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异化，细思忖之，并不意味着异化了的人性，而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那一部分动物性、野兽性异化到了极点，于是使人类中的一部分，成为地球上最可怕、最邪狞的较大型怪物。其可怕性、邪狞性以及不可思议性，乃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所不能相提并论。
1.难以撼动的暴劣本性
某人，曾是知青。生于北京，现亦居京。姑隐其名，谓张三、李四皆可。便张三吧。
从前之东北地区，习惯于将狼也叫“张三”。缘何不可考。
张三虽为人，有狼性。
“文革”期间，伤害老师、同学之行径，做下不少。然不曾是“红卫兵”头头，所为仅表现为个体暴劣，与“路线斗争”搭不上什么边的。后“随大溜”下乡，故若以“文革”后所进行清查的“三种人”论之，还不够资格。当年也是极想成为“红卫兵”头头的，但胸无点墨，天生与一切书籍绝缘，也从不曾被好文化稍微化过，仅能以暴劣行径引人注目耳，连同类亦鄙之。
下乡后，暴劣本性不改。
冬季，监督一“特嫌”老职工清凿井口厚冰。斯时因追求女知青遭拒，心怀郁恨，羞辱对方以解无聊，渲泄恼火。对方忍无可忍，以片言只语顶撞之。于是大打出手，使出“大背”手段，将对方狠狠摔出在井旁结冰的马槽中。
数日后，那“特嫌”老职工自杀而死。该老职工孑然一身，无任何亲人。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其被定性为“畏罪自杀”，未闻有异议之声。
而张三扬扬得意曰：替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从肉体上除掉了一个敌人。
“清查阶级队伍”运动结束后，对那“特嫌”老职工的所作所为乃是——“查无实据”。
而张三悻悻曰：查无实据不证明怀疑无理！
同连队有同是北京知青者，素与其不和。
某夜全连知青被唤起，敲锣打鼓，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以电话记录的方式传达到连队。
接着有人写大字块，有人熬糨糊，有人贴。
翌晨，不好的事出现了——“万寿无疆”四字被贴得顺序颠倒，变成了“无寿万疆”。
这还了得！
张三带头调查，有人证实，那四个字块，恰是与其一向不和者贴的。
开饭后，对方端一饭盒热汤，持一串馒头，方一转身，倏被麻袋套头——张三伙同另两名北京知青，开始对其拳打脚踢。终于有人看不过眼，一起上前阻止，暴行才算结束。麻袋扯下，对方已眼眶青肿，口鼻血流如注矣。
张三气势汹汹曰：这个现行反革命，看在同是北京知青分儿上，暂且饶你不死！
我与那张三并非同一连队知青。他所在的另外一师另外一团另外一个连队中，有与我那个连队的一名上海男知青靠两地书相爱的上海女知青。那上海男知青与我关系甚好，将恋人写给他的信给我看过，我于是知道了远在数百公里外的一个连队里，有那么一名叫张三的北京知青，以及关于他的一些事情。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名上海女知青的信中有一句话大意是：那等恶狞之人，岂非天生坏种乎？
电视剧《知青》中之所以有一个叫“张卫东”的角色，盖因当年知道的事情使我留下的记忆极深。
“大返城”那一年，我已从复旦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一日去某胡同看望当年同一连队的北京知青，路径不熟，反复寻找，未见地址上的牌号。心急之下，几乎与一行人相撞。那人五短身材，体格健壮，剃齐根光头、留楂未刮的那种。向其询问，冷冷答曰：“不清楚！这胡同里没有你要找的院子。”言罢，拎着几瓶啤酒，傲然而去。他那种傲，使我觉得莫明其妙。又问一少女，欣然带领——我要找的那院子，竟与五短身材男人进去的院子相距不足十米，斜对面。将遇到那汉子的情况对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一讲，他立刻猜到我说的是谁了，鄙视道：“忘了那不快。那也是咱们兵团的一名返城知青，现在只能说他是个青皮。”
暗想，听说有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肏蛋之人，没遇到过。却遇到了一个以举手之劳就可助人为乐一次的人，却竟不助！而且还不失他一根毫毛；而且还是一名返城知青；而且连问问他都气哼哼的，更肏蛋的个家伙啊！
都说世界其实很小，那么北京更小了。后来被强拉着参加了一次知青聚会，不期然地遇到了那家伙。别人悄悄一告诉我他的以往，顿时对上号了——竟是由一对知青恋爱人之间的书信而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张三！
曾经的知青们的聚会，总是免不了要撮一顿的。自然，也就少不了酒。那日二十人左右，围坐于两桌。除了我，他们皆当年同一连或同一团的，以及下乡之前同班同校的。我是被他们中的一个作为“嘉宾”非邀请去不可的人。邀请我者与我并肩而坐，那张三偏偏坐在我对面。
几番干杯之后，同桌有人说，某某也是答应了会来的，因为知道张三也来，又断然拒绝参加了，可见对当年那件不快之事仍然耿耿于怀，认为张三应主动寻找机会向对方道歉……
我猜想，一定是指他用麻袋套住别人的头殴打过别人那件事了。
不料张三借酒发飙，恼羞成怒道：“道歉？屎！老子当年只不过太革命了，革命者从不为革命行为而道歉！凡‘文革’后道什么歉的，都他妈是见风使舵的假革命！……”
他的声音那么大，顿时一片肃静，另一桌的人全将目光望向了这边。而这边的人皆目瞪口呆，有的甚至显出噤若寒蝉的样子。
一人劝他冷静点儿，指我道：“别当着咱们知青作家的面什么都说，也不怕人家笑话！”
又不料，他竟羞辱起我来：“我眼里没他妈什么作家！知青作家还不是靠上山下乡那几年的事儿沽名钓誉、发不义之财的人？臭狗屎！可惜‘文革’搞得不彻底，遗留下了他们当年一些漏网的小鱼虾，现如今舞文弄墨的，‘反思’啊，批判呀的！盼着哪天再搞一次，铁帚扫而光！……”
他羞辱我时，倒并不瞪着我，而是左右扭头扫视众人，以表示对我极为蔑视。
硬拽我参加聚会的怕我发火，赶紧小声对我说他沾酒就醉，同时递我一支烟，将按着的打火机擎向我。
我朝他笑笑，意思是我不会发火。
有人站起来出洋相，以解尴尬局面。
在一阵夸张所以虚假的笑声中，张三这才不情愿地坐下，一口气饮尽一杯啤酒。
那时我在笑声中吸着烟，望着他，想起了我另一名知青朋友说他的两个字——青皮。
又想说他是青皮是不对的。
青皮指年轻的泼皮、牛二。
而我们包括他早已都不年轻。
说他是老泼皮才恰当。
同时心中产生悲哀——从暴力红卫兵到老泼皮，二十多年过去了，他除了老了，其攻击本性何以一点儿也没变？
进而想到了“善读可医愚”这句古话。
如果说“文革”前他没有机会读几本好书不是他的错，那么“文革”后呢？
困惑。
后来，他不知怎么得到了我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似乎完全不记得自己曾当众羞辱过我了。而我明明看出他当时没醉。他在电话彼端尽说曾经的知青之间尤其北大荒知青间的友谊多么的宝贵，应该多么的地久天长……
我忍不住打断他，问他究竟有什么事？
他终于单刀直入地说，他“内退”了，想开个小铺子谋生。但缺钱，向我借三万元钱。
他这么结束他的话：“我知道这事儿对你不是个问题，就看你够不够意思了！”一种勒索般的口吻。
那一年是九十年代末，我也不是大款，三万元对我不是小数。何况，我不知借给他那种人后，是不是就等于白给了。
我回他说不像他想的那样，对我是一个问题。说我已将哥哥接到北京，刚为哥哥买了一处房子；说我的侄女在国外留学，也须我贴补学费……
他那边“啪”地摔下了电话。
后来我听说，他对好多知青骂过我。
又听说，从一位大北荒知青中发达了的人那儿借到了。还不止是三万，而是五万。
一年后听说，他要告那借钱给他的人，要求补偿经济和精神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按他的说法，他用借到的五万元加上自己的五万元终于开了一小铺子，但亏得一塌糊涂，只能关张了事。而那个小铺子，是合股的性质。对方如果在他经营最困难的时候追加“投资”，就不至于开不下去。对方明明有经济能力追加投资而不追加，不但要负关张责任，当然还要负亏损责任……
我大为侥幸当时没借给他钱。
那件事最终在别的知青们的劝阻之下并没真的闹上法庭，以对方又给了张三一笔钱不了了之。
“他妈的，怎么遭遇了那么个家伙，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谁补偿？”——对方这句话在某些知青间广为流传。
再后来，我听说张三养起鸟来，为的是繁殖了可卖，多少赚些钱以增家用。但住房小，家里到处是鸟笼，叫声不断且使家中弥漫不良气味。妻子和女儿忍受不了，坚决反对，张三只得作罢。仅保留一对，每日拎着笼子逛公园，与些个养鸟人交流“鸟经”，也争论国家大事之是非短长。有好心的当年的知青伙伴关照之，为其一次次介绍过工作，都因工资低且不属于体面工作而被拒，曰：“老子还没落魄到那种地步！”
想要改变他人生态度的人，只有随他去。
今年“两会”前，有几位当年的知青找到我，希望我写一份提案，呼吁提高当年“下岗”工人的退休工资。中有认识张三的，便随口问了一句：“张三现在生活得怎样？”
一个说：“总算熬出头了。”
另一人说：“自得其乐，幸福指数挺高。”
意外，追问。
据二人讲，张三两口子都正式退休了，虽然退休工资不高，却毕竟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女儿长大成人，很出息，研究生学历。工作好，嫁得也不错，孝心，每月都给父母钱。
而张三迷上了麻将，日子大抵在四种平面上度过——饭桌、麻将桌、电脑桌和床。也不大赌，自言“小赌逸情”。倘赢，便去街头巷尾的小“足浴”室享受按摩，那是他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之后上网，以特别特别关心国家大事之爱国主义者网上姿态，宏论滔滔。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外交，每于中国而论及世界。凡有讨论，必介入之。倘输，自然便无情绪享受足按摩，于是饮酒，佐以肥肠、鸡珍、鸭蹼、羊杂之类——他爱吃那些。饮罢，趁几分醉，上网大战。那时的他，如同乱阵中杀红了眼的李逵，鼠标便是板斧。左手夹烟，右手“单斧”，不管三七二十一，逢“头”便砍！刚为王五助威与姚六“厮杀”了一通，换个网上“战区”，又大骂王五而力挺姚六。哪管什么青红皂白，只图污言秽语地骂个痛快再说。以那时的他看来，现实之中国肯定是彻底的没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时代也只有“文革”那十年而已。谁若是对他的观点稍有疑议，便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这种痛快，他竟起了近半打的网名，自言是便于“迷惑敌人”。至精疲力竭，躺倒于最后一个平面，结束从“运筹帷幄”到“轰轰烈烈”的一天……
我不禁问：他真的幸福指数很高吗？
那二人答：是啊！是啊！
不由又问：那你们还要我写提案作甚？岂非多此一举吗？
一人答：那种幸福是指精神方面，要求你呼吁的是他们的物质生活问题。
另一人答：绝不多此一举！当年的“下岗”大军中，返城知青人数众多。
再问：我的呼吁也同时为了张三？
他二人一时缄口，你看我，我看他。
良久，一人打破沉默道：正成长身体的时候挨饿；上学的时候“文革”；之后“下乡”；该成家时返城；返城后一无所有，一切从零开始，咱们这一代经历了的，他不也都同样经历了吗？
另一人道：如果能多上几年学，多读些好书，他也不会至今那样。
我不愿再说什么。
暗想，“一代”二字，用作任何同龄人们之统称，是多么的混杂不清啊！其中各类与各类的差异，个体与个体的差异，确乎有“天生”的原因吧？
但那份提案，我还是应写的。虽然包括了为张三呼吁我并不情愿——世人既应该又情愿去做的事，其实不多啊！
2.从他们身上看人性
一
这里说的“他们”——指德国人和日本人。
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前，普遍的德国人其实并没觉得他们也就是纯种的日尔曼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多么有理由自豪的民族，更谈不上有什么理由傲慢了。他们只不过认为，德国并非欧洲的一个很差劲的国家而已。尽管德国出现过康德、歌德、席勒和海涅们。但这在欧洲实在也算不上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不论在东欧还是西欧，不论大小，许多国家都名人辈出，许多名人都享誉整个欧洲。相比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的名人尤其文化名人，反而不甚多。幸而他们有康德和歌德，否则他们会自卑的。至于席勒和海涅，两个名字的光辉并不能说是辐射全欧洲。
德国人知道，英国的上层人士经常这么说他们——德国人像小学模范生一样在乎规则，而这究竟值不值得称道还是一个问题。
而法国人干脆这么说——头脑呆板的德国佬，都怪康德把他们影响坏了！
但也有被他们瞧不大起的国家，便是俄国。
德国人曾经认为俄语是欧洲发音最“难听”的语言。他们认为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是开欧洲的玩笑，觉得德语才配是。因为德语中最少那种词意模棱两可的词汇。
在“一战”中失败以后，对国家的悲观情绪弥漫于德国各个阶层。
于是出现了尼采及其“超人”哲学。
尼采并不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欧洲最优秀的民族，但他认为日尔曼民族中应该首先产生“超人”；只有“超人”们才能拯救德国。
又于是，出现了希特勒。尽管德国的宣传机器不好意思将他直接塑造为“超人”，但却不遗余力地使他成为了德国“国家精神”的象征。
苏联的电影《回去，自己看》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德军闯入了一处苏联村庄，他们都是看上去那么年轻，有的还挺英俊的士兵，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可怕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主动和苏联农民们的孩子们接近，企图逗孩子们笑，给孩子们巧克力，居然肯将脏兮兮的孩子们扛在肩上。
这时，他们是人。
但是，当男女老少全被关在了草棚里，长官下达予以消灭的命令以后，还是他们，开始用冲锋枪向草棚里扫射，向草棚里投手榴弹，动用火焰喷射器；在不绝于耳的哀号声中，他们神情自若地那么干着。
这时，他们是恶魔。
而事实上，那还并不是他们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只不过是罪恶之寻常一桩而已。
今天，“二战”已成历史，东德、西德已统一。
我从杂志中读到这样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
一、饮料自动售卖机坏了，不但“吐”出罐装饮料，还将一名男子塞入的钱钞也“吐”了出来。那男子不知如何是好，屡塞数次，结果依然，他于是掏出手机通告有关方面来修理，留下一张写了自己联络方式的纸，这才拿上饮料离开——而他身旁当时无一人。
二、中国的大闸蟹在德国繁殖成灾，令德国人厌之。某日，大闸蟹爬上河岸，占满了一段路面，横行霸道地前进。没有车轮干脆从它们身上压过，没有人糟蹋它们。车辆为之停驶，行人为之驻足——有人给动物保护组织打通了电话，人们耐心地等待后者们来解决问题。
自然，今日之德国人并不都是社会行为的模范。
二十几年前，所谓“新纳粹主义”很是在德国嚣张过一时，似有死灰复燃进而燎原之势，却终究是一场迷狂的梦想而已。
从“一战”前循规蹈矩的德国人到“一战”后悲观忍辱的德国人到希特勒上台后野心勃勃的德国人到“二战”后人性泯灭动物性大发的德国人到“二战”后逐渐反思的德国人到现在又表现得特别遁规蹈矩如同小学模范生的德国人，德国人实际上在一百余年中压缩性地经历了人类往往需用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左右才能达到的人类优良意识的又一番进化。
即——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家畜性到“一战”前后的半人兽性到“二战”后的人性复归到现在的具有优良意识的人类的进化。
他们现在的循规蹈矩，依我看来，不但可爱极了，也可敬极了。
日尔曼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这一点不仅现在真的被他们证明了，而且将越来越被他们更好地予以证明。
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西德两部分较长期生活在相互敌对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下的德国人，几乎是波澜不惊地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了，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为世界提供了范例。
二
在中国的唐朝，日本人还处在他们的“战国”初期。
到宋朝，中国古代文化已经开始相当全面地影响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是仰慕有加的。
但被他们视为榜样的中国，竟被北疆的“蛮族”给灭了，这使当时的日本极为震惊。
我曾与几位日本学者谈到此点，他们说——中国那一段历史，给他们以很深刻的印象。
到了明朝，日本又对中国刮目相看起来——他们那时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带，却几乎没有过未付出多大代价又大占便宜的时候。
人企图侵犯对方利益却又一次次占不到便宜的话，便会以刮目相看的眼看待对方了——这是人性真相，也是动物性真相。
当明朝这一汉王朝又一次被外族所灭，建立了大清朝，并且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这使日本更加“刮目相看”了。只不过这一次刮目相看的不再是中国；而是世界上一个地域比十几个日本还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是可以一番又一番被灭掉，也一番又一番被长期统治的，而且作为外族，也完全可以少数统治多数的事实。
我一向以来有这么一种认识——如果元朝取代了宋朝，只不过使日本人震惊；那么，清朝取代了明朝，则使日本人（这里指的是统治阶级）开始如是之想——彼人也，吾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
即——日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全面占领并统治中国的野心，其实从明灭清立的时期就萌动不止了。
我向几位日本日中关系学者请教过，他们居然是承认的。
据他们说，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也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时期，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认为——元朝和清朝的例子证明，某事一旦成为定局，中国人是很容易并且很善于接受那现实的。所以他们要趁清朝一亡，军阀割据的“大好时期”，加紧实现他们从明亡清立时期就开始做着的美梦，而且誓在必成。
“二战”的结束虽然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但是那梦想已经成为一种基因，遗传给他们以后的政治人物了。
如果说，今日之德国，实际上愿意起到和平制止战争的世界作用的话；日本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某些政治人物，巴不得再次成为军事强国，起码是亚洲军事强国后，终于又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只有那样，他们当年的梦想才又有机会成真。那梦想已变为他们的国家基因，不让他们再做那样的梦是很难的。
依我看来，对于中国，美国绝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美国只不过是西方诸国“制度优越感”的表达国而已。
美国从来没做全面占领中国之梦。
但日本对于中国，却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的。
要使这样一个近邻成为“友邦”实在是极难的事，除了使自己更加安定和强大；安定可使它无机可乘，强大可使它从根本上断了想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三
为什么同是军国主义战败国，德国是那样的，日本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挨了两颗原子弹啊！
原因很多。相对于它的人口，它的领土太小，这一“上帝”造成的原因，是它民族心理上永远的纠结。
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自从他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文明”了一大步，而中国那时处于封建文明也就是半文明时期。
到现在为止，日本一直认为它是亚洲最“文明”的国家，“文明”程度可与西方诸“文明国家”平起平坐。依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强大成了个“巨大的经济体”。就“文明”程度而言，与他们相比的差距，简直大了去了。
他们骨子里依然瞧不大起中国。
他们认为西方诸强国在整个亚洲最瞧得起的国家是他们日本。
人类的进步，无非这么一种过程：
动物性时期
动物性与家畜性混和时期
动物性、家畜性、人性三者相混和时期
动物性消退，家畜性与人性上升时期
家畜性消退，人性上升时期
人性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家畜性进化为公民性了，但动物性偶有发作，比如在局部战争中。
就全人类而言，即使在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人类也不过就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
但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的人类，委实已接近“人或为君子”了。
比如前边所讲到的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若是由于恐惧惩罚，便只不过是家畜性表现。而成为无须警告的自觉，便是优良的公民性表现了。当然，“人或为君子”了，并不等于人皆为君子，更不等于全没了“小人”、“人渣”及恶人。
日本人在国内的表现，也相当之优良，与德国人那种优良的公民性如出一辄。而在国外的社交场合，他仙姿玉貌显得尤其彬彬有礼，仿佛各个都是从小按中国的《弟子规》教养成人的，简直可以树为人类榜样似的。什么情况下，躹躬到多少“度”，在他们标准的礼节中是有讲头的。
但为数不少的日本男人，基因里仍残留着数量较多的动物性，并且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动物们的动物性。其动物性，又主要是相对于亚洲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是狼与狗所交配的最初几代狼狗，狼性与狗性对半。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使他们在对美国的关系中狗性十足。曾经的侵华历史，使他们在对中国的关系中一不伪装就狼性十足。只不过，“二战”后，新中国对日本过于宽恕，它自身又刚刚受到过重创，狼性在它身上处于“潜伏期”。
在日本的政治人物中，除了田中角荣代表日本对当时的中国表示过一次“道歉”，其后的他们一概讳莫如深，甚至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容忍底线。
日本的不忏悔，使它在日中关系中不可能彻底摆脱动物性，相对于中国，日本是小国，而且中国又在日愈强大，动物性是日本平衡内心惶恐的法宝。
一条基因里狼性对半的狼狗，曾经扑倒过一匹病入膏肓的骆驼，正在它觉得大获全胜时，自己反而被突然一棒打得晕头转向——等它恢复了体能，对那一棒打得它晕头转向的强大者不免有几分哈着，而对于曾经扑倒过的那匹骆驼，也仍不免地习惯于龇出牙齿，做野兽凶猛之状。尽管那匹骆驼业已十分伟岸，真的发起威来，很可能使它毙命于蹄下。
以上中日关系或曰日中关系，将是长期的。
3.非物质性差距
所谓人性，是由优劣两种成分组成的。
优而又优，接近天使。
“二战”时期，辛德勒身上具有天使性。
同样是“二战”时期，葡萄牙驻法国重镇波尔多的外交官门德斯，不顾本国外交部禁止令，在短短20天里，向犹太人突击签发了3万多份放行证。
门德斯身上也具有天使性。
当德军在莫斯科之役失败，一队德军俘虏被押过一个苏联村庄时，全村庄的男女老少驻立道路两旁，默默地也是目光中充满仇恨地瞪着他们。他们中的一个，看去年龄最小，几乎还像是少年。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穿得最单薄，一边走一边瑟瑟发抖，还在无声地哭。
忽然，一位老妪冲向他。他以为那老妪要打他，吓得呆住了。而那老妪，却是取下了自己的披肩，三下两下包在他的头上。
那苏联老妪身上，同样具有天使性。
是的，人性优而又优的那一部分，真的接近天使。
古今中外，接近天使的人性实事，举不胜举。但总体而言，毕竟又是少数人身上所表现的人性。
天使性并不必然使人获得好报，在具有天使性的人活着时往往相反。辛德勒和门德斯都是在死后才获得回报的，却也只不过是千百万犹太人的感激。感激对于他们本人已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苏联老妪，因为她的做法，很可能还会受到指斥。果有天堂，他们当然应活在天堂。
但谁知天堂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
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天使性，对人类之意义大矣！
人类由而明白，倘具有天使性的同类多起来，天堂未必不在人世间。
人性的另一半，一般被说成“兽性”。
一个人恶到极点时，我们每形容他“兽性大发”。
其实那么说是不正确的。
是对动物的污蔑。也是对野兽的污蔑。
因为有一个事实人类不得不承认，即——人类的某些劣点、恶点，比动物性、野兽性更劣更恶，甚至是动物性，野兽们基因里根本没有的。
所谓人性之异化，细思忖之，并不意味着异化了的人性，而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那一部分动物性、野兽性异化到了极点，于是使人类中的一部分，成为地球上最可怕、最邪狞的较大型怪物。其可怕性、邪狞性以及不可思议性，乃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所不能相提并论。
包括野兽在内的地球上的某些动物也每有报复的行为，但哪一种动物会像人一样，挖空心思想出种种残酷的方式来细细地折磨它们的报复对象呢？故这一人之“性”既不该是人应有之性，也非是一切动物曾有之“性”，而只能说是地球上绝对没有过的“恶魔性”。借助所发明之武器，以达到成百成千成万地极大规模地杀死同类，这种“高级”物种之“性”，是多么的可怕！
地球上任何一种动物中的雄性，都不会因为喜新厌旧而咬死配偶，并将配偶分尸。也不会勾结别的种群来攻击自己的种群，以达到在种群中称王、称霸之目的。
一头狮子，或一只猎豹、鬣狗，断不会望着一群角马做如是想——怎样以计谋一一消灭同类中的雄性，只留下健美的雌性和自己唯一强势的雄性，以及一大群角马，以使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的幸福长久持续……
《圣经的故事》中记载上帝曾毁灭过人类一次，那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所幸人类后来确实文明了。
但，假如……
假如有绝对可信的根据证明，地球在一百年后将彻底毁灭呢？假如还不是一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呢？五十年后呢？三十年后呢？仅仅十年后呢？
那么人类的情况会如何？
在欧洲各国，情况会如何？
在非洲各国，情况会如何？
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教之教众甚多的国家，情况会如何？
在日本会如何？
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会如何？
在台湾、香港、澳门会如何？
在中国大陆会如何？
我们与世界的“非物质性差距”，在最后一问我们自己的回答中，将分明地呈现出来。
是啊，在中国大陆，情况究竟会如何呢？
我能想象出来，但我不愿写出来。
那一种“非物质性差距”，又需要多少年才能缩小呢？
4.舌尖上的“好人文化”
一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
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的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作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
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旧的人”，那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接生”新人。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们的作品中。
“旧的人”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世纪”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因为“旧的人”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异形”寄生人体。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们是知晓这一历史规律的。
二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这一俄罗斯新人，反权威，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标准，对旧制度勇于进行无情批判，对于旧式人物纵然是讲道德的旧式人物，每冷嘲热讽。但屠格涅夫最后使他由于失恋而心理受挫折而颓唐而死于疾病加郁闷，屠氏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耶夫这一新人，又用文字“溺死”了他。
也许屠氏认为，一个新人，是根本没法长久生活在旧环境中的，他太孤单，孤单会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残留着“旧的人”的遗传。比如他的偏执丝毫不逊色于老贵族巴威尔。而偏执——这正是俄国老贵族们不可救药的特征。
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乐观多了。在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罗供暖一向不足的单人牢房里，他以大的希望为热度，用四个月专执一念的时间，“接生”下了他的“样板新人”——罗普霍夫。罗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会主义者，医学院成绩优等的学生，正准备攻读博士，被公认是将来最有前途成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这极具正义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学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将她许给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她决定以死挣脱时，他大胆地“拐走了”她，与她结为夫妻。他因而被学院开除，也断送了成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减、正义不减，在朋友吉尔沙诺的帮助下，与薇拉办起了家庭服装厂，实行社会主义工资原则，一切看来似乎并不坏，但不久薇拉和吉尔沙诺夫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吉尔沙诺夫不再登门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动来爱丈夫，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敬爱提升为亲爱，三个“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么办？
对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别无它法。
“新人”面临人类最自私的情感纠葛又怎么办？
罗普霍夫做出了完全利他的选择——“投河自杀”，以断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挂牵。而实际上，他赴美参加废奴运动去了。多少年以后，他与不仅仅敬爱他且对他亲爱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罗斯，与吉尔沙诺夫夫妇成为好邻居……
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为老俄罗斯所接生的“新人”确乎在人性品质和人格原则两方面影响了以后几代的俄罗斯青年。
回忆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复旦大学的三十多岁的而且不是学中文的老师，仅因在《兵团战士报》上读了我的一篇小说《向导》，便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再乘十小时左右的长途汽车到黑河，最终住进我们一团简陋的招待所，迫切约见我这名“政治思想有问题”的知青，关上门与我小声谈论《怎么办》，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也为法国塑造了两个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襄·阿让。联想到年轻时的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一个虚伪的教士福娄洛，竟由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还孔繁森的圣者型主教米里哀，这说明什么呢？
非它。
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种国家真相——如果善的种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积干死，那么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颓势。
而在这一点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学巨大。
故雨果在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大声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即主义化的善原则。
那是一头与专制主义战斗了一生的“老狮子”的最后低哮。
如果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可信”原则来评论，不但米里哀那类好到圣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襄·阿让这名后来变得极为高尚一诺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极低。现实生活中即使有类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长，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寻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襄·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
于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化”人。
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好人文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
暴动与镇压；一方开动了分尸轮，一方频立绞刑架，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三角恋爱情故事——法国贵族青年查尔斯·达雷与是律师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露茜的美丽姑娘。达雷因暗中向起义者提供枪支而被关入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爱的是达雷，给予他自己的却是纯洁的友谊。为了成全达雷与露茜的爱情，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潜入狱中，营救了达雷，第二天顶替达雷从容踏上断头台……
这故事的利他主义倾向当年使中学时代的我讶异万分。
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为文艺而文艺”，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暴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新人”；以饱满的热饮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
因为他们知道，倘无善的特侦，所谓新人，也许还不如善的“旧人”值得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新人”如是说：“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们那样；如果他们换个做法，他们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会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烦恼，他们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哲学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学意味的话，但仅仅一句话构不成哲学。至于他为德意志帝国所“接生”的“超人”们，在我看来是人类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的人性是冷酷无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类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便会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统，“将战靴踏入敌人口中”。故希特勒后来在德国军队中散发尼采的“超人”小册子一点儿也不奇怪。
三
梁启超倡导“以小说塑新民”之当年，其实并没几人响应。鲁迅在做着与契诃夫一样的事，意义与契诃夫之于老俄国一样深刻且深远。几乎只有沈从文悟到了什么，却没有根据证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说中之人物，虽然区别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笔下的中国男女，但由于着力于表现“原始的生命力”，故“蛮民”特征显然，便只丰富了那时的文学人物画廊，并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东方佛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思想影响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么，低调地秉持“爱的文学”亦即“善的文学”跻身文坛，但与风起云涌蕴育着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温所代表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没获得足够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确塑造了觉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觉民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信徒，证明着他内心深处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其实算得上一个“新人”，因为他有拯救意识——先是参与了拯救国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退隐于小镇，转而拯救文嫂母女，却成为小镇人们舌尖上的飞短流长之笑柄，结果文嫂的女儿病死后，文嫂也自杀了，于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适得其反。电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绶与其革命引路人之间有一番对话耐人寻味，当金恭绶欲将仅有的两块银圆送给可怜的老码头搬运工买药时，他的革命引路人对他说：“你帮得了一个，帮不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这句话暗含着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献身于革命。否则，不能实现真善之愿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确乎能从历史的光线中看到一批与新时代共舞的新人们的身影，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许多新人按照一样的思维说一样的话，独立思想等于饮毒自杀，人们逐渐习惯了四目相望锁唇舌，连目光里都不再流露半点儿真思想。于是恰恰是本有资质焕然一新的那些国人，几乎统统变得比“莫谈国事”时的中国的“旧人”更旧。
斗争文学成为主流文学。
一部农村小说中的翻身农民老汉说：“我以后活着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两眼，每天盯着马小辫的一举一动。”
马小辫者，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而已。
阶级斗争以话剧的形式演绎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轻的女婿与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间“原来”也存在着寻常日子里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也进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里，这次英勇斗争的主角是少年——他发现也同样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偷了几个海椒。阶级斗争既然必须以“坚决斗到底”的原则来进行，结果是不敌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话剧在全国上演，每一个观看了的少男少女的头脑中都从此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根弦。
“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成为了时代教义。
由于缺少宗教情怀的影响；也缺少“好人文化”的熏陶；“人性论”在文化之界内界外被批得体无完肤；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暴力行径比比皆是简直自然而然，不那样反倒怪了。
五
八十年代亦即新时期以来，“新人”形象首先出现在某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与冯晴岚，能够在极左年代恪守起码的独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则，当然在个人品质方面具有绝不肯让渡的“新人”特质。虽然根本不可能，但请允许我来假设——如果这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恰恰及时出现于“文革”中，那么在我看来，其所体现的文化自觉将是光芒万丈的，价值远在《父与子》、《怎么办》之上。还有《芙蓉镇》，还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等等。虽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为人存在疑问，但“新好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事实，却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六
倘中国有一个由恪守独立思想，在人性方面发乎本能的善良，在人格方面当仁不让地正义的人们形成的群体，我是多么的愿意跻身其中而引以为荣，而与时俱进！
但我长期望寻，望得眼都累了，却并没望到过。
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却未必各个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谈不上有多少正义感。
与他们相比，我倒宁肯与那些虽无什么独立思想可言，甚至几无思想习惯，心灵里却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为伍。
中国的“新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在他们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旧人”更旧、更丑陋、不可救药的心性。
美国电影中反复出现过坏得难以想象的坏人。
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人中的大多数确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么坏的人也是个别现象，生活中还是好人多。
中国小说或电影中一旦出现较好一点儿的人，尤其反映现实生活一类——看后的中国人会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个别现象，真实的生活中才没几个真的好人。
我想，八十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时的梁任公，后来又郁闷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传说。
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的笔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每稍一歇搁，转而便写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或感觉到的，或听说的，即使他们只不过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时、好那么一点儿。
因为我知道，好人在中国绝对并没绝种。
我不写好人，对不起好人的存在。让善的种子永远在我的文字中发芽、生长，对我也是不那么做“就会感到烦恼”的事。“行为艺术”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对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八
在2008～2010年创作《知青》的过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盘地“种牛痘”般地刺种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预料到那将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但我当时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让我所感恩的好人们先在我的笔下活起来！何况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结交了多少好人啊！他们使我不以一篇题为《感激》的散文纪念便感觉罪过。
“文革”也不是好人绝种了的时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学生费孝通怀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当变疯了的沈力手举磨得锋快的镰刀威胁战友们，而赵天亮久久凝视他，终于默默从他手中接过去镰刀时，唐曾那一种目光使我为之动容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除了《知青》成为我的机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地呈现“文革”年代一些知青们心底的善；在现实中，我又能另外“幸获”什么机会呢？
我对人性善与人格正义，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人们啊，不管处在什么年代，只要没被关进集中营里，没被剥夺起码的言行自由，能像他们那样好一点儿，好几次，其实不是“难于上青天”之事……
5.“郁闷”的当代文化
中国有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都是科学院。胡适先生说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就是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也是社会学知识分子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科学与文化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的。这个题目给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的文化人没有科学精神，得赶紧请科学家来往文化人的头脑里注入一些科学精神，这太小看我们文化人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下，我们的文化人也罢，科学知识分子也罢，都叫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确实缺点什么，我认为缺的是士精神，就是士人风骨，这一点冰心老先生去世前说过：“无士当如何？”那时冰心已经看到无论是从事科学的，还是文化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了士精神。现在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骨子里是缺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群体都缺。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了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我想起了叶企孙，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物，我是在《读者》中偶然读到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的一篇文章《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柴静说她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说来惭愧，我也不知道叶企孙，但是我看到柴静那篇文章后，非常感动。我在大学上的大课有二百多名学子，就将文章内容全罩上，只在投影上放出了一张叶企孙的照片。一张头像，像正规的标准工作照。我让我的学生就这张面容来谈谈印象。学生们说，首先是知识分子，然后是内心有秉持，然后能看出他善良。但是，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才补上了“知道他的存在”这一课。
关于文化，我认为文化在政治之上，这是毋庸置疑的。何为科学发展观，有文化的发展观而已。文化当然也体现于政治之中，但是绝不仅仅是附着在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文化在政治之上，自古如此，没有文化的人类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文明，没有文化的进步也根本不可能有进步的政治。中国的问题，最终就是对文化的认识而已。当然，这里所言的文化不仅是供人欣赏的优雅文艺，满足人娱乐的所谓通俗文艺。文化从来都和思想连在一起。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力量。丧失了思想力的文化是次品质的文化。同时我们要看到，世界了解一个国家，主要还是看这个国家的当下文化是怎么反映当下现实的。是诚实的反映，还是不诚实的反映。整体上不能诚实地表现思想力的文化知识分子是很难被外国同行瞧得起的。如果外国同行不能由衷地瞧得起某一国家的知识分子，那么也就决然不能瞧得起某一国家的当代文化。那么即使这个国家财大气粗，还是难以真正地获得尊重。我们不应该让这种包袱一代代地压在我们中国人身上。
今天，除了用文化去影响我们的民族，似乎也没别的办法了。这将是漫长的文化任务，但也应是文化知识分子必须担起的任务。
我们文化的启迪影响力不够。我很担心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受到文化的报应。我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到现在如果还不赶紧真诚地补上人文这一课的话，有一天，人文文化的缺失会给我们带来悔之晚矣的后果。
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我们相信文化的力量很大。但这个时期，我们其实仅仅将文化当作政治的工具在利用。一种宣传的工具。而且这种宣传并不指向人心。那时文化只是政治的“齿轮和螺丝钉”，并没有把文化作为一种保证社会和谐运转的“机器”中的主机来看待。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转为一种沮丧的想法，觉得文化起不到那个作用了，甚至想干脆就放弃此种文化作用，因此现在的文化变成不起人文作用的文化了，丧失了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具有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反观近几十年的中国，分明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从前，哪怕仅仅几年没有什么政治运动，文化都会抓住机遇，自觉而迫切地生长具有人文元素的枝叶，这是令后人起敬意的。
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及文艺一团糟、一无是处。这不符合起码的事实。但我认为，似乎也不能说当下的中国文化是最好的时期。
与从前相比，方方面面都今非昔比。倘论到文化自觉，恐怕理应发挥的人文影响作用与已然发挥了的作用是存在大差异的。
与从前相比，政治对文化的开明程度也应说今非昔比了。但我认为，此种开明，往往主要体现在对文化人本人的包容方面。包容头脑中存在有“异质”文化思想的文化人固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但同样包容在某些人士看来有“异质”品相的文化本身更为重要。
我们当下某些文艺门类不要说人文元素少之又少，连当下人间的些微烟火也难以见到了。真烟火尤其难以见到。
倘最应该经常呈现人间烟火的艺术门类恰恰最稀有人间烟火，全然不接地气，一味在社会天空的“积雨云”堆间放飞五彩缤纷的好看风筝，那么几乎就真的等于玩艺术了。
21世纪，对于一个正在全面崛起的泱泱大国，当代思想力并未见怎样地发达，却一味转过身去从古代封建思想家们那儿去翻找思想残片，这是极耐人寻味的。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不配当公仆。因为他不可能有什么人文主义的情怀，非当也当得很冷漠——对人民的疾苦……
心灵中没有吸收过饱满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人，纵然富了，也不可能是一个可敬的富人。因为他将宁肯赠豪宅和名车给女人，哪怕仅为一夜风流，却不太会捐出区区一百元帮一个穷孩子上得起学……
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多少安徒生们呢？需要多少个时代呢？全世界都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实践了，将因而感受到，不但人类的社会，连整个世界都少了某些荒诞性，多了几分合理性。
给自己的头脑几分尊重——我们因而发现，娱乐使我们同而不和，思考使我们和而不同。
6.莫让将来变成当下
（记一次新生入校献词）
尊敬的各位同学，我代表全校教师，首先对诸君成为北京语言大学新一届学子，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以“尊敬的”称呼诸君，乃因为——虽然社会各届对中国高考制度指责多多，但我认为，这个制度目前还只能改良、完善，无法废除。所以我同时认为，诸君得以在高考竞争中跨入北语，终究意味着具有应试能力。而应试能力，毕竟也是一种能力。
我已是三年前就应退休的人了。
我决定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作大会亮相，故我借此机会，向诸君提出以下几点建言：
1.希望诸君明了今日之大学与自己人生的关系。
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的年代，一名北大学子若表示自己并不愿以后成为社会精英，蔡元培先生是会沮丧的。那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大学极少，大学学子占中国青年的比例也极少。有幸成为大学学子的青年，若竟没有日后成为国家各方面精英的志向，便委实是国家的悲哀。而今日之中国人口，已超过三个四亿五千万了。今日之中国，大学学子占青年的比例每年提高，故一名大学学子发誓不成为社会精英誓不为人的话，首先却可能使我这样的老师替他的人生观感到忧虑。一个国家当然还是精英越多越好。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包括欧美国家，也不是每一名大学学子毕业后都能成为社会精英的。如果诸位毕业后能成为优秀的社会公民，这已经不负北语培养你们的希望。而这一点包括如下能力——胜任愉快的专业工作能力；使这一种能力触类旁通，善于应变，因而可持续；良好的心理素质及文化素质，故不至于被社会的浮躁所裹挟，不至于被社会的歪风邪气所俘虏、所毁灭。以上几点，希望学子们与我们老师们共勉……
2.要对北京这一座大都市的负面具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中国很浮躁，北京为首；中国人很郁闷，北京的郁闷者最多。浮躁之气和郁闷、愤懑之气，尤其容易在北京的上空笼罩不散。有些心理准备之人，才能于北京看到中国之总是会进步的希望。这希望也必然首先存在于北京。
3.大学并不是培养挣钱最多的人的所在。
倘某大学向青年承诺会使其成为日后挣大钱的人，我认为是最不靠谱的承诺。绝大多数中国大学老师们本身的工资与出色的“月嫂”们或“空姐”们的工资不相上下，此点基本是事实。但大学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重要贡献无可取代，这也是一个事实。我的一名研究生回家乡时，见着了她当年的初中同学，对方连高中也没上，靠摆菜摊自力更生，苦心经营十年，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存款有了。而我的研究生却仍一无所有，于是倍觉失落。我问：如果可能，愿不愿与之交换一下目前的人生？彼沉思良久，摇头。诸君如果想明白了她为什么摇头，便想明白了大学究竟是什么所在。倒是那摆摊者的身上，有着诸位也该尊重的人生精神。多付出一份努力，必多收获一份。在大学与国家之人才需要之间，诸位日后若能理性地找准就业位置，确定人生发展方向，那么二十年后，是会成为有文化又人生稳定的城市公民的。吃青春饭的青年另当别论，但北语不是艺术院校。
4.北京是中国文化中心。
以我的眼看来，全世界的文化近半个多世纪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异化。从嘻皮文化到雅皮文化到知识爆炸到文化泡沫再到娱乐至死。
我要说的是，诸君须当心，既要善于在北京吸收好的文化，并被好的文化所化；又应提防劣质文化的侵害，不被劣质文化所腐化。在北京，人若缺乏文化思想，被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性可言的文化泡沫所异化，沦为被那种文化所消费的快餐文化的消费者，几乎是一件被渐渐变傻还快乐着的事。
我给诸君的衷告是——大学四年转眼即过，尽量克制自己对快餐文化的嗜好，读一些值得读的书，并思考一些人生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最好形成笔记，以备日后之需。
我们北语是文科高校。我校既不但重视各类语言水平的培养，也极为重视对学子们的人文情怀之熏陶。
何谓人文情怀？
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响并引领社会文明的自觉而已。
高科技是可以用外汇从国外买回来的。
人文精神买不到。
所以希望诸君日后皆成为有一等从业能力、又兼备人文情怀的人。
鲁迅在他那个年代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故只能将中国之希望附丽于将来。
但这未免太悲观。
如果不能从当下之乱象迷离的现实中看到希望，并尽一己之力发扬之、光大之；那么所谓将来，还不是与当下一样的将来吗？
诸君，为着自己的将来，也为着中国的将来，将北语当成你们增长知识、成熟思想、接受人性洗礼、提升人格品质的新的故乡吧！
7.教授之死
教授六点半出门，去某报主编家。他是位社会心理学教授，应约为某报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题目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内容嘛，无须赘言，读者诸君自会明了。主编极欣赏教授的文章，已决定作为重点文章推出，希望能引起全社会的讨论。只不过对题目稍存异议，认为未免太直白了点儿，不似学者文章了。电话里说服教授改个题目。教授不打算改。他想，自己那篇文章非是在做学问，而是在谈社会现象。不是为研究生们写的，是为全社会人写的。所以直白的题目，正符合着自己的初衷。他此去主编家，就为一件事，反过来说服主编接受那个被认为“太直白了点儿”的题目……
教授是个很守时的人，他估计会提前五分钟到主编家。
他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女儿从美国来信了。女儿在信中向他“汇报”三件事：第一，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第二，已经有了心上人；第三，怀孕了。一个月后，将与心上人同时回国正式举行婚礼，此后定居国内……
这三件事，一件比一件令教授欢喜。当然，信中还有些别的内容：介绍未婚夫的性格、人品、专业，父亲是一位局级干部，母亲是一位高级会计师……
教授想，这门亲事，也可算是门当户对了。虽然他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毫无封建观念，但门户相当总归是好的啊！
教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说是掌上明珠，也可以说是心中最大的安慰。
信中还夹了一张照片，是一对爱人的合影。小伙子形象挺斯文，清丽的女儿，小鸟儿依人似的，和他偎得那么亲昵……
从收到信那一天起，教授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教授在不是教授才是讲师的年龄被打成了“右派”，结果就由讲师而农民了。所以四十多岁才结成婚。当年的农村女子，嫁给讲师自然是一百个乐意的。但是按部就班地嫁给农民也无所谓。就是都不肯嫁给由讲师而农民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既没工资也挣不了几个工分，何况四十多岁了，何况还是“右派”。
当年坚定不移地要嫁给他的，是一名插队的女知青。她嫁给他当年在村里是一个“事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向反动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投靠”。尽管他一再“诡辩”——自己骨子里既不反动也不算“大知识分子”，但人们都认为他肯定反动无疑，而且够大的了。
她因与他结婚，也被时代划入了“另册”。
但是他们当年是何等的相亲相爱啊！
两年后她死于难产，他怀抱着刚刚出世的女儿痛不欲生。以后他的男人心中便渐渐有一种母性的情愫形成了。这是由于对女儿的双重的爱而形成的，并且每每不由自主地从内心里向外释放，待及他人。尽管他人不因此改变对他的阶级立场……
现在，他早由当年的讲师而教授了，还出了好几部社会心理学专著，还去国外进行过学术交流，全社会却没什么人拿他当“大知识分子”了……
教授一招手，一辆出租车停在他跟前。那是一辆“夏利”。教授坐入车里，伸出手刚要关上车门，后边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人的肩头撞在车门上。教授感到大拇指一阵剧疼，低头一瞧，指甲被骑车人的脚蹬子卡于车门，卡青了。
教授刚想说——你这人怎么骑的车啊？却首先听到了那骑车人的一吼——你他妈怎么停的车！
教授用另一只手捂着作疼的大拇指，扭头朝车外一看，见那么凶恶地发吼的，竟是一个女人。五十六七岁，高而且壮。对，不是胖，是壮。
教授想，我不是司机，这话不是问我的。
他向司机瞥了一眼，司机不动声色，暗示他关上车门。
教授只得向那身高马大的女人赔笑脸，抱歉地说：“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注意。”
他关上车门，车开走了。
司机嘟囔：“这女人，张口就他妈的，什么德行啊！”
教授又冲司机笑笑，息事宁人地说：“哎，在气头儿上嘛。也是可以理解的。”
司机朝教授的手瞥了一眼，挖苦地说：“您真有涵养，要是我的手指被弄成那样，今天和那女人没完。可恶的女人！”
教授说：“何必呢。她又不是故意的。”
车开出去没有五十米，一辆自行车从后边超到车前，车身一横，挡住了方向。
司机急刹车，教授的头呼地撞在车内的铁栏上。那真是好险的情形！
教授定睛看时，见是刚才那个女人。
她蛮横地叫道：“下次？这次就得说清楚！”
司机说：“是你自己撞在车门上，又不是我开车撞了你。”
那女人说：“就是你的车撞了我！你的车门撞了我！休想一走了之，没那么便宜的事儿！”
司机说：“又不是我开的车门，是这位乘客开的车门，他开车门撞了你，还是你撞在开着的车门上，我也没看清楚，你有理和他讲！”
教授觉得很有必要替自己辩护了，他彬彬有礼地说：“女同志啊，您这就太过分了点儿。不是我开车门撞了您，是您撞在开着的车门上，对吧？一辆出租车开着车门，又是在大白天，几百米以外就可以望得清楚，对吧？何况，您也没撞伤，您究竟要怎么样呢？”
教授对目前的世相民风也是了解一二的。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抵是要靠钱来调停的，所以他才问最后那一句。如果对方要五十元钱，他会毫不犹豫立刻掏出来就给。他曾目睹过两个骑自行车的人相撞了，感到自己欠理的那个问：“你说怎么办吧？”另一个捻动着手指回答：“咱俩也甭浪费时间，你给半条烟钱拉倒！”对方够爽快，掏出一百元往另一个手里一塞，于是二人都不再啰唆，跨上自行车各奔东西。教授打算向那个爽快的男人学习。但他身上只带了一百零几元钱，不能都给那女人，得留下五十元来回“打的”。他想，那女人不见得是女“烟民”，何况也不怎么占理，五十元是该打发得了的吧？他一心巴望那女人让开路，出租车快一点儿开走……
岂料那女人双眼一瞪，怒道：“你少跟着搅和！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别自找引火烧身！”
教授见她那副刁蛮样子，明白是碰上个无赖女人了，或者是个患“更年期综合症”的女人。也同时明白那出租汽车，一时半会儿怕是动不了地方了。
教授怀着几分内疚对司机说：“师傅，我有事要办，看来你的车我坐不成了，我得另打一辆‘的’……”
教授说罢下了车。
司机也赶紧下了车，扯住教授的袖子说：“别走别走。老先生您走不得。您走了，我这算怎么回事儿呀？”
那女人，则望着他们冷笑。
教授愣了愣，心里虽然急，脸上却尽量微笑着，尽量以平和的口吻说：“师傅，我要坐进你的车里，就得开车门吧？我不是一只飞虫，能从窗子钻进你的车里去。我一点儿过错都没有哇，我怎么不能走呢？你扯住我袖子不许我走，不是等于无理扣押乘客吗？”
听了教授的一番话，司机的手缓缓松开了。
教授得以摆脱，匆匆地往前走。心里未免生气，但主要还是生那女人的气。他想，那司机也够倒霉的，我一招手，他就把车停了，结果就摊上了这么一件窝火的事儿。虽然并不怪我，可毕竟是我给人家添了麻烦啊……走出五十多米，不禁地回头望，见出租车自然还停在那儿，已围了些看热闹的人……
教授继续往前走，继续想，事儿由我引起的，我倒好，一走了之，将一个既刁蛮又无赖的女人只留给司机一人去对付，是不是有点儿太……那个了呢？我不是主张与人为善的吗？在这件具体的事儿上，我不是有点儿言行不一了吗？
这时他已走出了一百多米。他的脚步放慢了。他不禁地再次回望，见看热闹的人围得更多了……
教授犹豫片刻，一转身往回走了。他分开看热闹的人，走近出租车，见那女人已很撒泼地坐进了车里，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样子是更加刁蛮了，猜不透她打的什么鬼主意。
教授将自己的一张名片递给司机，说：“师傅，真对不起啊，不承想让您摊上这么一件事儿。她要去医院，医疗费我出了；她要什么赔偿，也可以算在我名下！不就是几十元钱一百来元钱吗？早直说，早满足她了……”
那女人并不看他，瞪着两眼望向车前方，嘴角聚着两抹阴阴的冷笑。
教授到主编家里，已经八点多了。比预约的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教授将那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讲了一遍，主编沉吟良久，缓缓地说：“我的教授先生呀，在理论上，我完全同意你的主张，在现实经验方面，连我也不敢照你的主张以身作则啊！”
教授说：“著文劝世之人，该讲言行一致。我心甘情愿。”
主编说：“感动，感动。”
至于教授那篇文章的题目，主编倒没太固执己见，很轻易地就被教授说服了。
主编将教授送出家门时又道：“你呀，已经走掉了，干吗又回去呢？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还主动将名片给人家。”
教授说：“图的是好心情。否则心情会不好，会觉得太对不起司机。”
教授回到家里，仍寻思那件事儿。他想，社会是变了。同类小事儿，若在从前，无非道个歉，说句“对不起”。现在，光道歉不解决问题了。说许多句“对不起”也不行了。得给钱了。这也好，简单。商业时代。但是似乎该明码标价，比如在人挤人的情况下谁踩了谁的脚，一方应付另一方人民币多少；出门进门谁碰了谁的肩，又应付人民币多少。随着人民币的贬值，价码又应逐年上调。真的好。那样一来，每一位中国人，就真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体了。谁咳嗽时唾沫星子溅到了别人脸上，甭道歉，甭说对不起，那都没用多余。点出几张人民币往对方手里一塞就是了……
教授想得好玩儿，径自“扑哧”笑了。
第二天晚上，教授家里来了人，是那司机两口子。按着名片找上门来。
司机落座后，吸着一支烟，从昨天教授走后缓缓道来，说那女人如何又纠缠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如何带她去了医院，如何又开车将她送回家……
教授正改着学生的一篇论文，心里虽然充满内疚和同情，却没时间细听，催司机快说花了多少钱。
司机才不再讲下去，掏出几张单据，一一向教授交代：“这是挂号费，这是药费，这是拍x光片的单据……”
“还拍x光片？”——教授不禁愕了愕。
“对，她非要求拍。”
“有问题吗？”
“没有，半点儿问题也没有。”
教授一时悬起的心定了。
“你说吧，共计多少钱？”
“一百四十七元八角六分……”
在教授和司机对话之际，司机的妻子不停地从旁自言自语：“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招谁惹谁了……”
仿佛是在声明、在抗议、在示威，一声比一声高。
教授暗想，毕竟还不算多。掏出钱包，点出一百五十元交给司机，之后说：“别找我零钱了……”
教授故意看了一眼手表，又补充道：“我正忙着……”
司机说：“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哪能不找您钱呢……”
于是司机也掏出钱包。摊了教授一桌子零钱，凑分点角，直到找清给教授为止。
“这一笔过喽，咱们该过第二笔喽……”
“还有……第二笔……”
“别皱眉，您老先生别皱眉……只要您痛快，第二笔也几分钟就能了结……”
司机将半页纸递给了教授。教授狐疑地一看，见是一张“收据”。拙劣的字迹写着收到了九百九十六元“工资补偿”。
“这是什么意思？”——教授眉头扭成了疙瘩。
“您听我一解释就明白——那女人已经提前退休了，又在一家公司任会计。她说她的月薪是两千五百元。那么每天是八十三元。医院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八十三乘上十二天，等于九百九十六元。我已经替您垫付给她了。我也是为您好，怕她上门滋扰您。如果您不留下话和名片，我是不敢自作主张的。可您当时留下话了。您给我的名片可以为证……”
“我们招谁惹谁了……”
司机的妻子又及时地嚷了一嗓子，其声尖且恼。教授不禁朝她看去，从她脸上发现了那个无赖女人脸上所具有的同一种东西。
“你，不是说，照了片子……半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那是，那是。的确半点儿问题也没有。可是从x光片上只能看出骨头的情况。她非说她腰闪了，一躺下就不起来，直哼哼。医生拿她没法子，只得给她开了两个星期的病假……”
“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
脾气一向很好的教授，不禁拍了下桌子。他那指甲被卡紫了的大拇指震得一阵疼，使他促吸冷气……
“我们招谁惹谁了，给我们找这么大麻烦！”
教授又朝司机的妻子看去，头脑中迅速地进行了一番判断——司机会不会和那女人勾结了讹诈于他呢？他将目光注视向司机，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胡乱猜疑。并因而谴责自己对别人的胡乱猜疑太不厚道。
教授觉得司机是个老诚人。
教授给了那司机九百九十六元。他看出来了，两个女人基本上是同样的女人。他不给钱，他们是不会离开他的家的。晚给莫如早给明智。他头脑中当时也闪过一个念头，想与司机商议，九百九十六元二人分担。但司机的妻子的模样，使那念头只在他头脑中一闪便彻底打消了……
司机两口子走后，教授的思路已没法重新回到学生的论文上。他徒自生了半天气，也不禁地高叫一嗓子：“我招谁惹谁了……”
但是仅仅几天后，教授便将这件事忘却了。因为他收到了两笔稿费，加起来一千多。不但补上了那一千一百四十三元八角六分的“意外”经济损失，而且还似乎“盈余”了几百元。这使教授的心理获得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平衡。他打算用两笔稿费给将成为他女婿的那小伙子买件礼物，只是买什么还没想好……
两个星期后，也是在晚上，教授家来了一位律师。三十几岁，瘦高个儿，戴眼镜，给人一种精明强干、踌躇满志的印象。教授家几乎各行朋友都来过，就是从没有和法律沾边儿的人来过。教授对律师的到来非常讶然，以为他找错了人家。他却胸有成竹地说他绝对没找错人家，找的正是教授。
律师彬彬有礼地问：“两个星期前，您乘出租车时，开车门撞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
教授回答：“是发生过那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但……”
律师打断他的话：“您先别急着辩解，请允许我把我的来意讲完。”
教授心里对他用“辩解”一词十分反感，出于主人应有的礼貌，隐忍着听他先说。
“现在，那位女同志是我的当事人了。她因腰肌扭伤，目前仍不能上班，仍需休假半个月，也就是十五天。喏，这是医院开的病假单。她的工作是临时聘用性质，因意外假不发工资，所以，工资要由您补偿。喏，这是她所在的公司出具的，证明她每月两千五百元工资的证明。半个月十五天，您应补偿她一千二百四十五元。如果您明智地承担责任，那么我今天就替她把钱带回去。否则呢，您不久将作为被告，收到法院的传票……”
“讹诈！勒索……”
教授叫喊了起来，脸腮抽搐，浑身发抖。
“您别激动，别激动。您刚才不是已经默认了，是发生过那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吗……”
“你刚才打断了我的话！不是我开车门撞了她，是她撞在开着的车门上……”
“难道会是这样吗？”
“不是难道，而是当然！当然会是这样！”
“会是，就意味着不一定当然。”
“你……你给我出去……”
“那么，您是准备接受传票喽？”
“滚……滚……”
教授气得脸都发青了。
几天后，教授接到了传票。他常听人讲，谁想告谁，从法院立案到发出传票，时间往往挺长的。他万万没料到，法庭传自己的传票，到得如此之神速。他曾想到过要与些朋友们商议商议对策，但又实在不愿惹得别人为了自己的事也和自己一样大动肝火，便没跟任何一个人说。他也曾想到过应该请一位律师，但考虑来考虑去，估计到请律师准要花一笔比“赔偿”还多的钱，而且得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律师泡在一起，此念他打消了。堂堂教授，自己占着理，还怕上法庭吗？还需请律师在法庭上代言吗？最后这么一想，他胸中升起了一种类乎“孤胆英雄”的气概……
然而，一审的结果是，教授当庭大败。
法庭允许那女人因“身体不便”不到庭。
司机作为唯一“目击证人”出庭了。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比给教授的印象还老诚。他的证言却对教授极为不利。真是既老诚又卑鄙。
他说——不是那女人撞在开着的车门上，而是教授一开车门将骑自行车从旁经过的那女人撞倒了。
法官问：“你能对你的证言负法律责任吗？”
司机平静地回答：“能。我不是法盲。我懂法。”
教授当庭冲他大叫：“可耻！撒谎！你做伪证……”
司机耸耸肩，眯起眼睛望着教授说：“我并没撒谎，所以我不感到可耻。我和那位女同志非亲非故，和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做伪证呢？”
他说得那么的襟怀坦白，他的表情那么的诚实可信。相比于教授冲他的大叫，他的平静尤其显得比教授有修养，难能可贵而且简直可敬。
“你……小人！小人……”
教授指斥着他，脸涨得紫红紫红，嘴都由于咬牙切齿而扭歪了。
司机清白且无辜地耸了一下肩，摇了一下头，苦笑着说：“不管您气成什么样儿，不管您多么恨我，我只能说我亲眼所见的真实情况。因为我明白，我的证言将产生法律效果。所以我不能按照您心里所希望的那样回答法庭的讯问。”
教授求援地向法官们望去，而这是相当愚蠢的。这使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显得方寸大乱，仿佛一个孩子的谎言被当众戳穿，而智力却有限得很，不能巧嘴花舌现编出第二套似的。从法官们严肃的态度不偏不倚的脸上，教授发现了对于司机的诚实不动声色的赞赏。
教授绝望了。
事实上他也真的方寸大乱了。预先思考过的陈述条理、辩驳逻辑，以及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权益和义正辞严地谴责那个无赖女人的讹诈行为的话语，统统被一块无形的脏抹布从头脑中抹去了。他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懵懂之境。
“被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法官的声音，似乎是从极遥远的某处地方传向他的。
“我……我……看……”
教授竖起了受伤的大拇指。它那紫黑的指甲已向上翻翘起来了，不久后肯定完整地脱落无疑。
法官出于审案的认真，竟离开法台走到了他跟前，俯下头仔细看他的大拇指。
法官同情地说：“伤得可真不轻啊！但这与本案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教授心中产生了转败为胜的希望。他说：“是那个女人的自行车脚蹬子卡的！我的手正搭在车门上，她的自行车冲过来了！可是我就不像她，并没因此和她纠缠不清，更没想到要告她索求什么赔偿……”
法官说：“你也是有她那种权利的。你要反告，我们也是会受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教授大声说：“我当然要反告她！我当然也要索求赔偿！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这世上没有公理可言了！”
法官说：“老同志，别这么说。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把社会看得太糟了。你要反告，有旁证吗？”
教授朝司机一指：“他！他就是证人！当时见我攥着手指直吸冷气，他还骂那个女人可恶来着！”
法官回到法台上以后，望着司机问：“那么，你为他做证吗？”
司机说：“不，法官，我不能就此做证。因为当时并没有发生他说的那种情况。我更没骂过那个女人。不错，他是教授，是文明人，那我们出租汽车司机就一定都是一张口就骂人的人吗？而且还要替别人骂？至于他的手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弄伤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司机不但显得清白、无辜、诚实，而且显得人格被侮辱与被损害了。
这时，那女人的律师开口了。
他激动地说：“法官，由于对方没有人证，希望法庭本着重事实、重证据的法律原则驳回被告的反告！”
他将脸转向教授，接着说：“某些被告，在企图摆脱法律责任的错误心理的促使之下，往往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法律现象！本律师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相信这样的被告是不会得逞的……”
律师似乎还想多说几句激愤的话，但被法官制止了。
法官说：“法庭提醒原告律师注意这样一点，此案只不过是一桩后果并不大的民事纠纷案。所以反告即使不成立，性质也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那么恶劣。对于民事纠纷案，我们的原则一向是能调解就不放过调解的机会……”
教授听出来了，法官分明是在维护他作为教授的自尊。他内心里不禁地暗暗感激法官，但同时也开始可怜自己。他明白自己是有口难辩了……
最后法官宣布，原告要求赔偿的事实成立，理由正当。且金额不高，完全在被告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故被告应限期对原告进行赔偿。至于诉讼费，本应亦由被告负担，法庭考虑到原被告双方都是知识分子，事出无意，那么双方都有个心理平衡问题，予以免去……
教授就如此这般地、无人知无人晓地、悄悄地输掉了那一场官司。
教授曾打算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不上诉了。因为司机作为唯一的证人，似乎已经是那无赖女人的同伙了。他觉得即使上诉被接受了，自己也没多大讨回公道的把握。
他及时给了那一笔钱。
他病了几天。
在病中，他这样劝解自己——像生物界有毛毛虫、有水蛭一样，人类的社会中，总是难免也有无赖的。既有，便不可能全是男的，全是年轻的，全是非知识分子。就当自己被爬上身的毛毛虫蜇了，被水蛭吸去了点儿血吧。
这么一往开了想，他的病慢慢好了。
一天，他正在家中闲坐读书，电话骤响。是那司机打来的。
司机在电话那一端说：“老先生，我很对不起您。但我那样做，实在是没法子。如果我不在法庭上那么表演，那无赖女人就会告我的。如果她再一个月不上班，我哪儿经得起呀！您设身处地替我着想着想，我归出租汽车公司管着，又归交警大队管着，而他丈夫是正管着我们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局长。并且还与交警大队的头头儿们是朋友。那律师，也和他们是亲戚。我哪儿惹得起他们呀！所以我只能牺牲您。不牺牲您我牺牲谁呢？难道非让我牺牲我自己吗？反正咱俩共同摊上那件窝火的事儿了总得有一个牺牲一下的。而我上有老下有小，是根本牺牲不起自己的。其实您老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实在是太好了！哪儿有您这样的乘客呢，摊上了事儿，本来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本来已经走掉了，却又回来留下名片，主动提出承担全部责任。我以后再也不可能碰到您这么好的乘客了！但话又说回来，您那也是自作自受哇！您如果不回来，不留下名片，不当着那女人的面说那些话，我兴许还偏和那女人治治气呢！她如果当天没从我这儿讨到什么大便宜，也就不会第二次找您了，咱俩也就不会在法庭上又见面了不是？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您是一位好人。我不愿给好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所以呢，我打算去看望看望您……”
教授默默地听那司机尽说尽说，并不打断他。
待话筒那一端没声了，教授才反问：“说完了？”
“说完了。”
“你别来我家。我不想再见到你。”
“那……那我也不敢非去打扰了。不过老先生啊，我奉劝您一句，千万别上诉。您想啊，我是唯一的证人，我会为您改证词吗？我不改证词，您注定了还是输。再让法院传我一次，再逼我做一次伪证，再让您生一次气，再让我良心不安一次，于您于我，有什么好处呢？何苦的呢……”
教授一字未答，缓缓放下了电话。如同将一条半死不活的鱼放在水里，有几分恻隐，又有几分回生乏术的无奈和沮丧。
电话立刻又不停地响起来。好像在发出哀号。
教授第二次将听筒抓起……
“就一句！请耐心听我说最后一句，尽管我卑鄙，尽管我对不起您，但我认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心是相通的！在道德立场上我是站在您这一边的……”
教授还是不想回答什么，他干脆将电话关了。
但教授内心里有点儿怜悯起那司机来。相比于自己被讹诈了两千几百元钱，他觉得那司机被讹诈了比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教授放下手中的书，开始回忆自己在法庭上“理屈词穷”的过程。明明自己有理，怎么就落了那么一个结果呢？尽管那可怜又可鄙的司机做了伪证，但起码也会给自己留下点儿理渣儿呀！他认为事实是一种只能被歪曲而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得不留痕迹的“东西”。自己当时在法庭上怎么就连事实这“东西”的一丁点儿痕迹都没抓住呢？现在，官司本身的胜败对教授来说反而无所谓了。两千几百元钱更无所谓了。教授一心只想找到那事实毕竟存在过的根据，如同一个人要找到确实晃花了自己眼睛的一束强光的射来之处。找到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不找到却又那么的于心不甘。
事实明明是那个无赖女人自己撞在开着的出租车门上，却成了我开车门撞了她……却……我开车门……撞了她……可我是上车，不是下车，我已经坐在车内了，那么就只有关车门一说，还开车门干什么呢……对，对呀！我开车门干什么呢……谁能回答？我开车门干什么呢……
教授一经想明白自己在哪个环节上“失利”的，就不免的后悔没请律师了。唉，唉，唉，自己毕竟不是法律系教授哇！太自信了太自信了！真是自信反被自信误啊……
他虽然找到了事实留下的这一任谁也消除不了的重要的“痕迹”，仍不打算上诉。
他想，现实之中被严重歪曲的事实还少吗？有许多事实存在过的“痕迹”，不是仍没被重新发现吗？事实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实就不可以被强奸一次？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可以再被公正地冤枉一次了？
他这么一想，心中就没有什么遗憎，而仅有一种类乎发现了真理奥秘的愉悦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却从此成了教授的一句呓语。一句睡梦中并不说，醒着甚至头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才说的呓语。
在大学的教室里，讲课之间，他会突然地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于是学子们面面相觑，不解他此话的意思何在。
在与人交谈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于是对方大为莫名其妙。
独自一人在家里时，也会突然冒出一句。
有一次，在电视台接受现场采访，他搞得女主持人竟有些狼狈。他那篇题为“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文章见报了，颇有反响。电视台正是就那篇文章采访他。
几分钟的对谈后，年轻貌美的女主持人又问：“教授，请您对观众谈谈关于善的见解吧！”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了对方片刻，突然反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主持人小姐眨巴了一阵眼睛，不知说什么好。
他追问：“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她红了脸说：“没想到我们的教授如此幽默！亲爱的观众们，教授也等于是在反问你们呀？让我们大家共同思考教授这句话的深意吧！教授是不会在接受采访时乱开玩笑的，请记住那句话是——‘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
教授再也不坐出租汽车了……
女儿如期归国。女儿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以前苗条的腰肢变得浑圆了。教授一想到将要做外公，心里就喜滋滋的。女儿却感到父亲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但究竟哪儿不对头，一时又说不清楚。
有一天吃晚饭时，女儿问：“爸爸，你为什么总在家里说‘我为什么要开车门呢’这一句话呀？”
教授放下碗，郑重地回答：“那是事实的痕迹。每一个事实，只要存在过，无论怎样的被歪曲，终究会留下点儿痕迹。”
女儿笑了，说：“爸呀，您现在变得满脑子哲学了！”
教授回答：“这不是哲学。这是世相丑陋的尾巴，正和我的专业有关。”
吃罢晚饭，教授坐在沙发上，女儿坐于地，上身伏在教授膝上，开始娓娓地向教授讲自己留学生活的艰难。讲着讲着，女儿落泪了。
“爸，咱们中国人，尤其大陆去到美国的年轻人，其实彼此一点儿也不关心、一点儿也不互相帮助。仅仅希望获得别人的帮助，甚至希望巧妙地利用别人一次，心安理得地占别人一次便宜……”
教授问：“那么，你和他呢？我的意思是，你们怎么结识的？”
女儿说：“我们各自都为省钱，合租了一套房子。他住大间，我住小间。有时心里都很寂寞，后来慢慢就想好了……”
“我想，他肯定无私地帮助过你。”
“不，爸爸，因为他一心想讨好我，所以他对我的一切帮助都谈不上无私不无私。可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很爱他……”
教授想告诉女儿，中国人在国内的关系，其实并不比女儿在美国感到的强一点儿。但张了几次嘴，没忍心那么告诉女儿。
第二天，女儿的“他”来了。并不像照片上那么相貌端正，身材还不及女儿高。但还算看得过去。教授觉得女儿嫁给他，是有点儿低就了。但既然女儿说很爱他，教授准备和女儿对他的感情保持一致。
他们在厨房里配合着做饭，教授在厨房门外剥青豆，听他们一问一答亲亲爱爱地说话。
“哎，你猜我妈送给你那条项链怎么来的？”
“你问得怪，买的呗。这还用猜？”
“不是买的。”
“那还是偷的抢的不成？”
“当然也不是偷的抢的。我妈好歹也算一女知识分子，能干犯法的事儿吗？我说不是买的，是指不是花自己的钱买的。”
“那就是别人送的。”
“等于是别人送的。可送的人，我不认识，你也不可能有机会认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妈那单位效益不好，每个月只开几百元，所以提前退了吗？后来我妈不是在我爸那个局下属的一个公司上临时班吗？没承想那公司的效益好了一阵儿，也不好了。每月开的钱少，我妈心情当然就不好。这年头儿，只有一样东西能使咱们中国人高兴起来，那就是钱。一天我妈下午早早的就离开公司了。在骑车回家的路上，由于想心事，结果就和另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撞上了。结果对方就捂着肩膀赖上她了，不管我妈说了多少句对不起，非要我妈陪她上医院不可。要不就得给她一百元钱皮肉赔偿。我妈怕一上医院，反而被她赖上，只得给了她一百元钱了事儿。其实，她肩膀根本没怎么。女人的肩膀撞女人的肩膀，能撞出问题来嘛……”
“中国人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
“听我往下讲！我妈心里这个气呀！一气，眼神儿不好了。没骑多远，又撞在一辆出租汽车开着的门上。这下我妈可火透了，不干了。拦住那出租汽车不让开走！我妈心里想啊，那一百元得从出租汽车司机钱包里抠出来。司机当然是不情愿的喽！可一乘车的，充阔佬儿，说一切赔偿都包在他身上了。还给司机留下了名片。这你说我妈还客气个什么劲啊？一不客气，敲了对方两个星期的工资。其实我妈那公司，因为效益不好，每天才发给她十几元钱。后来，我妈第二次又索赔了一千多元。两笔钱加在一起，我妈给你买了那条项链。你要知道，我妈一辈子自己可没戴过项链！你说我妈对你多好哇！为了讨好你简直就不择手段了！我妈给你肚子里那小宝宝预备的小衣、小裤、小鞋，就是在家休病假的日子里闲着没事儿做的。我回来后我妈还絮絮叨叨地对我说过，要是不用上班，总有人按每天八十几元的工资赔偿着，那什么心情……”
教授觉得自己周身的血渐渐冷却着、凝固着，思维一片空白。大脑仿佛石化了，仿佛只剩下最中央一个核桃那么大的部分仍有点儿感知。他窒息得透不过气儿来。
女儿听到“咣当”一声响，从厨房奔出，见菜盆翻扣在地，剥出的青豆滚了一片。父亲面色苍白，两眼呆得直勾勾的。双手皆攥成拳，浑身在抖。
女儿惊问：“爸你怎么了？怎么了？”
教授瞪着她，不住地摇头，张了几下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女婿”也奔出来了，与女儿一左一右将教授搀起，扶进卧室，安顿在床上躺下。
女儿不停地替父亲抚胸口。“女婿”站立一旁不知所措。
教授深喘了几大口气，苍白的脸色终于又红润了。
他低声说：“没事儿，我没事儿……老毛病了……”
他躺了半个多小时，伪装出好心情，陪着女儿和“女婿”吃了那顿饭。
女儿心里的不安却没打消。她怕父亲夜里再那么发作一次，自己应付不了，要求“女婿”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教授走出卧室，见女儿和“女婿”在阳台上。女儿坐在竹椅上，“女婿”蹲着，头侧贴在女儿腹部……
女儿悄问：“听到了什么？”
“女婿”说：“小东西在叫爸。”
“胡说！”
“现在又开始叫妈了。”
于是女儿笑了。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
教授望着他们的亲爱情形，心里矛盾极了……
婚礼的形式是中外结合的。
教授寻找种种借口不参加，可女儿一落泪，他临时改变主意，还是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