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1.一个忐忑的中国人
某报青年记者按约定时间到家中采访，我见他的采访提纲上赫然印着四个大字——忐忑中国。
不禁一怔，问：什么意思？
答：觉得这四个字具有概括性，打算作为采访题目。
怔而又怔，又问：为什么是这四个字？
答：我在电话中听您说的啊，您不认为作为题目很好吗？
我说的？——想了想，郑重地予以纠正：前几天我感冒，语言不清，你肯定听错了。我说的是“看客中国”。
于是轮到那青年一怔了，接着，有点儿不知所措地发起呆来。
问：是顺着“忐忑中国”的思路提出问题的？
他默默点来，脸颊上淌下汗来。看得出，倘我完全否定了他的采访提纲，那将是他毫无心理准备的事，采访思路必然陷于空洞。
我赶紧递给他纸巾。
他试汗时，我宽慰道：别急。若以“忐忑中国”为题，我也是可以接受你采访的嘛！
他顿时释然：真的？
我笑了：当然真的。“看客中国”这一题目，留待你以后采访我。我今天先接受你关于“忐忑中国”的采访如何？
他笑了。
我已知道他是来自西部农村的青年，家境贫寒，父亲还有哮喘病，靠母亲背井离乡去打工，才含辛茹苦地供他读完了大学。他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妹妹。怀揣反哺家庭之心，但以中文大本学历若在家乡想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所以成了“京漂”一族，闯荡两年，不久前工作才稳定在某报。说“稳定”，是相对而言。刚刚结束试用期，基本工资两千元多一点点。去掉食宿费用，所余无几了。
这使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忧郁的青年。
接下来，似乎倒是我在采访他了。
先坦率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行。
中国给你以忐忑不安的印象吗？
对。
你认为中国有一天会乱起来？
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为，许许多多的人都这么认为。
对乱与不乱，你持什么态度？
有时候真希望干脆乱起来。有时候又特担心，心想千万别乱起来。
为什么有时候希望干脆乱起来呢？
那样全中国肯定重新洗牌，机会和公平，也许就有我这种人的份儿了？
为什么又怕乱起来呢？
万一并不是那样呢？我的命运岂不更惨了？
你觉得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对富人们会有什么损失？
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大损失吧。他们纷纷离开中国就是。
对底层大众，包括你这样的青年，会有什么利益吗？
房子和车子他们带不走吧？起码可以先住进他们的大宅，再开上一辆他们的好车！
再将爸妈和妹妹接到北京来，享几天福？
一定的。
以后呢？
他没明白我在问什么。
你现在工作着的这家报社注定不存在了呀！天下大乱的国家，不需要很多份报了是不是？
他沉默了。
但对于你，乐观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你也许会成为一位很年轻的、靠能力被公选的国家公仆。于是你成为了有地位、有权力的人物。
他苦笑。
你一旦成了那样的人物，就同时肩负了平定骚乱的责任。比如，由你下令，或由别人下令，你作为执行者，要将那些占住进公共楼厦的人们驱逐出去。而他们曾是些和你一样的人，并且也将他们的父母亲人接到了北京，一心想要从而成为住大宅、开名车的体面的北京人……
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若有所思。
如果你是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被驱逐吗？
他仍沉默。
但一直乱下去，就谁也别想过正常生活。至于和日本的钓鱼岛争端，更没人顾得上了。从天下大乱到恢复秩序，没有不流血的，你下不下令以军警驱逐？不管你是下令者，还是执行者，总之冲突一旦发生，流血难以避免。如果你是镇压一方，你手染鲜血了。如果你是被镇压一方，你或你的亲人也许卧尸街头，于是心里种下了仇恨。而历史上的所谓“铁腕人物”在那种情况之下向来是冷酷无情的。并且连历史对他们的冷酷无情都“理解”三分……
他突然大声说：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还没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消除灰色特权，阻止腐败漫延？……
我，便也像他一样沉默了。
他继续大声说：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这一点我们清楚。我们可以大学毕业了还挣很低的工资，我们可以到结婚年龄了还买不起房子住，我们可以忍受想要孝敬父母而无能为力的痛苦，但前提是——当官的不要这么贪得无厌吧？社会财富分配不要这么不公吧？从事好工作的机会总得均等一些吧？
良久，我告诉他——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六七年前也像他目前的处境一样，而现在成为某报主笔，享受副主编一级的工资待遇……
又轮到他沉默了。
我低声说：我的学生的努力证明，不是中国的一切机会都被当官的人及富人们的儿女完全占据了。那是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占据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在他这样的青年中就要靠综合能力的竞争了……
他又激动了，愤恨地：正因为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一部分，我这样的青年之间的竞争才更加剧烈！
我紧接着他的话说：正因为更加剧烈，你才要更加提高综合竞争素质！而被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的那一部分机会和财富，要靠改革去一点点限制、缩小。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完全公平连想都别想。因为接近十四亿人口几乎等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总人口。从古至今，这个世界从没完全公平过。最大程度地限制机会和财富的不公平，不是合理“洗牌”所能达到的。而是重新“分牌”才能达到的。“合理”二字也只能是相对而言。
他打断道：有什么区别？
我说：重新洗牌靠天下大乱就行。但乱一通之后还要有人来分牌。而合理分牌靠改革家……
他又打断道：你这不等于说还得靠人吗？
我反问：你刚才说期待出现一位铁腕人物，不也是靠人吗？
他语塞了。
我又说：当然起初得靠人。对于中国，改革首先须改良制度。经过改良了的制度，以后便可自行运转。那时，制度之良性突显，人治的作用才会退居次位……
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与那忧郁的、刚刚转正为记者不久的，既对个人命运迷惘，也对国家命运迷惘的青年，一时间都没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与前几番有些不同。不仅沉默，而且沉思着了。
他首先打破沉默，郁闷地问我：你说的那种改革家们，他们何时出现？
我说：即将出现。
他凝视我片刻，不以为然地说：你太乐观了吧？
我说：不。是我们中国人已经悲观得太久了。
他再次凝视我，不明白我的话了。
我解释道：一个国家的人民悲观得太久之时，便是改革家即将出现之时。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在我们的谈话进行到后半部分，终于像是他在采访我了。
然而他那一次的采访稿没通过。
于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国”为题再次采访我。
也没通过。
他备受挫折。
我主动约他对我进行第三次采访，并为他确定了一个软性的、娱乐的话题。
这一次他终于顺利交差，而我也如释重负。
几天后，我去看望朋友。回来时乘不到出租车，便乘地铁。
我已经很久没乘过地铁了。
地铁车站和车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扫瞄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两颊上淌着暑汗的、神情疲惫的、目光里纠结着各种各样烦恼的、心态极为漠然的脸，我内心里忽然产生了大冲动，想要一一问他们：
什么时候希望干脆天下大乱了吧？
又什么时候希望千万别真的乱起来？
那时我觉得，纵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维护“诸神”利益的同时解决好中国的人间矛盾，肯定也会倍感棘手的。
于是悠忽的联想到了“忐忑中国”四个字。
于是恨不得大喊：中国的改革家们，改革也要抓住机遇啊！改革也会错过机遇啊！
勿使“地火”继续运行！
2.看客中国
写下以上文题，不免持笔迟豫。因为这文题，分明地存在着表意不清之语病。看客很笼统，指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呢？是他们看中国，还是看世界呢？抑或指全世界经常在看中国的一切的老外们呢？
我的意思当然是指——身为中国人而看一切中国“热闹”的我们的同胞。
说明了此点，文题便有语病，那也不改了吧。文题不过是文题，何必自寻烦恼地犯纠结？
身为中国人，而看一切中国“热闹”的我们的同胞，究竟是些怎样的中国人呢？
且举一例，比如关于日本政府自卖自买地“买下”中国海岛“钓鱼岛”一事，绝大多数同胞表示愤慨，我却亲耳听到也有我们的同胞幸灾乐祸曰：哈哈，这下“作瘪子”了吧？看“他们”除了抗议还有啥招可使？
“作瘪子”是东北话，据说属于满语系，意指“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种窝囊和尴尬。
身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之海岛受到侵占而幸灾乐祸，此典型的“国产”看客也。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我们这一类同胞的种种心理成因。
一、“热闹”与“幽默”
“热闹”与“幽默”有异曲同工的模糊学意味。有意味的词自然是有意思的词。并且，细寻思之，它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美感。对比着寻思，会尤觉其美。
人们都知道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先生根据英语词创造性地“移植”为汉语的。与英语发言接近，却只不过接近，非最接近的音译。倘求最接近的，便只得译为“秋末”、“丘莫”、“休么”之类了。事实上，不但英语，一概外语音译为汉词，确切之境是达不到的。舍美感而求发音之最直接，所译的结果必令人莫明其妙。比如“丘莫”、“休么”就莫明其妙；而“秋末”，则风马牛不相及也。
故，林语堂先生将humor译为“幽默”，实在是高明之译。
但这种译法也是经不起寻思的。
“幽”字无论相对于人的表情、语言及行为，其状其态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而“默”则是缄口无声。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幽”与缄口无声之“默”相合，不符合英语humor的本意。因为多数情况下，humor体现于语言，是有声的可笑性。
所以，有时候，不寻思反而好些。一寻思，情况变成了这样——越要寻思个明白越不明白了。
“热闹”一词亦然。
这个词不是从外语音译过来的，是中国的“土特产”。若中译外，即使水平很高的老外，也只能译个大概意思。
不寻思，连小孩子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一寻思，疑问产生了——“闹”之状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热”的“闹”呢？
这是难以量化的。
形容一树繁花，“开得热闹”，我们都能心领神会。
形容集市“热闹”，我们也能想象那种场面。
但若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算不算是一种“热闹”呢？
若不算，围观者为什么被叫作“看热闹的人”呢？
若竟算是一种“热闹”——左不过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非是两军混战，毫无场面可言，怎么就体现出了“热”的“闹”呢？
近年我才终于想明白，原来“热闹”一词，是包含了看“热闹”的人在内的一种场面。
还以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为例，若始终没有围观者，确实够不上是什么“热闹”。治安警察来了，将他们劝开，或双双带走，斗殴也就结束。就连他们双方，也会因斗得并不“热闹”而索然的。
一旦有人驻足看起“热闹”来，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几分钟后，看“热闹”的由一人而逐渐的四五人、七八人了。十几分钟后，或许几十人。若地点乃是闹市街头，警察又来得迟，半小时一小时后，看“热闹”的人便里三层外三层了。若两个汉子中，有一人穿警服，或看去身份特殊，疑似社会地位高于对方，则那“热闹”对看“热闹”的人们来说，就真是一场特值得看的“热闹”了。
斯时，已经很难说谁们才是“热闹”的主体了。是两个斗殴的汉子吗？相比于看“热闹”的众人，他们只不过是两个。非说他们是“热闹”的主体，未免太抬举他们了。若说看“热闹”的众人取代他们成了“热闹”的主体，后者们却只不过在看，并不是被两个汉子所看的“热闹”。
究竟谁们才是“热闹”的主体，姑且暂不分析。
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中国近十四亿人口，喜欢看“热闹”的人更多。对他们的颇有敬意的一种统称是“看客”。自然，那敬意是打折扣的。谁会真的对“看客”有什么敬意呢？
二、世上本无多少热闹，有了看客才有热闹
还是前边那例子，比如两个汉子相向走在既“幽”且“默”的狭长胡同里。让我们想得极端一点，胡同两侧都是高墙，还没窗。
结果会怎么样呢？
第一种情况，相让而过。大抵又总是男人让女人，年轻人让老人。歹徒、醉鬼、恶少另当别论。这里单说正常的或较正常的国人。此时我们的同胞也总是会表现出点儿人的好德行的。
第二种情况，屈尊而过。屈尊是指一方。一方为什么会屈尊呢？因为另一方强壮，且表情凶横，丝毫没有主动让一下的意思。那么，弱势的一方必然胆怯，贴墙而立。若他踩了对方的脚，或根本没有，对方明明是找碴子，骂了他，还给了他一耳光。估计他也是会忍气吞声。是谓明智。好汉不吃眼前亏。忍为上策。忍不下那口气，离远了，回头骂一句拔腿就跑，也是常事。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正如不会发生在成年的高级动物包括猛兽身上。即使一狮一熊在独木桥上遭遇了，审时度势估计自己不会占上风的，也往往会虚假发威地吼几声先后退的。相逢于狭长胡同还仗势欺人的，往往是半大不大、缺少良好性情教育的孩子的行径。
还是两个男人，也还是两个正常的或较正常的我们的同胞，在热闹的步行街上互相撞了一下；或一方踩了另一方的脚；或明明是自己的脚绊了人家的脚一下，反说人家踩了他的脚……
在当今现实中，无理挑衅之事起码仍有三成发生的可能。
结果又会怎样呢？
将与发生在狭长的、两侧高墙耸立、连扇窗也没有的胡同里大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
必定起先理论，继而争吵，接着互骂，终于拳来脚往大打出手。
为什么情况不同了呢？
乃因——在前边那种胡同里，无一看客。连个推开窗在屋里往外看的看客都没有。即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一时半会儿都喊不来一个看客！
而在行人络绎不绝的步行街上，或有一拨又一拨站在东西南北斑马线前等待过马路的人的十字街头，看客是转眼间就可聚集在一起的。
弱势的一方因对此点的正确判断而不甘表现屈辱。这种判断基于一种特古代的经验，通过一百年又一百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的文化放大、凝固，再放大再凝固，最终形成人脑区的一种在有围观者即看客之情况下的基因；其暗示便是——有人群的时候必有正义。
确乎，在古代，差不多便是如此。人群中每有壮士挺身而出。古代之中国，习武的男人多。他们从体格上往往与众不同，故曰壮士。十之八九的壮士，又都巴望着有机会证明自己还是义士。义士应是见义勇为的。由壮士而义士，是壮士的进步、壮士的荣光。但时下之中国，已与古代不能同日而语。时下的中国胖子很多，壮士很少。时下的中国，健身或健美的男人很多，习武的男人有限。健身与健美，并不是为了当义士。即使真的从体格上看疑似壮士，内心里却很可能与被当街欺辱的人一样同样是弱者。
这对不甘于表现屈辱的人是不利的。特古代的那种基因斯时所发出的经验信息，其实越来越靠不大住了。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以强欺弱的现象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眼前，中国的看客只一味地看“热闹”，抑暴护弱的汉子越发少了的原因。
那么当众持强欺弱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比之于被欺辱的人，他们对围观者也是有判断的。他们的行径，绝非偶然。乃习性使然，遂成必然。鲁迅小说《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便是他们中的典型。若论身份，一个牢头，只不过是衙门的链子所拴的一条狗而已。但是在即将被问斩的夏瑜面前，他俨然便是一个极强势的人物了，故他对夏瑜便特凶恶，敲诈不成，于是扇夏瑜的嘴巴子。又如《水浒传》中的牛二，比红眼睛阿义还要典型。牛二本一市井无赖。我们都知道的，无赖而结帮，也是有“领袖”的。想必那牛二从年轻时起便是青皮，街面上混的年头多了，由青皮而泼皮，很有些追随者了。那么一个大恶没胆做、小恶似家常便饭的东西，在脸上被烙下了“配军”二字的杨志面前，于是大耍无赖，蛮横至极。结果，惹得杨志怒起，一刀将他杀了。
红眼睛阿义也罢，牛二也罢，欺负人时，是巴望有围观者的。倘无，他们过后自己也会津津乐道地讲给人听，那对于他们是扬名的事迹，是做地头蛇的资本。有人围观，可收获现场宣传的效果。无人围观，由自己津津乐道，等于后续宣传。
当下之中国的红眼睛阿义们、牛二们，早已号准了当下之中国看客们的脉象，清楚当下之中国看客中，义士是极少的，多是纯粹的看客，围着白相白相罢了。故他们既需要看客捧场，内心里也是瞧不大起看客的，众目睽睽之下，将泼皮“风彩”发扬光大。
由于当下之中国社会矛盾重重，郁闷者多多，当下中国看客，对不平之事的正义冲动，一番番被酱缸似的不良现实所腌沤，异变为两种极端的表现——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人性上沦为纯粹看客；或胸中终日无名业火暗燃，不定什么时候，便火冒三丈，起哄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乱。
那麻木不仁已无冲动可言的看客，像极了郑老栓。去往有“热闹”处，一心只想的是少花钱，快办成自己的事，成功地得到蘸了人血的馒头，好治肺痨儿子的病。至于蘸的是何人的血，那人何以被砍头，冤枉不冤枉，他是漠不关心的。即使明知那人被杀害，是为了替他这样的一些人创建一个好社会，他也绝不惋惜那样的人之被杀害。悠悠万事，唯将馒头淋淋漓漓地蘸了那人的血为大。斯事是他眼前之最大利益。至于将来，他是不考虑的。也根本不相信，有人会为了许多别人的将来而宁可掉自己的脑袋。
那唯恐天下不乱的，围观时，“很像久饿的人见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在《药》中，他们倒卖血馒头，如同稀货贩子在鬼市兜售稀货。那是天下将乱倘未乱时，他们所获的一种好处。
比之于纯粹的看客，他们“凑热闹”、“看热闹”的心理很不纯粹。倘有什么骚乱发生，他们便会像阿q一样，趁火打劫，抢掠些财物。然后装出不曾参与的样子，看参与了或被冤枉了的人遭到追捕、杀头，侥幸而且同样的幸灾乐祸，连点儿兔死狐悲也全然没有，只不过又当成一种“热闹”罢了。
从鲁迅那个时代到“文革”再到电脑普及前，中国之看客一茬茬繁殖，从没怎么少过。“文革”时期反而更多了起来。因为那一时期，想不当看客都不行。可以这么说，几代中国人是看那种“热闹”看过来的。
虽然“文革”已成历史，中国人爱看“热闹”一点却早已成习。
仅仅翻阅一下八十年代十年中的报纸便不难发现这样的报道——女子当街遭到轮奸而围观者众！
却不像古代的时候有义士出现。
连就待在不远处的什么机关、什么单位的传达室里的人，守着电话机，耳听着呼救之声凄惨，都懒得以举手之劳抓起电话报警。
至于有人要跳楼，围观者不耐烦地催促其跳的事，更是接二连三。
中国之看客，可谓世界之最。
最令心理正常的人嫌恶。
如今情况好多了，一由于城市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二由于电脑的普及，看客们都转移到网络上去了。
三、人类是地球上最爱看“热闹”的物种
人类出现以前，地球上本无“热闹”。如果人类至今仍未出现，地球上便还是没有“热闹”可言。
除了猴子和猩猩，地球上的一概动物，从巨大到渺小，从一个“纪”到下一个“纪”到现在，皆无看“热闹”的习性。
我们没见到什么大动物围得里三圈外三圈的，看一群蚂蚁怎么样将一条毛扎扎的大肉虫制伏并拖入蚁穴的情形；即使两窝蚂蚁大混战它们也是没那份闲心观看的。尽管其场面放大了惊心动魄，尽管某些动物的视力比人还强。
我们也没见过两头狮子争夺地盘，而另外一些狮子以及三五成群的猎豹、鬣狗什么的蹲在不远处，边看边叫，发出人类那种类似起哄的声音。
掠食猛兽从食草类动物群中扑倒了一只，躲得远了的食草类动物群倾刻恢复平静，又若无其事地吃草——那是由于天性的麻木，但却并不围观同类之被撕碎。它们那种麻木，人类身上也经常表现出来的；但人类身上还经常表现出来的对同类陷于惨境的“热闹”看得乐在其中的情形，却从未在任何动物身上发生过。
不错，狮子们争食一头角马、鬣狗、秃鹫什么的也围着看。那时的鬣狗、秃鹫们，眼中也确乎地露出“想要攫取到什么”的目光。
它们要攫取到剩尸而已，与看“热闹”是两码事。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以人的眼看，这世界种种的“热闹”多了起来，对于人类大有看头——包括另外一些人陷于悲惨。倘某一阵子这世界上缺少“热闹”，人类便会制造出来。
人类对于人类犯下的罪恶，是地球上任何动物从不曾对别的动物，更不曾对自己的同类犯下过的。人类不但残害同类，还挖空心思“研发”许多种方法折磨同类，或为逼供，或为解恨，或只为取乐。
以此点而言，“兽性大发”一词，实在是对动物的诬蔑。若反过来说动物之凶残是凶残的人性体现，倒是有根据的形容。
人类为什么会那样呢？
这要从人吃人的历史说起。
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的祖先曾经互吃，这是不争的事实。动物也有互吃的时候，但往往是在特定情况下，不经常。而古人类的互吃，曾是一件很经常的事。
一个部落的古人类抓住了另一部落中的一个，准备着要吃后者了。于是围着火堆蹦蹦踏踏，拍手齐叫，那是开吃时本能的快乐。之后，开始操刀肢解了，像今天的厨子剖鱼或剁鸡块。而小崽子们，瞪着他们的小眼睛看，鲜血四溅，哀号声声，他们也绝不会捂上眼睛和耳朵。
那是他们习以为常了的，也是他们最初所惯看的“热闹”。后来小崽子们长大了，一个个凶残无比。看惯了吃同类之“热闹”的他们，并且也很爱吃，长大后能不比野兽更凶残吗？他们的小崽子又不同了，“进化”了些，无师自通，居然虐待起被缚住并即将被吃的同类来，用木棍挑出可悲的后者们的眼，或用石刀割下后者们的鼻子、耳朵。在哀号中获得了乐趣、快感。那是他们“创造”的乐子，也带给包括父母在内的全部族一种乐子，于是受到鼓励。大人还相帮着那么干，又于是营造出“热闹”的气象。
后来，人吃人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有的部落壮大了，有的部落几乎被吃光了、消亡了。互相也特戒备，抓住一两个，不够分吃。
于是被抓住的人，就有了另一种用途——作为祭品。
祭是仪式。源于人类对某种图腾的敬畏之心，也源于祈祷之愿。
现代的我们，写下或读到某人、某些人因某种“原因”成为某事件过程中的“祭品”时，细一寻思，短短一行字，意味着多么血腥的不幸和多么巨大的恐怖啊！
再后来，那是几多的一千年后，人类不再以同类的头和心来祭祀了，代之以牲畜了——遂成习俗，沿袭至今。然欧洲已不如此，亚洲故之。中国的农村，尤其不改。杀牲宰畜，便仍是农村孩子们所惯看的“热闹”。
毕竟，以牲畜为祭品，较之以同类，是人道主义的初级体现。所谓“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尽管，那时“人道”还未成“主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进步呢？
当归功于那时的某些大祭司。按如今说法，他们是那时祭祀的主持人。却又不仅仅是主持人，还兼着类似大法师的身份。为什么某些他们主张废除祭人而代之以祭畜，这是解释不大清楚的。人性提升体现于他们的先知先觉的迹象，使他们具有“上帝”播向人间的最初的宗教种子的意味。那时宗教自然还未成教，他们是体现宗教思想的种子。他们是大祭司中的某些，而非全体。另外一些，依然热衷于祭人，乐此不疲。
也要归功于那时的文艺。祭祀的仪式完毕以后，人们还没热闹够，意犹未尽，于是续之以节目。因为是祭祀活动的组成部分，所以须保持庄严特色。因为祭祀源于人类的敬畏心，敬畏心使人类对自己的命运产生难以克服的恓惶感，所以那些节目的内容往往是悲剧性的，并且具有警戒性。结果大抵是违背所崇拜之“神”的人类受到惩罚。
他们年复一年地创作那类节目，好比我们的“春晚”导演们为吸引眼球，年复一年地挖空心思推陈出新。
于是早期悲剧逐渐形成。
而他们是人类后来的戏剧家们的先师。
由祭祀词而衍生出诗歌来。
诗歌使早期悲剧的台词具有诗性。
而戏剧、诗歌又嫁接成文字形式的史诗——至近代，三者互补，诞生了电影、电视剧，此后话也。
还说很古远很古远的当时——祭祀节目之“演出”也告一段落了，人们仍不愿四散，并觉那种节目看得不过瘾，都有将热闹继续下去的亢奋冲动，于是以自发的即兴的节目续之。这类节目以使聚集气氛更“热”、更“闹”为最大能事。一言以蔽之，以自娱自乐为前提。
于是，所谓喜剧、闹剧便也诞生。自然，起初还不能算是戏或剧，各尽逗乐子、搞笑的擅长罢了。
悲剧起初是投贵族所好的。喜剧起初是适合民间趣味的。
正剧起初是为了能使贵族与民间大众一同看的。故至今仍无严格意义的正剧。曰正剧，少不了悲剧的元素或喜剧桥段的。
综上所述，人类爱看热闹的习性，实际上发扬光大了。祭人显得老套了，没多大看头了。节目更有看头了，戏剧更有看头了。祭祀仪式的内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出新的是节目，是戏剧。人类盼望祭祀活动之举行，更是为了满足看热闹的心理了。而节目中一旦升华出戏剧，一部分人类爱看热闹的心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嬗变为欣赏的精神需求了。
故对人类的进化，文艺也是功不可没的。仅仅认为劳动使人类文明起来了是偏面的。
但是，人类爱从看热闹过程中获得刺激享受的恶劣的基因（我认为是比动物性更恶劣的），仍在人类的习性中作祟着，并不是什么悲剧、喜剧、正剧所能完全抵消的。
所以便有了罗马角斗场。
类似罗马角斗场上的血腥“节目”，在中国的古代也同样上演过，比如商纣王在寻开心时，往往便命武士于宴间决斗，以助酒兴。且在行宫中建了肉林酒池，动辄令百对以上年轻的祼男祼女滥交于肉林下、酒池畔，觉得是神仙才配一看的高级“热闹”。
在当时的罗马也罢，在当时的商朝也罢，文艺已经相当艺术了，商朝不但有了宫廷乐队，供养着当时水平一流的乐师，歌舞伎们的表演，也是足以称得上美轮美奂、赏心悦目的。而罗马，诗人们的朗诵会已蔚然成风，戏剧演出也很经常。
但是人类的基因决定了，只欣赏是不行的，看一般的“热闹”也是不行的。那基因会不时地怂恿人类的眼球寻找刺激。当时的罗马与当时的商朝的区别仅仅在于——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们、宫廷人员们以及富人们，是与平民们一起享受刺激的，或曰“与民同乐”。那时的罗国，已有了初级民主，他们需要平民的拥戴。并且，他们“与民同乐”是带亲眷的。而极其腐败荒淫的纣王，却更喜欢独乐，或由妃们陪乐。
多么不可思议啊，一方面其文明已贴近民主；另一方面，其文化的野蛮恶习不改。
想想吧，当看台上所有的人类全体站起，亢奋地跺脚，皆大拇指朝下，千万条喉咙喊出一个字“死！死！死！”时，那是多么邪狞的场面啊！
于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类，在那喊声中，被长予刺胸，被利斧砍颈而亡。
再想想那些地位高贵的夫人，那些名门望族的小姐，她们一个个都很美貌。是夫人的都气质优雅，是小姐的都特淑女。也许，她们刚刚听哲学家们阐述过哲学，与文艺家们讨论过文艺。她们大拇指朝下的手，一小时前还握过写在精制羊皮上的诗卷。
但那时的她们，难道不是都很邪狞吗？
还有那些平民男女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因能与贵族与富人们同乐，内心里感到无比荣光。他们有的换上了体面的衣裳，有的穿着破衣烂衫就去了。他们宁肯少吃几餐也高兴买到一张门票。男人们手拿肉排，或酒囊；女人们有的怀里还奶着婴儿，旁边或膝上坐着大点儿的鼻涕拉瞎的孩子。她们唯恐大点儿的孩子错过刺激居然没看到，每指着嚷嚷：“快看！快看！那个人就要被杀死啦！……”
那些平民的社会地位，仅比被迫成为角斗士的战俘奴隶高那么一点点，但他们观后者们以血和命“表演”的“热闹”，看得心安理得。
至今，我们人类的基因中，仍遗传着那种邪狞的成分。
而那些贵妇和小姐，散场后又该去写几句甜蜜的情书，或与情人幽会了；而那些平民妇人，一如既往地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勉励孩子将来要有出息……
罗马帝国后来自然是灭亡了，它不灭亡不就很奇怪了吗？
在中国，商自然也被周取代了。
又过了几千年，到了雨果完成《巴黎圣母院》的时间背景的年代，雨果笔下，加西莫多在广场上被鞭笞时，围观者可谓人山人海。以至于骑警唯恐引起骚乱，喝马以臀撞开人群，却不起作用，只得用军刀的刀背砍人们的肩、背。
在《法国革命史》中，路易十四国王及王后即将被斩首，成为巴黎诸革命“热闹”最大的看点。那种空前盛况究竟与庆祝胜利的喜悦联系多一些，还是与人类古老的看“热闹”习性联系多一些，恐怕是连弗洛伊德也分析不清的。
而在《双城记》中，在《红字》中，人类看“热闹”的场面，也都描写得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印象。当然，须是对人性善与恶反应敏感的读者。
在欧·亨利的短篇作品中，有一篇写的就是几乎“专业”的“看客”——讲的是两位同住一城的中产阶级绅士，以看本城的一概热闹或古怪之事为日常消遣。那时当然已有报了，但仅从报上得知而未亲眼目睹，是他们引以为憾的。那时虽已有报，却还没有电话，更没手机。若a绅士听说了什么热闹或古怪之事，便及时派仆人去向b绅士通告。于是两位穿上了正装也就是燕尾服，戴礼帽、白手套，颈前扎领花并各拄“文明棍”的绅士，相会在一处地点，结伴前往。车祸中的死者已被运走，两位绅士会蹲将下去，俯视石砖缝隙中的血迹，像谍报员一心要破译密码。
良久，a绅士说——我知道有一个修鞋匠的喉结特大，你还没看到过他。
b绅士立刻说——快陪我去看！
于是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这才起身去看一个喉结特大的修鞋匠，身后跟着他们的两名仆人。
中国人讨论“看客”现象，大约是在鲁迅的《药》发表以后。不错，《阿q正传》中也写到了“看客”。阿q在供状上画押时，他是将持板子随时准备听令打他的衙役们当成“看客”的。因他招得老实，没挨打。这大约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彼们只不过是拄着板子列于两旁在看他，所以他才力求将那圈卷儿画得较圆。若没有衙役们看，估计他对自己没那种高标准、严要求。待其被五花大绑、后脑插了令箭、游街示众地押往刑场时，他对于小市民是有贡献的，那就是——他们得以又看到很刺激的热闹了。所以见他们兴趣盎然，阿q起初是并不害怕的，反觉荣耀、自豪，体会了一把类似检阅般的好感觉，及至离刑场近了，这才从检阅般的幻觉中猛醒，明白不是被夹道欢送往理发店去剃头，而是将被砍头，便顿时怕极了……
的确，一个国家喜欢看极刺激的或俗不可耐的“热闹”的人若远远多于欣赏文艺的人，这国家的文明是堪忧的，进步也将是迟缓的。
四、“文革”培养了大批“看客”
使中国人留下了“看客后遗症”
“文革”中所谓“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风云变幻，异常吊诡，从党政军要人到著名的或普通的知识分子再到平民百姓，三番五次地要“站队”、“紧跟”。
党政军要人一旦被那么定性了，不仅自己遭殃，全家及部下全都难逃一劫，轻则隔离审查，挨批挨斗；重则入狱，甚至死得不明不白。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雾里看花看花眼。即使明智地认了那“顺者昌，逆者亡”的时代狠劲，每每的都不知道究竟该顺什么、该逆什么。
知识分子如果并非知识界官员，一般还没资格上什么“船”。即使有心攀上一条绝对红的“红船”，却只能是“有时梦里还去”。因为它不在现实中，而在历史中。
但知识分子也得学会看，曰“看风向”。不善于看的，经常表错了态、说错了话自己还不晓得，而那也会祸从天降。
那个时代，消灭一个知识分子，如民间所说，“比按死一只臭虫还容易”。总体的，知识分子已经背上了“臭”字。
至于平民百姓，只要出身好，站错了队一般也不要紧。但若据理力争，坚持认为自己没错，并且还由而大发质疑的话，那么便是不识趣——不识政治之趣了。
《五一六通知》中是这样说的：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例如所谓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就等于绝对不讲平等。
“所谓仁义道德”就等于彻底否认仁义道德。
那么稍有平等意识的人，要求自己总还是多少要讲一点儿仁义道德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仁义道德几千年以来是民间原则。
这个原则被彻底否定了，平民百姓也只有权作“文革”看客，成心令自己失明失智，装二百五，看政治如何指鹿为马、火上弄冰。像看情节起伏跌宕的电视连续剧。
我的一名学生曾不解地问我：老师，当年为什么几天前还全国都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几天后竟全国欢庆粉碎“四人帮”？
我回答：早已在看而已。边看边唱，边唱边看。
又问：为什么会那样？
答：除了那样，别无他法。所以一粉碎“四人帮”，除了少数“文革”既得利益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拍手称快，有种“终于他妈的结束了”的解脱感。
见学生仍一脸困惑，反问：联想到了鲁讯小说中的看客？
学生点头。
想想，安慰道：也不全是看客。“四五”运动能证明不全是看客。
学生说：那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抗争。除此之外，都是大多数的沉默。
答：但代表了多数人的愿望。有总比完全没有强。就是目前也仍不能指望中国的斗士比看客还多。人类的看客史太悠久了。中国人口多，看客便也多……
我希望自己能用短短的几句话解惑，却意识到，也许适得其反，正应了那么一种说法——“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只得借故抽身而去……
五、如今看客在网上
虽然我不上网，但对网上情况并非一无所知。
我知道网上颇有一些文学感觉很好、品位也很高的写家。我称他们为写家，而非作家，绝不包含丝毫轻视的意思，只不过强调他（她）们与我这样的作家的不同。对于我这样的作家，写作起初是职业，后来渐成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他（她）们则不如此。他（她）们的职业或许也与写有关，但文学写作大抵不是职业。最大的区别是，他（她）们不会也愿使写作居然成了自己主要的生活内容。他（她）们无疑是喜欢写作这一件事的，像喜欢一切带给自己愉快的事那样。我经常从报刊上读到一些散文、小品文、杂文，能看出他（她）们写的很沉浸、很享受，甚至可以说很考究。分明地，他（她）们是些写作方面的完美主义者。题目起得很别致，遣词用句也细细打磨。仿佛首饰师傅做一枚够得上是精品的首饰，而且不是为卖，是为自我欣赏。报刊往往这样注明——“摘自某某网站”或“摘自某人博客”。看他（她）们的作品，我往往也很享受，像生吃刚从地里拔出的蔬菜，能嚼出水洗不尽的泥土的味道。而那味道与蔬菜本身的味道同时入口，能嚼出别样的清爽的汁来。有的文章写得很时尚，不合我的品位。行文新潮，也是我一向不以为然的。却情真意切，每也能使我怦然心动一下。特别是，有人将国外生活或工作的经历、见闻，以思想性见长或趣味性见长的风格写出，使我间接开阔了眼界。那些文章，以对比之法，将中外文化形态之不同、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的不同，写得深入浅出，令我获益匪浅，也每令我汗颜。我从报刊上读到的摘自网上的小说极少，多是散文、小品文、杂文、随笔。故我所言网上写家，也多是以上文体的作者。
我对他（她）们深怀敬意。知道网上有那样一些准同行，高兴。
我觉得，古代时的“诗的国度”，我们中国，堪称当今世界第一的“散文国家”。
然我首先谈到他（她）们，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他（她）们在网上发挥的中国作用也是第一位的——只不过由于亲切感决定的罢了。
我知道网上颇有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利用网络传播自己关于国是民生的看法。这些人士多为男士。古今中外，忧国忧民者仍以男士为多。女人即使也忧，往往只忧在内心，并不习惯公开表达，更不乐于与人讨论、争论。他们有人分明是要肩起启蒙的使命。我头脑中也每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意念，但只愿用笔写在纸上。而且，我也有点儿像女人，不热衷于争论。我认为中国的某些事，目前是争论不清楚的。而另外某些事，对错又明明白白，无须争论。
那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谈民生看法时，每吸引很多的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普通一民，自然都关注民生。但他们一谈国是，关注的人就少多了。谈国是就免不了谈政治观点，这在中国还是禁忌多多。有些人怕犯忌，不愿介入。有些人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想使他们明白“顶层设计”的改良，与他们钱包里的钱多起来、福利多起来、社会公平感多几分有直接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对一个正处于低血糖病状的人说“跟我去种甘蔗、种甜菜也行，那你就不会头晕了”一样，会使对方觉得不着调、不靠谱，瞎忽悠，企图利用自己——尽管，从逻辑上讲，忧国忧民的启蒙者们是对的。
何况，像我一样，他们大抵也只能对我们国家的“病根子”点到为止，所开药方，也基本上是治标的温药。而许多对社会现实持激烈不满情绪的人，却不买账。依那些人的冲动，最好再来一次革命，而革命是“暴烈的行动”。当然，革命有多种方式，非暴力的革命也同样能够促使社会进步，且比暴力的革命代价小得多。
但非暴力的革命不仅需要理解、支持，还需要耐心。
而大多数郁闷的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耐心，并且觉得已等得太久。
而大多数网上启蒙者（我不认为目前中国有谁称得上是启蒙家，尽管目前中国太需要启蒙家了）其实像我一样，思想上是改革促进者，而非革命鼓动者。尽管，他们也和我一样，耐心地受着煎熬。因为主张进一步改革，故都不愿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在目前之中国，几乎与“反国家分子”是一个意思。若被视为那样，便连促使改革、推动国家进步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而改革启蒙者们，大抵又都是爱国的。
正因为爱国，更须自我保障发出改革之声的权利。
改革主义者希望启蒙，对盼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痛痛快快的、狂风暴雨式的大革命的人们，这该是多么纠结的事啊！
他们注定了要在网上横身而立。既得经受怀疑自己动机的目光，又要对盼着革命的人们吐向自己的口水不在乎。
我每同情他们。
因为我的思想表达在书中，而非网上。买我的书的人，不会朝我的书吐唾沫。
我比尊敬网上的写家们还尊敬他们。
他们更是我的同类。
他们是中国之理性思想的种子。
也是宝贵的种子。
他们若遭到中伤、抵毁、攻击，不管来自左的方面还是右的方面，我都会有忧伤之感。
我知道，网上有一些意见领袖，以及形形色色之希望成为网上意见领袖引起关注、提高知名度、实现人生价值的人。
谈开去几句——人类除了爱看“热闹”还更爱出名。爱看“热闹”由于古老基因一直在作祟，彻底改掉很难。并且，有些“热闹”爱看之凑之，倒也不伤人类作为顶级动物之大雅。知名度也确乎与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否关系密切。但有一个事实乃是，不仅有知名度者的人生才有价值。大多数人类的父母并没什么知名度，谁敢说他们的人生没有价值呢？每年或几年一次选出的“中华小姐”、“亚洲小姐”、“世界小姐”必然出名。但谁又能说她们此后的人生比千千万万默默无闻却被公认的优秀的幼儿园教师、小学中学教师的人生价值大得不得了呢？
现而今的中国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这么一条“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于由名而利的绝对前提，故绝对等于人生价值。
并且问题是，当他们一旦认准那才是“真理”，就连别的许多普世的道理都不承认了。
我不是说网上的意见领袖们都是以上一种人，而是说他们的情况那么的鱼龙混杂、良莠俱在。所以要在网上成为有价值的意见领袖，实在非是容易之事。他们的有价值之意见的导向作用，每被一地鸡毛般的无价值的集体扯闲篇式的“意见”所淹没。嘻哈的无聊的泡沫话题淹没严肃的有价值的话题，在中国的网上每如盲目的集体无意识而忽东忽西的人潮踩踏一颗丹柯的心。
于是情形仿佛网上的言论大集，一位颇值得爱护的意见领袖正说着颇值得一听的话，呼呼啦啦地围过来一大群各自手持话筒的意见“党徒”，一阵呼噢喊叫之后，便又呼呼啦啦地围向别处的正说着什么的别人去了。
尽管如此，我这个中国人，对于经常在网上发表有利于国家进步、有利于社会文明、有利于大众权宜之意见的人士们，是持力挺的态度的，不上网的我，虽不能在网上挺他们，以这种字纸的方式支持他们，使他们多一个网下同志，于心安也。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义士，热胆侠肠，哪里有不平之事，总是第一时间在网上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弘扬正气。
我以文字的方式向他们躹躬。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中国的福尔摩斯，对于某类蹊跷怪异、悬疑吊诡之事，如孙悟空般天赋了火眼金睛，善于洞察。收集情况，归纳线索，提供证据，可迅速向公众给出真相，可信率八九不离十。尤其事关贪官污吏时，他们给出的真相，每使后者们无隙遁形。
我爱死他们了，钦佩之至。
我知道网上很有些好人，他（她）们善良，富有同情心。哪里有弱势的、不幸的人需要帮助，他（她）们总是率先在网上传播济助贴，并以实际行动唤起善举。
没有了他们中国像北极了，同胞都将像北极熊了——除了对自己的崽子有爱心，对别的北极熊咆哮敌视，野兽凶猛。
在我心目中，他（她）乃是上帝谴往中国的天使。
我常想天堂里不腐的天使估计也不多了，他们眼见中国人拿中国的腐败似乎没辄了，便也跟着学坏了吧？上帝还能谴往中国一些经得起腐败腐蚀的天使，估计那是他唯一能做的好事了吧？
我替中国感恩于他们。
我听说中国有四亿多网民，但以上几类人士，该是四亿多的多少分之一呢？
十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千多万——我压根儿不信有那么多。
百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百多万——我只听说过网上有几百万人参加选秀；转发变态“新闻”、淫秽图片的事，从没听说过有几百万义士或好人拧成一股绳的事。也没听说过哪位启蒙者的有思想价值的文章被点击了几百万次之多的事。
千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十多万——我希望有这么多。但冷静想想，觉得也没四十多万。
万分之一吗，那么当是四万多人——我估计，经常参与网上正能量体现的我们亲爱的同胞，也就是那么多吧。
相对于中国四亿多网民，万分之一，多乎哉？不多也。
那么，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中国网民，通常都与网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网对他（她）们起工具的作用；
网对他（她）们起服务的作用；
网对他（她）们起交友聊天的作用（往往还是交滥友、聊贫天）；
网对他（她）们起消谴娱乐的作用；
网是他们找乐子、看“热闹”、凑“热闹”、起哄，通过语言暴力发泄心中暴力意念的所在……
至于那些骗子、意淫者、炫富者、自大狂、有祼露癖的人、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挖空心思推销自己的男女、不择手段沽名钓誉的人，还暂且不论。
而我认为，中国之四亿多网民中，其实尤以“看客”为最多。另外再加上为数也不少的“哄客”。
毛的诗词有几句是——“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若改为——“网络时代，热闹真多，人或为看客”——窃以为，大约并不离谱。
网络当然改变了世界。
网络也当然改变了中国。
但若将中国进步之大希望寄托在四亿多中国特色的网民身上，我认为纯粹是无望之望的寄托罢了。
不——我这个中国人才不那么傻！
我还是宁愿将希望寄托于“一小撮”对中国有责任感、使命感，并且注定了举步维艰、孤独前行的改革家们。
我不相信“人民创造历史”。
但我相信“英雄与人民共同创造历史”。
倘说“英雄毕竟也来自人民”，几乎等于说“英雄毕竟也是人类”——强词夺理显而易见。
中国到了该出现改变中国“体内之痛”的一些人物的时候了！
只要他们以真作为证明自己的决心和能力，那么我相信，中国之庞大的看客群体中，将至少有一半不再看中国的种种“热闹”，而会或迟些或早地相信他们、拥护他们，随他们为中国的明天，也是中国人子孙后代的明天而共同前行。
谁愿一直看自己国家的热闹呢？
唉——中国之看客，是沮丧极了才成为看客的呀！……
3.改革是“顶层设计”的出路
关于我们中国，我曾听到过几种比喻。
八十年代特流行的比喻是——亮左灯，向右拐。
这无疑是将中国比喻为汽车了。意思是国家理念分明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仍以宁左勿右进行控制，而在发展经济方面打破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超速行驶。
当年，这一种比喻是很形象的。
现在，回望来路，那时的治国理念促使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却也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几成口号；于是，体制掣肘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复杂。累积层叠，终使稍有头脑的人都看了出来：这样子怎么能“长治”又怎么能“久安”呢？
关于我们中国，我也在不同时期作过不同的比喻，写在我的不同时期的文章里，或说出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
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在“亮左灯，向右拐”这一比喻不胫而走之前，我曾将中国比作巨鲸。此比喻出现在我的《同代人赋》中。
为什么比作巨鲸呢？
因为受到巨鲸在海洋中的一种常见“动作”的启发——它们每每将后半身高高竖起，尾部如旌，然后猛地朝水面拍击下去，浪花高溅，其响大焉。鲸研究专家们认为，鲸的这一种“动作”，一是愉悦的体现，二是“自我保健”本能的促使。人们都知道的，由于鲸的巨大，它们难以避免地成为海洋中可以被别的物种长期且安全地寄生的活动“载体”。鲸研究专家们曾发现，某些老鲸的躯体上，寄生物竟多达数百斤。而这必然影响鲸的速度，也就必然影响其进食能力，最终影响其健康及寿命……
正是鲸的“自我保健”本能，使我联想到国家也应如此——鲸通过不断地竖起身躯重重地拍向水面，得以去除身体上的寄生物，从而健康长寿。那么，中国肯定能通过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得以去除寄生于体制不良环节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从而清洁自身，也轻捷自身，与时俱进。
但我只在文章中作过这么一次比喻，以后再也没这么比喻过第二次。因为，“亮左灯，向右拐”的结果是，使体制的不良环节处反而吸附住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并且寄生得肥肥胖胖，成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国家者，人民之国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与人民之间是没有任何互利关系可言的，当然与国家之间也便丝毫没有。他们只不过互相利益而已。每互相利益一次，必以侵占并损害人民的亦即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他们能那么做到，皆靠权钱交易得逞。于是在这种交易中，一部分受人民委托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公仆”，也蜕变为体制寄生者了。
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了替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想办法的要求。据说提案是很多的，但还没见国家“顶层设计”有什么令人欣慰的变革，权钱交易也就仍“层”出不穷，使国人愤懑万分。
今年年初，中央有关部门，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发通知——再次鼓励对国家“顶层设计”出主意想办法，并承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还“不设防火墙”，也就是没有禁区。那些主意和办法究竟是怎样的，因从未公开，国人也就不得而知。
对于一个国家，“顶层设计”应有所改进而尚未有明显改进，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车或巨轮的种种“硬件”需要更新改良而尚未更新改良。
故2000年后，我听到的对我们中国的最经常的比喻是列车或巨轮。
列车也罢，巨轮也罢，都是要有方向、有目标的。即不但要有，还要令国人较一致地感觉到有，感觉到在逐渐接近着。
但许多国人的感觉恰恰相反——权钱交易之丑闻仍层出不穷；滥用公权的现象仍此消彼现；掌握公权力而不作为的混迹于官场的人仍不见少，贫富差距也似乎更加大了……
我自信“仍”字我用的是准确的，而“似乎”两个字，表明我清楚，我的结论显然掺杂了个人感觉的成分。而感觉往往与事实并不相符。比如有时有些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吃亏了，很可能只不过由于占便宜之事那么的少，却一再落在别人头上，一再没自己的份儿。
但一个社会若一再有少数人不断地占便宜的事发生，某种便宜又一再地没大多数人的什么份儿，那么大多数人有理由质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是否在公平原则方面出了什么毛病？
当然，中彩票之事不在此例。
不管是列车之比喻，还是巨轮之比喻，比喻者们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倘比作列车，那么是这样的列车——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占据了80%的车厢，那80%的车厢是那么的豪华，其中的消费是那么的奢侈；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在那些车厢里过着唐璜般人生得意之时那一种随心所欲甚至荒淫的生活。而80%的同胞却拥挤在20%的车厢内，过着只有傻瓜才会感到幸福的生活。倘比作巨轮，情形类似，只不过80%的同胞是拥挤在容积仅占20%的最底舱。而最令80%的同胞难以容忍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不管靠知识还是靠个人奋斗精神，改变命运的机会少得接近于零。看不到豪华车厢里的情形心情还好些，但想看不到都不可能。豪华车厢与“中国特色”的普通人的车厢之间的玻璃门是防弹的，透明且坚固。靠近那门又在80%这一边的，是传媒人士和不受门那边的人士们待见的知识分子。传媒人士不断地嚷嚷看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声调中往往流露出羡慕。有些时候，传媒人士甚至为了照顾门那边的阶级情绪还有意识地集体“沉默”地屏蔽了很多看到的自己羡慕已久的东西。不受待见的知识分子则从旁评论，指出如此不公平的现象，连猴子都难以容忍。于是，80%这一边的同胞们，不必看都知道了20%那一边过的是多么可憎的生活。比作巨轮更令80%的同胞恼火的是——20%的绝对少数的同胞，终日是在他们的头顶上作威作福。
20%与80%的区分，比喻“灵感”显然来自这样的数据：20%的中国人拥有80%以上的国内银行的存款，而80%的中国人仅拥有20%。这还没算上存在国外银行的美金、英镑、欧元之类，以及20%的中国人置买于国外的豪宅、别墅以及庄园、矿山。
冷静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以上两种比喻其实是存在概念置换问题的。因为，20%的国人拥有80%以上的银行存款，并不等于拥有80%以上的国家财富，更不等于占有80%以上的实际生存空间。
但是要求80%还多的大受贫富悬殊差别刺激的同胞们冷静，几乎会被认为与20%的人狼狈为奸，所以很少有人用冷静不冷静来劝80%的绝大多数同胞。
是的，2000年以后，我确实经常听到对于我们中国的以上两种比喻。
而且，以上两种比喻，又往往激起以下同仇敌忾似的言论：
妈妈的，干脆翻车拉倒球的算啦！
等着瞧吧，泰坦尼克不是都沉了吗？
这便是后来被概括为“地火在运行”的民间心理图画。在我印象中，“地火在运行”五字乃是已故老文化界领导陈荒煤的一部散文集之集名。民间是不熟知陈荒煤其名的，更不会知道他有过那么一部散文集。又可以肯定，“地火在运行”，实则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们的概括，说是“坊间”的概括也未尝不可。在从前年代，出版社曰刻印坊。“坊间”有“文化圈”的含意。“洛阳纸贵”便是相对于“坊间”而言的。
至近年，“地火在运行”五字，又引申出“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国情概括。这主要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的话语。这种话，我在某些讨论国是民生的会议上也大声疾呼过。我这样的文化知识分子，当然主张中国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顺应国人对民主、公平、更多公民权利与利益的诉求；从根本上防止腐败，限制特权，缩小贫富差距。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真担忧革命之发生。并且他们的担忧，非是站在一己得失之立场而生，首先是站在民众立场而生，更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而生。他们都是熟知中外近代史的。民众在所谓革命中除了获得愤恨情绪大释放的快感，以及一时之所谓社会地位的“提高”，实际上其绝大多数从不曾分享过革命的物质成果。因为道理是那么的简单明白——革命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生产力。恰恰相反，是对一切生产力的最严重的破坏力。所以爆发革命的任何国家都必然经历一个“生产废墟”阶段。而且，革命的生命代价极大。付出此代价的，也必然主要是社会的底层人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希望改革不要失去机遇，进行在革命的前边，心愿也正基于此点。人民获得革命之物质成果，乃是革命成功之后的事，说到底还是要从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获得，并且将一如既往地以绝大多数之人口，获得极有限的一部分物质成果。因为比之于改革家，革命家对于社会分配之经验是有限的。且往往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毕竟将革命搞成功了，于是有权接受膜拜顶礼。但此处所言之革命，其实是中外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武装夺取政权式的遍地陈尸流血式的革命。亦即叙利亚式的革命。卡扎菲的下场证明，若太迷恋专制，坐失了改革机遇，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改革也有机遇期，一旦坐失，所谓“过了这一村，便无这一店”了。
说“改革与革命赛跑”的知识分子中，有的并不真的担忧革命之发生。以他们对于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之发生的历史常识思想，以他们对中国之民性的考察结果，其实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根本不会发生革命。什么颜色的革命都不会发生，什么花样的革命也不会发生。暴力的流血的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革命不会发生；非暴力的以抗议游行示威为方式的算得上是革命并且真有革命目的之大事件也不会发生。
“温饱汉不造反”——此古代常识也。
在古代，亦即农耕社会，温饱问题是国家首要问题，农民是国家主要人口。风调雨顺年景，农民的日子得以维持温饱不成问题。那样的情况下，纵有几百个陈胜、吴广大声疾呼，起劲号召，农民们也只不过以看“热闹”的眼看他们罢了。官府如许诺抓住他们有赏，农民是乐于干的。惰性乃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物的本性，越高级的动物惰性越大。现代的人类较之古代的人表面看似乎是人人热爱工作的，其实骨子里是更缺乏劳动恒力的。现代人之所以追求现代，原本是希望现代能使自己少出力而多享受现代好处的。反而变成了工作的奴隶，只不过是事与愿违罢了。
故，既温饱，则懒得造反。造反是何等凶险多么得不偿失的事啊！除非只剩造反一条路了，否则图的什么呢？这点儿明智，中国农民早已具有。
“城里人不齐心”——说阶级也罢，论阶层也罢，总之城里人更是分出三六九等的人口，难以集中在一个口号之下，全世界每座城市都是如此。某一部分人为了达到某种诉求，暂时采取一致行动的事在中国是可能发生的，但表达诉求有别于革命。中国的城里人，现在看，尤其捏不到一块儿去了，因为都太聪明了。即使内心里有诉求，也大抵不会亲自加入到统一的行动中去。十之八九的人希望别人去行动，而自己大沾其光罢了。
故，今日之中国城里人，“意见党”分子是很有一批的。但这一“乌合之众”中，根本产生不了什么真正的“意见领袖”。某一时期“意见党”分子们会由于心理所需捧出一位，但过不了多久，便会被别的“意见党”灭掉，或者直接被自己曾经的拥戴者们灭掉。今日之中国城里人，精神上被领袖需要伤得甚深。不论年轻者、年长者，心理深层其实是排斥领袖的。在年长者的语境中，“领袖”一词已成“老词”，他们愿意用现代的“国家领导人”取而代之。而在年轻人那儿，拥戴谁崇拜谁信任谁是绝无长性的，是将谁当成一时所需的“精神玩偶”罢了。“精神玩偶”是要相陪着“粉丝”玩儿的。既不但要玩儿精神，也要玩儿互动之亲密关系。而玩儿精神，自然包括玩儿“不同政见”。在今日之中国，没点儿“不同政见”，也够不上“精神玩偶”的范儿啊！但“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一朝玩儿厌了，也自然首先是“粉丝”们玩厌了，于是双方面另逐新欢。“粉丝”不反目、不落井下石，对“精神玩偶”便是好结果，幸运也。
网络是个好东西。网络真的好极了。网络的威力足以消解革命。
网民们以为，人自话筒了，“自媒体”了，掌握“人肉搜索”的威力无比的强大武器了，于是自己们由往昔沉默的大多数，一下子变得具有声讨实力了。
这当然是事实的一方面。
但据我看来，事实的另一方面乃是，或曰真相乃是——网络首先利好于政府。
不就是官员们吸什么烟、饮什么酒、扎什么皮带、穿什么鞋被曝光了嘛！不就是他们的儿女干了不争气的事儿了、他们的夫人拎什么包也被曝光了嘛，那人家今后小心谨慎就是了嘛！被揪住了不给个说法网民们不肯罢休的，降了撤了就是了嘛！中国还缺干部吗？
我说网络首先利好于政府，理由如下：
人人都可以上网发泄种种不满，社会不良情绪便大面积地消解于网上了。有革命冲动者，可通过网络实行“虚拟革命”，想象自己真的革命了一把。过足了革命的瘾，于是离开电脑转身回归自己一如既往的社会角色。又于是，现实社会之不安定因素大减，盛世更加太平。
人人都可以上网揭露官员的腐败现象及社会的不良现象，而这就既帮助了各级纪委又匤正着社会风气。纪委得到帮助也是党得到了帮助，社会风气好转也是各级政府所乐见之事。
民间有冤情，哪一级政府不作为，甚或捂盖子，一旦在网上引起公愤，准会有上级官员下指示督办之，于是凸显了上级官员的亲民、爱民。既是网民的正义获胜了，实际上也使一些官员获得了好名声。
政府因某种愚蠢做法被“拍砖”，可促使各级政府自我反省，以后变得不愚蠢，甚至聪明。
政府若看着某些人不顺眼（通常是知识分子），抓住其什么把抦，可调动“水军”灭其一把。现而今，灭知识分子，几乎仍和“文革”时一样，还会有许多人参与“网诛”、“网伐”。灭“大知识分子”，连“小知识分子”也乐于参与的。
不知有没有统计过，四亿多网民中，有百分之多少其实只不过是网上看客？网上鸡鸣狗盗、污秽不堪之事层出不穷，倘恰恰是那样一些事最吸引中国看客之眼球，那么对政府是更加的有利了。好比孩子众多的家庭，娃们终于有了整天玩儿也玩不够的东西，那家长少操多少心啊！
网络当然已改变了世界。
也当然已改变了中国。
许许多多的事已可足不出户就在网上办了怎么能说没被改变呢？
但谁若言靠了网络，足够加快中国民主、文明、进步的过程，我以为是太乐观了。
一个网上看客多多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在“顶层设计”方面急待有所改变的国家——依我想来，是一个挺可悲的国家。
看客只不过是看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是靠本国看客推动的。
恰恰相反，看客越多的国家，它的进步越迟缓。
因而，我曾以网络对我们中国做出过另一种比喻——看客之中国。
我在创作电视剧《知青》时，每觉自己是在“走钢丝”。一个情节、一个细节、一句台词，经常犹豫再三，迟迟难以落笔。因为，倘考虑不周，写了也白写。不但白写，也许还会成为剧本变成电视剧、电视剧被允许播出的障碍。“走钢丝”者，双手是须握着平衡杆的。我深知，我所能握的创作“平衡杆”，无非“极左”年代在人心里也还是未完全泯灭的人性之真、善、美而已。
于是想到，对于我们中国，也好有一比，曰“钢丝驻足台上的中国”。
走钢丝者，不论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总之先要登上驻足台。那是开始迈向钢丝前，唯一可以站立的一小块地方，面积也就半张小学生课桌面儿那么大。而站在其上的，自然非是杂技表演者，而是中国的“大公仆”们。全中国都在望着他们，全世界也都在望着他们。握在他们手中的“平衡杆”，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为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的难以限制的特权，腐败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社会问题的多年积累，那样的“平衡秆”本身便一头极轻，一头极重，是名副其实的“不平衡秆”，还不如什么都不握容易掌握平衡。但那本身不平衡的“平衡秆”，却又是“大公仆”们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必须握在手中的。因为那也是他们的使命象征。
中国之改革，历经三十余年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无论国人有多少失望，不满甚至愤怨，有一点是肯定的——退是退不回去了。而且，原地踏步不前也不行。不前许多弊端不能从实际上得到解决，人民不再答应。若进，几乎每一步都会面临那些难以解决的新老问题，形同“走钢丝”。
革命比造反复杂。
改革比革命复杂。今日之中国，改革之复杂性，又如同“戴着镣铐舞蹈”。革命的一贯策略是借助群众运动。所以革命在中国每曰“搞革命”、“闹革命”。而改革因其复杂性，不能图一时快哉地去“搞”、去“闹”，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比号召革命的说服工作难多了。
何况，国际国内，望向“钢丝上”的目光中，确乎有等着幸灾乐祸的看客的目光。
若中国的“大公仆”们，能以大智慧、大胆识走过一道道“钢丝”，则我认为，完全可以断定地认为，中国之当代史上，将必会记载下几位值得国人发乎真心来纪念的名字。就像美国人民纪念华盛顿、林肯。
写到此处，又将中国好有一比，曰“曾经的游戏般的中国”。
小时候，我的同代男孩们，几乎都喜欢捡冰棍签子，攒冰棍签子，玩“挑冰棍签子”的游戏以搏输赢。
怎么个“挑”法呢？
将一捆一百几十根冰棍签子，竖着用力往地上猛地一蹾，于是四散开来。那单独散在一旁的，自不必挑，拨一下就赢到手了。但更多的，十之八九会支棱八叉、参差不齐、重重叠叠，这根压住那根，那根压住这根，犬牙交错，哪一根都难以挑开去。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便须借力。
若刮大风，或突发地震，当然那犬牙交错的情况也就变了。但我们小时候玩时，从没突起过大风，更没地震过。游戏规则却允许趴在地上，对着一堆冰棍签子，鼓起腮帮大口吹气。还允许摘下帽子脱了上衣扇风。一吹一扇之下，一堆冰棍签子的复杂格局，往往也就有了些松动，有了些变化。一有变化，某几根冰棍签子就挑得开去了。一次挑得开去几根，看似不可破解的复杂性，就一次又一次地逐渐化解了……
中国之当下情形，又很像那样一堆冰棍签子，期待着伟大的改革家来“挑”。
一般改革者之智慧对于中国已无济于事。
是的，今日之中国，这也迫切那也迫切，最迫切的是需要一批改革家，有大胆识也有大智慧的，称得上伟大的改革家……
4.每一个国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国家病
1.特拉维斯先生是美国人，我认识他已有二十多年了，那还是磁带录像放映机刚开始在中国普及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我不但认识他，还特别熟悉他、了解他。我们每一次相见，都能进一步增加我对他的了解，以及对他的某些不寻常言行的理解。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并非朋友。
因为他是一个过分自以为是的人。
我也每每的自以为是。并且我认为，人人都有自以为是的时候。自以为是像舌苔一样，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缺点。只要人进行饮食，便有舌苔。人的身体有任何方面的问题，即使很小的问题，也会从舌苔的变化反应出来。进言之，古往今来，没有过一生从未自以为是一次的人。那样的人，完全可以说——不是人。但一个人过分的自以为是，喜欢他的人将是极少极少的。用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话说，那种人“有病”。
我不喜欢过分自以为是的人。
哪怕他是我的至亲之人，我也不喜欢。
特拉维斯先生还是一个心怀大憎恨，但却极善于掩饰的人。
他能在任何人面前伪装得彬彬有礼，面带意味深长的微笑。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一边寻思着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杀死你，一边微笑着与你握手，拍你的肩。他这种表演天赋，比许多大牌电影明星还高级。与后者们相比，他是天王级的。
这是特拉维斯先生极可怕的一面。
我怎么会与如此可怕的人成为朋友呢？
是的，我非常熟悉他。特别了解他，也特别理解他。
但我们绝对不可能成为朋友。
除非我也“有病”。
2.特拉维斯先生“出生”于1976年的纽约。他一“出生”就已经三十五六岁了——他是美国电影《出租车司机》的主角，在纽约开夜班计程车。
他还是越战退伍军人。在1976年的美国，不少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美国男人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们所经历的那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于他们不啻于是一场噩梦。对于美国也不啻于是一场噩梦。美国后来对于越战的反思也旷日持久；而对于越南，那一场战争是惨烈的灾难。
许多越战后退役、退伍的官兵不仅留下了身体残疾，还造成了心理的精神上的创伤。他们是对越战反思最深切的群体。
特拉维斯先生却很侥幸。他的身体没留下任何残疾。他也从没做过战场噩梦。起码电影中没表现这一点。
但特拉维斯先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有时须服安眠药才能成眠。这一点是否与他的战争经历有关，电影没交代。
特拉维斯在越战中表现怎样？英勇还是怯懦？被战友相救过还是相救过战友？他残暴无比还是相对人道一些？他屠杀过手无寸铁的越南人民吗？在他战友们屠杀时，他会吸着烟或嚼着口香糖饶有兴趣地看着觉得像看战地节目似的吗？
以上一切电影中都没交代。
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经历过越战的特拉维斯先生，既没有什么浴血奋战的特殊体验值得讲述，也没有什么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值得缅怀，或后来成为亲密兄弟。
他只不过入伍了，无惊无险地经历了，侥幸全身而退了。
故对于那一场战争，他的头脑之中没有铭记下什么，也从没进行过反思。
不少经历过越战的退役或退伍的美国官兵，虽然也像他一样幸运，但亲眼目睹那场战争给美、越两国人民造成的痛苦，那也还是要反思的。即使胸前佩戴着越战英雄奖章也要反思。
但是，看来特拉维斯先生与他们不同。
特拉维斯先生的大脑似乎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
其实这样的人也很少。比白狮或白虎还少。他们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中基因变异的一种现象。
对于所经历的坏事可以不反思，或曰大脑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就个体而言，换一种思维来想，简直同样也是一种幸运。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则是大的不幸、大的悲哀。换一百种思维还是。
像特拉维斯先生这样的公民多了，甚而在公民比例中成为多数的话，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就丧失了记忆。
而丧失了记忆的国家或民族会变成很“二”的国家或民族。它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只有当下。没有昨天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思考它的明天；不思考明天的国家或民族不可能真的产生改变当下的行动。而这样的国家或民族的人，行尸走肉般地很“二”地活于当下，其状态与非洲草原上的角马群是差不了多少的。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只不过是对社会适应与不适应的本能的生存反应，而不是理性态度。
特拉维斯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认为他“有病”，也可以认为他很“二”。但千万不要被他彬彬有礼的假象所欺骗，忘了前边我所提醒的一点——他特危险。
3.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纽约的特拉维斯先生，以他的眼看到了纽约这座大都市的种种堕落与罪恶。夜幕下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声色犬马、道德买卖、肉体交易，不但使他这名夜班计程车司机越来越觉得不适，而且越来越使他内心里产生憎恨。
他从没憎恨过越战。
因为他对越战没有了记忆。所以既不谴责那场战争的发动者，也不拥护那场战争的结束。他只不过去了，回来了，彻底忘记了。
但是他对1976年的美国“当下”反应极度敏感，如同蛇对地表的震动那么敏感。
在他看来，纽约的堕落与罪恶当然代表整个美国的堕落与罪恶。于是他决定“替天行道”，充当黑暗社会的光复者。而光复者的行动不可能不是战斗行动，于是他买了四把手枪，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射击本领，决心替美国扫除一切“人渣”。在电影中，他复习射击本领的片段堪称经典——侧身而立，一手叉腰，一眼微眯，口中连连发出“砰”的“枪声”；之后嘴角浮现出一丝轻蔑而自信的微笑。对于整个“黑暗社会”他是极其轻蔑的，对于拯救美国完成光复使命，他是特别自信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光复者特拉维斯就要出击了……
4.特拉维斯认为：社会之所以黑暗，肯定是无耻政客们搞的。于是他将自己首次出击的目标锁定为总统参选人——参议员帕兰汀。而帕兰汀的竞选对手是另一位参议员哈瑞斯。
为什么他的出击目标是帕兰汀而非哈瑞斯呢？
因为他暗恋上了哈瑞斯的助选人员贝茜，一位美貌的淑女型的知识分子女性。在他那儿，逻辑显然又是这样的——解决掉帕兰汀就会使哈瑞斯大获全胜，也就等于助了心爱之人贝茜一臂之力。
至于帕兰汀与哈瑞斯之间谁较能负起总统职责，在他那儿是不予考虑的。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光复者特拉维斯，其实内心毫无正义原则，他的行为驱动力，只不过是病态的自我想象的“正义行为艺术”罢了。
他枪杀帕兰汀的企图因为引起了警惕而没能实现。
于是他拯救国家的行动又转向了拯救艾瑞斯……
5.艾瑞斯是十三岁的雏妓，她被皮条客和情人所控制，沉沦于卖淫生涯毫无自拔意识。
特拉维斯结识了艾瑞斯后，劝她回到学校去学习，而她对他的教诲不以为然。
特拉维斯先生同时受着生理需要的困扰——一方面，他为了解决性欲，已成为色情电影的常观者，囊中羞涩之时，甚至花很少的钱，去到“人渣”才去的不良之处通过猫眼看赤裸裸的性表演，间接“过把瘾”；另一方面，他对艾瑞斯的劝导可谓苦口婆心，完全发乎善意，仿佛连潜意识都纯洁如天使。
由此我们又不难看出，特拉维斯从心理到行为是多么的分裂！认为美国已经肮脏下流得不可救药的神圣光复者，原来自己便一贯的受用那肮脏和下流的提供。
他拯救艾瑞斯的行动，最后以独闯妓女户，血拼皮条客，击毙数人而达成。
起码他认为是达成了。
6.特拉维斯的名字见了报，他受到关注了，居然也能被陌生人认出了——他俨然成了英雄。
受到关注，俨然成了英雄的特拉维斯先生，似乎不觉得美国有多么糟了。他陶醉在知名度中，对同事和乘客更加彬彬有礼了。他甚至认为，现在有资本获得贝茜的芳心了。但是贝茜对他反而更加冷淡了。
她和他在人格标准上根本不是一路人。
她并非因为他是计程车司机而瞧不起他。事实上她起初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趣的男人。他俩第一次约会时，他请她看色情电影；她虽不情愿，但犹豫一下竟顺从了。
她不屑于与他来往，是因为看出了他是这样一个人——没文化，没修养，偏执，心理具有暴力倾向，趣味低级，虽然还没堕落为“人渣”，但那只是近在咫尺早晚的事。
在电影的结尾，贝茜踏下他的计程车头也不回地走向家门时，特拉维斯又一次感受到了被轻蔑的滋味，嘴角也又浮现出了“黑暗光复者”的冷笑。
这预示着，他将又一次出击了。
他的下一个暴力目标会是谁呢？在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呢？
也许是贝茜啊！
7.如果将时间后延三十几年至当下的网络时代，或将网络时代前移三十几年至“特拉维斯时代”，那么情况将可能是这样——特拉维斯无须买四把手枪了，鼠标就可以是他的枪。他的“光复行动”任由其在网上进行得轰轰烈烈。美国现实生活中会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美国病人”，网络上会多一个攻击客、一个网上暴民。而网络上多一个攻击客，肯定比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准精神病患者强得多。
这是网络带给每一个国家的益处之一。
网络不仅是正义声源，也是名利校场。看不见的钱钞在网络上四处流淌，对点击率的贪婪追逐每使网络乏义可言。
我们不难想象特拉维斯手握鼠标在网上四面出击的亢奋样子。他口中发出的肯定不再是“砰”、“砰”的单音，而是“嗒嗒”、“嗒嗒”之模拟的机枪扫射声。
他会成为各网站宠儿，自己也会如鱼得水。
他会成为“网痞”吗？
答案是否定的。
造谣这种卑劣之事，以他的道德底线而言，大约是不会的。
但他会亢奋于传谣。传一切之谣。从危言耸听的政治谣言到鸡零狗碎的他人隐私。
如果网络上没了谣言，便会大大影响他的攻击情绪。
他只能不停止地攻击一切他认为必须攻击的人和事，否则他会在电脑前犯羊癫疯的。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多多少少地保留着想要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具有积极的正能量的愿望。
特拉维斯只能以那样的方式来证明。
因为他是病人啊！
还因为，他不曾被好的文化所化……
8.结束语
国家是地球上的各个单位。
每一个国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国家病。富国有富国的国家病；穷国有穷国的国家病；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病；民主国家有民主国家的国家病；专制国家有专制国家的国家病……
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摆脱其国家病。但往往的，旧病去了，又添新病。刚克急症，旧病复发。故一个国家的进步史，其实便是一个国家的“病史”与“治疗保健史”。
而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会有本国特色的“国家病人”出现。特拉维斯操枪时具有美国特色，但其暴力倾向一转向网络便具有了分明的中国特色。他们在网上的语言暴力表现，像极了“文革”时的红卫兵。
一个国家的特拉维斯们多了，证明病得不轻；而一个国家的病好起来，大部分特拉维斯们的病往往会不治自愈。
当特拉维斯们多起来时，连头脑正常的人也会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以为靠了他们，兴许能使国家的病好得快点儿。
但须知，改革需要的理性决断和智慧，特拉维斯们的头脑中是根本没有的。
不论哈瑞斯还是帕兰汀，如果真的具有国家公仆的潜质和使命感，那么一万个特拉维斯也顶不上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个的作用。
改革特拉维斯们不行。
革命特拉维斯们也不行。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连贝茜这小女子，也比他们具有推动进步的正能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特拉维斯们只有一种作用——验病作用。
嘘……
敲键盘的声音吧？
特拉维斯先生，您在线吗？
得小声问，否则会激怒他们……
5.阿q生活在当代
都知道的——阿q确乎被砍了头，而且在游街之后。
但假如阿q没被砍头，侥幸逃过了他人生中那一大劫呢？
“但”字不论在嘴上还是在纸上，都被用得太随便，结果似乎就很滥。
但依我想来，“但”字其实很伟大的，因为往往可以进行“推倒”事实后的另一种想象。那另一种想象，非用“假如”而绝不能够展开。
那么假如阿q当年没被砍头，他以后的人生又会怎样呢？
想来他断不会去参加真的革命。因为他胆小，更因为他骨子里的奴性。并且，他见过革命党人被砍头的情形。虽然，他讲起所见情形，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夜里却是会做自己被砍头的噩梦的。并且，惊醒了会一身冷汗。早期的革命党，即尚未意识到革命要达到成功，必最大程度地发动群众时的革命党，是绝不允许阿q混入的。他企图混入，门儿都没有。他那个年代土匪很多。有明目张胆的土匪，有打着“革命”旗号的土匪。连土匪也会拿蔑视的眼光看他的，那么他也就混不到土匪堆儿里去。他们会像假洋鬼子那般对他怒喝：“滚！……”肯定还会朝他的屁股狠踹几脚。
骨子里奴性成为“自然”人性的人无不是胆小的。
而胆小，这正是我们假设的依据。
众所周知，阿q被砍头完全是冤枉的。还是他自投罗网的结果。赵家遭抢了本不关他什么事，他原本是要去衙门里告假洋鬼子只准自己造反，却不许他也造反的“唯我独革”之状的。他的前科，也只不过是趁火打劫，掠点儿东西，罪不该死。
假如这样的“误会”并没发生，阿q活下去的概率是极大的。
我们也都知道的，后来中国真的革命实现了。真的革命首先是为了使中国的劳苦大众来一个彻底的翻身，当家做主。
阿q属于大众一员这是不存争议的。
革命成功之前阿q的人生苦吗？想来，我们也总得人性化地承认，确乎比较苦，还被视为下贱。
阿q勤劳吗？鲁迅笔下没怎么详写，字里行间给我们的印象是懒散，游手好闲。但我们可以这样推理——他倘若不劳，那便会饿死。像他那种年龄的男人，不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乞讨是讨不成几次的。那么，他并没饿死，证明他总归还是得靠打工活着。
总而言之，“劳苦大众”之于阿q,虽符合得不太完美，但大体上还是符合的。
那么，阿q在乡村的地位当然也应来次彻底的翻身。
不消说，土谷祠分给了他，于是他有了合法居处。对于“劳苦大众”，革命只负责翻没翻身的问题，一般不解决有没有女人的问题。
但正像阿q骨子里有奴性一样，他骨子里也有对女人的强烈需求。鲁迅笔下的他，对女人的强烈需求，也可以说是欲求，每呈现为一种痛苦折磨。
那么，既然翻身了，没人敢再公开地蔑视他了，革命不便代之解决的问题，他自己势必是要自行解决的——当然指的不是自慰。
在小尼姑、吴妈、赵司晨的妹子、邹大嫂的女儿之间，他总之是要拥有一个的。从鲁迅笔下看，阿q在这方面并不忒胆小，还算敢想敢做。比如对吴妈，对小尼姑。我们有根据推断，“翻身了”的阿q,后来做了丈夫的可能性极大。也许他“拥有”的女人既不是小尼姑也不是吴妈，而是别庄的一个什么女人。是的，对阿q而言，结婚只不过是“拥有”的广告，妻子只不过是男人之拥有物。他是不太会与任何女人行苟且之事的。不仅因为胆小，还因为“传统道德”的约束。和奴性一样，“传统道德”也是存在于他骨子里的东西。那是外因长期暗示的结果。
在农会时期，阿q会是积极分子。分田地，分大户财产、控诉赵老太爷、游假洋鬼子的街——这些都是阿q特高兴参与的，能使他获得真“翻身了”的感觉。何况，他骨子里有爱跟着起哄、亢奋于刺激之事的遗传。
互助组期间，阿q大约就很耍奸。经常装出病歪歪的样子，可怜兮兮地央求别人互助他，在分到他名下的那一小块地里种或收。而互助别人嘛，他往往不见踪影了。即使被动员去了，也肯定拈轻怕重，作演假出力之秀。阿q并非名副其实的农民，他对土地没农民那种感情，劳动也从来不能带给他任何愉快。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能。
公社化后，阿q肯定由农会时期的积极分子变成了消极分子。虽然他对土地毫无感情，但已经分到了自己名下再“公”到一起去，阿q是一百个不情愿的。
他在心里会这么骂：“妈妈的，早知如此，老子农会那会儿才不积极！……”
但阿q很愿意搞“阶级斗争”。尽管从阶级成分上分，他只不过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已，却一向声称自己是苦大愁深的贫下中农。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虽然已成专政对象变为弱者了，阿q仍经常扇他们嘴巴子，那时他心里就很快意，每每这么想：妈妈的，尽管把地又收回去了，但新社会总归比旧社会好！
对于阿q,新社会的好，主要体现在想扇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耳光时，是完全可以的。不但不会有人干涉，还有人围观，发笑。阿q喜欢他扇什么人嘴巴子的时候有人那样。
到了“文革”，阿q再次变成了一个神气活现的人。
“妈妈的，造反！造反！这才妈妈的像种造反的样子！只要高呼着万岁，怎么造反都不会被杀头，妈妈的，这种造反才来劲儿！……”
他带头造农村干部的反，因为他们曾很不好地对待过他。
阿q造反造得出了名，就被城里的造反派请去，当上了“农宣队”的小头目，趾高气扬地占领城里的文化和教育阵地。
阿q从没听说过什么“上层建筑”。城里的造反派们告诉他——就当成当年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的家吧！
于是阿q立刻就明白了什么是上层建筑。
那时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已经死了。
阿q也很少回未庄去了。
他喜欢城市，喜欢“上层建筑”占领者那种优越感。他很是学会了一些革命的话语，也能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有时手痒难耐，便扇“臭老九”们的嘴巴子。扇彼们的嘴巴子，那种感觉尤其的好。因为彼们以前的地位，比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高多了，而且又都是文人。阿q本能地痛恨文化，因为文化是他骨子里压根儿没有的。想有很难，不是能抢得来分得来的。某种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在别人的脑袋里，抢不来也分不来，这使他恨。
“妈妈的，嚓！……嚓！……”
阿q时常想砍下“臭老九”们的头，将手伸入他们的头里掏一把，看那种叫作“文化”，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只不过时常那么一想罢了。
终究，阿q并不特别凶残。有时装出凶残的样子，却是下不去狠手做很凶残的事情的。
他只不过心里面缺乏同情。
他最狠的时候，也只不过就是扇别人嘴巴子。
“文革”一结束，阿q成了“三种人”，须老实交代他在“文革”中的罪行。
那时的阿q又未免可怜了。
他终究只不过扇过别人的嘴巴子，而且没文化，而且又是“翻身农民”，故对他清查了一阵子后，又将他释放了，并没被真的定为“三种人”。
阿q自是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的。
但他其实并无忏悔意识。
没文化的人不一定就绝然没有忏悔意识。忏悔意识也往往是人性善根的枝叶。
阿q虽非凶残之徒，心灵里却也没有什么善根。
他的忏悔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明智。连高等动物也有的明智。
如今，阿q已经很老很老了。
他太能活了。他没什么养生之道的。但偏偏就是太能活，而且活得还极健康。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没什么科学道理可解释的。
阿q的性能力很强，使他的女人为他生了不少儿女。他的儿女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替他生了不少孙儿女。儿女和孙儿女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他的种种基因。
回忆成了阿q如今活着的基本内容。
“想当年……”
阿q经常对儿女及孙儿女们话说从前。说时表情极庄重，绝无丝毫戏说的意思。
未庄的人生经历他是不说的。
“文革”前他的史事种种他也没多大情绪说。那一时期没他的什么光彩，连与众不同的苦难也没有。
他基本上只回忆他占领“上层建筑”的事迹。
“妈妈的，那年月真过瘾！那才是中国人最好的年月啊！……”
那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却又不说在那年月，他冲锋陷阵地占领“上层建筑”，也主要是为了不再干他从没热爱过的农村劳动——他不再干还给他记全工分，秋后照分粮菜，造反派们且每月发给他两元“革命补贴”。那很划算。
但这种“革命动力”的真相，他是绝不说一字的。
他一开始“想当年”，某些儿女及孙儿女就转身离开了，有的还忍不住与他争论。
他们都是些接受过文化所化的儿女及孙儿女，对于“当年”，颇知道一些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们懂什么？那年月就是好！……”
斯时阿q就极索寞了。
6.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来到家中，交换过对我即将出版的一部书稿的意见后，话题一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中国当下的腐败。据朋友言，网上曾有一则消息流传——某省一不大不小的官员，除了接受行贿现金外，更喜欢接受房产。十余年间，已得房产近二百处。
我大愕。
尽管，对于当下官员之腐败，我的感觉已完全麻木，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甚至几百亿的贪污受贿现象，早已无动于衷，连点儿脾气也没有了。人民币也罢，美元也罢。仿佛中国本就是一个大公司，一概财富都属于他们的，所谓贪污受贿，只不过是彼门分配红利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但当时，我竟不由得一愕。
房产又不是鞋子、不是名表、不是金条；面积那么大的东西，不像名画可不时欣赏，珠宝可经常拿在手中把玩——要那么多房产空置着干什么呢？
朋友代答：升值后卖嘛。
我说：那还莫如直接要现金。
朋友代答：人民币不是一直在贬值嘛。继续贬值看来是大趋势。而房产，却是还要升值的。以长远眼光看，要房子肯定比要现金好哇！
我一时无言。
良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名下那么多房产，怎么填那份官员们每年填一次的“财产申报表”呢？
朋友代答：二百来处房产，并不全都归在他一人名下啊。老婆名下有，儿子名有下，父母、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舅，全家族的人都挂名，每人名下不过才二三十套呀！
那时刻，朋友仿佛就是贪官本人了，他的话替彼们说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意味。
我又哑口无言。
朋友与我相对苦笑。
送走朋友，独坐发呆。一时想不大明白——我与朋友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当然也都是憎恨腐败的人。打从何时起，我们这样的两个很爱国的中国人，对于雷人的腐败现象，都变得完全的没了脾气呢？
真的，不但当时我并没听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他说得也极平静，就像聊换季时节天气的冷暖。
也联想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同事对我讲的事，她说——她读大学时，班里有名同学，给大家印象颇佳的一名同学，忽一日被发现有偷窃行为。偷的既不是别人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而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他专偷食堂里为同学们盛饭菜盛汤的塑料盒、碗。那是校方听了学生会的意见，每天为方便学生免费提供的。集中在一处地方，像纸巾一样随便使用的。食堂的人总是觉得每天被用的塑料盒、碗逐渐变少了，一直奇怪。直至有人意外发现，在那名同学的一切可以藏匿的地方，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里，占为己有的六七百个之多。
那名同学被医院诊断为“占有强迫症”。
毕竟只不过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校方并没处分他。老师和同学也很同情他，无一歧视者，患了古怪的病嘛！在大家的友爱和关怀之下，他的病渐渐好了。
又联想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周扬，平反后痛定思痛，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异化”问题。而胡乔木主动向上边请示，遂发起一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使他至死又丧失了言论自由和自我辩护权。
现在看来，周扬是有深刻思想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仍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是看得准的。而胡乔木当年那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也显然是相当“文革”的。
我们中国在摆脱了“文革”之后，现如今，分明的，又被另一种病魔附体了。仅就干部队伍而言，“异化”之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异化”，借用医学术语来说，叫作“器质性病变”。“器”者医学上指，人体脏器也。病变发生于病灶，久而久之，使之病态严重。若治标不治本，必发展为癌。
从前也病，现在也病，首先都是病在“干部”。区别乃是，今天老百姓不叫他们干部了，而与时俱进地叫他们“官员”或“官吏”了。
于是我又联想到一部外国电影《索多玛120天》，这也是一部由好莱坞方面投资、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小说有副书名，曰“放纵学校”。时间背景为18世纪，地点为瑞士山中某城堡。而电影则将时间背景后移为20世纪“二战”末期；地点虚构为意大利北部一个叫作“萨罗共和国”的小国家。
同样是在山区，同样是在一幢古城堡里，接连120天，上演了一幕幕“萨罗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人物、商业大亨们对一些被诓入城堡的青年学生尤其女学生的种种心理的、生理的，包括性的虐待和摧残。
那些政治经济大权在握、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于公众眼前的显赫人物们，为什么在特定的时空会有种种的病态行径呢？
原因无非有二：
一、他们的权力是不受监控的，或者这么说，他们拥有绝对的、毋庸置疑的监控一切的权力，但“萨罗共和国”却又绝对不存在任何有资格监督他们的权力。所以，当他们想要或身心需要放纵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当然，他们的放纵行径一向不被公众所知。要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二、“二战”末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临近崩溃，而所谓“萨罗共和国”，乃当时之意大利的附属小国。那么，他们便产生了一种末日迫近之感。他们对于各自拥有的权力还能拥有多久，心中全然无数。正所谓“瞻念前程，不寒而栗”。于是，心理上的忐忑不安，促使他们“玩”出更加违背正常人性的放纵“游戏”。又于是，那“游戏”便呈现出变态的、病态的特征来。
《索多玛120天》一直是目前公认的世界十大禁片之一。
这样一部探讨现代权力对人的异化问题的电影，思想不可以说不严肃，为什么反而会成为世界性十大禁片之一呢？
因为它所展开的情节太过极端，极端到了必然会误导观众，却不可能对观众之思想有什么正面启示或启蒙的程度。
我为什么会联想到这样一部电影呢？
因为我认为——官员贪污受贿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这分明是病态的、变态的；官员以权谋私到几十套乃至二百来套房产，也分明是病态的，官员的情妇很多，还是病态。我们都知道的，外国的官员们，忽一日曝出绯闻，也不过就是与一位女子有婚外情而已。我们也都知道的，外国的公民们，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公民们，他们对某届政府强烈不满，主要是由于他们无能，断不会因为腐败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但我们中国人所难以容忍的，则恰恰是日甚一日，似乎遏制没辙了的、病态的、变态的腐败。
官员吸一两千元一条的烟是病态。
烟当然有优劣之分，但贵到一两千元一条，贵得太离谱了。究竟是先有了病态的官员，后有的贵得离谱的烟；或反过来，这需以另一篇文章来分析，暂且不论。
官员隔几日换一块名表戴，这也有点儿病态。
有消费能力的女人每天换一双高跟儿鞋是我们见惯不怪的。
但官员不应该是特享受虚荣的女人啊！
病态是被病毒感染了——好比电影《异形》中那些被外星球怪物之菌感染了的地球人，起初只不过出现红肿溃烂的皮肤征兆。
这时还有救。
变态就没救了。
变态的结果是——面孔忽然从嘴角那儿向两边裂开，紧接着整个面孔被撑破，从人的面皮下，暴露出黏液淋漓、滴答挂丝的狰狞怪物的头。
这时，人已完全异化，不复是人。
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便是被完全异化的官员。
不知我们的官员中，有多少正病态着，又有多少即将变态？
不知我们中国是否应该每年定期对官员进行心理测验，而不仅仅是体检……
7.可怜的中国父母亲
窃以为，近代以降，中国有四个时期做父母是很辛苦的，做儿女也是很辛苦的。
一是民国初期。统治了中国260余年的曾似乎固若金汤的一个大王朝，由于自身腐败，打击改良和进步，在外国攻击和国内颠覆之下土崩瓦解，亡于一旦。
这一时期，大批青年，尤其知识化了的青年，反而最不容易找到工作。报国无门，报父母养育之恩也难。而最糟糕的是，国人看不到国家方向与希望。父母看不到，知识化了的儿女们也看不到。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平民——贫民父母和他们的儿女。富人不同，贪官污吏与为富不仁的富人，即使在很烂的国家里，也照样活得滋滋润润的，幸福指数很高，甚至，国家越烂，他们越如鱼得水。
于是某些知识青年，干脆破釜沉舟地投身政治，以图先救国而后追求个人之人生目标。政治要抛头颅、洒鲜血的，父母们便成天为之提心吊胆。而许多青年，于是用生命祭了国家，或只不过祭了政治。不乏可敬者，亦有可悲者，令今人心疼。
二是抗战时期。中国千千万万的父母亲们，为保卫国家奉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所有——儿女。有时刚奉献出几个月甚或几天，儿女就粉身碎骨了。粉身碎骨在战场上还算幸运，被敌人严刑折磨而死的，更令今人心疼。我们必须承认，在那国难时期，优秀的中华儿女，坚卓毅忍者，共产党的队伍中有，隶属国民党的亦即国家正规军中同样有，表现同样可歌可泣，浩气长存。
所谓家国情怀，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成千上万中华儿女心中，只体现为爱国情怀了。所谓忠孝，也只能做到以忠为孝了。
对于那些中华儿女，抗日便是“就业”。
三是内战时期。资料显示，抗战与内战两个时期，近三千万同胞死于战争，多半是青年。
那经常是白发人埋黑发人的时代。
当年被卷入战争的青年，犹如后来的青年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但前者们命运的惨烈，绝非后者们可与之相提并论。
四是“文革”及“上山下乡”时期。
那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父母，多到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已经完全被剥夺了向儿女提出人生参考意见的权利。因为儿女们的人生，连儿女们自己也完全做不了主的。
在那么一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家庭之家庭教育，成了一件很可能是“罪行”的事。父母和儿女往往会同样受到批判的，甚至会都遭殃。
但许许多多并不等于全体。
我对鼓噪“文革”中全体中国人都疯了的说法嗤之以鼻。
我当年就没疯，反而于种种疯狂现象中越发清醒。我的父母也没疯，比以往年代更加善良，更富有同情心。
我班里与我要好的同学一个也没疯，他们至今仍各个都是中国善良的人，像我的父母和他们自己的父母一样善良，富有同情心。尽管他们上学的权利被硬性剥夺了，至今皆是平民百姓，而他们的父母，我当年再熟悉不过的那些底层人家的父母，一位位至死也未改变过善良本性。
故我认为，那坚持说当年全中国的人都疯了的家伙，极可能自己当年干了罪过的事，并且至今不肯忏悔，继续以“全中国人都疯了”为自己当年的罪过开脱。
以我的眼看来，中国民间具有极其本能的、蚕丝被套般的向善维护系统，以影响自己的儿女们不变恶劣。那系统也遭受过极大破坏，但所幸未被彻底摧毁。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文革”十年，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剥夺了几乎整整一代人的人生选择——为父母的无奈，是儿女的也无奈，家庭教育反而极其简单了。一句顶一万句地说，勿恶守善而已。
这不等于说“文革”好。也不意味着所有人家的家庭教育都那么值得称赞。而仅仅是要强调——善良的父母们，对儿女们的家庭教育责任，只能尽到那么一点了。
那是最重要的。
却当然非是家庭教育的全部内容。
五是当下之中国父母，想怎么教育儿女就可以怎么教育儿女了，想怎么培养儿女就可以怎么培养儿女了。当下之中国儿女，想拥有多大的儿女自由几乎就可以拥有多大的儿女自由了，想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那方向几乎就可以是他或她的人生方向了，哪怕明天又否定了，另有了一种价值观，另确定一种方向，也没法不随他们的便。
但今天之中国人，尤其平凡的中国人们，仿佛更不会做父母了。仿佛觉得，做父母更难了、更累了、更复杂了。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成了中国父母的人生宗旨。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成了中国父母的家教信条。孩子一呱呱坠地，父母都希望“天降大任于斯婴”。而同时，自己也背上了“天降大任于父母”的无形十字架。
谁都想证明自己在家庭教育方面是成功的父母。
谁都明白成不成功要由好儿女来证明。
而好儿女起码分为以下几类：
1.一个善良的、正义的人；对谋生技能具有进取精神的人；一生平凡但不失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2.一个所谓精英人士。或曰成功人士。倘为官，官运亨通；倘经商，财源茂盛；倘从艺，必是明星大腕；倘从文，名满利丰，迎送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倘是独女，待嫁豪门；倘是独子，光宗耀祖。
3.既能实现以上人生目标，同时善良又正义，不但活着有好口碑，死后也经得起历史评说；包括坊间流传之野史的圈点。
4.如二者无法兼得，管他什么厚黑学，什么潜规则，什么权钱交易，什么出卖色相，百般手段一齐用上，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达到目的就是好样的。许多别人都已变得鲜廉寡耻，自己不择手段又何必感到羞辱？爸爸妈妈更不会因而脸红。别人指背那叫羡慕嫉妒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5.绝对不允许儿女平凡。平凡就是平庸无能！容忍一个平凡的儿女，岂非容忍一个完全没出息的儿女？若竟一辈子平凡，想想还莫如当初做掉的好！父母都由一辈子平凡而一辈子平庸了，全指望你当儿女的使祖坟冒青烟了！你实现不了我们对你的指望，你算什么好儿女？
于是，父母成了家庭教练员，儿女成了家庭运动员，而家庭成了培训基地，与学校达成这么一种共识——双方合作，不将一个孩子推入重点大学的校门誓不罢休，因为重点大学是培养将来不平凡的人的殿堂……
所以诸位，仅就以上五类培养儿女的方向而言，我们究竟遁着哪一方向尽父母的家教责任？姑且不论使命。说使命未免太沉重——我们毕竟只不过是父母，而且又都是平凡的普通的父母。我们不是“圣父”、“圣母”，世界并不非要我们的儿女去拯救。依我看世界也并没比从前糟到哪儿去，故我们当仅以平常心来谈谈父母的家教责任就行的，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首先我要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天下父母皆有之。那么也就可以说，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父母都会有的一种期望。起码，孩子出生时，心中会闪过那么一线期望之光。这无可厚非，符合父母之人性。
但一个事实乃是——那第二类、第三类儿女，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他们永远是世界新生代中的极少数，这一点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因父母家教有方的例子是有的；与父母基因遗传有些关系的例子不胜枚举；自幼胸怀大志，成功于个人刻苦勤奋的才俊人物也不少。可如果进行一项统计将会发现，更多的才俊人物其实属于“天赋”优异，再加上时代因素的促成，以及所谓“运气”。“天赋”的优异与父母的基因没什么关系，故“天赋”是无道理可讲的，“运气”更无道理可讲。那么，此等儿女，乃万分甚至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比例。若天下父母全都抱此期望，不是好比每一个买彩票的人都专执一念非中头奖那么“二”吗？
故我认为，儿女呱呱落地时，能这么想的父母才是具有起码明智的父母——我一定要保证我的儿女将来的人生，不至于连普遍人的日子都过不上。
如果父母的家教责任始于此点，那么家教责任就会变得轻松一点儿的。也就等于做父母的首先在思想上明白了以下人生理念：
平凡与平庸是不同的。
平凡者也可以平凡得较为优秀。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能力表现优秀，胜任自如；在平凡的家庭中是平凡的好儿女、好父母、好夫妻；在平凡的人际关系中，是平凡的好同事、好邻里。
这样的一个人，将平凡得可爱。
而可爱之人，人人喜欢他。
而生活在被许多平凡的别人喜欢的平凡的阶层中，心中未必全无平凡的幸福感。
平庸则不同，平庸是主观上的懒、混。
为父母者，如果真想通了以上道理，便会自觉地教育儿女，将来万勿做第四种人。而自己也绝不做难以容忍儿女的将来平平凡凡的父母。
雷夫·艾斯奎斯是当今美国备受称赞的中学教师。他来到中国与众多中国同行对话时，多次强调：
我们要培养善良的学生……
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善良的人……
聪明不是那么重要，品格远比学习成绩重要，正派、得体远比考试得高分重要……
雷夫明白，善良是人之良好品格的第一块基石。如果没有良好的品格，所谓“天赋”和“运气”不会始终青睐某一个人的。反之，良好的品格有助于人获得信任、帮助、倚重。那时，连自己和父母都不曾从自身发现过的正能力，便有了施展的机会。
我们中国的父母如今最不重视的是对儿女的善良教育、好人教育、好品格教育。
我们中国仿佛变成了古代斯巴达国。
我们的父母和教育体制，似乎“合谋”在这么打算——要么使一个孩子成为将来的斯巴达勇士，要么视为“废品”。
一个孩子获得了大学文凭，只不过意味着在文化知识方面获得了成为平凡的城市人的资格。
研究生文凭其实也只能证明这么一点。
而我们许多父母包括儿女，似乎仍停留在出了大学校门我当然已与众不同的过去时。
进了大学校门，证明着一种幸运；出了大学校门，也证明着一种幸运。
一种“获得了成为平凡的城市人的资格”的幸运。
因为城市对“平凡的城市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不入大学校门，若想成为合格的“平凡的城市人”，将付出更大努力的。
想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想明白了——平凡其实没那么可怕，可怕的倒是，害怕平凡的人生如本能地害怕死亡。
窃以为，这样的人，他逐渐不平凡起来的可能，比平凡的人少多了。
8.他们起诉中国
我近来做一荒诞梦——梦到有几位外国先生起诉咱们中国。都是极可敬的先生。不仅我自己一听到他们的名字便肃然起敬，许许多多的同胞们也是。他们的名字在全世界享誉久矣，故我不能按咱们中国人时下的习惯说他们是“老外”。
他们是——欧·亨利、雨果、莫里哀、果戈里、契诃夫、巴尔扎克、马克·吐温、易卜生，等等。
他们的起诉理由是——中国通过现实生活“剽窃”了他们的小说或戏剧构思，企图使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变得平庸无奇，而这分明意味着是对他们的羞辱。
有关部门严禁对此事进行报道，连泄露到网上去的消息也被定性为“谣言”，并遭到屏蔽。
开庭是秘密进行的。
朋友想办法为我搞到了一张旁听许可证。座位靠后，我可以看到正襟危坐的法官们，却不知为什么看不清他们的脸。那似乎是一些没有五官的脸。是的，不是五官模糊，是似乎就没有。当然他们不可能没有五官。也不是光线的原因，而是我自己的眼睛那一天很不正常。我看原告们的脸却能看得清清楚楚，看其他旁听者的脸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唯独看法官们的脸时，居然看不到五官。我的眼睛那一天究意怎么了，我自己也不明白。
原告们都没请律师。
他们都是善于滔滔雄辩的人物，我想他们不请律师是不值得包括法官们在内的所有人奇怪的。
首先站起来阐述起诉理由的是欧·亨利，他没读起诉状。
他说，《警察与赞美诗》是他短篇小说中的名篇……
那篇短篇小说我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就读过了，记忆犹新，内容是——流浪汉在圣诞之夜无家可归，饥寒交迫。于是他想到了监狱，监狱的四面石墙起码可以挡住威胁到他生命的寒冷。而且，圣诞之夜，连犯人们也是有一顿简单圣餐可享的。可怎么才能入狱呢？只有犯罪。又于是，将他冻得瑟瑟发抖的寒冷，加上对一顿简单圣餐的迫切需要，促使他捡起一块石头猛砸商店的橱窗。
警察出现了，他如愿以偿了。
那时他无比虔诚地感激上帝，在心中默默唱起了赞美诗……
欧·享利特绅士范儿地指出——某年某月某日，中国的某一份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有一七十余岁的老汉，也同样为了达到入狱之目的，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抢一位年轻女士的挎包。那老汉的亲身体验告诉他——监狱，起码他曾被关押过的一所监狱中的吃住条件，比他曾住过的一处养老院里的吃住条件强多了。而且对于他这把年纪的无依无靠的独身老人是免费的。那么，他每月200元的社会养老救济金可以省下做零花钱。故当法官仅判他两年刑期时，他极为失望，当庭大叫：“判得太轻了！俺请求判得重一些，最好判俺终身监禁！”
“先生们、女士们，”——欧·享利激动了，看去甚至有些愤慨了，“情节如此雷同，这难道还不是公然剽窃吗？但是在世界迄今为止的剽窃案例中，用现实生活来基本上复制小说内容的现象，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这简直是对文学的亵渎！是可忍，孰不可忍？关键是，还没想到上帝！心里也没唱赞美诗！法官先生，赞美诗是我那一篇传世短篇的最体现创作智慧的一点，而它不但被剽窃了，还将体现作家极高创作智慧的这一点删掉了！为什么要删？为什么？这一删，我的传世名篇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平庸化了，而这对我的作家声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他接着指出——他的另一短篇佳作《肥皂》也被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剽窃了。
《肥皂》的内容是——身为大富翁的肥皂商，与是大学生的儿子争论：金钱能买到爱情吗？
儿子轻蔑地说：不能！
父亲淡淡一笑：那么让事实来证明。
儿子不快的是——所爱的姑娘当天就要搭乘飞机去往另一座城市了，可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而不是唐突地向姑娘示爱。
所幸在他陪那姑娘去往机场的路上发生了交通堵塞。一堵就是两个多小时，小伙子在出租车里收获了爱情——但交通堵塞是他父亲花了一大笔钱雇人制造的。
法官问：尊敬的欧·享利先生，您想通过《肥皂》传达什么创作意图？
欧·享利：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金钱万能。但我的创作思想是批判性的！
法官：本法官对您的第二项指控予以驳回。您太不了解我们中国了。在我们中国，老早老早就流传“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了。我猜测得到，您其实想要指出，我们中国当下社会中一切证明金钱万能的现象，都是从《肥皂》中剽窃来的是吧？但您真的大错特错了。倒是您的《肥皂》有剽窃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普遍的金钱观的嫌疑。本法官认为，您最好对我的驳回表示明智的接受，否则，您也许会被以“剽窃中国当代主流金钱观”的罪名遭到反诉……
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怔愣良久，耸耸肩，嘟囔一句我听不到的话，悻悻地坐下了。
紧接着站起来的是一脸正气、双目炯炯的雨果。我还没来得及转换倾听频道，雨果已用他那在公众前一向庄严又洪亮的声音开始陈述；他说：“法官先生，旁听席上的诸位，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听到过冉·阿让这个名字。在我的代表作之一《悲惨世界》中，他由于特别饥饿而偷了一个面包，而成为不幸的长期服苦役的人。请允许我强调，我说他是‘服苦役的人’，并没说他是‘服苦役的犯人’。虽然，在我的笔下，也明明是将他写成‘苦役犯’的。但那是我从自己终生恪守的人道主义立场移位于没有同情心之人的立场来看待他的，以便更利于提示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情心。因饥饿难忍而偷一个面包，与贪污、与由于情场嫉恨而杀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亲爱的冉·阿让，他一度成为深受百姓爱戴的白德劳先生，并且后来成为不穿教袍的麦里哀主教式的人性温暖的人物。可在中国，你们不但通过现实一次次剽窃我伟大的构思，而且玷污那构思！你们使贪污犯成为一座城市的党校之长！你们使杀人犯隐姓埋名，成功地在二十余年间逃避了法律追究，还以所谓‘大善人’的面目混迹于人世间！我的冉·阿让一度进入过修道院，可你们的贪污犯却进入了党校！这太滑稽可笑了！其实我对中国是友好的。我生前虽未到过中国，但是我对中国文化相当崇敬。我甚至能够容忍现实生活拷贝伟大文学作品的现象，但我不能容忍的是不断拷贝，而且对伟大作品中的好人形象极尽丑化之能事……”
雨果的陈述很长。我们都知道的，他不仅是法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人性和良心的教诲者，起码他的书证明了此点。我望着他，看得出来，他希望能借机教诲我们中国人。
法庭极安静。法官耐心可嘉地听他陈述完毕。那时，我觉得法官们的脸上，依稀出现过了五官似的。
莫里哀指控中国的现实生活一次次照搬他的戏剧《吝啬鬼》中的情节，而且将人性对金钱的贪婪演绎得更加丑恶。
在他的传记文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好脾气的绅士。
可是当时他生气得很，不断用手杖杵地，大声质问：“都二十一世纪了，为什么你们许多官员变得都像奥尔贡了？为什么你们许多商人都变得像维尼斯商人那么既狡猾又冷酷？为什么你们许多富人富得流油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一个声音接言道：“这个国家几乎通体被金钱腐蚀了！”
旁听者们全都循声望去；我认出了他是马克·吐温。
果戈里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亦即八十年代初，他就知道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他的《钦差大臣》，并且拍成过一部电影《假如我是真的》。
他苦笑着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吗？可你们用现实生活剽窃《钦差大臣》的构思不止一百几十次了吧？而且骗术最初总是成功的！你们最近一次的剽窃事件，竟搞出农民冒充军委领导人亲戚的闹剧！这类剽窃何时才能终止呢？”
马克·吐温又忍不住插言道：“更有甚者，他们的某官员还花钱雇用冒充者哪！”
按顺序本该是契诃夫进行陈述，但是马克·吐温早已捺不住性子，就请马克·吐温在先了。
马克·吐温谢过契诃夫，站起来不无讽刺意味地说：“我的《竞选州长》这一篇小品文，只不过幽了美国民主选举一默。但在美国，买官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在你们中国这儿，买官几乎成了官场上一种公开的秘密。这是你们中国特色的自由，我不妄加评论。但你们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位地方官员花钱雇人假冒‘中纪委’干部，对自己官场上的竞争对手进行所谓‘贪腐问题’调查的闹剧，分明剽窃了《竞选州长》的构思。但这一件事，我完全可以不予计较。可你们还通过现实剽窃了我另一部作品的构思，即《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的构思！先生们、女士们，我虽然是亲自来进行起诉的，但我的目的不在于赔偿金，更不是为了令你们难堪。我是怀着善意的动机来的，是要亲口告诉你们——一袋所谓‘金’块既然可以败坏整座城堡里的人的心智，那么金钱崇拜也可以败坏整个国家的人的心智。而许多现象证明，今日之中国对金钱的崇拜，与我创作《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时的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