一样教条，一样可憎。所以，整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找不到的、无法实现的、无穷无尽的那些事物。

同样，一边是术士巫师，幽灵怪物，壕沟死人，围着中世纪古堡吱吱作响的夜蝙蝠，沾满血迹的鬼魂，吓人的沙哑嗓门，从一道道神秘而可怕的沟壑深谷向你扑来——另一方面，安详有序的中世纪宏伟景象以其比武盛事、传令使者和教士牧师体现了根本不可动摇的内在稳定，这二者又有何共同之处呢？（这两者都是浪漫主义作家的惯用意象。）回答就是以上两种意象都冲击了那些早期工业文明城市（例如里昂或伯明翰）的日常现实。

就拿司各特这个显著的例子来说吧。这是一位通常被看做浪漫派的作家。不妨这样问，正如一些困惑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提出的：为什么司各特是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只是一位极其充满想象力的、细致入微的作家，通过一种能影响各类历史学家的方式，相当忠实地描写了他所处时代之前的——比如说十七世纪的苏格兰或十三世纪的英格兰或十五世纪的法国——的生活。为什么这就是浪漫主义？就其本身而言，它不可能是浪漫主义。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一位忠实细致地描绘祖先风俗习惯的中世纪史学家，你不过继续了最好的传统意义的历史写作而已。你只是尽己所能地讲述事实，但这决不是浪漫主义，恰恰相反，这是倍受推崇的学术研究。但司各特的确是浪漫主义者。为什么这么说？只是因为他热爱那一类的生活吗？这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通过刻画那些岁月中极其动人的、愉快的、催眠般的画面，他把我们的价值观——我指的是1810年、1820年的价值观，他所生活时代的苏格兰、英格兰或法国，也就是十九世纪早期的价值观拿来对照另一套价值观——管它们是叫新教也好、非浪漫主义也好、工业化也好，反正它们都算不上是中世纪的价值观。与之相比，他提出的另一套价值观，即使未必更好，也是不相上下的。这样就打碎了那种独断论，打碎了那种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各尽所能，实际上也正走向一个更好的时代的论断。

假如你寻求麦考利和司各特的不同之处，会发现麦考利真心实意地相信进步。他相信一切事物各据其位，十七世纪比不上十八世纪幸运，十八世纪比不上十九世纪幸运。万物皆有自己的定位。一切都能用其因果作用加以解释。我们总是在进步。万物协调，一切在进步。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然而，与此同时，如果不是因为人类的愚蠢、懒惰，因为人的刚愎自用以及其他的无知势力、既定利益等等，我们应该进步得更快。在这一点上，从某种程度而言，他和詹姆斯·穆勒以及功利主义者有共同之处。他和培根一样不相信神秘宗教。那是明摆的事，你说现实就在这里，它有一个本质，我们研究它，这是科学的，我们现在比以前了解得更多。我们的祖先不知道怎样才快乐，但我们知道得多些。我们没有全部知道，但我们知道得多些，我们的后代将知道得更多。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会实现一个完美的社会，达到长治久安、人类的一切愿望得到和谐的实践这一目标。但是，这种理想并不荒谬。这是将七巧板拼凑成完美的理想蓝图。

假如司各特是对的，这个理想就不是真的。这再次如赫尔德所言。假如过去的价值观念比现在的更有价值，或至少可以较量一番，假如在十三世纪的英国或在地球上时空遥远的某个角落，存在一种灿烂的文明，比你身处的乏味的文明更吸引人，或相差无几，然而无论如何（这一点很重要）它是不可复制的——你回不去，它也无法被重建，它只得作为一个梦存在，一个幻想存在，假如你寻求它，它必定成为失望之物——如果是这样，那么什么也不能使你满意，因为两种理想起了冲突，而这个冲突无法解决。不可能获得能包容一切文化之精华的一种状态，因为它们互不相容。因此，互不兼容、各有千秋的多元理想成为浪漫主义者反对秩序、进步、完善这些概念以及古典理想和物质结构的攻城利器的一部分。那就是为什么司各特会被称为浪漫主义作家的原因，虽然意外，却绝对正确。

没有普遍形式，没有伟大风格：狄德罗所谓lalignevraie，即真实的诗行，t.s.艾略特希望洞穿的秘密传统——整个浪漫主义运动自始至终都拒绝和谴责它们，认为它们是一种可怕的幻觉，极可能导致追寻者走向愚昧和肤浅。这是蒲柏所说的“条理化的自然”，这是亚里士多德，这是浪漫主义最强烈厌恶的东西。因此，必须打破这个秩序：必须通过走向过去、走向内心或走出外部世界来打碎它。必须去追求并成为具有某种伟大精神内驱力的人，这种内驱力自己无法确认；或者必须理想化某个神话使其不落凡尘，北欧神话也好，南方神话也好，凯尔特神话也好，别的什么神话也好，到底是哪一个并不重要——管它是阶级、国家或教会或其他——它都会不断地促使你前进，永不知足，它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它绝对无法实现，所以，一旦实现，它将毫无价值。就我所见而言，这就是浪漫主义的本质：意志，以及作为行动的同义词、作为因其永远在创造而无法被描述的人；你甚至不能说它在创造自己，因为没有自我，只有运动。这是浪漫主义的关键所在。

最后，应该说一说浪漫主义在当今的影响。它当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尽管某种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它的冲击力。

毫无疑问，无论对浪漫主义作何评价，它的的确确涉及到古典主义遗漏的那些东西，无意识的隐秘力量，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古典主义关于人的描述，以及由那些科学家或受科学影响的人，比如爱尔维修、詹姆斯·穆勒、威尔斯或萧伯纳，还有罗素所作的描述，没有涵盖人的方方面面。浪漫主义认为，人之存在的某些方面被彻底忽略了，尤其是生命内在的一面，所以人的形象被严重扭曲了。在今日，由浪漫主义所引发的诸多运动之一就是所谓法国存在主义，对此我将再多说几句；对我来说，存在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真正继承人。

浪漫主义的丰功伟绩，作为我研究的起点，和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重大运动不同，它成功地使人的一些价值观产生了深刻转变。这使存在主义成为可能。我要谈一下这些价值观，我将试图揭示浪漫主义是如何渗入这一现代哲学以及它是如何进入与现代生活相关的其他现象的，比如深受其影响的情感伦理学和法西斯主义。

正如我所指出的——现在我必须着重于这个事实——伴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簇生出新的美德。既然人即意志，我们必须获得康德或费希特的意义的自由，动机就比结果重要得多。因为我们无法控制结果，但是可以控制动机。既然我们必须自由，必须尽最大可能成为自己，伟大的美德——一切之中最重要——就在于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本真（authenticity），和浪漫主义者所说的真诚（sincerity）。正如我前面解释的，这一切前所未有：我不相信在十七世纪，假如一位新教徒和一位天主教徒发生争执，天主教徒有可能说：“新教徒是可恶的异教者，他把灵魂带向毁灭，但是他的真诚令人敬重。他是诚挚的，他准备为他所相信的谬论献身，这是道德高尚的行为。任何足够正直的人，任何打算用自己来献祭的人，都具有值得尊敬的道德人格，无论他信奉的理念是多么可恶或错误。”这种理想主义的概念是前所未有的。理想主义意味着尊敬那些为了他们真心认同的信念，不论其信念为何，而准备放弃健康、财富、受人拥戴、权力这一切他们的情感欲求的东西，放弃他们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康德称之为外部因素的东西，也就是作为心理或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些情绪，把这一切抛开。把理想主义说成好的而把现实主义说成坏的，也就意味着，如果我说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就是说我将说谎或者做出一些极卑鄙的事情。这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真诚本身成为美德。

这是整个问题的根本。事实在于，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对少数派，对挑衅行为，对就某一点来说比成功更高尚的失败，对反对现实的任何行为，以及对那些可能是基于荒唐的原则的立场心存敬意；你不会像鄙视一个声称二乘二得七的人那样鄙视这些行为，因为尽管可以说二乘二得七也是个原则，但你明白它不过是对一个错误的肯定，这一点非常重要。浪漫主义破坏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对人类来说，但凡涉及价值、政治、道德、审美，总是存在行之有效的客观标准，不遵循这些标准的人要么在说谎要么是疯子，对数学或物理学来说此话甚对。一方面是可获得客观真理的领域，如数学、物理学以及一些常识领域；另一方面是客观真理被打了折扣的领域，如伦理学、美学，等等。这种划分是新的，并且产生了一种对待生活的新态度，这到底是好是坏，我不想轻易断言。

假如我们自问，对于某些历史人物我们会作出什么样的道德评价，问题就出来了。首先来看看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说给人类带来利益的那些人，比如腓特烈大帝或凯末尔将军，也许他们的人格并非无可指责，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铁石心肠，既粗俗又残酷，未能摆脱为人诟病的一些冲动。但同时，毫无疑问他们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他们是胜任的，他们的统治是有效的，他们提升了生活水平，他们创办了持久运作的机构，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满足感、力量和欢乐的源泉。现在，假设把他们和那些显然制造了苦难的人相比，比如“莱顿的约翰”，他在明斯特城造成了吃人现象，致使许多人为了他所信奉的末世宗教而惨死，还有托克马达，他要了许多人的命。而那些人在今天看来，却会因为其灵魂和可能最纯洁的动机而被认定无辜。哪一种人应该得到更高评价？在十八世纪这是毫无疑问的。腓特烈大帝显然比宗教狂人好。然而，今天，人们会遇到一些困惑，因为他们认为理想主义、真诚、奉献、纯洁的心灵、纯洁的精神是更好的品质，远胜于堕落、邪恶、算计、自私自利、自恋、捏造谎言、为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人，具有这些特点的国家缔造者无疑是罪恶的。

所以，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后代。一方面，我们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因为浪漫主义打破了迄今为止人类以各种方式奉行的那个单一模式，即永恒的爱智慧（philosophiaperennis）。我们是某种疑虑的产物——我们无法说得清楚。我们重视结果，也重视动机，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然而，凡事不能过分。如果有个希特勒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说，在他身上，真诚可能是一种拯救的品质，尽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争论是支持他这么想的。他的确做得过分。一旦他这么做，就是践踏了一种极其普遍的价值观。因此，我们仍是某种齐一传统的成员，只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地游移于其中，我们能包容的事情前所未有地广泛。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对此负责，因为它主张观点的不相容性，动机、特质或至少是意图的重要性比后果、效能、影响、幸福、成功和人生在世的地位更要紧。幸福不是一种理想，荷尔德林说，幸福是“舌尖微热的水”；尼采说“人并不渴望幸福，只有英国人才那样”。这样的观点在十七或十八世纪会遭到嘲笑。如果说现在不再遭到嘲笑，也许就是拜浪漫主义运动所赐。

存在主义的关键教义是浪漫主义的，就是说，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依靠。假设你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你说“c'estplusfortquemoi（我实在没辙了）”，我身不由己，情绪征服了我；或者，有一些客观原则，尽管我厌恶它们，却必须履行它们；又或者，一个永恒或者神圣的机构或一个合法的掌权人物给我下达命令，尽管也许我并不喜欢这样，但它已经发出了这个命令——“它”可以指经济规律、国家内政部或不论是什么——它有权要求我服从。一旦这样做，你就是在开脱。你只是假装这不是自己的决定，你已经在现实中作出决定，却不愿面对这个事实的后果，事实在于——正是你自己作了决定。

甚至你说：我一半处于无意识，我是无意识力量的产物，我忍不住，我有某种情结，这不是我的错，我是被迫的，因为我的父亲没有善待我的母亲，我才是现在这个魔鬼——按照存在主义（在这一点上它也许是对的）的观点，这是开脱之词，是通过把在绝对自由中的行为之责任重负推卸给客观因素而获取同情——而客观因素到底是政治机构还是心理学原则并不重要。你试图把肩上的责任（因为正是你做了决定）推卸到别处。一旦你说自己是魔鬼——并且，显然不在意成为魔鬼——你就是得意地接受了明知是邪恶的东西，同时通过这种说法推卸了诅咒：不是我，社会该负责；我们都被决定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世上有一种普遍的因果性，而我只是这些强大力量的工具，我无法阻止它们使我作恶，如同无法避免它们令你向善；你不会因美德而被祝福，我也不会因邪恶而受谴责；我们谁也无法对自己的命运施以援手；我们只是一个巨大因果过程中的小零件而已。

萨特，基本公正地应和了费希特和康德。在他们看来，前面的说法不是自我欺骗就是欺骗别人。存在主义走得更远。他们拒绝世界的形而上结构这个概念，拒绝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概念，拒绝说事物具有本质（这意味着事物仅仅是其必然性规定的样子），拒绝说我们来到一个具有某种无法改变的结构的世界——物理结构、化学结构、社会结构、心理结构以及一个神明在上、细菌在下的形而上的和神学的结构，或者任何你信仰的结构。这些不过是人类值得同情的企图，通过培育无数惬意的幻想，使他们能更舒服地适应这个世界，而无须面对必须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全部责任的可怕前景，并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从而使自己的生存更加怡然自得。当他们为自己的行动给出理由时，他们说，“我做那件事是为了能做这件事”，你说“可是为什么你想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说“因为在客观上这是正确的”，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这也是把真空中的自由选择推卸给非主观的客观之物——自然法则，智者箴言，圣书训诫，实验室科学家的声明，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论断，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宣言——不是我，是他们。这被视为推诿责任，使自己，不必要地，对于宇宙空无这个事实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要说如此做是荒谬的了。宇宙空无里只有你一人独自存在，你做一切应该做的，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你无法请求减免。所有借口都是虚假的，一切解释都是开脱之辞；也许，一个足够勇敢和悲壮——悲壮到能够直面现实的人是能够面对这个现实的。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禁欲主义教义，它就直接源起于浪漫主义。

有些浪漫主义者显然走得太远了。这一点可从马克斯·施蒂纳这个杰出的例子得到说明，它证明了浪漫主义最终的价值——对于今天来说也是可贵的价值之所在。施蒂纳是一位信奉黑格尔主义的德国教师，他的如下论断颇为正确。浪漫主义认为制度并不是永恒的，他们是对的。制度是人们自由创造出来，服务于人类利益的，它们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失效。因此，站在目前的角度，看到它们快要失效时，我们就得废除它们，就得创造新的制度——通过我们不屈的意志自由地创造出新的制度。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其他公共制度，它也适用于各种学说。学说也能成为一种最糟糕可怕的重负，压在我们身上，成为令人畏惧的锁链和专制力量，把我们捆绑在形形色色的观念上——而那些观念却是当下的意志，或我们个人意志再也不会渴求的东西。因此，理论也必须被废除；任何声称在个人选择之外存在某种客观正确性的普遍理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其自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形式。这种理论错了，因为它约束、囚禁、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行动。但是，如果这类学说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形式，那么，一切概括性命题同样如此；如果一切概括性命题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形式，那么所有词语同样如此，因为词语都是概括性的，它们都要分类。如果我使用“黄色”这个词，我想表达的是我昨天已经用它表达过的意思，也是你明天会用它来表达的意思。然而这是一种可怕的束缚，一种恐怖的专制。为什么今天说的“黄色”和明天说的“黄色”具有相同的含义？我为何不能改变它的意义？为什么2乘以2总得到4？为什么词语就得始终如一？为什么我不能在每一个开端创造自己的世界？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如果不存在系统化的象征，我就不能思考。不能思考，我就会发疯。

说句公道话，施蒂纳的确该疯了。1856年，作为一个绝对安静无害的疯子，他在疯人院里，非常体面而又不失本色地结束了一生。

类似的思想同样也在煎熬着尼采，这位更伟大的思想家，不过，他在某些方面也和施蒂纳相似。从这里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只要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就需要交流。假如不交流，我们难以自称为人。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指的“人类”是至少能够部分明白我们对他所说的事情的一种生灵。就此而言，那么，必须有一种共同语言、共同交流以及某种程度的共同价值观，否则人类之间不可理喻。一位不能理解别人所言为何的人很难称之为人类；他被定义为反常。只要存在常规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会有共同价值观。只要存在共同价值观，就不可能说一切必须由我来创造。假如发现任何先定之物，我就一定要打碎它；发现任何结构之物，为了使我的自由想象天马行空，我就必须摧毁它。就此言之，由它的逻辑结论来看，浪漫主义的确会以某种精神错乱告终。

法西斯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这并非因为它失去理性——很多运动的确失去理性——也不是因为它对精英阶层的信仰——许多运动都有这样的信仰。之所以说法西斯对浪漫主义有所借鉴是因为它们持有同样的一个概念，即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预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全部：领袖明天将发表什么样的言论，精神如何推动我们，我们去往何方，我们将做什么——一切都无法预言。歇斯底里的自我肯定以及对现有制度进行虚无主义的破坏，因为它束缚了唯一对人类有价值的自由意志；优越的人因其更强力的意志而征服劣等人；这是一种对浪漫主义的直接继承——毫无疑问，通过一种极端歪曲和混淆的形式，然而毕竟还是一种继承。这一份遗产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整个浪漫主义运动企图把一种美学模式强加于现实生活，要求一切都遵循艺术的规律。而对于艺术家来说，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些主张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但是基于要把生活转化为艺术的企图，他们预设了人类是质料，就如颜料或声响一样只是一种素材：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就人类出于彼此交流的目的而必须承认某些共同价值、共同事实，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还因为科学所言并非都是胡说，常识所声称的并非全是错的——那种判断其本身就是自我矛盾和荒诞的论调——因为最彻底的浪漫主义，以及作为它的分支的存在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我看来都是谬论。

浪漫主义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许多。浪漫主义给予我们艺术自由的观念，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十八世纪曾盛行的、过度理性和极端科学主义的分析者今天仍在阐述的那些过于简单的观点，无法用来解释艺术家个人或人类的全部。浪漫主义还留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念，对人类事务做出一个统一性回答很可能是毁灭性的，假如你真的相信有一种包治人类一切疾病的灵丹妙药，且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你都要使用它，那么，在它的名义之下你很可能成为一个暴力专制的独裁者，因为，把一切障碍留给它解决的愿望将最终毁灭那些你本来想为其利益寻求解决之道的生命。多重价值并存且互不兼容的观念；多元性、无穷性、人的一切答案和决定的非完满性的观点；在艺术或生活中，任何声称完美和真实的单一回答在原则上都不是完美和真实的——这一切都是浪漫主义给我们的馈赠。

结果，一个相当奇特的情况出现了。这就是浪漫派，其主要任务在于破坏宽容的日常生活，破坏世俗趣味，破坏常识，破坏人们平静的娱乐消遣，把每一个人提升到满怀激情的自我表达经验的水平，或者只有古老的文学作品中的那些神才可能展现的水平。不论是在德国人中，还是在拜伦作品里，还是法国人中，这就是浪漫主义公开的教义、公开的意图；然而，作为宣扬价值多元论的结果，作为对传统思想、一切单一答案、万事万物的合理性、所有问题的可解答性以及生活是拼图游戏的种种观念进行破坏的结果，他们突出强调了人类理想的不可兼容性。但是，如果理想不相兼容，那么人类迟早会明白他们必须去应对，去妥协，假如他们试图毁灭他人，他人将设法毁灭他们；因此，作为这个充满热情的、狂热的、半疯的学说的结果，我们最终会赞同有必要容忍他人、有必要在人类事务中保持并非完美的平衡，把人类远远地赶入我们为他们圈定的围栏中或者四海皆同的唯一解决方案中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他们会挺身反抗，或许至少会被这唯一方案压垮的。

因此，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些和浪漫派的初衷相去甚远。然而同时——就此而言，浪漫派的教义是正确的——他们是最强调人类行为之不可预测性的人。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有志于实现某个目的，结果却几乎全然相反。

“阴影”意指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