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更加肃静。
法官们没有五官的脸，不，是我看不清他们五官的脸，一会儿你红他白，一会儿他紫你青，像在表演没有五官的变脸。
然后是易卜生站了起来。这位挪威戏剧家忽然意识到其实还不该轮到自己，转身对契诃夫彬彬有礼地微躹一躬，说了句：“对不起。”
契诃夫索性绅士到底地说：“您请好了。”
易卜生腼腆地说：“谢谢。”
他于是开始陈述：“尊敬的中国的先生们、女士们，我一直十分感谢贵国的翻译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我的剧本《玩偶之家》译成了中文，并由中国的话剧先躯们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据我所知，《玩偶之家》是在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话剧之一，也一次又一次引起相当良好的反响。因此，贵国的鲁迅，当年还发表过著名的杂文《娜拉出走以后》。但是令我‘友邦惊诧’的是，如今的中国，因不甘于成为富裕之家的玩偶妻子的女性似乎反而少了；似乎将越来越少；似乎反而以能成为有钱丈夫的温柔玩偶为幸、为荣了。这使我很悲哀，我想，我的《玩偶之家》，估计以后不太会在中国上演了吧？即使上演，又能有多少观众呢？对此，不知鲁讯先生的在天之灵，将作何感想？尤其令我悲哀的是，贵国当下不少女性，不但甘作阔男人的温柔玩偶，而且不惜放弃女性之独立人的意识，甘当甚至争当他们的‘二奶’、‘小三’、‘小四’。那么我可以得出结论，《玩偶之家》不管在从前的中国演出了多少场，其实都白演了。中国之现实如此讽刺一部对全世界女性都具有觉醒启蒙意义的严肃的戏剧，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我也不打算起诉什么了，我只借此机会声明，永远收回《玩偶之家》在中国上演的许可权……”
易卜生最后的几句话，引起了旁听席上的一阵骚动，一些女士们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契诃夫与巴尔扎克互相谦让一番，后者站了起来。
巴尔扎克右手习惯性地握着未装烟丝的烟斗，沙哑着嗓音说：“吸烟是个坏毛病，烟和咖啡危害了我的健康，诸位想必知道，我是为了完成《人间喜剧》而不惜危害健康的，以现实生活的方式剽窃我这样一位作家的健康，是更加不道德的。我认为，不是我的哪一部作品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而是我的全部《人间喜剧》都逐一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欧也妮·葛朗台》被剽窃了，《高老头》被剽窃了，《伏脱冷》被剽窃了，《搅水女人》被剽窃了，等等，等等，恕我不具体说明。我要强调的是，我的《人间喜剧》虽然名为喜剧，但却是由若干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组成的。在中国，现实生活不但剽窃了它们的情节、人物，还将它们变成闹剧，变成人间丑剧。一闹一丑，我的作品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性，被庸俗的闹剧、丑剧的特征完全解构了……”
他的陈述最长。
“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需要起码百年的教养，也就是现代文明启蒙。问题是，哪些中国人将替中国补上这一课？”
他以提出问题的方式结束了他的陈述；那简直就是演讲。
连法官们也交头接耳起来。
契诃夫终于在一片窃窃私语中站了起来。
他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写出过巴尔扎克先生那么多的作品。与在座的小说家相比，我的作品可能是最少的。但我觉得，当今之中国人，似乎格外喜欢以现实生活的方式，剽窃一位沙俄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我的《变色人》被剽窃了，我的《万尼亚舅舅》被剽窃了，当然，我的《第六病室》也不可能不被剽窃。现在的中国，不是精神病人而被关入精神病院的事，发生了一起又一起。所以我要说，中国病了，患上了一种可以叫作‘发展迷乱症’的病，正像当年的俄罗斯患上了‘统治迷乱症’一样……”
他的话立刻又引起一阵窃窃私议。
他大声说：“先生们、女士们，请安静。”
有一位法官敲了一下法锤。
安静恢复以后，契诃夫接着说：“诸位，据我所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只要聚在一起，三五句话后，往往就会大谈中国官员的贪腐现象，商人们的唯利是图现象，贫富悬殊的现象……一言以蔽之，最后的结论几乎总是中国病了。所以，我对我的各国同行有一建议——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在发展时患了社会病的国家，我们应该宽容，假以时日，看看中国以后的情况再决定我们共同的起诉要求……”
他的话还没说完，又有两位外国作家匆匆进入法庭。我认出走在前边的是左拉，后边紧跟着身材高瘦的高尔基。
法锤却再次敲响。
法官们交头接耳一阵，其中一位宣布休庭。另一位说，要将开庭情况向领导们请示汇报，再决定何日二次开庭。
左拉却大声说：“我的《小酒店》，我的《娜娜》……啊哈，你们中国的许多底层人，像极了我的《小酒馆》中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你们中国的娜娜，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有她们的身影……”
他被他的两位同胞——雨果和巴尔扎克劝走了。
高尔基却被中外记者们包围了，七言八语地向他提出问题。
不知是不是因为他耳背，反正他一个问题也没回答，只是重复自语：“我明白，我明白，请诸位相信，我明白这一切……”
那时我被一只蚊子叮醒了。
后来许多日子里，我每恍恍惚惚的。一会儿觉得自己清醒着，一会儿觉得仍在梦中似的……
9.公平是社会改革的基础
所谓“公”，释意颇多，这里只谈公正、公道。而所谓公正，不过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是耳。首先是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绝不是符合少数，更不是符合极少数人心感觉的。
比如盲道，是为方便盲人铺设的。盲人是少数，他们自然会有此要求。若他们的要求被漠视，则他们心中会有不公正之感。反之，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心中的公平感就会增加一分。
但，为方便盲人而由政府出钱在许多地方铺设盲道，其实也符合绝大多数社会公民的心愿，实现之，绝大多数社会公民也会感到，社会对盲人的关怀，体现了自己对好社会的理想。
故，“普遍人心感觉”这句话，在为了方便盲人而铺设盲道这件事上，包含了不普遍的也即多数人之心的感觉。
又比如，某些公共场所，严格禁止人们带宠物进入。宠物的某些主人，会觉得对于他们是不公正的。
但，养宠物的人毕竟是少数，希望可以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的人，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不论他们的感觉多么不快，社会还是要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根据多数之人心的快与不快制定并颁布法规、法律。
故，“普遍人心感觉”这句话，在禁止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这件事上，是以不照顾不普遍的即少数人之人心的感觉为前提的。
所以，“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这句话对文明的社会而言，基本符合公正的含意。社会越文明，“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便越加符合公正的含义。因为，文明社会之普遍人的眼和耳，会更加有意识地看到，听到原定之法规、法律的不周全，予以改变，使之符合更文明了的普遍人心之感觉，使公正更接近人们所希望的程度。
于是我们应当理解，公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论在任何国家，都是变态的原则。
再比如死刑——杀人偿命，几千年以来，符合普遍人心的感觉。但是在西方某些国家，给忏悔了的罪犯以人性改造的机会这一主张逐渐被普遍的人所接受。那么废除了死刑，但某些罪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公愤，也就是不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所以死刑又在某些废除过死刑的国家恢复。
废除也罢，恢复也罢，须经受公众委托代表“普遍人心感觉”的议会讨论通过。
一旦废除，废除即当时“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
一旦恢复，恢复也体现以上原则。
总而言之，“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确乎一直基本符合普遍的人们对公正或不公正的理解。
符合，既公，于是正。
不符合，既不公，于是失正，无正。
那么，公道的意思可以解释为由公众来说道。
即——公正之事，一定是经得起公众议论、争论、评论、说道的。
经得起公道的事，才更接近公正。
至于“平”，我想，其实并没多少人认为非得体现为“平均”。
“普遍人心感觉”所要求的“平”，只不过是相对的平等。
极少数人占有一个几乎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由金钱所代表的财富（目前金钱仍代表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普遍中国人之心的感觉怎么会“平”呢？只能是不平啊！
中国人又不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种。
而经不起公道的事，即使一个时期内形成为法规、法律了，那也肯定是欠公正，甚至违背公正原则的，迟早有一天要按“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改变，以实现公平。
又得用到“但”这个字了；但——以上只不过是关于公正的一般性常识。这一般性常识，自古以来，又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意识。或反过来说，又被认为是由意识所决定的心理反应。
意识者，思想形态也。
那么，既然公正是相对的，是无法达到绝对程度的，可不可以通过思想说教，来使人们习惯于接受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豁达看待之、对待之呢？
当然可以。
数千年来，宗教，文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工作堪称卓越，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超过于许多政治家的作用。
还得用到“但”这个字；但——前提乃是，那不公正的程度，在“普遍人心的感觉”可忍受的范围以内。
若超出了“普遍人心的感觉”是可忍受的范围，即使上帝亲自做思想工作，那也无济于事。
因为如果超过了，普遍人心的郁闷、愤怒之感，则就会转变为普遍公民之生理的痛苦感觉了。
西方动物学家们近年的实验证明了此点。
他们的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分隔出空间不等的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用钢丝网壁隔离，相互情形可见，但无法穿过。那巨大的笼子象征一个国家的边界；那几个区域象征不同阶层；相互情形可见意味着社会信息达到的透明度。
如果——分给某些区域的猴子足够吃饱的桃子；分给另外一些区域的猴子根本吃不完，可以当玩具，甚至可以糟蹋的多种水果；而一两个特殊笼子里的猴子，不但多种水果堆积如山，而且夏天还可吃冰激凌，冬天还可以泡温泉，还有猴衣可穿、猴帽可戴，还有电子玩具可玩……
于是不久，只数最多的区域里的猴子，即其实拥有足够吃饱那么多的桃子的猴子们，不是企图破坏钢丝网壁去攻击那些享受高等待遇的猴子，便是一只只丧失了机灵本性，无精打采，行为怪异。
经对那些猴子的心理测试，它们几乎集体心理变态。
更有些猴子，对动物园管理者怀有无法消除的敌意和憎恨。
也有些猴子，莫明其妙地死了。
经对它们的脑体解剖发现——原来在它们的脑区中，已存在着一种可以叫作“先天公平基因”的脑细胞。
倘不公平的现象明明就存在于它们眼前，它们却无可奈何，那么它们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会发出痛苦信号，而那痛苦异常折磨它们。
猴子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是它们的脑进化的结果。
一般猴子的智商相当于三岁儿童。
聪明的猴子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儿童。
动物学家由而明白，人脑中肯定也存在着“先天公平基因”。
故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目前中国所存在的官员生活腐败现象、贪得无厌现象，挥霍纳税人的钱像烧纸玩一样的现象，权力膨胀的现象，贫富差异巨大的现象——不但不符合普遍的也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之心感觉的原则；也不断刺激着中国人头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使人们经受着生理痛苦的折磨。
甚至也可以说，此种生理痛苦，使我们的许多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
思想工作怎能解除生理痛苦？
专治“先天公平基因”受到强刺激而引起的痛苦的药，还没研制出来。
那么，谁来帮我们的这些同胞解除这一种痛苦呢？
谁能，谁便是中国的上帝。
起码，是伟人。
10.当“交管”撞上“人文”
此文所言“交管”，自然指“交通管制”。
全中国许多城市都实行过“交管”。北京是首都，也自然便成为全国“交管”次数最多的城市。
“交管”现象古今中外皆有。此是交通管理特殊措施，亦是必要措施。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公路恐怖袭击事件、自然灾害破坏公路的情况，交管部门必定启动“交管”措施。“大公仆”们出行视察，迎送要客、贵宾，肯定也必启动“交管”措施。一是为了保障他们的车辆行驶顺畅；二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我们都知道的，他们不无可能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进行袭击的对象，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然而在中国，在北京，蓄意针对“大公仆”们或来华要客、贵宾们实行的恐怖袭击阴谋，似乎还从没听说过。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拦车跪呈冤状的事件罢了。即使这种并不多么恐怖的事件，居京三十五六年之久的我，也仅听说过一两次，并且拦的主要是京官们的车，还从没被新闻报道证实过。由此似可证明，中国之“大公仆”们，其实人身一向是挺安全的。也似可证明，其实中国公民，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对公仆们进行暴力攻击性的公民。个别例子是有的，但都发生在外省市，且攻击对象每是小官吏。细分析之，那些小官吏之所以受到暴力攻击，通常与他们自身的劣迹不无关系。单说近十几年，不知怎的一来，为保障“大公仆”们之出行顺畅和安全而采取的“交管”，不但次数多了，而且时间分明更长了。
次数多是好事，意味着“大公仆”们经常在为国务奔忙。但每次“交管”的时间长了可不是什么好事，无疑会使北京本就严重的交通堵塞情况更加严重，结果给人民群众的出行造成诸多难以预料的阻碍。
我曾遭遇过三次“交管”。
一次是要乘晚上六点多的飞机到外地去开会。六点多起飞的飞机，究竟该几点出家门才不至于误机呢？我家住牡丹园，心想三点出家门时间肯定较充裕啊。那天“打的”倒很顺利，三点十五分已经坐在出租车里了，却不料半小时后，堵在机场高速路上了——遭遇了“交管”。这一堵不得了，一下子堵了四十分钟左右。“交管”刚一结束，前方被堵住的车辆极多，有两辆车都企图尽快驶上机场高速路，却偏偏在路口那儿发生了碰撞……
我自然误了点，所幸我乘的那次航班本身也晚点了，两小时后我还是坐到了飞机里。但不少人就没我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有人要求改签时，与航空公司方面的服务人员发生了激烈口角。
一方责备误机的人应自己掌握好时间；误机的人却强调，“交管”又不像天气预报，怎么能料到半路遭遇？——“交管”属于“不可抗力”。
偏偏航空公司方面的人还认真起来了，以教导的口吻说“交管”根本不属于“不可抗力”。
旁边就有同样因那次“交管”误机了的些个人嚷嚷：那你们的飞机停在了跑道上迟迟不起飞，不是每每对已经坐在飞机里了的乘客广播是遇上了“管制”吗？如果“空中管制”是“不可抗力”，那么公路交通管制怎么就不属于“不可抗力”了呢？如果“交管”并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空中管制”也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如果“航空管制”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航空公司就应对乘客进行误事赔偿。
道理涉及赔偿不赔偿的，航空公司方面的更不相让了，说“空中管制”与“交通管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句话激怒了另几位因那次“交管”误机的人，都嚷嚷道先不改签了，非先将是非辩论清楚不可！
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今日之同胞，是多么的喜欢辩论啊！
幸而航空公司的一位领班人士出面了，批评了自己人几句，安抚了误机者们一番，唇枪舌战才算平息。
“航空管制”也罢，“交通管制”也罢，是“不可抗力”，或非“不可抗力”，我至今也没想出个明白。
但有一点我觉得那是肯定的——头一天像预告天气一样预报因“大公仆”们出行而必要实行的“交管”，有关方面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为那肯定属于安保机密啊！
我第二次遭遇“交管”，是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也是在出租车里。那天是星期六傍晚，从郊区返回市里的车辆极多，时间也是四十多分钟，公路几乎成了停车场。最大车距一米左右，最小的车距也就一尺。一辆挨一辆，堵塞了近两站地。有人内急，公路上又没厕所，干脆一转身，就在公路边尿起来。特殊情况下，那么解小手，尽管不文明，但也可以理解。问题是还有人竭力憋着急需解大手，那可就真是个痛苦的问题了。即使人人理解，不以为耻，“当事人”自己还觉臊得慌呢！人高马大的一个大老爷们儿，憋得脸色紫红，五官一会儿正常，一会儿扭曲，一会儿捂着肚子蹲下去，一忽儿出着长气直起腰。直起腰五官恢复了常位时，则就开始高声大嗓地骂娘。而车里车外，男的女的，开车的坐车的，无不望着他同病相怜地一起笑骂，笑骂的倒也不是“交管”这种事本身，而是时间太长……
我第三次遭遇“交管”，不是在车里了，而是在一座跨街天桥的上桥台阶口。那天一早，我跨过那一座桥，去往一处银行取款。银行九点开门，我八点半就排在门外边了。在我前边，是一对七十岁的老夫妇。他俩一早散步后，捎带存款。
等我办理完毕，走到跨街桥那儿，赶上了实行“交管”。原本以为，所谓“交管”，实行的只不过是对某一段公路的戒严。那日始知，还包括对于沿路所有跨街天桥的戒严。细想一想，谁都不能不为执行保安任务的同志们考虑得周到而心生敬意——许多跨街天桥上从早到晚总有摆摊卖各种东西的小贩，自然会吸引不少过桥人驻足。若有危险分子混迹于买卖者之中，待“大公仆”们的车辆从桥下经过，居高临下发起什么方式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没实现攻击目的，制造成了一次耸动的新闻也太影响社会祥和了呀！
所以，对某些跨街天桥也实行清除人员的戒严措施，不能不说是对“大公仆”们的人身安全高度负责的体现。也不能不说，是人民群众理应予以理解和配合的。
当时的我正是这么想的。
我周围的许多等着过桥的人也显然是这么想的，所以皆无怨言地默默等着。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但有一对老夫妇却等不及了，强烈要求允许登桥、过桥。他们是在银行门外排于我前边那一对老夫妇。
要求再强烈，起码得有理由。
他们的理由听来倒也充分——那位大娘急着回家上厕所。大爷替她请求地说，她老人家排在银行门外那会儿就想上厕所了，自以为憋半个小时没问题，可太自信了，那会儿就有点儿憋不住了……
每一次的“交管”时段，最有怨言的便是急着上厕所的人了。
在跨街桥两端的台阶口，各站一名年轻的武警战士。在我这样年纪的人看来，他们是孩子。对于那一对老夫妇，他们当然更是孩子。
大娘对守在桥头的小武警战士说：“孩子，你看大娘像坏人吗？”
小武警战士看去是那么的心性善良，他默默摇头。
大娘又问：“你看我老伴儿像坏人吗？”
小武警战士又摇头。
大娘便说：“孩子，那就让我俩过去吧，啊？大娘真的急着回家上厕所，不是装的。”
小武警战士终于开口说：“大娘，我知道你们不是坏人，也信您不是装的。可我在执行命令，如果我允许您过桥，那就等于违反命令，我会受警纪处分的。”
周围的人就都帮大娘劝小武警战士，说你既然相信这老两口肯定不是坏人，明明看出大娘不是装的，那就行个方便，别拦着了，放他们老两口过桥嘛！
周围的人那么一说，小武警有点儿生气了，沉下脸道：“不管你们多少人帮腔，反正我坚决不放一个人过桥！”
他这么一说，顿时可就犯了众怒。周围的人开始七言八语地数落他，夹枪带棍的，训得他一次次脸红。
他朝街对面也就是跨街天桥的另一端望一眼——那边厢虽然也有十几个人等待过桥，却显然没人急着回家上厕所，情况相当平静，看去那些人也耐心可嘉。
他突然光火了，抗议地说：“如果我犯了错误，我受处分了，你们谁又同情我？同情对我又有什么用？你们以为我穿上这身武警服容易吗？”
他委屈得眼泪汪汪的了。
又顿时的，人们肃静了。
那会儿，我对急着回家上厕所的大娘同情极了，也对那眼泪汪汪的小武警战士同情极了。
我明白他朝桥那端的另一名小武警战士望一眼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明白，对他的同情反而超过于对大娘的同情了。
我看出，我明白了什么，别人也都明白了——他是怕他这一端放行了那大娘和大爷，桥那一端的小武警向上级汇报，而那后果对他将是严重的；起码这是他自己的认为。
人们的那一种沉默，既体现着无奈也体现着不满。而不满，当然已经不是因小武警战士引起的了。
双方面都倍觉尴尬和郁闷之际，多亏一名外来妹化解了僵局——她先说大家那么气愤地数落小武警战士，对人家是欠公平的。后说她知道什么地方有一处公厕，愿引领大娘前往。
众人望着那外来妹和那大娘的背影，纷纷地又请求小武警战士的包涵了。小武警战士说没什么，只要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他的难处就行了。他说罢转过身去，我见那时的他脸上已有眼泪淌下来……
我回到家里，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联想到《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从骨头里觉得……”
是的，当时的每一个人，包括小武警战士本人，分明都看得出来两点：一、那大娘和大爷肯定是大大的良民无疑；二、那大娘确实是要回家上厕所，也确实有点儿快憋不住了。
那么，放他们通过跨街天桥去，在小武警战士那儿，怎么就成了坚决不行，并且也要求被充分理解的“难处”呢？
如果他放行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戒严任务结束后，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十之八九会向领导汇报。倘他俩关系挺好，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大约不至于汇报。但我从他朝桥那一段望过去时的表情推断，他俩的关系并没好到对方肯定不至于汇报他违纪做法的程度。
如果对方汇报了，那么又有以下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领导认为他能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做得完全正确，非但没批评他、没处分他，反而当众表扬了他。并且强调在特殊情况之下，既要保障“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也要兼顾人民群众之方便；另一种可能是，领导既没对他进行警告、批评乃至处分，也没表扬，什么态度也没有，将事情压下了；第三种可能是，对那位“放行”的小武警战士进行严肃甚至严厉的批评，给以处分，为的是惩一儆百。
三种可能中，最大的可能是哪一种呢？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第三种情况。
交通管制是为了什么？为了确保首长们的车辆通行时绝对安全。确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怎么才能做到？那就必须提前戒严。身为武警战士，执行的正是戒严任务，那你为什么还要违反命令放人过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顺着这一种思想惯性思想下去，会思想出各种各样后果严重的“万一”来。
总而言之，若不处分，行吗？
结果小武警战士的命运就注定了特值得同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有人同情他，那同情对他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尤其是，如果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位新上任的领导，那么采取最后一种态度的可能性几乎会是百分之百。不一定坚持给予处分，但批评和警告是绝对免不了的。
新上任嘛，来日方长，不重视执行命令的严肃性还行？
于是，会释放一种信息——为了确保“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特殊情况的，一切人的一切要求、请求，不管听起来、看起来是多么的应该予以方便，那也是根本不能给予方便的……
第二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会很小。有的前提必是——那个小武警战士的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心想多大点儿事呢，一直对下属要求严格，这一次就别太认真了吧，于是息事宁人地“嗯嗯啊啊”地就过去了。又于是，那小武警战士侥幸避过“一劫”。这种结果，只能是恰逢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连即将晋升都会是另一种结果。让我们假设他的直接领导者是位排长，他听了一名战士的汇报，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态度呢？那么，态度无非两种——一种是自己行使批评警告的权力，事后却并未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一种是既然实行了批评警告，作为一种擅自违反保安命令的现象，自然还须向连长汇报。而一旦由排长汇报给了连长，再由连长汇报给了营长，那一件事，极可能就成为全团进行职责教育时的反面典型事例了！
可是依我想来，它多么应该成为这样一件事啊——当大娘讲完自己要过桥的理由之后，小武警战士礼貌地说：“大娘，我在执行任务，不能搀您上桥了，您二老别急，慢慢上台阶，慢慢过桥去啊！”
如果当时的情况竟是这样，那么周围的人自然也就不会七言八语地训他了，内心里必会觉得到一分这社会的温暖了。那老大爷，自然也就不会郁闷到极点地哼出那么一声了。
明明可以这样的，为什么就偏偏没这样呢？
想到这里，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的概率几乎为零。
并且接着做如是想——即使我是那位小武警战士的排长、连长或营长，我内心里本是要这么表态的——他做得很对啊！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应兼顾到人民群众的方便，希望大家以后向他学习！
可是，我真的敢将内心里的这种态度变成既欣慰又热忱的话语说出来吗？
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我会顾三虑四。
如果，我的话传到了我上级的耳中，他们根本不认同我的思想呢？
或者更糟，我的战士们接受了我的思想，在某一次执行“交管”任务时，遇到类似情况，也好心地放行了，结果出事了呢？比如正值“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过，被好心放行的人，从怀中揣出什么标语，“唰”地从桥上垂将下去；又比如，看去那么温良的大娘或大爷，一旦上了桥，却要往桥下跳呢？当下社会矛盾多多，谁也没法预知别人是否纠结于什么矛盾之中！……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那“万一”一旦发生，一名小排长兜得住其重大责任吗？
从那日以后，我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所一向秉持的——要用人文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创作，以包含人文主义元素的作品影响人们，进而改变社会风气的坚持，好生的灰心丧气。
并且，感觉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因为我为之再三思想的这一件事，“大公仆”们肯定从不知晓。
“人文”之社会元素是什么？
以最具体、最起码的理解来说，无非便是人人都较自觉地使我们每个人天天生活其中的社会大家庭里增添一些能使人心暖和一下的想法和做法而已。
“人文”之社会元素在哪里？
它首先在人的头脑里，体现为一种思想；随之要注入人的心里，体现为情理；再之后变为言行，体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可要使我们国人的头脑里也有几分“人文”思想，怎么就这么难呢？
试问诸位读者，如果你是那位小武警战士，你当时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他的领导，你听了汇报之后，又会如何表态？
而同样值得同情的，我认为也包括“大公仆”们。
因为我相信，他们如果预先知道，或事后知道，由于他们的出行，一位大娘憋了一泡尿，却不能赶紧过一座跨街天桥回家上厕所，他们要不生气才怪了呢！
但他们预先当然不会知道。
事后当然也不会知道。
在中国，“人文”二字的朴素原则，正是被如此这般地解构的。
好比从前中国孩子用几块石子就可以在地面上玩的游戏——“憋死牛”……
11.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
读罢《我是城管》，头脑中依次而迅速地产生两种联想。
首先联想到的是两部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和《撞车》；随之联想到的是——《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诉书。
看过《撞车》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大获好评的美国电影，获奖多多。在我的印象中，《警察局长的自白》则似乎是美国与意大利合拍的。即使我记错了，对于这篇评论也无关紧要。
《警察局长的自白》塑造了一位依法办案的警察局局长。但是在他任警察局局长的那一座城市，依法办案谈何容易？因为他所面对的，除了以正派公民甚至优秀公民的姿态招摇过市的黑恶势力的利益追逐人物；还有与黑恶势力相勾结的政府官员们、商业老板们；他们所雇用的打手们、杀手们；俨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实际是他最阴险也最危险的敌人的检察官。
而他是孤独的。
在斗争中，他起初还有忠诚的属下可倚重，但他们后来不是被杀害了，就是被收买了，背叛了。最终，他成了孤家寡人。
结局是，绝不放弃使命的警察局局长被陷害入狱，并被预先以囚犯身份潜伏狱中的杀手杀死……
在这一部电影中，主要情节也与城市管理有关。具体而言，与有限的城市土地所日愈升值的金钱交易有关。
如上所述，《警察局长的自白》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悲剧现实主义电影。
我之所以立刻就联想到了这一部电影，乃因周亚鹰的《我是城管》，字里行间也充满了现实批判性，对城市管理的忧思以及清醒、理性并且富有建设性的构想；因问题成堆而感到的焦虑；因有时陷于几乎无能为力而感到的孤独与愤懑，还有对于乏“城市意识”可言的形形色色之人的失望。
然而有一点却肯定是不同的，即电影中的警察局局长的孤独是宿命般的不可逆转的孤独。而身为县级市城管局局长的周亚鹰的孤独，却不过是一时的，是一心想要尽快解决问题而愿望与现实难以同步所产生的孤独感。从本质上说，那还不是真的孤独。因为县委书记，县长都支持他，当然也意味着县委、县政府是支持他的。有了这一种支持，县委县政府的职能部门是尽量配合他、协助他的。他的属下也是完全服从他的指示与调遣的。只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难处。
故也可以说，周亚鹰同时又是幸运的。简直还可以说是有力量的、强大的。以更长远的眼光看，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提高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尤为重要，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各级领导不重视“城管”部门的工作是会酿错误，犯错误的。也就是说，亚鹰同志这位“城管”局长的工作将来必会受到更多方面的重视，更大力度的支持。全中国各级城市，包括他所在的那一县级城市的城管局，也肯定会更受重视，获得更有力度的支持，绝不会相反。
故我送他两句毛泽东当年赠柳亚子的诗，以解其郁闷，消其孤独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再谈我的第二种联想《撞车》——这部电影的地点背影是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众所周知，美国是移民国家，纽约是世界上移民特征最显著的城市。而在《撞车》中，分单元呈现了一些平常日子发生在纽约的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事。那些事起初看似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寻常磨擦，一方或双方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个人之生计、生活问题所造成的不良情绪影响而遭遇在一起了，结果使双方的不良情绪互相刺激，于是强烈，于是升级，于是形成敌对心理。美国又是一个私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所以感觉被严重伤害的一方，每会情绪失控，最终选择以开枪讨回公正。
我非常欣赏这一部电影的编创构思。深刻而理性。最终一切危险矛盾，皆由人之情绪的调整而止于尸横两处，血溅数尺的悲剧发生之前。
我认为，在中国，类似《撞车》中的情节的事，几乎每天都上演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而在那类事中，尤以“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为最经常。也可以这么说，双方几乎每天都发生行为“撞车”。如果一方或双方那时都受不良情绪之困扰、影响，不良冲突往往呈现街头，甚至会演变为流血场面。
亚鹰在《我是城管》中，对此点多有描写，真实可信，此不赘述。
我建议亚鹰自己先看一看《撞车》，也让自己笔下的城管队员们看一看，讨论一番。
我觉得，中国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体现为一种中国之当下宿命。是中国之当下宿命，将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以无形的不可抗力似的强力挤压到了一起，想不被“矛盾化”是不可能的，想杜绝冲突也是不可能的。故我进一步认为，对于城管一方，同样是宿命性的角色。对于被管理者，尤其为了生计而心生对抗情绪的被管理者，境地也是宿命性的。
既然矛盾冲突是宿命性的，也就只有尽一切可能不使矛盾升级，不使冲突激化。
城管是执法一方，因而体现为强势一方。哪怕强势一方有百种道理，一旦执法行为稍显过激，舆论也断不会倾向于城管一方。所以，忍往往被视为城管人员素质的高标准。但不能指望每一名城管队员都是大肚弥陀。即使极善于忍的城管队员，也有一忍二忍三忍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我是城管》中，对忍也是有保留看法的，并讲述到了一些以“智”实现管理目的之方案。
我认为“智”在城管队员的素质标准中，理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培养。“智”加上“仁”、“诚”，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也许会一定程度地改变。作为城管局局长的周亚鹰，事实上已在尽量发挥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对广告牌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很智慧地作为了一番。但依我想来，何不在必要之处，留下几块城管可以对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进行温馨提示和教育的宣传栏？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是多么需要教育无须多论，由城管部门担负起教育的义务责无旁贷。周局长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值得赞许，但设想一下，若能与小摊小贩们也定期举行见面会，听听他们为生计所迫的苦楚，帮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生计困难，那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最后我来说说，我为什么对《我是城管》有种起诉书般的印象？
因为，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自我（也代表城管队员们）辩护和指控般的意味。
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我是城管》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成功之处。我是认可并喜欢这一点的。该自我辩护时，为什么不呢？理直气壮有什么不对呢？
中国之发展太快，尤其近二十年，所谓城镇化、城市化的速度突飞猛进。小镇恨不得一两年内就变成县城；县城恨不得一两年就变成地级城市；而地级城市也都各有扩大规模、增加人口的强烈冲动。
但许许多多小镇、县城、地级城市并没有做好突飞猛进的种种准备。急迫地一心要脱胎换骨变为城里人的农民，其实也没有做好意识转变的准备。
于是两种冲动，即城市本身的发展冲动，与农民急迫地要变为城里人的冲动，将城管队员与农民推到了几乎只有互相“战斗”的“前线”。
对急于变为城里人的农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为了生计而进城占道摆摊的农民，是无奈的。
对城管队员们，则是无辜且委屈，没辙的。
谁之过？
不能说是发展之过。
只能说是速度之过。
一言以蔽之，都是速度惹的祸！
但起诉“速度”没有用。它既不应诉也不辩护，更不会现形于法庭，与“城管”部门对簿公堂。
再一言以蔽之，“城管”干部和队员与严重缺乏“城市意识”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战斗”，是极“中国特色”的一场“战斗”，也必将是一场“持久战”。
而我真心希望中国像周亚鹰这样的“城管”局长多起来，那么，“武斗”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由“文斗”而文明理论，互相理解、体恤的好现象就会多起来！
周局长，向前看！
明天风光无限好，你的家乡城的人们会因你的努力而感激你的！
12.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记录着暴民们的暴行。
暴民趁暴乱而显凶恶狰狞。
在当今世界，在不少国家，暴乱仍时有发生，暴民也时有出现，却分明的少多了。
因为文明了的世界、文明了的人类，越来越难以容忍暴民们的暴行。并且，越来越倾向于零容忍度。
混乱不是暴乱。
暴乱是指有恶行即残暴之事发生，而那必是暴民们干的。
故暴乱也不是暴动。
暴动的行动者们，往往有迫不得已的因由，或为了拯救被压迫的自己，或为了拯救被压迫的别人们；如果竟是为了后者们，那暴动甚至可用正义的行动予以评价。
故暴动者们未见得便是暴民。也许，还是些理性的、高尚的、可敬的——为了同样可敬之目的而暴动的人们。
什么样的人才是暴民呢？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在巴黎，在暴动获得第一次胜利后，在塞满街巷的欢庆胜利的暴动者以及支持暴动的平民们的人潮中，持于某些人手中的矛尖上，插着贵族阶级的人头。
若是男性的人头，我们还可以如是想——大约他生前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吧？也许正是那样。但也许，并不是。他的头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只不过因为他不幸是贵族。在那一天，是贵族确乎成为了他的最大不幸。
若是女性的人头，我们还可以如是想——大约她生前极度荒淫无耻，经常以虐待仆婢为乐，每至他们伤残吧？那么她的死可谓是报应。我们这么想，其实等于是在为擎举着她的人头的人寻找可以恕罪的理由，证明着我们的善良。善良的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根本无须任何理由的恶行？但也许恰恰相反，那女性生前和我们一样，不因是贵族妇女而对底层毫无同情心。并且，她还极有做人的修养，堪称贤妻良母、淑朋俊友。她的头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也只不过因为她是一位贵族夫人。
若是一颗少女的人头呢？她永远不能再眨动一下的双眼凝固着无助的、巨大的恐惧，她颊上也许还淌着生前最后的一行泪。她肯定苦苦哀求过饶她一命……
但她还是被杀死了。
她的头还是被插在矛尖上了。
一个少女，她的心能有多恶？她生前又究竟能做下什么不可饶恕的恶事？
如果，那用矛高举着她的头的人（通常肯定是男人），正是无论她怎样苦苦哀求也还是铁石心肠地杀死了她，并且在杀死她之前还奸污了她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性情百分百残暴的暴民了，倘我们想象他高举着那颗插在矛尖上的少女的头，脸上一副乐不可支的表情，扭腰摆胯，迈着忘乎所以的“舞步”前行的样子；那便正是典型的暴民之凶残发泄后心满意足的样子。
然而我须声明如下：
我们是在以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的现象”为例，而这对法国大革命也许是不公正的，甚至有诋毁之嫌。我的例子来自某些以法国大革命为内容的书籍，包括某些文学作品。那些书籍本身对法国大革命也许便持歪曲的态度。但法国大革命时期肯定是法国充满了血雨腥风的时期，这一点雨果在《九三年》中有令读者不寒而栗的描写。英国宣布为共和国之前的内战时期亦如此。
不论任何国家的血雨腥风的时期，都是暴民们所乐见的时期。
暴民基本上是不参与暴动的。因为暴动须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来保障成功。比如光复会的徐锡霖们当年所进行的暴动，暴民预先是混入不了的。暴动的组织者们鄙视他们，他们也绝对没有参与暴动的胆魄。
当暴动发生，暴民是密切关注的看客。
当暴动失败，暴动者被残酷镇压，暴民更是看客。不管哪一方胜利哪一方失败哪一方镇压哪一方，暴民都爱看。因为镇压往往是冷酷无情之事，能间接满足暴民残暴的心理快感。
而当暴动大获成功，往往会引发连暴动者们也始料不及的骚乱、混乱。而此时暴民便有事可干了，在乱中打砸抢烧杀。来得及奸淫妇女便奸淫她们，来不及便杀了她们。他们作恶时，“聪明”地呼喊着胜利者们庆祝胜利、仇视敌人的口号。这会使胜利者们困惑，以为他们是“自己人”。而他们那时乐得被视为“自己人”。因为“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暴行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内心里认为未免残暴，但却会错误地认为那是因共同的仇恨所至。一这么认为，便等于不反对了。
更错误的是，有时暴动的一方，为了声势浩大，明知暴民之不可靠，却利用之。
而凡是犯这种错误的，不论曰暴动也罢，造反也罢，革命也罢，没有不最终失败的。那时大多数暴民逃之夭夭，隐迹遁形了。而他们留给了镇压者们血腥镇压的正当理由——“镇压暴民”是不必手软的。
如果那个杀死了一个贵族少女，并将她的头插在矛尖的男人自我辩护道：“我这么做因为我比你们更仇恨我们共同的敌人啊！”
又如果当年我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组织者，诸位，我们该怎么说呢？
我给出的说法乃是：“那你也必须被公开绞死！”
因为革命是人进行的事，而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容忍了他们的暴行，便是容忍了对革命的玷污。
在古代，中国、外国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战斗终于决出胜败，获胜的一方下令屠城。而此时，军队集体成了暴民集团。在任何一本书籍中，任何文艺作品中，此类罪行都是人类诸宗罪中的首宗罪。
日军侵华期间，便一次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那首宗罪。
中国之“文革”十年，也是暴行多多的十年。
我坚决反对“文革”十年全民都疯狂了的说法，更坚决反对全民皆有罪的说法。
几乎全民都被卷入了运动，这一说法比较的实事求是。
仅仅呼喊过口号，参加过游行，对别人进行过文字批判，并不足以被定性为暴行。
但活活将人打死肯定是暴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年全部被活活打死的人，与打死他们的人相比，无一例外都是好人，起码比打死他们的人好。
那么，打死他们的人其实是暴民。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的暴民而已。
这难道同样不也是暴行吗？
那么干的难道不是暴民吗？
比之于将人活活打死的暴民，后者们罪轻一等。但即使罪轻一等，也还是罪轻一等的暴民。
“文革”十年中，暴行罄竹难书，暴民几乎哪一座城市、哪一个乡村都有。
暴民行暴需要“正当”的口号，当年“正当”的口号是“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今天有谁自辩他或她当年的暴行是由于“太革命了”，难道不是混账话吗？
我认为，暴民大抵都是天生的，是基因决定的坏种。
世道再乱，社会再不公平，但郑老栓不会成为暴民的。他即使日子过不下去，一横心投身革命了，他都不会是暴民。即使他后来又叛变了革命，出卖了同志，成为可耻的叛徒，他也还是成不了暴民。
闺土是那种即便打死他，他也不肯成为暴民的人。
连阿q也不会成为暴民，不论对小d、小尼姑、吴妈，包括假洋鬼子、赵老太爷，他都是下不去狠手的人。若有时够狠，他也就不是阿q了。他的基因决定，他对一切人都下不去狠心狠手的。他最大胆了，也就只敢调戏一下小尼姑，以及趁乱抢几样富人家的东西。
小d自然也断不会成为暴民。
鲁讯笔下，只有一个人一发生骚乱便会趁势而上，便是《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
我读《药》时，感觉他有暴民基因，尽管鲁讯只写到他几笔。
红眼睛阿义正是那种矛头上可插人头自取其乐的人类坏种。
他矛头上插的可以是夏瑜的头，也可以是阿q、小d、郑老栓的头。只要官府宣布谁有罪，监斩官说：“喏，那颗人头赏你玩儿去吧！”便正中他的下怀。倘哪路“革命军”得势，将县官老爷、赵老太爷及假洋鬼子砍了头，他也会喜欢玩他们的头。若世道乱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那么他肯定会欺负小尼姑、吴妈、假洋鬼子的夫人们的。倘她们反抗，他会眼都不眨一下地杀了她们，并砍下她们的头玩。一时兴起，八成还会奸尸。
在有秩序的社会，不管是多么不堪忍受的秩序，哪怕给他一个牢头做，他都会有一种在“体制”中的傲慢，有限度地行那一“体制”默许之恶。一旦那“体制”连牢头都不给他做了，他则会不但恨那“体制”，也恨几乎一概看似活得比他强点儿的人。
此时的他是反社会的。
他的基因会经常怂恿他干狠事，行大恶。
但他有自知之明，会竭力克制，伺机而动。
他明白他需要一股强大势力所呼喊的口号。
骚乱有时体现为一种貌似强大的“势力”。
那么，不管骚乱之众喊什么口号，他都会跟着喊，且喊得比别人都响。
口号本身对红眼睛阿义其实没什么重要。
重要的仅仅是，他须通过他那时的喊表明——他是骚乱之众的“自己人”。在众多的“自己人”中，他狠起来、恶起来，觉得会有支持者。倘他那时还当着牢头，准是看客。还将替官家注意，哪些人喊口号喊得起劲儿。因为连牢头都做不成了，才盼着那场骚乱。
骚乱由于有了他这种人的参与，往往的，必演变为暴乱。
不久前，我行在一条街的人行道上，那人行道摆满了供食客吃海鲜的排档餐桌椅。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追逐于其间，引得一黑壮汉子大怒。他对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串串大声骂出极肮脏的话，那是我的笔不能写出来的。
他心中有我不可能知道的一股恨。
然而我发现，他短粗的指上戴着极大的金戒。
那家海鲜馆颇有名气，真的底层人是不在那儿消费的。
我立刻联想到了红眼睛阿义。
而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被吓得怔怔地呆住了。
我又想，倘底层人们组织游行，正当表达自己的诉求，那汉子必会带着他那股邪火，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以伪装底层人的“自己人”。倘底层民众情绪失控，那汉子肯定会趁乱下狠手，行恶事。
于是骚乱成为暴乱。
红眼睛阿义就在“民”中，兴许就在我们附近——爱国的人们也罢，反腐败的人们也罢，要求社会公平、正义或直接要求涨工资的人们也罢，瞪大双眼，警惕他们啊！千万不要因他们和自己们喊同样的口号而误以为他们是“自己人”。他们是给底层抹黑的家伙！
当他们一旦打、砸、抢、烧、杀时，全社会的共识应是——他们是一切人的敌人！
13.不甘于当“花瓶”的政协委员
算来，我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参政议政，已有十五个年头了。
起初五年，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人们都知道的，政协委员履职的方式主要是议政。议政非清谈也，更非空谈。议就是要坦率谈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问题所在；并及时反应公众对政府服务的种种合情合理的希望、诉求。也能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最好。仅仅指出不足、问题，督促政府各部门尽量予以解决，亦可。
我曾对两件事特别关注——一是出租车司机们享受国家所规定的主要长节假日期的权利问题，如“十一”长假、春节长期。但这一件事多次征求各方意见后，并未正式写过提案。因为在委员中看法其实也不统一。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行业，与出租车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劳务合同具有特殊性，其出勤与否、休息与否、有着相当大的灵活性。而这一灵活性也就是相当大的自主性，包括了长节期日在内。所以，这一关注后来我自己放弃了。
二是国企高层管理者的高工资和高奖金问题。
这里所言之国企，是指北京市政府所直接任命高层管理者的公有制企业。他们既是企业高管，同时也是政府向企业派出的干部。某年北京市“两会”期间，我听说有一家公有制性质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年终奖金居然七百余万元。于是试图深入调查了解，却极难获得第一手材料。因为那属于“企业机密”。但凡是询问到的人，皆言之凿凿七百余万元奖金属实，却也都言那是“奖励条约”明文规定了的，属“合理合法”所得。并且，当年“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主张乃是主流声音，我的质疑有“左”的嫌疑，附合者寡，也只得作罢。
但我的质疑并未打消，后以文章方式多次批判此现象。
我认为，所谓国企“高管”，一级国企也罢，二级国企也罢，他们首先是国家干部、党员。他们的工资以及奖金，理应限制在符合中国国情的范围之内。若高出普遍国企员工工资近百倍、百余倍，不可能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
2002年我调入北京语言大学后，被公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同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区别在于，某届某级政府的产生，须经“人大”代表们表决通过方为合法，固直接参政的特点更显然些。而政协委员的素质，则主要体现于监督的自觉和议政的水平。
在两届十年区“人大”代表之履职期间，也有两件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是，某年区政府的财政报告显示，上一年政府行政办公经费，年终余额近两亿元，这使代表们连发追问：钱没花完是什么原因？是否证明当初的预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号召各级政府要成为节约型政府，预算为什么还往高了定？既然事实证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预算又为什么反而更高？区政府干部只得一番番解释，但代表们不依不饶。最终，当年财政预算报告，仅获“原则通过”。
关于两会代表、委员，不过“花瓶”而已的说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认为，不管自己多么认真，只不过是想不仅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给我一种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仅仅满足于做“花瓶”，则监督作用是会逐渐发扬光大的。
第二件事是——海淀区内，有一处老旧商场，多年前被拆除了，说是要盖一处更大的商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购物需要。但旧的没了，新的迟迟不见动工。我那一代表小组内，有人询问何时才能盖起新的。我默听问答良久，倍觉蹊跷，不禁拍案猛起，大声曰：必有腐败！并希望以全组名义，联合别组，要求主管副区长在全体代表会上做出详细汇报。
全组肃然，都认为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问题是，主管副区长当时病了，不能全程到会。
会后不久，闻其已被双规矣。并且，最终因受贿落马了。
我的体会是，不甘于当“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么当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会每每三缄其口，确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当“花瓶”，还莫如看选美节目。两会上沉默寡言，还莫如干脆不当，在家中睡觉养生。
我属于“两会”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员。故我的发言，记录员通常很难整理。往往我说了五分钟甚至十分钟，他们最后只打出几行来给我过目。我的话常带刺，不那么中听。他们出于对我的爱护，自作主张地替我删除。我理解他们的好意，难为死他们了。
我拍过桌子，甚至骂过娘，甚至与我们民盟的领导也针锋相对地辩论过。
但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会承认，生活中我是多么言语温和的一个人哪。
我在两会期间按要求谈过一两次文化。
而我的自由发言，主要谈的是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共享改革成果问题。
我知我一向被视为有“异质思想”的人。
并且我一再强烈要求，仅仅包容我这类人本身是不够的，更要包容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
其实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的核心那也不过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须继续，深入，故中国仍须努力！
我的体会是——政协委员者，国家的复眼而已；重耳而已；社会观察员而已；警报员而已。将民间实况带到两会上的民间良心的使者而已。
14.“悲观”是一剂镇静药
我曾许多次地，与从草根到精英到大学教授到学子们的许多人讨论过我们中国的现在和明天。
我觉得长久以来，悲观情绪在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心中弥漫，这与在世界上尤其在西方国家间炒作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形成相反对比。
中国之发展速度和成就确乎令世界刮目相看。2016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很可能并非神话。
那为什么我们许多中国人却悲观种种呢？
我承认，经常的，我自己也表现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悲观与乐观，在我头脑中冲突不止。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总体说，各占上风的比例对半。
更多的时候，我惘然于自己的迷惘，想使自己在悲观和乐观之间做出明确的立场的选择，却往往自相矛盾。
我随口即能说出十几条乐观的理由，也可以随口即能说出十几条悲观的理由。当我表现为悲观主义者时，主要依据乃是腐败难以根治，少数利益集团之特权利益日愈坐大。种种“潜规则”逐渐成社会“通规则”，不“潜”便不“通”，似乎全中国各阶层人都早已默认此点。所痛恨的只不过是——妈妈的，凭什么只龟儿子们天天在独享腐败这块“臭豆腐”！
所要的公平，似乎也只不过是——既然“臭豆腐”吃起来香，闻起来臭，为什么我辈吃不着，只配闻其臭？起码也该让我辈享用块小的！
或——哪一天老子要有了特权！……
当我表现为乐观主义者时，主要理由乃是时代终究要进步这一历史大趋势，还有就是我确乎看到了中国又现“深化改革”的曙光。
近来继继续续地读叔本华、爱默生、杜威——一日终有所悟。
叔本华的晚年，恰值“工业大势”席卷西方诸国的时代。在西方，形成了工业文明冲击农业文明的最强大的一股飓风。他的眼所见之光怪陆离、世风日下的情形，比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感受一点儿都不少。那时的西方诸国，一半是美女，一半是野兽。叔本华嫌恶半个世界“野兽化”，于是晚年之思想，被总结为“悲观主义哲学”。
此前很长的时期，我一直困惑——如果一种哲学教人以悲观，那对人有什么意义？
但若人处于“大转型”时期，一点儿忧患意识都没有，又何谈反思呢？没有反思，也就没有警示。
所谓“悲观主义哲学”的要义乃是警示。
叔本华不但警示了，还开出了药方，即所谓“唯意志主义”。一种教人以个人意志抵抗时代压力的思想方法。此法改变不了时代，但也许能使个人变得不脆弱。
爱默生比叔本华晚出生15年。他是传教士世家的后代，也是思想者世家的后代。
美国与德国不同。
德国是封建历史悠久的老牌帝国。
美国是刚长出牙齿的未成熟的新兴国家。美国没有德国的历史包袱。
建国以后的美国人，与农业文明的蜜月期极短，几乎集体地就“闯”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他们对农业文明谈不上多么留恋，对工业文明也谈不上多么反感。他们崭新的“美国精神”是——不论这样还是那样，只要对我有利。
美国的工业文明在初期就带给了全无历史包袱的美国以及对时代持极现实主义态度的大多数美国人较普遍的利益。
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留下了对那个时代的另一种“国家记忆”。
流水线比之于手工作坊，无疑对人具有更强大的异化性。
但今天，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世界的后工业生产依然赖于流水线在进行。若全世界的流水线一概停止，世界将陷于一概方面的大恐慌。
叔本华的眼看到的，以及预见到的是异化，所以他的哲学是悲观的。
爱默生恰恰相反，他从工业文明和商贸时代看到了人类喷发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所以他几乎是用思想推进工业时代的。
于是他表现为美国工业时代的乐观主义哲学家。
他说：“相信世界会变好并对此怀有希望是最了不起的。”
“我们抱怨商业贸易，但世上的历史学家将看到它是自由的本原；它使美国稳定下来，摧毁封建主义、缔造和平、维护和平；它将废除奴隶制。”
“我对待社会在性情上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动物性。”
他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如果我对待社会具有动物性，那么我便又少了一条最大的缺点。
鲁迅当年有一篇杂文是《中国人的脸》。
在文中，他感叹于中国人的脸上，少有欧洲人脸上的动物性，却有分明的“家畜性”。
爱默生所言之“动物性”，乃指人类本能的“自我”。在他看来，也是原始的“自我”。并且认为，这样的一些人类，是在以“原始”的经验看世界。而他是“超经验主义哲学”之父。他的话是在表扬自己和他的哲学。他说时也许还没有读过老子的《道德经》，读了会谦虚点儿的。鲁迅所言之“家畜性”，是感叹于我们中国人的绝顶顺服，连点儿动物也有的原始“自我”意识都在长期而严酷的封建统治之下丧失了。而鲁迅若活到“文革”，又当会感慨中国人“太动物性”了吧？
与鲁迅同时代，在爱默生之后，美国又产生了哲学家杜威。杜威从叔本华和爱默生的思想中吸收了不少精华，但又不完全同意他们，于是形成了经验主义哲学，即一种以重视态度研究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他尊重个体经验的价值和意义。
他说：“一方面，思维的力量使我们从本能、欲望以及日常琐碎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同时可能使我们陷入新的谬误之中，并使我们犯新的错误；使我们超越愚昧的同时，也往往使我们再次失足。”
他说：“再没有比经验的原则更严格地受制于理智发展及其方向的检验了。”
杜威不像叔本华那么悲观，因为他肯定新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也不像爱默生那么乐观，因为他同时看到了人类在进步道路上“再次失足”的可能性。
当我们的某些同胞对中国感到悲观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成就视而不见，而更意味着，他们对发展中的问题像叔本华一样敏锐、一样忧虑。即使他们不知叔本华是谁，对他的现代悲观主义哲学一无所知。此种悲观几乎无须哲学的影响，全凭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经验就足以产生，并且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
当我们的另一些同胞乐观得接近盲目自大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现存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相当严重，甚至严峻）有意回避，而意味着，他们各个都像爱默生，“相信世界会变好并对此怀有希望”，即使他们不知爱默生是谁，也从未接触过他的书籍。
而依我看来，更多的我们的同胞，几乎都是杜威式的“理性经验主义哲学家”，在对自己的国家之前途的悲观与乐观之间的焦虑、迷惘，试图开出药方却觉得每服药都难以解决全部问题。既怕药力过猛，又沮丧于药力太微。
我亲爱的同胞啊——连自认为比叔本华与爱默生都“高明”的杜威，他也不曾真的为世界开出过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药方呀！
世界进步到今天，谁还不是哲学家呢？上网看看便知，有几个不是在以哲学家的口吻说话的人呢？
中国人对中国的悲观，实际上也包含了全人类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的悲观情绪。只有将此种悲观的共性的部分排除开，所剩才是较“纯粹”的“中国特色”的国家问题，也才是最需要对症下药的。
窃以为，恰恰是中国之发展成就令全世界瞩目的今天，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悲观，反而意味着我们中国人思维的进步与清醒。因为，“居安思危”一词虽是中国典故，但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人经常是一隅“太平”，即使周边危机四伏，往往也会麻木地娱享偏安的。宋是那么亡了的，明是那么亡了的，清也是那么亡了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毛当年说过的话，符合杜威之“理性经验主义”之哲学。
在许多西方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当前，某些中国人的悲观，对中国不啻是一剂镇静药。
15.活在“道德底线”上的青年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
倘我们放眼世界，并且对世界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只要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过它们内容极为生动活跃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内容提要就是“青年时代”。
我用“生动活跃”来形容，意在表述不确定的、介于中性的词性。依我看来，政治进步、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是为生动活跃。反之，亦是。因既反之，便注定了有青年们被时代所利用、所抛弄于股掌之上，将自己的狂热附祭了历史反面的教训；也注定了有青年们吹响号角，摧枯拉朽，勇作铁血牺牲的大剧上演。只不过后一种大剧的“风格”往往是惨烈的，以“生动活跃”来形容未免轻佻。
从正面看中国历史，一部《三国》，青年英雄辈出；往前推，“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上，青年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比比皆是；往后查，先秦统一的过程中，大唐建业的过程中，戊戌变法、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精英聚结，俊杰代出。倘将中国各个重要发展阶段总结了论，凡社会转型期，几乎皆以各阶层青年立大志、做大事、图大业为时代特点。此特点推及世界史来分析，亦有共性。在这些历史的重要发展阶段，青年们往往在少年时期就萌生了相当明确的想法；二十余岁开始作为；三十余岁便受了种种的时代洗礼和实践考验；四十岁左右，大抵已是较为成熟的社会各方面的实践家了。
反之，倘时代出了问题，诸种社会负面氤氲一片，也会自然而然地滋长出破坏性的恶力。比如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迅成气候，便是借助了德国青年迷信大日尔曼民族优胜的结果。
所幸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以往的一页都已成为深刻的反省。
而20世纪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是明智地进入了空前理性的时代了。尤其中国，各阶层维护国家大局的意识也变得相当成熟。虽各阶层有其现时期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迷惘、困惑、无所适从和浮躁，也有相互之间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但并不妨碍顾全大局的意识的一致。因为有一点是都明白的：有安定才有发展，有发展才有各阶层乃至具体个人命运朝良好方面的转化。起码是可能有。
因而在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也最是青年们的人生希望较多，机遇较多，才能较容易得以呈现和发挥的时期。
从前的青年
——缺乏人生的能动力
从前的时代和社会
——失去了活力
从前的青年与时代、社会
——服从与主宰
如果回顾一下1949年建国最初阶段中国的年代特征，则任谁都不能不承认，总体而言，那是一个全民热情高涨的年代，并且尤以青年们的建国热情和人生状态最为积极而富有能动力。各行各业，年年涌现模范人物，如雨后春笋。
但，分析起来，那又是一种未免过于单纯，甚至可以说是简单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动力。它基本上生发于这样一种理念——我将自己的热情、积极性和能动力，最大程度地奉献给国家，国家对我的人生实行“承包”式的、终身的安排。因而不可持续。
农村青年，除了极少数得以通过考入大学这唯一途径改写人生而外，其余一概人的人生注定了统统都是社员。全中国的农村青年的人生，几乎彻底地被时代所模式化了。时代对于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仿佛是一个加工厂，而且只“生产”一种规格的清一色的“产品”，那就是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无论你有怎样的才能，你都难以改变你注定了一辈子是农民的“天命”。时代即“天”。若想像今天这样可以遍中国自由闯荡，甚至凭一技之长驻留城市，那是时代这个“天”绝对不允许的。若想像今天这样凭一副好容貌、一副好嗓子而摇身一变成演员、成歌星，更是做白日梦了。时代出于它本身的需要，偶尔也给予一展特殊风采的机会。但对大多数人，那往往仅只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的机会，而根本不可能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遇。无论主观上多么企图抓住抓牢都是醒着做梦，毫无意义可言。机会结束，仍要回去做社员，也就是农民……
那么，城市青年从前的人生形态，总体上是否不同一些呢？
答曰：否。
就人生的几乎无选择性这一点而言，与从前农村青年们的人生形态是完全一致的。城市里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中专和大学，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亦对学生进行道德评判完全一致，人生价值取向也完全一致的教化。在课堂和学校以外，社会文化继续着如出一辙的洗脑。所以，可这么说，比从前的农村青年容易享受到精神食粮的从前的城市青年，其思想意识之鱼儿，是游在同一规格、同一尺寸的精神的鱼缸里的。那简直又可以说是“泡在”。
而他们的人生轨迹的雷同，更是由时代这一位“阿姨”一揽子做主了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使几代中国人过着彼此彼此的日子。一切人对人生的个人向往和追求的冲动，几乎最终都以自行放弃转而对时代无怨无悔亦再无激情的服从为结局。人生多姿多彩的种种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从之下烟消云散。“上山下乡”乃是最典型的佐证。从前的城市青年们，只有其个人向往和追求的激情，因了时代的需要而受到肯定和支持时，才能够得以释放，否则绝对不能。举例来谈：
一名被分配在大集体性质的工厂的青年，若企图调转到国营性质的工厂去，倘无当官的父母动用权力去安排，那就是一辈子也别想实现的愿望了。
一名被分配在街道杂食铺子里当售货员的青年，不打算安安心心地当一辈子吗？
那么，会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说服他那是时代的需要，他不愉悦地服从是他的不对。
如果他还不安心呢？
那么他将受到警告。
如果警告也不能使他的工作出色起来呢？
那么他的下场将是被开除。
而一个因不服从时代的安排被单位开除了的人，意味着被时代抛弃了，意味着连废品回收站这样的单位都难以再接收他了。因为废品回收站既然也是一个单位，它的员工的名额以及他们的工资，也是由国家限定的。
那么，这个人差不多就被时代取消了在城市里正常生存的资格了。
并且，他等于被时代宣布为“劣等”的人。
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表示了虔诚的悔改，还有重新获得工作权利的机会。
但一个犯了不服从时代安排命运这种错误的人，意味着他直接冒犯的是时代最神圣的权威。若想取得时代的宽恕，非痛哭流涕几遭不可。
从前的时代，视社会为它所操纵的一台机器，视绝大多数人为这一机器的微小部件，或一颗螺丝钉而已。时代的流水线上，成批地生产同样的“部件”和“螺丝钉”。
一言以蔽之，从前的时代，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从不曾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而是将人“生产资料”化的时代。是的，它只不过将绝大多数人当成社会“资料库”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积压物资……
因而从前的青年，无论农村里的青年还是城市里的青年，总体上共同缺乏的，最为缺乏的，乃是人生的能动力。时代和社会本身，也便渐渐地失去了活力。青年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几乎完完全全是被动的，是彻底的服从与被主宰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一向地没有丝毫的松动。直至1966年才松动了一次——于是从前的青年在“文革”中宣泄地表演他们的政治参与能量，那是他们的人生能动力唯一被允许和怂恿体现的方面……
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这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7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已经三十多岁或超过四十岁了；80年代出生的人，也二十多岁或超过三十岁了。后者是中国最新的一代青年。相对于前者，可谓小青年。他们也许在读大一大二，也许从中专或职高毕业了，刚刚参加工作。
而前者，却已在“改革开放”后即转型期潮涌连波的海面冲浪数年了。在爱情、事业、家庭诸方面，都各自有过些苦辣酸甜麻的体会了。与他们同时代出生的农村青年们，也有着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形成的社会基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了，人生形态也不再是了。
我认为，总而言之，毕竟的，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中国青年，毫无疑问是幸运得多的。
首先，在人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们不再背负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了。每个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家庭出身的。家庭出身在从前的时代，亦即社会对人的阶级归类法。从前的几代中国青年，在胎里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自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被社会戴着阶级归类法的有色眼镜看待之了。倘他们中谁身上的阶级烙印不是“红色”的而是所谓“黑色”的，那么他们的一生，命中注定了是与出身挣扎不休的一生，几乎至死仍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如果他们没能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话……
其次，他们不必再以人生最大的，尤其是青年时代最精华的能动力，去追求时代和社会对人最严格的认知性。从前的时代和社会，是多么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不言自明。优秀青年的前提是政治上优秀与否，而且只有这唯一的前提。而且政治上优秀与否的标准，随着时代和社会阶级斗争之弦的绷紧，定位越来越“高”、越来越荒唐。从前的时代，青年们的个人鉴定实际上是政治鉴定，个人履历实际上是政治履历。故从前的青年，档案中倘记载下了“政治不成熟”，那就意味着一辈子“不成熟”了；倘履历中有政治性的不利裁定，那就意味着一辈子的人生被提前裁定了。其后无论在别的方面多么积极努力，都难以受到极端政治化的时代和社会的信赖了。往往，在其他方面越积极努力，越受怀疑，其人生也越不顺利。至于其他方面的才能，注定了的受鄙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争取到了“可用而不可重用”的资格。尤其可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似乎有法定的权力，在某一个具体的青年完全不知的情况之下，将几乎等于判人以“死缓”的政治鉴定，塞入那一青年的档案。
家庭出身，政治鉴定，人只要摊上了两项中的一项“异类”显示，就像摊上了癌症一样。那需要特别能忍的人生熬受力，才会主观上“照常”活着。若两项都在青年时期不幸摊上了，人生就悲惨了。
当今之青年，毕竟的，不再会被以上两种十字架的阴影所笼罩了。
当今之青年，除非他将自己的人生坐标点确定在政治舞台上，否则不必以青年时期最精华的能动力，去竞标社会和时代高悬的政治之标。
当今之青年，即或政治上真的不成熟，甚而真的偏激，也自有其可以不成熟和可以偏激的权利。只要自己不因而走向反时代、反社会的人生反面，是有权而且可以一边带着不成熟的政治思想一边在其他方面，比如文艺才能、科技才能、商业才能等方面努力追求其人生愿望的。只要才能被公认，一样会获得时代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即使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不以为然，但对他们被公认了的其他方面的才能是不会加以抹杀的。
当今之青年，也不太会受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的终生捆绑了。户口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今之青年们仍具有人生的限制性，但与中国以往任何时代相比，那限制性是小得多了。
当今之社会和时代，已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的每一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已不仅是城市人的城市和北京，同时也是属于广大农村青年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到各个城市，包括北京寻求他们人生的机遇。当然别忘了带身份证。只要遵纪守法，只要他们靠了人生的能动力和实际技能，哪怕是最简单的技能也可以在北京等城市生存下去，那么他们的此种权利基本上是不受剥夺的。比如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田歌，就曾将一名外地长住北京的捡破烂的青年农民请入演播室做嘉宾。他以他的城市生存表现获得了北京某小区居民的信赖和欢迎。他离开了那小区后，北京居民还要设法寻找到他。有些城市，包括北京，几年前就开始向在城市生存表现优秀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颁发过表彰证书……
除以上两方面的幸运之外，起码还有以下诸方面权利，乃是从前任何时代的中国青年连梦想都不敢梦想的：
跨国交往与谋求人生发展的权利——这一点其实已毋庸置疑。仅要指出的是，在从前的时代，一名青年，哪怕只不过其家庭有所谓“海外关系”，包括有香港、澳门和台湾方面的三代以上的远亲关系，人生的底片似乎便有了可疑的背景。哪怕几封有时仅仅一封父辈甚或祖父辈与“海外”的正常通信，都会使一名青年在政治上被划入“另册”，而自己浑然不觉，任凭多么地努力向上，都难以获得学校、单位、时代和社会的亲和对待。自然的，至“文革”，这一点发展到了压迫他们的程度……
学习权利——在从前的时代，家庭出身和以上一点，决定一名高考成绩优异的青年，不配或只配被什么样的大学录取，并决定他们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和人生前途……
择业权利——在从前的年代，除了少数高干子女，一名青年自己是绝然没有什么择业权利可言的。被分配到什么地方、什么行业、什么单位，其人生的句号便往往注定了标在那里。出国谋业是“天方夜谭”。“外企”意味着是一个外星词……
人权——在从前的年代，无论普遍的中国人，还是普遍的中国青年，所能享受到的几乎仅仅是生存权。生存权以外的其他种种权利，都严重缺乏法律应该规定的种种保障。其单位的领导，往往自认为权力的化身，有时几乎是可以代表法律来对一个中国人或一名中国青年实施制裁的。公检法往往无须调查取证，而根据某级组织的建议，对其依“法”逮捕，审讯拘押和判刑。现在，任谁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人权了。新闻和社会等方面，也都能担负起对中国人维护合法权益的关注和对司法公正的监督了……
人生观的自由——在从前的时代，中国人及中国青年，一旦被认为“人生观”有问题，那么几乎就意味着是时代的“次品”了。现在的中国，从理念上不但允许而且认可“人生观”的多元化是正常的自然的社会现象。一个人及一名青年，在不危害社会与他人的前提之下，哪怕自践及时行乐的人生观，那也仅是其个人的事，仅体现其对自己的人生责任罢了。时代的主流理念，虽倡导人对自己的人生应负有责任，但并不对某些人自己宁愿的活法横加干涉，更不至于予以剪除式的打击。
真的，当代中国青年的人生观及爱情观、婚姻观，既不但五花八门，而且得以在最大程度上自以为是……
道德观——道德观包含在人生观中。时代仅仅划出了“道德底线”，告诫青年们若突破那底线，便可能触犯法律的边线。因为道德的底线与法律的边线几乎是粘连着的。当代青年，享受着中国从前任何时代都不曾批准给青年们的，最大程度的道德指责“豁免权”，致使某些青年，将青春的美好和日子挥霍在“道德底线”上，也将人生的小舞台搭在“道德底线”上，而且自以为是最现代、最潇洒、最自由的活法。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尤其一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掰开了揉碎了说，更没什么潇洒可言。
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堪忧的。这不会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青年成为世界上多么坏的一批青年，因为毕竟有法的边线与道德底线粘连着，电网似的威慑着他们的突破；但却也不能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青年成为世界上多么可爱的一批青年。因为据我了解，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青年，其实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也都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快意的活法。相反，他们普遍主张寻求超越“道德底线”之上的活法。那么一种活法也许更不负青春和人生意义，那么一些青年也许更可爱……
生活方式——当代中国青年正享受着极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时代、社会和青年，已形成了中国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出现过的宽松、相互接受的局面。
文化娱乐——当代中国人，尤其青年，在文化娱乐方面的幸运，是接近着当代世界水平的。仅仅由读小说、看电影和看戏剧构成文化娱乐内容的时代已成历史，一去不返。当代文化娱乐的内容，二十年间膨大了何止十倍！
综上所述，既不但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幸运，也体现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一个人，尤其是一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是没什么意思的，更没什么潇洒可言。但当下许多青年面对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内心痛苦、沮丧，而且倍感低贱和屈辱——中国文化也应该及时反思。
然而，倘以为当代中国青年全体生逢着以上种种的幸运，便也顺理成章地全体浸泡在注满了幸福液的时代的浴缸里，那么我几乎等于在这里进行欺世之说了。
不，不是这样的。
时代发展和进步的惠利，永远不可能像同一锅炉加温的、使人的身体舒适无比的淋浴水，通过统一的莲花喷头遍洒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可以由每个人自己来控制水温。
人类社会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美好的时代。
由于青年们家境的不同，个人的先天资质和条件不同，决定着他们出生以后，不可能在同一起点上开始自己的人生。比如有的出生于寒门；有的成长于富家；有的父母操权握柄；有的父母积劳成疾；有的被上帝赋予了好的容貌、嗓子和身姿，打理人生的能动力加上令人眼羡的机遇，人世不久便成为演员、歌星、节目主持人、模特、运动员，等等，于是年纪轻轻住豪宅、开名车，并且爱情浪漫美满，于是春风得意，人生一路顺遂，喜事接踵；而有的却以残疾人的体貌，自幼开始在这世界上的唯一一次“竞走”，人生对于自己等于磨难不休的代名词……
那些都叫“命运”。是如基因一样纯粹先天的人生元素，与时代和社会无涉的，也是难以依赖时代和社会的扶持与幸运者们共舞的。只能靠自己后天对人生的耐受力和对磨难的坚忍，像战士一样而不是像这世界的贵客和嘉宾一样实践人生……
但，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毕竟是影响更多数青年人生季节的大气象。使当代中国青年中的一部分，虽幸逢“改革开放”却也实际上并无幸福可言。比如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均衡问题；比如传统大工业的解体造成的失业问题；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险和慈善事业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官员的作威作福，挥霍、浪费和贪污腐化漠视百姓疾苦的问题，使中国有些省份农民的生活仍处在很低很低的水平线上，使有些城市里一批接一批地产生新时期的城市贫民——这样一些家庭中的青年，其人生无疑仍是举步维艰的。倘要追求到人生的一点点满意，无疑是极不容易的。对他们一味回忆从前时代的苦，以启发他们感受现在的甜，是既不能使他们真的觉得幸运，更不能使他们真的觉得幸福的。
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乃是时代和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什么时候时代和社会的义务在以上方面作为显著了，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向时代、向社会交一份发自内心填写的调查表……
现在的中国，虽一年比一年重视教育，大学虽然每年都在扩招，但我们是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大学仍不能做到宽进严出，应试教育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每年跨进大学校门的青年，倘包括了农村青年统计，仍只不过是百分之几。而且，为了维持教育的良性发展，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高到了使不少家庭望洋兴叹而且却步的程度。城市里的少年、青年，因学业竞争的压力而疲惫；穷困农家，穷困地区的少年、青年，因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背对教育。在科技如此迅猛推广的现在，少年和青年们背对教育的人生，未来怎样，是可想而知的……在以后若干年内的中国，他们也许离提高人生质量的就业机会越来越远了……
毫无疑问，科技的发展必然促成科技的产业化；科技的产业化必然带来新型的就业机会。但是，也毫无疑问，科技的产业化，是以摧毁传统的工业模式和工业链条为前提的，而支撑后者的，又是为数众多的传统型的，只善操单一工种的工业技工。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十项乃至更多项新型的就业机会，其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员的总和，往往抵不上被其淘汰的一种传统工业所造成的失业人数的几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在新派生的科技产业代替传统工业的转型期，失业是面积式的现象，就业是点式现象，而且，科技产业所需要并择优吸纳的，必然是高知识结构的青年。他们起码当有大学毕业的科技产业入场券。无此入场券的青年，将被阻挡在展示新型就业机会的时代场馆入口外。那么他们几乎只能去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后一种工作较之前一种工作，是薪金低得多的工作。被无情挡在新型就业机会的时代场馆入口外的青年们，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了吗？何况，时代和社会倘未开创好足够他们就业的社会服务工作，有待他们自己去一点一滴地干起来……
在从前的时代，清贫和穷困的生活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普遍的现象。没有比衬对象，人眼就难见差别，人心就无物可羡。倘非强调从前的时代也有差别，在农村，那也不过就是两名青壮年劳力一天各挣几角钱之间的微小差别。而在城市，同代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最大不超过十元。亦即相差一级或一级半的工资。而且，那十元钱，一般便是同代人之间一辈子的差别。完全不同的工作，几乎相同的工资，这是从前的“中国特色”。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两个家庭，两个中国人，两个青年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十几倍，可能几十倍，可能百余倍，用天地之别形容也不过分。而且，巨大的差别，就咄咄逼人地呈现于近旁，并被形形色色的文化反反复复地渲染着，人想装作不知道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从前的青年只能安于时代强使之普遍的低收入现状，那么当代的低收入青年，则难免会在咄咄逼人的差异比衬面前内心充满了焦躁，而且深深地痛苦着。
中国的文化应该反省一下的。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像中国当代文化这么的“势利眼”。倘仅仅从电视中来感受中国，那么将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错觉，以为它已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了；以为每一户中国人家的收入都已高得不得了，因而如果不天天追求时尚，进行高消费，钱就会变成负担之物了。
有些商业广告接近着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比如某些珠宝钻戒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标价对于工薪阶层，如画在天空上的饼之对于饥汉。或曰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广告，那么就应该把意思说得更明白——“对于富人多便宜呀！”那些广告犯的不是语焉不详的错误，而是故意混淆广告受众群体的常识错误。
有些报刊热衷于宣扬三十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是容易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不但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青年不容易，在全世界对于大多数外国青年也不容易。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比十年前多了近三亿，比三十年前多了近一半，“文革”时期中国还是七点五亿人口。青年人数究竟翻了几番，小学算术能力也能算得出。
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已然是国家幸事，已然是中国人幸事。而时下的大文化似乎总在齐心协力地诱惑人们——富有的生活早已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要不想要了！
许多当代中国青年，面对如此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包括每每睁着两眼说瞎话的传媒，内心既不但痛苦、沮丧，而且倍感低贱和屈辱……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甚至，也可以说确确实实地体会着另一种不幸……
然而，中国毕竟在向前发展着。
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近年正出现着有根据乐观的拐点。
时代变了，是为“道变”。
“道”既变，人亦必变。
变了的时代，衍生出新的时代人。新的时代人不可能适应从前的时代（尽管他们对现在也不见得多么适应），因而他们不会让时代退回到从前，因而他们必将时代继续推向前去，并在此过程中渐渐适应他们所生逢的时代，并渐渐提高他们打理自己人生的能动力……
归根结底——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可抗拒，其实意味着的是这样的法则——倘新的时代人衍生出来了，他们解决他们和时代的关系的方式也是新的、不可抗拒的。他们与时代共同舞向前去的能动力是不可抗拒的。
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希望在前头，而不是在从前……
16.网络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
一
由我编剧的电视剧《知青》，甫一播出，网上便有化名“滴”什么者，以及另一“小子”，轮番攻击不止。还有另一代表所谓“一些老知青”们的同样化名者，发贴“警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
斯时我正面临45卷之全集的出版，又在进行着《忐忑的中国人》一书的写作，委实无暇反驳。
现在终于有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知青》却已播过；它是自八十年代以降，对“文革”再度继承反思和批判之文艺使命的电视剧，基本已成定论。我的反驳动念，也便随之索然。
于是想到鲁讯的话——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都不瞟过去一下。
又一想，不行。
该驳斥，还是要驳斥的。
因有时过于的包容，并不能使不识趣的人识趣起来！而彼们的不识趣，是从不会因为别人的涵养便自省的。那么，包容岂不等同于怂恶了吗？
是的，依我看来，今日之中国，网上的攻击，诋毁行径，一如当年的“红卫兵”。
何况，他们的“唯我正确”、“唯我独革”之“逻辑”，不可理喻到了极点，混淆视听的目的却又那么的显然，不斥之不足以正视听。
遂决定一一斥之。
因我只是偶尔上网一扫，实在记不清那“滴”什么者究意是“滴”什么，只得以“滴”简谓。而那一再要与我论“人格”的，推测是个年轻的，故以“小子”谓之。在中国文字中，年长者谓年轻者“小子”，并不含有侮辱的成分，是惯常之谓——在我也是。
先斥那些“要死要活”的——作家写什么，怎样写，是一种基本创作权利。读者与观众，也当然有评头论足的自由。我并没有阻止过任何人对我任何一部作品的评论、指责与批评，甚至批判。
但问题是——我只不过以知青题材托带出了种种“文革”现象，以图引起今人对“文革”之必要的再反思，你们那厢“要死要活”的相威胁干什么呢？
你们那自称的“一些”，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当年的知青呢？总共又是多少呢？——亮出真名实姓才有抗议的力量，这点儿常识谁都懂，为什么竟不呢？
倘你们认为《知青》一剧不是为了反思与批判“文革”而由一个团队倾力完成，竟是为了“替‘文革’翻案”的话，并且于是同仇敌忾，不共戴天的话；那么现在，不共戴天的你们，又将作何打算呢？
这种动辄以“活着”或“死掉了”来龇着要咬人似的牙齿般发表意见的行径，体现于对文艺的评论，我觉得是泼习。这一点儿对你们的“意见”的意见，谨供尔等参考。
下面，我要对“滴”也发表发表我对他的攻击的意见了：
按照你的逻辑，“文革”十年，全体中国人包括全体知青“都疯了”，似乎根本没有人性未泯的人了。我写了些好人或其实只不过不坏的人，便是蓄意美化“文革”，公然要替“文革”翻案，于是不但该连人带剧一起打倒，简直还要由你号召，再一踏上千万只脚，是吗？
我在《知青》这一部书的扉页明明白纸黑字印着“‘文革’既反人性也反人格，因而是人类社会的‘反动运动’”——此话在各种报上也登过，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毫无疑问你是网上老手——二十几年来，《知青》是一部承载了最多量反思“文革”，批判“文革”的电视剧，为什么在你眼里黑白完全颠倒了过来？连付正之死、沈力之疯、张靖严排长被捕、武红兵被判刑、老支书之死、赵曙光被停止反省，统统都在你那儿得出了“文化大革命多么好”的结论？
一部剧的播出，要级级做出审看报告——每一级的报告上都写着几乎同样的字：以史为镜，本剧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这也是几级专家审看委员会的共识。目前它的观众肯定不少于一部电影大片的观众，山东卫视重播时，“星在线”滚动字幕中，有一条是小学三年级孩子发的，说是在与爸爸妈妈一起看，沈力叔叔真可怜，那个年代真不好……
按你的说法，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疯了”，那么现在的你从那种疯劲中好转了吗？如果好了，为什么孩子都看得明白的内容，在你那儿却成了“唱‘文革’赞歌”？如果你认为几千万看《知青》的人们又集体中了“文革”的毒了，你究竟是在侮辱大家，还是在侮辱自己？
对剧中人物的塑造给予了特别理想化的人性及人格情节——这么批评不正是符合文艺批评之客观原则的吗？甚至可以进一步批评，由于特别理想化所以削弱了批判力度，这也很中肯啊！
可你从此剧刚一开播就抡起“美化‘文革’”、“企图为‘文革’翻案”的狼牙大棒挥舞打击，至今不停，气势汹汹。
在我的博客中，有人之跟贴使我恍然大悟，贴曰：“想要了解‘上山下乡’真相，都应该去看××××的×××××……”
而那据说包罗真相的“伟大”作品，正是你“滴”的网上未成写作。
你在网上写你的，别人以别的方式对“文革”进行反思批叛，你为什么只许你存在，不许别的作品出现呢？为什么非得将同一题材的别的作品攻击为“大毒草”，只能留你一家“香花”似的呢？什么“可耻”、“罪恶”全都用上了，唯你“独革”吗？唯你是反思批叛“文革”的英雄吗？
就算是两个种同一种蔬菜的农民，也没见一个指着另一个的菜地叫骂不停吧？
你真是当年知青吗？
若真是，肯定也有大儿大女了，你平常是这么教育下一代的吗？——只要是和自己做同一件事的，先灭掉对方再说，下手要狠？
可一个由毕竟有些思想的人组成的团队，在形成思想共识的基础之下努力完成的作品，是你这样一些人想灭掉就能灭掉的吗？
先扣上罪过的大帽子，再企图鼓噪成一种阵势，继而达到一举打倒而后快的目的——这是你为人处世的一贯方式吗？
二
还有一个什么人，在网上大谈什么“梁晓声的晚节”。有“节”之人，必有人味。那么好吧，我们就谈谈人味与“节”吧。
首先我要说，我下乡前没疯狂过，下乡后也没疯狂过。
恰是在“文革”中，我见到我的被剃了鬼头的语文老师庞颖，立即退后一步，恭恭敬敬地深鞠躬说：“庞颖老师好！我代全家问您好！”
又见到同样成了“反党分子”的教导处主任在操场扫雪，便绕半个操场走至跟前，也恭恭敬敬地深鞠躬问候：“宋主任好！我和我全家都非常关心您，请多保重。”
我所在的中学是哈尔滨第二十九中，我哥哥曾是这一所中学的好学生，所以我要代表全家。
“文革”中，她们都印象深刻地记得当时一幕，那温暖在她们心中保温了十年。
“滴”——你当年也这么有过一点儿人味吗？若你有，你当年不是就不会疯狂了吗？并且，生活中不是就也有了一点点温暖吗？你当年这么想这么做了吗？看你现在行为，大约不会。
我下乡前，要与军代表和校革委会老师，共同为全班同学作政治鉴定，不是全班同学都跟我很好，有一名董姓男生，还曾一个大背将我摔倒在地，昏晕过去。但事关同学以后的人生，可忘前嫌，得力争给出好的鉴定啊！
这么一点点人味儿，“滴”，你当年也有吗？
“责人宽，克己严”——这是我下乡前的鉴定语；你的鉴定中也有类似评语吗？
“中国病了！”——这正是我当年与一位叫王钟龙的，大提琴拉得极好的老高三知青每每说到的话，这一点点独立思想的青年之“节”，“滴”，你当年有吗？
“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到处开会学习“转弯子”，但身为团部报道员的梁晓声说：“转不过来，不转了。”“滴”，这种抗议之语，你当年也曾说过吗？
却并没有被打什么小报告，因为我的知青战友们，都特别理解我的思想苦闷，处处提醒、掩护。
“滴”，你获得过这种知青友情吗？你没有，不等于全中国就没有吧？
我们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几名知青聚在某团举办创作学习班，每个人都为国家命运所焦虑，都无心写作，天天谈中国应向何处去；有一名知青打了小报告，兵团总政治部主任连夜乘吉普车前往“查谣”，但人人互证，没有出卖现象。
“滴”，此种爱国情怀，你身上当年也曾有点儿？
我在木材加工厂蹲点，恰有鹤岗市某青年在师部医院治病后，私自探家了——连里要开除他的团籍，之后他将被调往偏远连队。
能否保护一下？为什么不啊？
于是我组织团员学习团章，读关于“民主”的语录，结果是保其“过关”了呀！
“滴”，你这种人根本不信的事，并不等于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吧？这么一点儿常识你也不懂？
我因而被“精简”出团机关，回不了老连队了，那就偏去木材厂！
问：“你来能干什么？”
反问：“什么活最累？”
答：“抬大木。”
我道：“那我到抬木班！”
“滴”，对于一名23岁的知青，这也算有点儿“节”吧？
你当年有吗？
三月份到木材厂，五月份知青们推荐我上大学。
明白为什么会吗？
很简单——那些知青们内心里有“好人标准”。
复旦大学的老师，因从《兵团战士报》上读到了我一篇小说《向导》，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到黑河再到我们团部面视我。
问：“你对当前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看？”
答：“中国将因此蒙羞。”
问：“你对此书怎么看？”
答：“那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
“滴”啊“滴”，在当年，这么一点点独立思想，你是有，还是完全没有？
老师嘱咐：“三个月内，千万别犯错误，我多么希望能在复旦见到你。”
“滴”啊“滴”，你信不信，自己努力做好点儿的人，那往往就会将更好的人吸引到你身边！
三个月中，我为老高三知青主持婚礼，因动用了卡车接新娘，招惹来了是现役军人的团参谋长。敢不敢顶一下，将婚礼主持完毕？
我敢了。
“滴”，你当年也表现过此等知青豪气吗？看你现在这行径，不太可能啊！
入复旦，代表新生发言，明知张春桥说过“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材狼之窝”，眼望几排老教授，坦言：不见虎豹犲狼，只知藏龙卧虎，我们渴望知识，需要知识，愿与老教授们教学相长。虽当然遭到纷纷批判，但仍面不改色。
弟啊，错，你这类人哪配我称弟！
“滴”，就那么一点点独立思想之“节”，你身上当年可有？——问的多余，你这号人当年疯掉了，怎么会有？
北京粉碎“四人帮”，上海却在爪牙们的忽悠下要向党中央表示抗议——率先闯入党委办公室的是我，要求敞开校门，放学生到外滩去……
因而我的档案里，有“与‘四人帮’做过斗争”一条。这当然是同学们的表扬，但证明当年没和你一样疯掉！
我很佩服云南知青当年组织的返城大游行，心中永远向他们致敬！
但是“滴”，观你今日之行径，断不会是当年之勇者！
你最了不起是个受益者！
在两会期间，面对国家一号领导，朗声读稿曰：遮蔽，漂白历史绝不可以！“禁区”不能固若金汤！……
“滴”，这种文人“节”，你有吗你？
“禁区”别人绕行，我们偏闯！
我们一个团队咬定青山不放松，横下一条心，何等不易！该妥协，妥协了。命剪，便剪！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相反，换位思考，也能体量别人的难处——毕竟，审与被审双方，竟达了高度共识，说是幸运也好，说别的什么污蔑之词也好，我们要多少呈现一些“文革”极左现象的初衷实现了！
“滴”，这有什么值得你攻击起来没完没了的？
你！你这个“滴”，用老百姓话讲——如果你是你爹妈养育的，像我一样，拿出点儿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男人气概，自行去掉你那“滴”衣，报上真名实姓，道来你自己也可以说道说道的人味和气节！——倘你但凡有点儿的话！
你这个“滴”，头脚不露地蒙着大被似的，这儿攻击一阵，那儿笔伐一番，可就是不敢光明正大地来声讨——你不觉得行径很丑陋吗？
你果而也是知青的话，你觉得你是长知青们的脸呢，还是丢知青们的脸呢？
幸而当年的知青不全是你这一类人！倘竟多是，我才不一再地写什么知青！
我如此将自己陈列于网络，任尔等评说，若尔等竟还是不敢如我一样，尔等何异于在网上低级厮混的泼皮？
三
我在接受《大家书斋》采访之时，沈星姑娘说她前一晚上在北大与众青年讨论，皆言《知青》“美化”云云，并当即与其中一人拨通了手机，似乎“我们都还活着”一句与彼的知青父母有关。通后，沈星姑娘先问——回忆回忆，你看过的影视剧中，有哪一部呈现“文革”极左现象的片段超过《知青》——手机那端沉默良久，答曰：《活着》。
沈星姑娘道：至今尚未通过的不算。
答曰：《小姨多鹤》。
那是我朋友严歌苓的作品，我竟没看。
我接过手机问：你父母当年下乡何处？
曰：不是父母，是一个姨。
问：几年？
曰：四年。姨说，根本不像！
问：根本不像，便是“美化”？只表现了东北、西北，可叫我怎么像湖北呢？
沉默。
问：那你姨自己来写湖北知青，或你替她写，以补一方面之真实，不才是对的吗？如果你替你姨写了湖北一地知青，其他地区认为不像，皆耸动地说“我们还活着”！不是都不像了吗？
再无言。
林昭是北大人。
想及此，怆然。
“文革”中的悲惨，非百集电视访谈而难以呈现。“知青”之遭遇，非几百个人来写而难以全面。好比万千棱之镜，多一片镜，总是好的。
忽然很想到北大去对话——为我不相识却又永远心疼的林昭。自然也就同时想到了张志新，遇罗克们。
请那青年传个话——倘能聚起百人以上“美化”论者，我去答辩。人多更好，别忘了“人自备话筒”，稍带为我备一支。
四
恰在“文革”中，我应感激的好人，给我留下的回忆最深。
复旦大学的老师不必再说。为感激他，我写出过《复旦与我》。
兵团总司令部宣传处的崔干事，一位六六届牡丹江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当年为关心我的处境，连续转车，兼程四月，还借了一身现役军装穿在身上，当着我们政治部主任的面说：如果一团不能照顾一下梁晓声的身体，我今天就将他带走。当时终日劳累于电锯流水线上的我，已累出肝炎而不自知。我写出了九万字的《又是中秋》，以纪念当年友谊。
作家林予，被打成“右派”后又打成“右倾翻案急先锋”，然与我不但成了忘年交，还是“思想同志”。
黑龙江出版社的肖沉，也是忘年交及“思想同志”。
我们复旦中文系的翁世荣、于成鲲、袁越、牛耕老师，皆对我关怀有加。
我老连队小学校的魏校长夫妻待我如亲弟，魏校长去世后我写过《致嫂子》。
我木材加工厂的上海知青刘鸿飞，当年知道我在复旦思想备受压抑，探亲假期间，陪我去他乡下的外婆家住了多日。我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整版的《上海好人刘鸿飞》，以纪念那份知青情谊。
《知青》肯定是我关于我当年的“同类”的最后一次创作——最大程度呈现“文革”伤害人性与人格的愿望我实现了；将知青们在极左年代寻找人性支点和人格底线的心路程也大致描画出来了。
对于我当年的“同类”们，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至于斥“滴”们，非是胸怀狭窄殊不能容，而是因为——人人都言网上语言暴力如何可怕，聚蚊可以成雷，攻击如排山倒海，故皆惧之，一旦遭遇，唯忍之。
我偏是不信邪的人。
于是挑战而已。
是的，我挑战网上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统统上吧，我看究竟能咋的！
17.拐弯抹角的“民意”
近日，读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以“你看好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吗”为题，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405名网友实施的在线即时调查；困惑顿生。
首先声明，我的困惑与调查本身无关。我认为不论“中青报”的调查中心还是两家网站，所做都是有必要、有意义之事。中国在许多时候需要类似的民情、民意调查。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此乃经常之事，并且极有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我所困惑的是调查所呈现的民意状态。
此调查的结果是：
一、最期待哪些领域的问题能够得到显著改善：
排在首位的是“医疗”；排在第六位的是“反腐败”。
二、最有可能阻碍中国未来十年发展的问题依次是：
“贫富分化严重”、“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
三、未来十年，公众最期待哪些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反腐机制改革”……窃以为，“显著改善”也罢，“阻碍发展”也罢，“期待改革”也罢，皆是“中国问题”。那么，同是“腐败”，为什么忽而排在第六，忽而被“权力不受制约”、“集团利益坐大”所取代，又忽而成了“反腐机制改革”了呢？
困惑于此也。
这使我联想到两本书、一句话。
第一本书是《中国人的气质》，一位是传教士的美国人明恩薄写的，初版于1890年。作者对我们中国人虽不无偏见和误解，但基本态度还是友善的。书中有一章标题是“拐弯抹角的才能”。举例介绍中国人不喜欢直来直去地谈问题，而善于拐弯抹角地表达态度。比如仆人向主人告假，言乡下的“姨妈”病了，决定辞职，真实的情况却可能是受另外某个仆人的欺负，希望有可能不愿放他走的主人去深入了解，掌握了真相，于是替之解决问题……
这个例子虽然比较“中国特色”，却并非唯中国才有的说话现象。其实，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作为中国人，窃以为，即使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还是经常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习以为常。
第二本书是《你到底要什么？》，苏联的一部小说，“文革”时期曾“内部出版”，供批判用。那时的苏联，权力也乏制约，腐败现象也比比皆是，公众尤其青年对国家前途感到失望与迷惘，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产生了那样一部社会问题小说。
我所联想到的一句话是——在某电视台的一档音乐节目中，嘉宾问已经做了父亲的流浪歌手：“在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一首属于自己的主打歌曲之间，你首先要什么？”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鱼与熊掌并非永远不可得兼。对于大多数人，只不过不可同时得兼罢了。
中国被诸社会问题所缠绕，公众首先希望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个问题。
如果，以上调查再深入一步，将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都列出来，那么将分别是：“医疗”、“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分配改革”。
看，“最”问题的问题依然在，但“腐败”已不知哪里去了，影子都与“最”不沾边了。
而我，经常听到的最多的民间声音，却恰恰是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故我一向以为，只要进行社会问题调查，“腐败”当必在一二之间。
为什么真切的往往最强的民间之声，一成调查结果，便大大地靠后了呢？
我再次声明，这样来问，也不是针对调查本身的。
我认为，情况可能是这样——更多的公众，受直接困扰的先是诸民生问题。其困扰难以排除甚或加剧的话，于是憎恶腐败的心理变得强烈甚而剧烈。
那么，最后的问题便是：
在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善了，看病不太难了；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有所提高了，退休金也增加了；收入分配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了，底层人过日子的钞票余额多了点儿……
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在往后若干年，逐步完成以上目标是可能的——果而如此，腐败问题究竟还是不是令中国公众“最”恼火的问题了？
抑或，问题对于我们中国人其实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分配问题”：只要让我的日子也好过点，别人们的腐败我姑且不说了？
这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
因为，倘大多数公众如此思维的话，便不配有一个不怎么腐败的国家。
18.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在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的伟人地位永远不可动摇。继孙中山之后，无人可与其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45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入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目前“忆毛”书籍和文章的形形色色的作家们、作者们，怀着对毛泽东各不相同的心态，试图达到三个目的：将毛泽东这位曾被神话的领袖“请下神坛”归于“凡人”加以看待；通过对毛泽东的追记“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的“内幕”；或者颠覆，起码动摇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企及的伟大地位。这最后一个目的是最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企图否认毛泽东是伟人，正如蔑视泰山是大山一样，动念一出，先自离事实本质远矣。谁都可以认为泰山不是这样的山而是那样的山，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谁若否认泰山不是大山，那么他自己并不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必遭否认。当然，据我看来，这样的书迟早是会在中国公开出版的。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但这肯定是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的事。并且，仅仅是有可能而已。
因为，即使在彻底商业化的时代中，即使在出版业彻底私有化的现实中，即使在“出版自由”神圣不可限制的前提下，一部实事求是之态度大受怀疑的书，也肯定是没什么价值的。它也许会为出版商带来巨大的利润，但同时也必定会使出版商的名声受损。伟大的历史人物，无不受着现当代人的伦理原则的庇护。即使在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写书的人和出版商，也是不敢轻易拿林肯和华盛顿的名字哗众取宠的。
何况，伟人一旦成为伟人，其地位乃是由历史认定的。与历史的权威性相比，后人的评优评劣，不管多么的公开、多么的自由，也只不过意味着是公开的自由的“私议”罢了。历史的认定对于此，确实“一句顶一万句”。
爱因斯坦、毕加索、海明威、雨果、罗丹、雪莱、拜伦、李斯特……我们可以举出几打世界的伟人和名人，被当代人严肃地或并不严肃地，认真地或并不认真地，有根据地或根据并不充分地，甚至主观臆想地怀有恶意地推断为同性恋者、心理变态者、乱伦者、情感卑俗猥琐者、艺术剥削和剽窃者……应该承认，外国人比中国人写人物传记要严肃认真得多。以上那些伟人和名人，也确有各自的污点和劣点。但是污点和劣点，并不能动摇他们在历史中依然是伟人和名人的地位。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有缺点的，包括有污点和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对历史而言，人最大的“缺点”是普通。
对普通人而言，伟人和名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完美”。
但在历史的专门词典里，从来不收入“完美”这一词条。
中国人正在开始明白历史是对的。毛泽东也正在开始以不“完美”的伟人形象重新被普遍的中国人所承认。
到目前为止，林林总总的“忆毛书籍”和文章所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只达到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这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也仅仅是在某些次要事件方面达到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内幕”性，不过鲜为人知罢了。
鲜为人知的事是许多人不知道，但只要有想知道的愿望就可以知道的事。
“内幕”虽也是许多人不知道，但同时又是许多人想知道甚至一定要知道而难以知道的事。
可以这样认为，到目前为止，一切标有“内幕”字样的关于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籍，都根本没有任何“内幕”性可言。也对“梳理”清楚中国共产党史上的重要事件毫无宝贵的认识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资格作为历史见证人的人们在毛逝世后依然活着的二十年间，仍由于种种原因讳莫如深，“话到唇边留三分”，甚至话到唇边留七分留八分留九分，结果将真相带到了棺材里去。另一方面，或者有些见证人也说出了一些真相，但记录为文的人心有所虑心有所悸，笔下“遗漏”了；或者记录为文的人也如言所写了，但在发表和出版前被终审者慎删了。
但我们毕竟经由那些文章和那些书知道了一些以前所不知道，现在已被允许知道和了解的事。
唯有第一个目的显然达到了——将从前神化了的毛泽东“请”下了“神坛”。那些文章那些书，大抵是毛泽东身旁当年的工作人员们所写的。或由他们口述，文人记者们记录整理的。因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与毛泽东接触的方式不同，回忆的角度不同，那些文章和书的认识价值也便有高低之分。除了少数文章和书涉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治国主张，以及在重大事件过程中的心路的微浅痕迹，更多的文章和书籍只不过大量地、相似地、重复地“展出”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片段给人看。并且，又大抵充满着对毛泽东的敬爱与缅怀之情。由于他们非常熟悉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的性情特点和喜怒哀乐，其真实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又由于敬爱与缅怀格外真挚，感情色彩很浓，读来十分温馨亲切。某些影视作品，常从那些文章和书中直接“借用”塑造毛泽东艺术形象的素材。某些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常从那些文章和书中吸收“营养”。那些文章和书，通力描写了一位在日常生活中俭朴、风趣、平易近人而又体恤人、一向乐观而又有时多愁善感、爱读书又爱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的毛泽东。
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毛泽东的一面。但仅仅是一面而已。
这些也是普遍的中国人从前所不知毛泽东逝后很感兴趣的。
那些文章和那些书，满足了普遍的中国人间接贴近地感觉毛泽东的心理愿望。
但是，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一部关于毛泽东的、其认识价值如美国的麦克阿瑟晚年所著的关于“越战”问题的权威性的书啊！
我认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许多中国人，尤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同时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内，希望只能是希望。
当现仍在世的，为数已经极少的，具有历史见证人资格的中国老人们皆遁入历史之后，这样的书的出现，无疑将更加困难了。
于是思考毛泽东，渐渐成了我日常用心的一部分内容。对于自己想要明白的事，既然别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给自己一个明白，那么也就只有独自思考。我读一切自己所见到过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和书。企图从中发现这位旷世伟人与中国及普遍的中国人之命运的更深一层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不但从前主宰着中国及中国人的命运，现在也依然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命运发生着割不断的牵制。
毛泽东逝世前几年，在给他的夫人江青那一封著名的信中曾预言——“我死后，别人们还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打着我的旗号……”
每当我联想到他的这句话，心中总不免生出一股冷嗖嗖的敬畏。那敬畏如一个凡人对神祇的预言的敬畏。
我曾反复咀嚼这句话，越咀嚼越觉得，其中既包含着上帝般的自信，亦包含着对于后人的轻蔑似的。
究竟是些什么因素，竟使逝世前的毛泽东如此之自信呢？
在近当代世界史上，除了毛泽东，又有哪一位领袖或政治家敢在生前说出这样的话呢？而且还说对了呢？
一个中国人，哪怕将“毛泽东现象”思考明白了一点点，对于中国之事，或许也就会看得稍微清楚了几分吧？
这即使不能说是有意义的，也起码是有意思的。
帝王们也是人。帝王们的思想，也是人类思想的一部分。中国历代帝王们的思想，是中国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有平庸的帝王；也有英明的帝王。有将治国当成“专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帝王；也有荒淫无耻、终日享乐不理朝政的帝王。有推广仁政的帝王；也有以实行暴政统治为能事的帝王。有具有深刻的政治家思想的帝王；也有根本无思想可言的帝王……在资本主义革命之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已有国家都是帝王们的国家。
一切人的一切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无不建立在帝王思想的基础之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乃经文人之口说出的政治思想。但其实并不代表文人们自己的政治思想，而是由文人们表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庶民百姓们身上的政治思想。“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这才是文人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身在江海上，心连京国深”、“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又是自觉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们的政治心态之一种。
“每愤胡兵父，常为汉国羞”、“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但得将军能百战，不须天子筑长城”、“黄河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将帅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这又是大功告成以后，名帅勇将们的生活归于寻常寂寞之境时的心态。他们那时内心深处，相信皆有反思和失落，当然折射出的也是一种政治心态。所引虽为古诗古词，但从古至今乃至将来，凡将帅，凡军人，心路莫不如此。别国的将帅军人也不例外。巴顿便是极典型的一个。
“光被四表，格子上下”、“一轨九州，同风天下”、“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这便是以摄国政为己任的帝王们的思想的至高境界和抱负的远大无边了。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意指帝仪王威的影响，直可达到四面八方极广袤的疆域，而且存在于天地之间。
“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当然指的是亿万人的意志和意识，统统统一在帝王所颁的神圣的种种法令之下。
“泽被鱼鸟悦，令行草木春”——李白的两句诗。非常明白地形容：其恩泽连鱼和鸟都感到愉悦、感到幸福，其旨令所及之处，使花木如同春天到来一样欣欣向荣……
以上便是帝王思想中最积极的内核。当然，并不产生于帝王们的头脑中。古今中外的帝王们，头脑中没什么政治思想的比头脑中有点儿政治思想的多得多。帝王们头脑中的政治思想，或者不用“政治思想”这个词，而用“治国思想”四个字来说——大抵是在知识分子们的“思想教育”之下形成的。中国民国以前的知识分子们亦即传统文人。所以历代中国帝王们的治国思想，又几乎是历代中国传统文人们的治国思想的“折光板”。故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其实没有几位帝王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思想家的。进言之，中国帝王思想中所体现的那一部分最积极的治国思想，归根到底是中国历代传统文人们治国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耳。由于这一种思想首先从传统文人们头脑中产生，总是具有着非常显明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一种理想的终极目标，一向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非是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一向是以一个好皇帝为前提的，而非是以一个好制度为前提的；一向是以王权为最高权威的，而非是以宪法和法律为权威的；它主张从“人治”走向“仁治”，但是几乎从来也没提出过以法制取代“人治”的主张。更不敢提出以“法制”限制王权的要求。尽管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呼吁，但止于王子，绝不敢再往上比说王子的老子帝王本身。并且，那呼吁乃是在较开明的帝王们执政时斗胆说出的……
那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即没有系统地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的毛泽东，他头脑中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抱负是怎样的呢？
须知在那一时代，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尚没在中国出现。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册中译本的马克思著作是《共产党宣言》。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非常令后世遗憾地并不曾出国留过学。
斯时欧洲各国政治思想活跃，“共和”思想的主张和要求极为盛行，日渐成为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崭新的国家观念。它与历代中国文人们所理想的由一位好皇帝替一个国家当家做主的国家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年凡是出国留过学的，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进步青年，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他们中最敢作敢为的伟大的实践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当然是一位伟大的“造反”者。他的“造反”目的极其明确，不仅是要改变他所处的黑暗中国的现实，而且要彻底铲除影响中国文明、进步、发展的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的根基。要建立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未达目的，死不瞑目。
毫无疑问，孙中山头脑中思考过“功成身退”的问题。因为他明白这乃是一个“共和”性质的新国家的至高原则。总统不同于帝王之处正在于总统不可以终身。一个“共和”性质的国家的宪法中若无这一条，它必是一个虚假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孙中山当然并不想创建一个徒有虚名的“共和”性质的国家。尽管他曾被公选为“终身大总统”。但是当袁世凯逼位时，他并没有为保住自己“终身大总统”的地位即刻下令讨袁。他让位的前提是，要求袁世凯保证继续“共和”制。袁氏背信弃义，复辟帝制，这才激起孙中山向全国发布讨袁令……
《共产党宣言》中的火药味儿，想必非常鼓舞青年毛泽东头脑中的激情。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革”中被谱了曲，由千千万万红卫兵唱遍全中国的两段“语录”，据言就是从历史资料中翻阅到的，青年毛泽东说过的两段话。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他的《共产党宣言》，是在以学者的敏感和卓越的社会洞察力向资本主义发出最后的最严峻的“报警”——如果资本主义本身还不能以有效的方式缓解它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那么暴力革命的发生势在必行。
现在我们也从历史资料中知道，“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只是在起义成为事实之后，他才本着一位有大无畏正义感的社会学者的良知，对起义进行舆论上的道义上的声援。并且严厉谴责资产阶级武装对起义的血腥镇压。
马克思本人确曾在他的家中接待过、周济过、掩护过早期的各国共产党人。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打算成为他们的“暴力革命”的世界级领袖。他视他们为“革命家”。但是从来也不以世界各国“革命家”们的“革命理论家”自居。他一方面天才地分析“暴力革命”的社会原因，预见“暴力革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以忧郁的而并非惊喜的目光审视“暴力革命”。我们多读一些有关马克思的回忆录和传记便会知道，其中以较翔实可靠的根据告诉我们——马克思并不认为“暴力革命”是“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方式。
诚然，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中曾说过——马克思首先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按照他的革命理论进行“革命”，并将这种“革命”的目标在全球实现，乃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的纪念。
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特殊关系，恩格斯的话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影响可谓深矣。毛泽东是马克思学说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虔诚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
但一个事实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次次“革命”在先，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在后。究竟是“学说”指导“革命”，还是“革命”需要“学说”，马克思之被奉为“革命导师”，于他个人情愿与否，似乎是相当值得研究的。
现在，有些中国共产党人迷惘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最基本的观点上似乎错了。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荣昌盛了起来。
其实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的预见的前提是——如果资本主义并不能寻找到缓解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那么它将有可能被无产阶级纷纷兴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资本主义寻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高速发展的经济。
一切以为全部马克思的著作，仅仅不过是“革命家”的“革命指南”的人，最终都难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失望，将自己所犯的认识性的错误，转嫁为马克思的“错误”。窃以为，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思没错。
19.路在脚下，任重而道远
（201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面对贾庆林同志的发言）
我发言的题目是“路在脚下，任重而道远”。我首先要谈我的中国大感觉——因为我的建言以此为前提。
当梁漱溟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曾问他：“这个世界还能变好吗？”——他当时没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天，梁巨川因亲历了清末民初的种种乱象倍觉失望，投河而殁。梁漱溟晚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答了以上问题：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能变好的。
我和他对我们这个世界抱有同样乐观的看法。我认为他的话也包含对于我们中国之看法。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不包含中国的世界概念显然荒唐。
当前，中国民怨多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加上“改革”后形成的新问题，层层累积，社会弊端的海水，似乎已没过了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的吃水线。但我认为，中国的明天，肯定是大有希望的明天。因为将目前之中国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进行比照，一个正在富强起来、进步起来的中国印象是不容怀疑的。有一种思潮认为今不如昔。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中国之从前的见证人，我的知识分子良知要求我，应以真诚而有说服力的文艺作品表态——事实绝非那样。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恰恰迅速地衰败于社会物质财富丰富了以后，典型的例子是古代“大罗马帝国”。
故我提出以下建言：
一、贫富悬殊已经到了政府在社会分配方面必须出台新的分配政策予以调整的时候了。有人认为，政府根本不必管这种事，这一点完全是由社会经济市场来决定的。我希望中央决不要听他们的忽悠，不管他们是些什么人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不管社会分配相对公平的问题。根本不管这一点的政府没有不因之而垮台的。
二、近两年，全国非城市人口打工者的收入，普遍有了二百元至四五百元不等的提高。最低工资新标准的出台推动了这一提高。但，工薪阶层的许多人，仍对电力、石油、电信等行业员工的高工资微词有加，尤其对这些行业的老总们“神秘”的高年薪愤懑不已。降低这些行业员工们的工资显然是不智之举。但，继续任由这些行业老总们“神秘”的年薪继续“神秘”，几乎等于对公众意见置之不理。我认为，他们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所谓老总。他们年薪的公开化、透明化、标准化，也将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连这些是老总的党员都要求不了，何以要求广大普通共产党员？何以凝聚十三亿几千万的人民群众？
三、补偿在改革开放初期做出利益牺牲的工人群体。他们当年被下岗、“内退”，被以少得可怜的钱买断工龄。至今，他们中有些人的退休金，低于当地最低退休工资标准。邓小平曾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对得起他们。”今天，使他们的退休工资不低于最低标准是政府起码要做到的。在此前提之下，对于如今65岁以上的他们，逢年过节发放几百元慰问金，则体现一种国家情怀。当然，这里指的是当年确因企业重组被硬性“下岗”，而目前生活又确有困难的他们。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每一分花在底层贫困群体身上的钱，都是花得最值的。
四、腐败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让我指出现象、分析原因我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若让我拿出遏制的高招，我也只有摇头叹气，徒唤奈何。老实说，我没有良方奉献，却有一种真切的感觉，那就是——人民大众对腐败的忍受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已到了临界点。因贪不畏死，这真是不好办了——人民正瞪大了眼睛看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何作为。如果说，明明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的中国居然前途夭折，那么首先肯定是由于腐败。我唯一能想出的办法是——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与腐败决一死战。以为仅仅靠解决一些基本“民生”问题，就可以抵消人们对腐败、对不公平现象的憎恨，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连高等动物都会对“贫富悬殊”与不公平现象产生极端不良反应。
五、精简机构。中国之官员队伍太庞大了。机构重叠、职能类同，政令多头，精简机构势在必行。
总而言之，当做之事很多，但若先做到以上几点，中国之希望的曙光现矣。否则，中国之明天难以预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