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愚昧
就算末日预言家夸大其词，他们不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吗？毕竟，负面效应会让损失变得更严重，所以就算事实证明没有必要，采取额外预防措施也算是有备无患。要是预言家这次说对了呢？这是危机行业的惯用逻辑。但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用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on）的话说就是“社会愚昧”。
奥尔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发现了民主社会繁荣的最大障碍。他研究了集体行动问题，探讨了追求理性私利的个人到头来如何损害整个社会——这是一种社会愚昧。他最有名的著作是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这本书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令人费解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出现如此迅速、如此惊人的复苏，创造了经济奇迹？为什么战胜国英国却沦为“欧洲病夫”？英国曾是工业革命的发动机，到了20世纪却发展得极其缓慢，这种状况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英国病”的成因。奥尔森将“英国病”诊断为经济动脉的硬化，是由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优待逐步累积而导致。作家乔纳森·劳赫（jonathanrauch）日后称之为“民主硬化症”（demosclerosis）。
奥尔森告诉读者，当实业家团体、工会、农场主、专业协会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价格，夸大利润和工资，为争取补贴、提高关税、避税、出台限制竞争的法规而展开游说时，国家会受到何种影响。这些行为到头来会让社会，尤其是让没有强大特殊利益团体可依靠的穷人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但社会愚昧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普通公民并没有与任何一个游说团体做斗争的个人动力。除非出现重大颠覆，譬如摧毁德国和日本权力结构并使经济重启的战争，否则特殊利益集团将继续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牟取私利。
奥尔森解释说：“这是由千万个小伤口造成的死亡，是由所有强大团体在社会中植入的一种现状偏差。这些规则歧视新人、新企业、新想法——而一个社会的活力恰恰应该来自这些地方。于是制度硬化开始出现，阻塞了国家的动脉。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这种硬化很难发现，因为这些社会愚昧没有一个是致命的，但如果数量足够多，最终可以让社会陷入困境。”
奥尔森认识到，煽动危机是“民主硬化症”中固有的组成部分，因为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都乐于煽动危机。这些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信奉曾任芝加哥市长和白宫幕僚长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emanuel）的名言：“绝不要白白浪费一场严重的危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因对炒作或不存在的问题反应过激而受益，但揭穿危机的真相不符合普通公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小鸡面临的质疑很少，而且通常至少有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会积极扮演狐狸的角色，提出一种快速解决方案。
危机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危机，解决方案也不会带来任何长远益处，但政客们太心急了，根本顾不上查明真相。他们匆匆赶去救援，便能立即收获公众的关注和其他好处（比如竞选捐款）。不管政客实施何种政策，其影响都会在危机结束之后持续很久。当一个国家为打仗而扩充军队时，军队编制并不会在打完仗之后缩小到原来的规模。经济学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higgs）在探讨政府规模膨胀史的《危机与利维坦》（crisisandleviathan）一书中记述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官僚机构、监管规定和补贴并不会在危机之后消失，从这些政策中获益的特殊利益群体也不会消失。
危机的成本会累积起来，而且这种成本不仅限于货币形式。我们耗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担心微不足道或凭空想象的威胁，到头来反倒导致我们的处境变得不那么安全。与宣布新技术为非法的古代皇帝一样，现代的危言耸听者也阻碍了缔造“大丰盛”的创新步伐。农业科学家在20世纪中叶掀起的绿色革命促使亚洲人口激增，他们预计，转基因作物的使用也能促使非洲农业发生类似革命，但第二次绿色革命受到绿色和平组织和欧美其他反转基因活动人士的阻挠。他们开展的运动不仅吓倒了公众，致使半数美国人认为转基因不健康，还导致基金会和政府减少了对转基因研究的资助，阻止了非洲农民种植能够养活更多人并与营养匮乏做斗争的作物。这种煽动恐惧的行为甚至导致赞比亚官员在饥荒期间拒绝外国粮食援助，因为其中含有转基因生物体。
据估计，每年有100多万人因缺乏维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而死亡，并有至少25万儿童因此失明，通过基因技术开发的营养强化大米、香蕉和其他粮食品种能够减轻这一问题。这些作物被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安全的，其中包括14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将反转基因运动称作“对人类的犯罪”，但科学家与公众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甚至比在进化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分歧更大。诺贝尔奖获得者没有绿色和平组织用于游说和宣传的预算，因缺乏维生素a而面临失明和死亡的儿童也没有。
得益于遗传学的进步和新兴数字技术，医学研究者已经为发起自己的革命做好了准备，但他们也发现自己受制于种种新障碍：以经典的“民主硬化症”方式逐步构建的巨型监管壁垒。每当一种新药或新技术出现问题，受害者都会被记者和诉讼律师当作信手拈来的素材，据以宣称新的危机，进而促使监管机构为今后的药品研发增设保障措施。但最大的医疗丑闻其实是种种保障措施造成的累积效应，这种效应减缓了人类攻克肥胖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疾病的速度。过去25年，新药研发的平均成本增加了5倍。现在开发一种新药的总成本达30亿美元，更有人估计高达60亿美元；审批程序通常需要10年以上，书面材料多达数十万页。当某个组织有序的群体受到影响时，这种丑闻偶尔会引起关注，比方说，艾滋病患者便成功削减了一些导致救命药迟迟无法上市的烦冗审批环节。但这个问题通常无人关注，因为受害者不易识别。
有多少人在等待救命药物研发完成或通过审批的过程中死亡？没有人知道医学经济学家所说的这个“无形的墓地”有多大，但它无疑是庞大的。你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感受煽动恐惧带来的危害：欧洲和美国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与尼古丁相关的监管法规和技术恐惧。
尼古丁声名狼藉，因为它与吸烟有关，而吸烟作为头号可预防死因，理所当然值得恐惧。但吸烟的致命风险并不能归咎于尼古丁。吸烟者是死于香烟烟雾中的数千种毒素和致癌物。如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所言，尼古丁本身“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比咖啡因更大”。和咖啡因一样，尼古丁也会让人产生依赖，但亦能带来显著益处。尼古丁已被证明可以帮助人们控制体重，减轻焦虑，改善注意力、情绪、记忆力和警觉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很多人知道吸烟有多危险，但还是继续吸烟。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呼吁戒烟的声浪很高，但欧洲国家仍有至少15%的成年人吸烟，其中仅有一个国家例外。
这个国家便是瑞典。瑞典的吸烟率已经降至7%，因为很多人转向了名为唇烟（snus）的尼古丁替代来源。唇烟是一种装在小袋子里，经口摄取的无烟烟品。得益于这种卷烟替代品，瑞典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欧洲最低，据估计，如果欧洲其他国家效仿瑞典，每年可以挽救35万人的生命。但欧盟非但没有鼓励这一趋势，反而在除瑞典以外的任何地方都禁止唇烟。
官员们为何要禁止这样一种拯救性命的产品呢？原因在于一个不可思议的特殊利益集团联盟所煽动的恐惧。这种通常在“危机的危机”中部署的联盟被经济学家称为“浸礼会信徒和私酒贩卖商联盟”。浸礼会信徒是指呼吁出台蓝色法的浸礼会牧师，私酒贩卖商则指希望卖酒的商店在周日关闭，好让他们可以非法卖酒的私酒贩子。浸礼会信徒为政客提供了增加私酒贩卖商利润的堂皇借口，还创造了从心怀感激的私酒贩卖商那里收取回扣的机会。
在反尼古丁联盟中，扮演“善良”浸礼会信徒角色的是禁烟运动中的强硬派，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尼古丁制品，坚持认为戒烟是唯一可接受的政策。扮演私酒贩卖商角色的则是通过压制来自无烟烟品的竞争而获益的行业，其中包括烟草公司（原因很明显）和销售尼古丁替代制剂的制药公司。这类替代制剂有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含片和尼古丁贴片等。事实证明，没有任何制剂受到试图戒烟者的欢迎。
这个联盟（照例有危言耸听的记者相助）创造了一个流行概念，即无烟烟品是危险的，尽管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无烟烟品至少比吸卷烟安全99%。对唇烟使用者的长期研究发现，罹患口腔癌的风险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增加，心肌梗死、中风或任何其他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风险也未增加。但这种散布恐惧的做法连同高明的幕后游说使欧洲法律一直禁止唇烟，并使美国的唇烟商家无法宣传自己产品的安全性。
现在，该联盟把注意力转向了压制竞争，这种竞争来自对它的生意构成更大威胁的产品：电子烟。电子烟通过气雾输送尼古丁，不会产生卷烟烟雾中的种种毒素。2019年开展的一项严谨研究证明，这些雾化棒能够有效地帮助吸烟者戒烟，效果相当于口香糖或贴片等尼古丁替代品的两倍。自电子烟于2010年面市以来，美国的吸烟率大幅下降，成年人吸烟率首次降至15%以下。事实证明，广受欢迎的电子烟juul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吸食卷烟者戒烟，华尔街分析师认为juul会对烟草行业构成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结果导致烟草公司股价连同卷烟销售额大幅下跌。
电子烟技术可望挽救全球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却在“浸礼会信徒和私酒贩卖商联盟”的游说下采取了取缔或严格限制电子烟的措施。他们通过援引审慎原则来证明这类措施的正当性：尽管雾化尼古丁的危害并未得到任何证明，但我们尚不确定这项新技术绝对安全。这种逻辑是正确的，但其恰恰表明审慎原则有多可怕。不论电子烟最终可能带来何种危害，用英国最负盛名的权威医学机构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话说，其影响与卷烟相比都显得微乎其微，该学会得出结论认为，电子烟的安全性至少比卷烟高95%。担心明天可能出现的微小假想危险，而不是今天的重大现实危险，这是一种荒谬的安全成瘾，是负面偏差最神经质的表现。
然而，采用这种思路的不仅有监管机构，还有不断报道电子烟假想危害的媒体。记者们关注美国青少年中的电子烟“流行病”，并称之为通往吸烟的“门户”，但与此同时，年轻人的吸烟率已骤降至历史低点，降幅比电子烟出现之前大得多。大多数尝试电子烟的青少年不会经常吸，转抽普通香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而且许多人使用不含尼古丁的烟液。
没有人愿意看到青少年养成吸烟的习惯（电子烟行业也支持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但我们不能以这种风险为由，出台限制措施（比如禁止调味烟液）阻碍所有年龄段的吸烟者戒除卷烟。饮酒的青少年比吸电子烟的青少年多得多，但我们并不限制成年人卖酒，尽管酒精对青少年构成的危险要大得多。电子烟不仅更安全，而且能带来巨大益处：自电子烟出现以来，青少年的吸烟率已经下降了一半。
你或许认为这种变化会受到控烟团体的欢迎。有些团体的确持欢迎态度，但大多数团体患上了一种致命的“优生优育基金会综合征”（marchofdimessyndrome）。这是危机贩子群体中常见的病症，当然，优生优育基金会这家机构本身要比危机贩子有价值得多。优生优育基金会是为抗击脊髓灰质炎而创建，但并没有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基本消除这种威胁之后宣告胜利并就此解散，而是找到了新的斗争目标。控烟团体和公共卫生官员的情况与之类似。他们基本完成了向公众普及吸烟危害并使大多数公共场所禁烟的任务，现在吸烟已是公众普遍厌恶的行为，他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如何让媒体关注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威胁呢？
他们需要找一种新威胁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电子烟不幸成为最容易拿来说事的威胁。他们的恐慌运动有助于公共卫生官员和活动家获得预算，但这对公众健康来说却是一场灾难。过去十年的调查显示，公众对电子烟的看法发生了逆转。电子烟起初被认为比卷烟更安全，但现在美国人普遍认为电子烟与卷烟同样有害，甚至危害更大。欧洲人也受到了类似的误导。这意味着，数百万烟民被劝导不要改吸电子烟，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最终归宿是埋葬“危机的危机”受害者的无形坟墓。
我们或许得继续承受社会愚昧的代价，但我们不希望自己到头来也是一副末日预言家的腔调。我们不希望太过关注个别问题，到头来错过更宏大的图景。尽管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有种种不必要的障碍，但人类在朝着更健康、更富有、更智慧的方向不断迈进。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黄金时代，尽管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大丰盛”仍在持续，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不搭理恐惧贩子，从而克服一场真正的危机，“大丰盛”的前进步伐会更快。
我们需要弥合民意调查所显示的一种差距，也就是：大多数人对世界感到悲观，但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在社区的前景感到乐观。研究人员称之为“乐观差距”（optimismgap），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我很好，他们不好’综合征”。在美国和接受调查的其他发达国家，多数人预计自身的财务状况下一年会有所改善，却对他们所在国家和世界的经济形势持悲观态度。大多数人在被问及移民、失业、少女怀孕、犯罪和毒品等议题时表示，这些问题他们所在的社区并不存在，但在他们所在的国家却很严重。他们对全国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要比对自己所在地区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低得多，对全球环境质量就更不满意了。
研究人员毫不意外地发现，乐观差距与危机行业有关：你收看电视新闻的时间越长，看得越专注，对世界的看法往往就越悲观。怎么可能不悲观呢？不管你这一天过得多愉快，四处兜转的记者都会发现，甚至捏造一些新的恐怖事件来给你泼冷水。不管你多么娴熟地运用本书中的策略来应对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负面偏差，你仍然得与“危机的危机”做斗争。这是一种不同的挑战，需要不同的策略。
削减末日论的不当利益
为什么华盛顿特区周边都是美国最富有的郡？这是因为，“民主硬化症”使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首都。几十年来，由共和、民主两党轮流坐庄的联邦政府不断扩张，使聚集在当地的游说者、律师、承包商、监管者、记者大军和各路专家赚得盆满钵满。美国其他地区的人经常谴责这种财富和权力集中的状况，但收效甚微。由于“危机的危机”是一个集体行为导致的问题，一般的个人没有动力去戳穿末日预言家，或者抵制华盛顿权力的增长，而记者、游说者和危机行业的其他人则有十足的动力继续煽动恐惧。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主动金盆洗手。
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改变对末日预言的激励。我们需要更多地奖励政治家理性谈论风险的行为，比方说，奥巴马就宣称恐怖主义并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我们还需要鼓励分析人士正确看待问题，就像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consensus）所做的那样，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按照成本效益高低对援助全球穷人的方法进行排名。在这些经济学家的优先事项清单中，减缓全球变暖的排名远远低于抗击疾病和营养不良。此外，由于惩罚比奖励更有效，我们需要设法削减末日论者得到的利益。以下是一些建议：
b利用网络戳穿谎言。/b尽管记者钟爱恐怖故事，但他们被迫减少了一类特殊的题材：都市传说。他们过去常常随意提及一些经典都市传说，比如纽约下水道里潜伏着鳄鱼，快餐店用啮齿类动物冒充鸡肉（比如传说中的肯德基炸老鼠），还有万圣节给小孩发有毒的糖或者藏有剃须刀片的苹果。那些传说都是假的，但谁知道呢？记者们喜欢说，有些故事太精彩了，精彩到让人不忍核实。这可不全是玩笑话。
但现在我们可以在系统调查都市传说的网站上轻松查询这些奇闻逸事。该网站有一个搜罗流行都市传说的资料库，并为这些传说标注真假，可供记者轻松查阅。读者也能够查阅，只要在网上发布snopes上揭穿都市传说的链接，就可以立马让记者颜面扫地。这种打击很有效，因为snopes已经因为准确的调研而建立了口碑和受众群，正在成为一家受欢迎的网站。这表明打假活动是有市场的。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评价末日预言的类似资料库。危机不像都市传说那样容易揭穿，没有什么需要查证的故事，但只要了解一点背景，就可以有效地为耸人听闻的论调降噪。当你看到一张图表显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的全盛时期）的袭击和死亡事件比今天多得多，你就会发现恐怖主义似乎并不是什么致命威胁。当你看到北极熊数量的变化趋势（北极熊数量近几十年来有所增加），看到它们从前在比最可怕的全球变暖预期还要热的气候中生存下来的事实，就会发现有关北极熊走向灭绝的预言（会颇有仪式感地配上一张趴在融化浮冰上的瘦弱北极熊的照片）似乎难以置信。如今，这类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有些网站承诺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但它们大都与特定的意识形态阵营结盟，因此，它们的分析会被与之对立的阵营忽视。我们需要像那样的资料库，这种资料库须以中立著称，将所有信息收集在一个易于访问的网站上。这种资料库要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它可以为预言家和种种预言设置记分卡，让“坏”的力量派上好用场。负面偏差使我们倾向于关注可怕的预测，同时也使我们倾向于格外关注错误。如果人们能看到末日预言家多么容易犯错，他们就会失去一些力量。
b颁布“帕蒂法”。/b帕蒂·韦特林（pattywetterling）11岁的儿子雅各布在明尼苏达州的住所附近遭到奸杀，此后，韦特林领导了呼吁对性侵者进行强制公开登记的运动。1994年，一项以雅各布名字命名的联邦法律获得通过，两年之后又颁布了一项扩展该法规定的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以另一名被谋杀的儿童——梅根·坎卡的名字命名。韦特林重返华盛顿，当克林顿总统在玫瑰园签署《梅根法案》时，她就站在他身边。而今，韦特林有了一项新事业：消除这些法律造成的伤害。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中的严苛条款，这些条款让无数在任何人看来都不算性侵者的人落入了圈套，比如与17岁女孩发生性关系，后来又与女孩结婚的19岁少年；又如那些因给另一名同龄人发色情短信而终身留下污点的少年。
可惜政客们并未从《雅各布法案》和《梅根法案》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越发坚定了利用个人悲剧的决心，仓促起草以受害者姓名命名的法律。唐纳德·特朗普呼吁出台《凯特法案》，以纪念旧金山一名被移民谋杀的妇女；此外，还有好几十位受害者的姓名出现在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的名称中。这是一种情感勒索。将法律人格化可以吸引眼球（受害者的家人可以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助于加快通过速度（谁敢投票反对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但这会缩短理性的辩论，造就糟糕的公共政策。因此，为向帕蒂·韦特林致敬，我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议制定最后一项人格化法律：《帕蒂法案》，这项法律将禁止再用儿童或任何其他人的姓名为法律命名。
b成立“红蓝丝带小组”。/b在尚无全天候新闻报道的时代，对危机的常见反应是委任一个“蓝丝带小组”进行调查。但等到长篇报告出炉时，危机往往已成旧闻，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根本无人理睬。蓝丝带小组成了拖延和不作为的代名词，成为不耐烦的记者频繁嘲笑的对象。
但如果站在公众的角度，拖延其实利大于弊。拖延有利于防止蹩脚的想法仓促成为法律。在一个热点事件之后，通常会有一个利用民众焦虑情绪的短暂窗口期，但公众要求政府采取激进行动的呼声很快就会平息。考虑到记者不停歇地追逐新闻热点，政客无休止地渴望在电视上露脸，蓝丝带小组今天俨然成了老古董，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寻回这一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不要被“必须做点什么”的冲动牵着鼻子走，并仓促颁布法律。不妨任命一个委员会，委员不能是清一色的来自危机行业的普通专家，因为这些专家总喜欢建议给自己划拨更多经费。不妨建立一些相互竞争的团队，采用公共和私营部门开创的有效模式来规划军事战略、设计航天器、改善网络安全和管理其他项目。这种做法被称为“红队演习”。一个名为“蓝队”的小组分析问题并制订解决方案，然后由一个负责寻找缺陷的“红队”进行点评，一个裁判小组主持你来我往的辩论，最终提出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处理危机的提案——假设到时还有人关心这个问题。
b与末日预言家打赌。/b当专家信心满满地预言灾难时，你要问这位专家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原意打赌吗？对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末日预言感到失望的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便在《科学》杂志上运用过这一技巧。传统思想认为，由于人口不断增长所产生的需求超过地球上日益减少的供应，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将会飙升。而西蒙的看法与末日预言家不同，他研究了长期趋势，知道由于人类善于寻找新供应和替代品，知道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西蒙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他预计石油或任何其他自然资源今后会变得更便宜，他愿就此与人打赌。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和日后成为白宫科学顾问的约翰·霍尔德伦接受了挑战。1980年，他们挑选了铜、铬、镍、锡和钨等五种金属，并押注1000美元，赌10年后这些金属的价格会走高。当赌约在1990年到期时，这五种金属的价格都降低了，末日预言家不得不付钱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西蒙的策略也曾被其他人采用，包括本书作者蒂尔尼。2005年，蒂尔尼下注5000美元与《纽约时报杂志》封面文章的作者打赌，那篇文章也是预测油价将随世界石油供应耗尽而飙升。蒂尔尼2010年拿到了他赢的钱。longbets网站自称“负责任预测的竞技场”，它已将这种做法制度化。longbets由生态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brand）和作家凯文·凯利（kevinkelly）创建，并得到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资助。该网站允许用户就任何话题发布预测并与人对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是2007年由沃伦·巴菲特进行的，他预测，普通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未来10年内的表现将超越对冲基金，并就此与对冲基金经理们打赌。巴菲特赢了220万美元，并把钱捐给了慈善机构。
longbets上大多数赌注在2000美元以下，但钱的多少并不重要。打赌的好处是，它迫使人们做出具体的、可检验的预测，预测错了就得付出代价。如果末日预言家希望社会花费大笔资金应对威胁，就应该不惜押上自己的金钱和声誉。
b不要纪念恐怖主义受害者。/b缅怀死难者的冲动是高尚的，但将恐怖袭击受害者视为特殊的烈士阶层只会在未来制造更多受害者。烛光守夜、全国默哀、庄严的周年纪念仪式、石碑，这些东西本意都很好，但它们无意中美化了恐怖主义，激起了公众的恐惧并鼓励了未来的袭击者。对“圣战”分子而言，曼哈顿市中心的“9·11”纪念馆会让他们产生自己永垂不朽的幻想。当然，恐怖袭击死难者的家人值得同情和安慰，但事故和其他悲剧的死难者的家人一样值得同情和安慰，而我们并不会为他们举行周年纪念仪式或建造公共纪念碑。纪念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最好方式是找到凶手、惩罚他们，然后忘记他们。
b停止为“恐怖庸俗作品”颁奖。/b当恐怖分子的炸弹爆炸，反社会者横冲直撞时，报纸编辑的脑海中会立刻蹦出一个词：普利策奖。电视新闻制作人则对皮博迪奖抱有憧憬。他们知道，评委经常把大奖颁给针对这些悲剧的细致报道，所以他们动员每一名精锐干将，从每一个想象得到的角度进行报道——这种宣传正中恐怖分子下怀。一批记者炮制了一篇讲述反社会者的长篇人物特写，包括他的童年故事，他在脸书页面上的叫嚣，还有他扮成武装突击队员的照片——这正是他所渴望的荣耀。这种宣传启发其他反社会者制订自己的计划，从而导致了被研究人员视为大规模枪击事件主要原因的“媒体传染”。研究人员与受害者的父母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一道，通过“don’tnamethem”（不要公布他们的名字）和“nonotoriety”（不要宣扬恶名）两家组织，共同敦促记者不要频繁提及凶手的姓名，也不要刊登他们的自我宣传照片和宣言。
一些记者接受了这些建议，并承认自己扮演了恐怖主义宣传者的角色，但大多数记者无法抗拒这种详尽的报道，就算并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说。我们知道记者面临竞争压力，谁也不想在戏剧性的报道中被同行抢占先机，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普利策奖和皮博迪奖评委总是奖励这些记者煽动恐惧的行为。评委们并没有面临尽力提高网络流量的压力，他们本应给那些启发公众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新闻作品颁奖，而恐怖庸俗作品既没有启发意义，又不具服务功能。
减少末日论者的利益会提升公众话语权，但只要有顾客，兜售“坏”的商贩就会继续做生意。归根结底，要打击恐怖庸俗作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危机论散布行为，最好的办法是停止关注。这似乎是绝无可能成为现实的乌托邦，因为“坏”的力量对大众极具吸引力，末日预言家从早到晚都能找到机会。数字革命使错误信息和恐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而这确实让一些人更加焦虑和愤怒。
但和往常一样，未来并不像你所耳闻的那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