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问题以及自由繁荣的最大障碍是“危机贩子”对负面偏差的利用。末日预言家不断煽动恐惧，深刻扭曲了公众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他们通过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引发恐慌反应，他们制造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他们解决的问题。其结果便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
不论你在消化今天的坏消息，还是思考人类的未来，我们都建议从三项假设出发：
1.世界似乎总处于危机之中。
2.危机永远不像听上去那么可怕。
3.危机解决方案可能很容易使情况恶化。
没错，世界上是有一些真正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确信，最大的问题以及自由繁荣的最大障碍是“危机贩子”对负面偏差的利用。这是负面效应造成的最恶劣的社会后果。末日预言家不断煽动恐惧，深刻扭曲了公众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他们通过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引发恐慌反应，他们制造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他们解决的问题。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当然，我们并不想吓唬任何人，让读者以为这是人类生存的全新威胁。由于危言耸听者整日在媒体上叫嚷，现代社会负面信息的弹幕尤为密集，尤为迅猛，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容易受到危机贩子的影响。1918年，早在有线电视新闻和网络出现之前，h.l.门肯（h.l.mencken）便将公共话语描述为“种种狂热的论战”，并敏锐地觉察到政治和公共政策中的根本问题。
门肯写道：“政治实践的全部目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用各种妖魔鬼怪恐吓民众，让民众保持警惕（并因此嚷嚷着让政客把他们领到安全之处），而大多数鬼怪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妖魔鬼怪的具体样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有别，但各路政客利用的都是相同的基本认知偏差。不管政客拉响的警报事关恐怖分子、移民、新技术还是环境灾难，他们都一致主张：世界正因前所未有的威胁而坠向地狱。他们渴望重现昔日的辉煌，那时公民是善良的，国家是伟大的，地球是一片净土。他们有关世界在走下坡路的悲观看法符合人的直觉感受，因为我们对当前的负面事件反应过度（“坏”惯有的威力），审视历史时则又使用不同的滤镜。如第八章所述，我们往往透过玫瑰色镜片看待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事物，我们在回看时也会抱有类似的正面偏差。
我们被心理学家凯里·莫雷韦奇（careymorewedge）所说的唱片店效应愚弄了：我们的记忆就像一个唱片店，里面存有各种各样的新歌，但只会存最经典的老歌。他的实验表明，人们在评价今天的文艺作品时，倾向于将其与自己年轻时最好的文艺作品进行比较。如果你从今天电台放的歌里任选一首，与涅槃乐队（nirvana）或珍珠酱乐队（pearljam）的歌曲相比较，并据以评价音乐界现状，难免要哀叹今天的乐坛已经告别20世纪90年代的黄金时代，开始走下坡路了。但20世纪90年代的人并不觉得当时是黄金时代。人们不仅听涅槃乐队的歌，也听《疼痛而破碎的心》和《我太性感》，并将这些歌曲与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引领的黄金时代相比较。同样，当我们把今天的领导人与林肯和丘吉尔相比，或者把今天的政治口角与历史教科书上的伟大成就进行比较时，我们肯定会觉得这个国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
这个黄金时代谬误几千年来一直在误导我们。这是我们在前一章中发出警告的不良怀旧形式：把过去视为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这一谬误由赫西俄德（hesiod）于公元前8世纪正式引入。赫西俄德是古希腊诗人、农民，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和今天的末日预言家一样，他也哀叹新技术的危险。他解释说，人类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安逸、宁静的生活，拥有许多美好的东西，牲畜成群，受到神灵的眷顾”。但在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走火种之后，众神便把装满祸害的潘多拉魔盒带到人间，以惩罚这项技术创新。此后，黄金时代让位于较为低劣的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并最终让位于现在的黑铁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永远无法从劳作和悲伤中得到喘息”。很快，情况会变得更糟：“宙斯将毁灭这个凡人种族。”
赫西俄德为希腊写的讣告有点操之过急，因为这份讣告比帕特农神庙和伯里克利时代还早好几个世纪；但他比现代的末日预言家更现实，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确实面临多灾多难的未来：被侵略者征服，经常发生瘟疫和饥荒，大多数人一辈子贫困或遭受奴役。这是工业化之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宿命。人类一直受到《启示录》中四骑士，即死亡、饥荒、战争和瘟疫的威胁。半数儿童在5岁之前死亡。轻伤或感染可能致命。作物歉收就意味着挨饿。
几乎人人都很贫穷。要想获取财富，只能从别人手里抢夺，或者逼迫他们为你干活。农奴注定要终生劳作，以养活他们的领主。在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大陆，奴隶制都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技术发展缓慢，时断时续，统治者动不动就会镇压对现行体制构成威胁的发明和异端邪说。古罗马皇帝扶持受过教育的精英，但不会让普通平民分享财富和知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皇帝也是一样。中国的技术进步，比如第一台机械钟和大大改良的炼铁方法，曾因官僚畏惧变革而受到压制。
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民众的生活水平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欧洲出现一套革命性的思想和制度。罗马帝国的覆灭使欧洲大陆分散成许多独立的领地，使得学者、发明家和商人能够自由分享知识和创新而不受帝国干预。中世纪曾被怀念古罗马有闲阶层美好生活的人错误地封为“黑暗时代”，但用法国历史学家让·金佩尔（jeangimpel）的话说，中世纪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新时代之一”。他认为中世纪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古罗马经济由奴隶的劳动驱动，而中世纪的工程师们在欧洲各地修建水坝，建造效率较高的新型水车，以便利用自然力。风车广泛使用，并被用于排干低地诸国沿海地区的水。日耳曼“野蛮人”发明了一种大幅改良的钢材。维京人在造船和航海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机械钟和眼镜问世了。得益于轮作技术的进步以及耙和一种新型重犁的发明，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因此普通人比古罗马时代吃得更好，身体也更健康。
中世纪的修道院促进了研究和创业，因为它们像现代公司那样生产和销售产品，修道院院长相当于首席执行官。意大利北部城邦的商人和银行家引领了一场商业革命，使商品和催生文艺复兴的思想实现了跨国交流。在意大利的城邦被外国君主控制之后，商人和艺术家纷纷迁往低地诸国。后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对市民的盘剥又促使创业资本转移到英国，在那里，君主权力受到法律限制，科学家、工程师和资本家联手推动了工业革命。
人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经济学家迪尔德雷·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用“大丰盛”（greatenrichment）一词描述19世纪和20世纪令人惊异的财富大爆炸和自由的大拓展。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平均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但过去短短两个世纪便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使人类无须征服或奴役他人便能创造大量财富。哲学家和神学家早就认识到奴隶制的道德罪恶，但废奴运动直到机器能够取代奴隶之后才形成气候。新技术通过商业化走向大众，减轻了每个人的负担，把普通民众变成了有能力要求新的普遍权利和自由的中产阶级。两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日益繁荣的民主国家。
“四骑士”的威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阻挡了死亡：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寿命翻了一番。战争仍在一些国家肆虐，但如史蒂芬·平克(stevenpinker)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很可能生活在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普通人所面临的因战争或其他形式的因暴力而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小。未来发动战争的动机已经减弱，因为各国不再迫切需要从邻国夺取财富或农田。尽管人口在增长，但北美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在退耕还林还草，因为农民可以用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预计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出现这种趋势。
遭受饥荒和瘟疫折磨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据估计，20世纪全球只有一半的人获得充足的营养，而今天这一比例达到近90%。现在很多地方最大的营养问题是肥胖。自1950年以来，全球在抗击疾病方面取得极大进展，贫穷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0年——这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阶段。世界各国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在上升，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闲暇。在19世纪中叶，典型的英国男性从10岁开始到50多岁去世，每周工作逾60小时，而且没有年假。今天的劳动者一生享受的闲暇时间是当年的三倍，这多出的20万小时自由时间是一份丰厚的馈赠。
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几乎都在改善，唯有一项指标例外，这就是希望。我们越健康、越富有，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越悲观。在国际性调查中，最富有的人态度最悲观，也最无知。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世界各地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们预计未来几十年会进一步改善。但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持这种乐观态度，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进步之大。
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全球贫困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但大多数北美人和欧洲人以为这些比率保持不变或有所恶化。当被问及世界在变好、变坏还是保持不变时，只有不到10%的人说正在变得更好，绝大多数人认为情况正在恶化。
我们已经逃离了“四骑士”的魔掌，但大脑仍然受负面偏差的支配。我们的反应恰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言：没有吃的，只有一个问题；有很多吃的，就有很多问题。我们发现了发达国家的问题，担心遥远的风险。我们开始看见尚不存在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gilbert）和他的同事在2018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倾向。
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一系列彩色圆点，并要求他们判断每个圆点是否为蓝色。随着实验的推进，蓝点出现的概率下降了，但受试者铁了心要看出跟先前数量相同的蓝点，于是他们开始错误地将紫点归为蓝点。当研究人员向人们展示一系列面孔，并要求他们辨别带有威胁表情的面孔时，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随着威胁面孔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进行补偿，将中性面孔错误地归类为威胁面孔。在最后一项测试中，受试者被要求评价一系列科学研究计划（有些计划明显符合伦理，有些模棱两可，有些则显然不合伦理），并否决不合伦理的计划。这次也是一样，随着不合伦理的计划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通过否决更多模棱两可的计划来加以补偿。
即使研究人员事先明确提醒受试者目标选项出现的概率会下降，甚至特别指示他们“保持一致”，并为准确的回答提供现金奖励，受试者仍旧会犯错误。人们一旦开始寻找异常，即使异常正在消失，他们也总能看出点不对劲。由于我们的大脑更善于发现坏的异常而不是好的异常，即使生活状况改善，我们也会不断想象新问题。正如吉尔伯特所言：“当世界变好时，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更加苛刻，这可能导致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世界其实并没有变好。进步似乎倾向于把自己掩藏起来。”
吉尔伯特将上述现象称为“普遍性导致的概念改变”（prevalence-inducedconceptchange），他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在公共话语中注意到的一种趋势。预期寿命在增加，每个人的生命所受的传统威胁在减少，我们却花费更多时间担心人类面临的假想危险。我们的祖先有充分理由害怕自己过早死亡，但他们一般不去操心其他所有人的生死存亡。我们对自己的长寿不以为然，却一心想象恐怖主义、核武器或气候变化对地球上的文明或生命构成“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危险的迫近程度似乎与恐惧成反比：危险越遥远，警告越可怕。安全和繁荣的环境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担忧，有更多的事情去恐惧，也让更多恐惧贩子有了利用这些情绪的机会。
兜售“坏”的商贩
现代世界将永远处在危机之中，因为现代世界的财富和自由缔造了一个危机产业。在农业时代，社会只能养活少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常依附于皇室贵族，而这些保护人不欢迎知识分子批评他们的政策，肯定也不会付钱给任何人去警告大众。末日预言家以神职人员为主，他们有政治头脑，深谙坚持精神危机论的价值。他们就上帝的审判日或是等待罪人的个人审判日（地狱危机）发出警告。但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民主和教育在欧洲的普及，新的世俗末日预言家阶层出现了，图表、理论和印刷机是他们的武器。
该阶层已经发展出一个由记者、政客和越来越多来自学术界、智库、企业和非营利团体的“专家”组成的行业。某样东西一旦出了问题，或者至少是看起来出了问题，他们便会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没有耐心分析长期趋势，也不相信人们可能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工具。他们声称，没有专家的指导，灾难就无法避免。
他们利用时事激发原始的情绪，比如仇外情绪。仇外情绪事关人类祖先的生死存亡，从乌尔、杰里科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都有充分的理由修筑城墙，因为城墙可以阻挡构成持续威胁的外敌。这种威胁在北美已经不复存在，但仇外的政客仍然可以煽动起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热情。70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的超级军事大国，这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时代，但专家们一直就“导弹差距”“脆弱窗口”或其他所谓关乎国家存亡的威胁发出警告。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并同意销毁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危机消停了一小段时间。但即使没有令人信服的军事对手，美国专家也巧妙地找到了发出警报的新理由。伊朗和伊拉克这样的小国突然变成巨大的威胁，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恐怖主义被升格为一种永存的危机。与苏联的威胁相比，恐怖主义威胁算不了什么，但国防和安保支出还是在增加。
危机贩子就算不担心外敌，也总能在国内找到敌人，他们通常会挑出某一不受欢迎的群体。负面偏差对美国社会科学界最珍视的一种观点——“接触假说”产生了不幸的影响。接触假说认为，群体之间的偏见可以通过让群体相互接触来克服。社会科学家的想法相当合理，他们认为，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是由无知造成的，因此，人们一旦了解了外部群体，这种偏见就会克服。但当研究人员通过研究种族多样性较高的社区来检验这一假说时，却发现情况恰好相反，不同群体比邻而居的社区偏见程度更高。
近年来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开展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如接触假说所预测的那样，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等少数族裔互动最积极的白人的种族偏见确实有所减弱。但是，尽管白人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接触大都是积极的，人们的判断仍会被“坏”的力量扭曲。每一次负面接触产生的影响都比正面接触大得多，以致产生了负面的总体效应：你与少数族裔接触越多，就越有可能产生偏见。假设你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住在移民家庭经营的商店隔壁，你在商店购物时可能会与移民家庭有很多正面接触。但是，如果你被少找了零钱，或者这家人十几岁的孩子曾在人行道上捣乱，区区一次负面接触就会给你留下很大阴影，成为你与邻居谈论的那种负面八卦。
这些发现当然不是支持社区隔离的理由。另一些研究表明，当愉快的互动多到足以压倒负面互动时，偏见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从中得出的教训是，任何社区的人都需要牢记“坏”的力量，并弥补其造成的影响。当我们评判外部群体成员，特别是被多数人污蔑的群体的成员时，这一教训同样适用。负面偏差使我们易将个体的冒犯迅速概化为对整个群体的憎恶——然后便会去寻找更多冒犯者。猎杀女巫的本能很容易被激起。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把道德恐慌解释为异常现象，并将其归因于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但事实上，景气时期和不景气时期都会发生道德恐慌。杰西·沃克（jessewalker）在讲述大众妄想史的《美利坚妄想国》（theunitedstatesofparanoia）一书中记录了一系列永不消停的道德恐慌和疯狂阴谋论，而延续这些恐慌和阴谋论的不仅仅是边缘群体。这类论调针对少数群体，但经常被多数人接受。主流神职人员和记者在18世纪讲述关于邪恶卫理公会教徒和震教徒的可怕故事，到了19世纪，他们又开始谈论同样邪恶的天主教徒和摩门教徒。当然，今天的对象是穆斯林。移民潮向来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不论移民是德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日本人、拉美人还是阿拉伯人。
道德恐慌一旦发生，政客便会遵循一种经典的非理性思路：“必须采取行动。问题非同小可。因此必须做点什么。”但政客极少关心解决方案能否带来益处，也不关心历史经验是否表明，解决方案反倒会把情况弄得更糟。不妨思考一下近年来政界对阿片类药物相关死亡人数增加的反应。社会上一直有人存在药物滥用倾向，但政客和记者不关心如何为滥用者提供治疗，也不关注深层社会原因，而是不断试图消灭碰巧引起关注的药物，期望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以往开展的打击大麻、海洛因、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和其他毒品的运动已将数百万美国人送进监狱，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但这些毒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获得——黑市价格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与此同时，毒品变得更加危险，因为黑市的物流因素促使毒贩出售浓度更高、药效更强的品类，这就像美国禁酒时期取代啤酒的浴缸杜松子酒。因此，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因（christophercoyne）和阿比盖尔·霍尔（abigailhall）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开展的长期毒品战导致毒品摄入过量的情况不降反增。
但在围绕阿片类药物致人死亡的恐慌中，这些教训被忽视了。负面效应占据了主导地位。阿片类处方药为患者带来巨大福音——至少有5000万美国人饱受慢性疼痛的困扰——但大多数记者更喜欢纠缠于一小部分患有药物滥用障碍的人。只有少数记者能够冷静地看待问题，比如《理性》杂志的雅各布·苏鲁姆（jacobsullum）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玛娅·萨拉维茨（maiaszalavitz）。两党的政客都投票决定限制阿片类药物处方。特朗普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政客对使用阿片类药物的看法：“阿片很容易上瘾。病人手断了进医院，出院时已经吸毒上瘾了。”
事实上，医学期刊上刊登的对患者的追踪研究以及联邦政府年度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显示，患者成瘾的概率可能不到1%或2%，而死亡风险就更低了。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一再表明，大多数滥用处方止痛药的人并不是从医生手里获得药片的。因过量服药而死的典型受害者往往有酒精或药物滥用史，通常还有精神疾病史，他们非法获得止痛药，因将止痛药与酒精、镇静剂、可卡因、海洛因或其他危险物质混合服用而死亡。纽约市卫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97%的服药过量致死案例涉及至少两种物质。
对阿片类药物处方的打击使患者更难获得适当的止痛药，却没能阻止另一些人滥用这类药物。由于黑市上可获得的处方药越来越少，这些人转向更为致命的替代品，如海洛因和芬太尼。2010—2017年，阿片类药物处方总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而与阿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人数却增加了一倍以上。煽动危机导致死亡人数每年增加2.5万人，还导致数百万患者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
危机行业的另一可靠生意来源是技术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恐惧贩子总会看到下一个潘多拉魔盒。在19世纪，《纽约时报》担心电灯会损伤视网膜；英国医生曾警告，乘坐火车会造成脑损伤（由颠簸和震动造成，据说这些颠簸和震动害处极大，乘客可能会突然变成凶暴的“火车疯子”）。今天的危言耸听者并没有掌握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但他们警告说手机和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癌症。他们会援引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联邦机构所遵循，并载入欧盟和联合国法律文书的审慎原则，也就是：不应引入任何技术，除非这种技术先被证明安全可靠。这种形式原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但它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官僚压制机械钟时遵循的信条相同，也和那套做法一样与科技发展背道而驰。如科学记者罗纳德·贝利（ronaldbailey）所言，审慎原则最准确的陈述方式是：任何事情都不要第一次做。
危言耸听者挑拨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的关系（造就了美国目前的红蓝割裂局面），并推动阶级斗争（工业革命缔造的另一种新事物），以唤起古老的部落本能。在人人都很贫穷的漫长历史时期内，要想利用阶级分化是很困难的。但由于“大丰盛”提高了收入，缔造了新的社会阶层，便有了新的恐惧和仇恨可以利用。作家威廉·塔克（williamtucker）认为，有两种煽动手段一直都很灵验：一种是告诉穷人富人太有钱，另一种是告诉富人穷人太多。众所周知，第一种手段引发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消灭了资本主义。另一种手段已被一批知识分子利用，最先利用这种手段的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马尔萨斯是英国牧师，他担心英国人口出现激增，因为人类的预期寿命在工业革命期间有所提高。1798年，马尔萨斯根据数学计算颇有把握地宣布，由于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粮食的增长，注定会有大批人遭受饥饿之苦。
事实与马尔萨斯的预言恰好相反，却没能阻止其他学者一遍遍重犯他的错误。负面偏差蒙蔽了他们，使他们看不到良好的长期趋势。在20世纪，“大丰盛”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于是，自20世纪40年代《被掠夺的星球》（ourplunderedplanet）和《生存之路》（roadtosurvival）等书籍出版以来，各路畅销书便纷纷预测全球将发生饥荒。1972年，一群“罗马俱乐部”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建立了计算机模型，预测食品和能源短缺将导致全球“人口爆炸”。畅销书《人口炸弹与富裕的终结》（thepopulationbombandtheendofaffluence）的作者、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让这种情境广为人知。1970年，埃利希担心包括6500万美国人在内的全球41亿人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灭绝”中丧生。
1977年，埃利希和一位名叫约翰·霍尔德伦（johnholdren）的学者在生态学教科书中写道，政府有权为避免大批人挨饿而限制家庭规模。书中讨论了“非自愿生育控制”方法，包括在青春期少女皮下植入“绝育胶囊”，只有取得“官方许可”才可移除。作为一项知识型事业，人口危机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学者、记者、活动家和捐赠者推动的，是具有西方色彩的现象，但承受人口危机论后果的却是世界其他地区。这种鲁莽的末日预言触发了20世纪一些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拉丁美洲、孟加拉国和印度的数百万妇女接受了绝育手术，而且通常是强制性的。
看到全球饥荒并未如期而至，埃利希和霍尔德伦推迟了日期。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警告说，到2020年，气候变化造成的饥荒可能导致全球10亿人死亡，而霍尔德伦2009年在白宫科学顾问任命听证会上被问及相关问题时，还坚称这种可能依然存在。从今天的情况来看，霍尔德伦的预测水平和以往一样差劲。据估计，自2010年以来，全世界一年只有不到4万人遭受饥荒之苦——这是有记载以来的最低数字，尽管从马尔萨斯的时代到现在，全球人口已经增长了7倍。此外，近年来非洲虽然有人在饥荒中死亡，但这并不是由粮食普遍短缺所致，而要归咎于内战，因为在内战中，敌人故意让对方挨饿。
霍尔德伦的错误预测和消灭基本人权的企图并未妨碍他当上总统科学顾问，甚至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同处于末日预言阵营的记者照例给这位同行行了方便。政治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tetlock）系统追踪了学者、专栏作家和其他收取报酬的公共预言家所做的近3万项预测，他发现，在危机行业，错误预测极少会葬送一个人的事业。他报告说，这些专业人士的预测准确率比纯粹瞎猜高不了多少（用他的话说是，就像“投飞镖的猩猩”），事实上比一些普通人的预测更不靠谱。专家们以自信和夸大其词弥补了准确性的欠缺，这就是他们的话被不断援引的原因。在危机行业中，记者、政客以及向记者和政客提供可怕预测的专家相互依存。记者需要耸人听闻的故事，政客需要竞选议题，专家需要知名度、声望和经费。
我们把这些群体称为“坏”的商贩，但他们竭尽全力兜售“坏”并不只是为了钱。他们中有许多人真的感到了危机。最有说服力的末日预言家是那些相信自己预言的人。小鸡真的相信天要塌下来。问题不在于小鸡是否真心相信，而在于它对落到头上的橡子的误判和处理问题的计划。
小鸡和其他动物非常害怕这个想象中的妖怪（门肯的说法），对安全的渴求促使它们跑到狐狸的洞穴里寻找避难所，结果狐狸立即就把它们吃了。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警示教训，这个教训也适用于“危机的危机”。世上有很多饥肠辘辘的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