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人都倾向于“更频繁、更多样、更轻松”地使用正面词语而非负面词语，波丽安娜式的乐观倾向是普世人性。人们禁不住要阅读有关丑闻和枪击事件的报道，但人们更喜欢分享令人欢欣鼓舞或者激发敬畏之情的文章。人们以积极方式应对创伤，从而变得更善良、更坚强、更关注生活中的乐趣。
“波丽安娜原理”并没有那么讨厌。这是一种具有坚实理论依据的强大心理效应。研究表明，我们天生拥有防御负面效应的能力——一些能力无意识地发挥作用，还有一些可以有意识地调动。“波丽安娜原理”只是碰巧得名于一本甜腻小说中招人厌烦的主人公。
波丽安娜是埃莉诺·h.波特（eleanorh.porter）1913年创作的小说《波丽安娜》（pollyanna）的主人公，是一位圣徒般的孤女，她遭遇了一连串无端的残忍、随机的悲剧、荒谬的巧合，却保持着匪夷所思的乐观态度，她还与跟她一样缺乏真实感的人物展开了令人尴尬的对话。不过，这些都没有阻止《波丽安娜》立即成为畅销书。这部小说很快推出续集，被改编成百老汇轰动一时的热剧，当时十几岁的海伦·海耶斯（helenhayes）凭借该剧开启了表演生涯。
电影制作权以在当时算得上天价的11.5万美元卖给了有“美国甜心”之称的影星玛丽·皮克福德（marypickford）。皮克福德自己制作电影，时年27岁的她还亲自饰演12岁的波丽安娜。剧本被安排给另一位好莱坞顶尖人才弗朗西斯·玛丽昂（francesmarion）编写。玛丽昂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她们两个女人都被小说中的伤感场景和悲情吓坏了。她回忆说：“我们继续机械地拍摄我俩都觉得恶心的电影。我讨厌写，玛丽讨厌演。”
但波丽安娜又一次取得了胜利，1920年的那部电影轰动一时，波丽安娜成为皮克福德演艺生涯中的决定性角色。在1960年迪士尼版电影中饰演波丽安娜的海莉·米尔斯（hayleymills）也是一样。“波丽安娜”系列小说的生命现已延续了逾一个世纪，图书销量达到好几百万册，并为更多的电影、电视剧、棋盘游戏、漫画和其他作家编写的十几部续集提供了灵感。
波丽安娜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克服负面影响的心理策略。波丽安娜对自己处事之道的描述可能有些招人厌，但研究者所说的“波丽安娜原理”是一种真正的洞见。
小说中的波丽安娜很早就展现出这种洞见。那是在她来到位于佛蒙特州小镇的姨妈家后不久。姨妈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独自住在一座大宅里，她冷冷地向波丽安娜打招呼，然后领她上楼，小女孩看到一间间空卧室里的豪华地毯和家具，感到惊讶不已。后来，波丽安娜发现自己被安排在阁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墙壁上空空如也，也没有窗帘，但她很快就看出这个房间的好处：没有什么会分散她对窗外景色的注意力！波丽安娜向她姨妈的仆人解释说，她在玩已故父亲在西部传教点教给她的一种游戏。最开始玩这个游戏是在一些捐赠物品运抵传教点的那天。波丽安娜想要一个洋娃娃，但在那批物品中，给孩子的东西只有一对小拐杖。她感到失望，直到父亲教导她要始终寻找快乐的理由：庆幸你不需要拐杖！
波丽安娜把这个快乐游戏教给她的新邻居。快乐游戏迅速点亮了镇上每个人的生活，就连刻薄的姨妈也学会了微笑，并得到应有的奖励：找了个很棒的老公。波丽安娜在被车撞伤并双腿瘫痪之后遭遇了短暂的信仰危机，但随后又振作起来，在小说结尾，她奇迹般地站起身走起路来。说到这里，你就能明白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让皮克福德和导演格里菲斯等其他好莱坞名流感到震惊。格里菲斯称之为“有史以来银幕上最不道德的故事”，因为它是“由镀金的瞎话构成的错误哲学”。
但这不是瞎话。作为艺术，《波丽安娜》确实有些俗气；但是作为科学，快乐游戏一点也不坏。
好话的力量
如果你手头有一支笔或一个键盘，在阅读下一段之前，不妨先试着做一个练习：在20秒时间内，快速列出与情绪有关的词语。
除非你已经受到波丽安娜的影响，否则你的清单中很可能包含更多与坏情绪而非好情绪有关的词语。在芝加哥、墨西哥城和六个欧洲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总是列出更多诸如“愤怒”“害怕”这样的词，而不是像“快乐”这样的词。，一些学者在仔细研究各种语言的词典之后得出类似的结论：表示坏情绪的词要比表示好情绪的词多得多。语言中的这些负面偏差凭直觉便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坏”的力量更强大。人们更关注负面情绪，自然会以更多方式描述它们。但人们更常使用哪一类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直觉不太相符。
研究人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处于大萧条期间，联邦政府正想方设法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一些失业的学者受聘统计书籍和其他出版物的字数。他们发现，“好”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是“坏”的5倍，“较好”出现的频率是“较坏”的5倍。“爱”和“甜”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是“恨”和“酸”的7倍。提及幸福之处比提及不幸福之处多得多，比例高达15∶1。之后的研究人员对十几种其他语言进行了小规模研究，并发现了类似的正面偏差。心理学家杰里·鲍彻（jerryboucher）和查尔斯·e.奥斯古德（charlese.osgood）对上述证据进行调查之后，于1969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波丽安娜假说》（thepollyannahypothesis）的论文，该论文提出，世界各地的人都倾向于“更频繁、更多样、更轻松”地使用正面词语而非负面词语。
他们写道：“我们猜测，波丽安娜式的乐观倾向是普世人性”，但该假说直到大数据时代才得到验证。2012年，佛蒙特大学一个应用数学家小组发表了一份分析报告，对约30万首歌曲、《纽约时报》的200万篇文章、300万本图书和8亿条推文中的5000个最常用的英语单词进行了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尽管我们对负面事物更为敏感，但波丽安娜效应在所有媒体中均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充斥着恋人哀叹的歌曲中，正面词语与负面词语的比率也在2∶1左右。推文中的正向性比率接近3∶1，书籍和报纸文章中的正向性比率更是接近4∶1。
随后，佛蒙特大学的数学家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广泛的数据。他们与非营利机构mitrecorporation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一种名为“快乐计量仪”（hedonometer）的计算机算法，对涉及10种语言的文本中的情感内容进行衡量，这些文本包括图书、新闻报道、歌词、影视剧本、网站和社交媒体帖子。乐观倾向同样在每一种媒介和每一种语言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便像《白鲸》和《罪与罚》这样情感阴郁的小说，总体来看也是正面词语多于负面词语（尽管结尾部分肯定是令人沮丧的）。
既然波丽安娜假说已经得到证实并升级为波丽安娜原理，下一个问题便是为何会存在这种现象。
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非常简单，这就是“好”比“坏”更常见，所以我们有更多好事可聊。“快乐计量仪”的分析显示，就连擅长传播坏消息的报纸其实也相当积极，因为令人沮丧的全球时事报道总是被刊登体育赛事捷报、艺术成就、慈善捐献、奠基仪式、婚礼和授奖的其他版面盖过。我们在前文中指出，日记研究表明，好日子与坏日子之比一般为3∶1，因此生活中的好事多于坏事。
但日记研究还表明，坏日子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今天过得不好，明天会有较大可能也过得不好，但好日子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延续到下一天。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被问及生活中经历的好事和坏事时，他们会花较多时间思考坏事，用较长时间讲述坏事。新闻编辑知道，人们也会花更多时间阅读恐怖报道而非正能量的特写。因此，仅用好事发生的频率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为什么不断使用正面词语。正如鲍彻和奥斯古德在1969年提出波丽安娜假说时所推测的那样，鉴于我们对“坏”格外关注，似乎还有其他东西促使我们保持乐观态度。
他们问：“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答案当然不仅限于心理语言学本身，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这些结构得以维持的条件。如果人类群体的成员不断寻找、不断谈论生活中及邻里间的丑陋事物，很难想象这一群体能长久维系关系。”
突出积极方面有一些明显的社交益处。人们喜欢被恭维，爱听好话，并且认为乐观的人有魅力。研究人员发现，通过以数码方式修改照片中的面部表情，在面部添加微笑，能够让旁观者认为照片中的人更有吸引力、更慷慨、更健康、更友善。积极的语言也会带来同样的裨益。在第四章中，我们注意到评论家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做出给人以“冷酷但睿智”之感的负面评价，二是做出给人以“友善但乏味”之感的正面评价。表现友善通常是最好的社交策略，至少适用于专业批评家以外的人。
不论当面交谈还是网上交流，展现积极态度都会让你更显亲和，也能让听众更加振奋。研究人员通过追踪推特账号的热度发现，发送积极的推文能够比发送消极的推文吸引更多关注者。另一项研究表明，推特用户所发推文的基调往往取决于他们所见推文的内容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用户更渴望采用乐观的主题。虽然消极的推文吸引了更多的即时关注（它们会被更快地转发），但事实证明，积极的推文从长远来看更受欢迎，传播范围也更广泛。这些推文被转发的频率是消极推文的两倍，被点赞的频率是消极推文的五倍。备受媒体关注的推特大战并不是常态。有些人喜欢在网上争吵（主要是政治阶层，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群体），但大多数人更喜欢突出积极的一面。
当然，消极的推文或帖子比积极的推文或帖子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网站仍然很容易让人心烦。在各大主要平台中，youtube让人情绪低落的可能性最低，至少按照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的说法是这样。该学会通过调查少年和青年人等最重要用户，对各种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比较。这些用户在访问youtube一段时间之后报告了许多积极情绪，而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情绪。鉴于他们观看和相互分享的内容，这种现象很好理解：政治新闻或其他新闻数量较少，而音乐视频和电视秀占了大部分，以及其他流行内容，比如视频教程、漫画、搞笑表演、励志故事和家庭视频（包括许多可爱的动物）等。总体而言，youtube减轻了他们的焦虑感、抑郁感或孤独感。
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也产生了一些益处，使用户拥有更强的社群归属感和来自朋友的情感支持。但这些平台上的同侪压力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脸书、snapchat（色拉布）和instagram（照片墙）上展现他人美好生活和完美体形的照片，引发了嫉妒与忧虑混合的“错失恐惧”（fearofmissingout，fomo）以及对身体形象的焦虑。最容易引起身体形象焦虑的平台是instagram，原因显而易见：instagram已经成为营销平台，名流和模特在上面炫耀自己花大价钱塑造的身材，私人教练则会发布那些似乎住在健身房里的达人的照片激励你健身。一些研究人员报告说，这类图片让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但我们必须客观看待这些研究结果。
我们需要警惕“弗雷德里克·沃瑟姆效应”（fredricwerthameffect）。该效应得名于纽约的一位精神病医生，他的拙劣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曾引发对青少年阅读偏好的道德恐慌。他撰写的《引诱无辜》（seductionoftheinnocent）一书被《读者文摘》浓缩为一篇题为《漫画书——为违法犯罪提供蓝图》的文章。美国国会就此举行了多场听证会，各地还颁布了数十项地方性禁令。最终，漫画书恐惧被证明毫无根据，但研究人员和记者一直在重犯沃瑟姆的错误。他们仓促得出结论认为，年轻人正在被电视、摇滚乐、说唱、电子游戏等新的祸害腐蚀。如今，社交媒体也跻身祸害之列，人们指责社交媒体造成了种种危害，比如所谓“脸书抑郁”和“照片墙嫉妒”。
将社交媒体与孤独、焦虑和抑郁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但许多耸人听闻的结论建立在不甚可靠的相关性和实验之上。与此同时，一批严谨的研究得出了更多令人欣慰（但宣传报道也较少）的结果。研究人员报告称，社交媒体使用者实际上拥有比其他互联网使用者更紧密的人际关系，心理也更健康，社交活动的增加并没有加剧抑郁或导致更多其他心理和行为问题。一些用户确实会有负面情绪，但他们往往是那些已经被不安全感困扰的人。
毫无疑问，年轻人在网络世界面临同侪压力、敌意和排斥，但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一样得时刻面对这些问题。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弗格森（christopherferguson）在回顾与社交媒体有关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网络的危害被夸大了——年轻人仍然主要受线下同龄人和线下互动的影响。弗格森对有关体形的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发现社交媒体上的图片不会显著影响男性对自己身体的满意度，而只会对部分女性，也就是已经相当担心这个问题的女性产生微弱影响。
我们从中得出的教训是，不应当逃避社交媒体，而是应当明智地使用它。研究人员在分析网络社交规范和用户感受之后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在“积极但诚实地”展示自己的同时避免侮辱他人是一种责任。，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也确实是一种获取成功的策略。发布更多积极信息的人被认为更有吸引力，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因而感觉更快乐；而发布消极信息的人得到的鼓励则较少，最终可能感觉更糟。
因此，发布积极的内容，关注积极的人，访问积极的网站会带来益处。如果你缺乏安全感，不妨少花点时间看精心摆拍和修过的明星和模特照片，多花点时间看朋友和家人的照片。如果有一些朋友老是发让人产生“错失恐惧”的度假照片，你应该庆幸自己可以随时取消关注。要保持积极心态，不妨关注那些传播乐观情绪、斯文有礼的人，而不要关注愤怒或刻薄的人。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快乐的小天地。
大众媒体的那句老话“无流血，不头条”并不适用于社交媒体。人们阅读的内容与分享的内容之间有很大差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纽约时报》在6个月内通过电子邮件分享得最多的报道，结果发现负面报道被分享的可能性低于正面报道。人们禁不住要阅读有关丑闻和枪击事件的报道，这类报道通常位居浏览排行榜榜首，但人们更喜欢分享令人欢欣鼓舞（比如《惊喜的新来者爱上了这座城市》）或者激发敬畏之情的文章（比如关于宇宙结构的新理论）。
神经学家在一项测量社交热度的实验中探索了我们关注的东西与讨论的东西之间的差异。研究人员在受试者接触新观点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最令受试者兴奋的是激活与编码和检索记忆相关的脑区的观点。但后来引发最多讨论的并不是这些观点，而是激活大脑另一区域的观点，也就是与社会认知（对他人的认知）有关的区域。人们在决定传达哪些观点时，关注的不是最令个人感到兴奋的观点，而是最有可能吸引他人的观点。
当然，人们确实会讨论坏消息，但即便如此，他们随后也还是会进入乐观状态。“快乐计量仪”研究小组对全球逾1000亿条推文的分析表明，在恐怖袭击和其他坏消息发布之初，推特用户的反应会变得比较消极，但随后会出现反弹，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推特用户使用的正面词语也多于负面词语。
佛蒙特大学“快乐计量仪”团队负责人彼得·谢里丹·多兹（petersheridandods）表示：“新闻媒体上有可怕的报道，推特上也有可怕的帖子，但我们往往不会没完没了地谈论。语言是伟大的社会技术，我们在语言的帮助下渡过难关。语言能够为我们植入无意识的行为和思想，正面偏差似乎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正面偏差比我们使用的语言更为深入。它不仅仅是戴给别人看的快乐面具。心理学家还发现，我们回忆过去和看待当下的方式存在正面偏差，这是波丽安娜原理在内心的体现。我们追忆往昔，使今天的自己更加快乐。“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总是比“好”更强，但我们已经发明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快乐游戏来削弱“坏”的影响。
内心的波丽安娜
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心理学家一直寻找各种理由解释人为什么不快乐——而且也别奢望变快乐。心理学教科书中讨论快乐情绪的笔墨不多，却花费两倍的篇幅讨论不快乐的情绪，学术期刊中也有类似的负面偏差。心理学家强调事件的不良影响：童年记忆引发的终生神经症，创伤后压力的持久影响，衰老的破坏性影响，还有据称困扰所有人的死亡恐惧。
我们充其量是被困在“快乐水车”（hedonictreadmill）上不断踩踏，因为即使好事件也无法让我们永远振奋。1978年对彩票中奖者的一项著名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一开始，中彩会带来快乐，但这种快乐会慢慢消失。一年之后，研究人员再次询问彩票中奖者的感受，结果发现中大奖的人并不比他们的邻居更快乐，对未来的看法也不比邻居更乐观。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比另一组因事故而瘫痪的人更快乐。这一发现似乎表明，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被困在水车上。
“快乐水车”已成为心理学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有关彩票的研究也成为记者的最爱。记者援引这项研究来证明大众信仰的“彩票诅咒”，每当某个彩票大赢家离婚，陷入抑郁、贫困或死亡时，这个诅咒总会被重提一遍。但单凭这一项研究是得不出定论的。该研究仅涉及伊利诺伊州的22名彩票中奖者，而且没有实际衡量中头奖如何影响他们的幸福感。研究仅仅记录了他们在某个时间点的感受，通常是在中头奖后的一年之内，并将他们的感受与一些邻居的感受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自己也承认这些局限性，并呼吁开展进一步研究，追踪中奖者在中奖前后的感受。
针对英国彩票中奖者的几项研究使追踪研究最终得以完成。一些中奖者的心理幸福感在中奖后第一年略有下降，其中一些人在第一年倾向于更多地饮酒和吸烟，因为他们还不适应这种好运。但这些影响很快就缓解了，两年之后，中奖者的心理状况明显好于中奖之前。彩票诅咒到此为止。金钱确实买来了幸福——这对我们这些没有中过大奖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人未必会被困在“快乐水车”上，我们只需要想些别的办法振奋心情就可以了。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唤醒内心的波丽安娜来实现这一点。
研究人员正在修正有关心理创伤的传统思想。相关思想是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被诊断出患有“炮弹休克”这种新型疾病后出现的，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越战综合征”，并最终被冠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更为广义的名称。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严重，也是负面效应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与好事件不同，有些坏事件对人的影响会持续好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一个具有持久影响的坏事件，比如一场让人无法再使用胳膊或腿的事故，可能会永久降低一个人的幸福程度。这一发现是对“快乐水车”理论的又一次打击。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们也注意到其他一些现象。虽然许多人（据估计至少有一半的人）在生命中某个时候经历过创伤性事件，但大多数人并未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五分之四的受害者事后并未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从长期来看，他们往往会变得更坚强。他们没有留下永久的伤疤，而是经历了创伤后成长。“创伤后成长”是理查德·特德斯基（richardtedeschi）和劳伦斯·卡尔霍恩（lawrencecalhoun）这两位心理学家引入的一个术语，并不像创伤后应激障碍那样广为人知，毕竟“好”永远不会像“坏”那样有新闻价值，但创伤后成长却比创伤后应激障碍常见得多。研究发现，超过60%（有时甚至是90%）的创伤受害者经历了创伤后成长，包括那些最初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
这种成长并不是创伤的结果，创伤本质上是糟糕的，并且会产生有害后果。就连《波丽安娜》的作者也无法为降临在女主人公身上的瘫痪命运想象出一线希望。波丽安娜绝望地问道：“如果我不能走路，我怎么可能为任何事情高兴呢？”但没过不久，当镇上的人纷纷来到她姨妈家，告诉她生活如何因她而改变时，波丽安娜又开始玩快乐游戏了。她回想起自己做过的好事，露出开心的笑容，她说：“不管怎么说，我可以为自己曾经拥有双腿而高兴。”尽管玛丽·皮克福德觉得波丽安娜的反应令人恶心，但这些反应与心理学家今天用来描述创伤后成长状况的清单恰好吻合：对生活的领悟增加，与他人的关系加深，形成了新视角，确定了新的优先事项，人格力量增强。成长不是来自创伤，而是来自应对创伤的方式，人们以积极方式应对创伤，从而变得更善良、更坚强、更关注生活中的乐趣。
这些人运用一系列防御手段抑制负面偏差，而这些手段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尽管一件坏事会比一件好事引发更强烈的即时反应，但负面情绪通常比正面情绪消退得快。这种“情感消退偏差”（fadingaffectbias）并不是普遍现象，抑郁症患者的不良情绪会持续较长时间，但在追踪人们情绪的实验中，情感消退偏差被反复观察到。首先，受试者来到实验室描述他们对最近发生事件的感受，之后，他们会再回到实验室回忆相同的事件。到那时，他们所有的情绪都减弱了，但负面情绪比正面情绪消退得更多，那些花最多时间与他人讨论坏事的人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第一章所述，当人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负面效应对判断的扭曲最强。当“坏”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则不会那么容易反应过度。因此，你可以同别人谈论你的问题，你谈论得越多，就越容易变换角度思考，从而有助于缓解焦虑。
不管你能否得到外界的帮助，大脑内部都有一些机制可以减轻“坏”的刺激。我们早些时候讨论了其中几种机制：罹患乳腺癌的女性抱有“积极错觉”（她们会形成过于乐观但有所助益的期望），婚姻幸福的配偶在评价伴侣时则倾向于抑制大脑的批判功能。人们也会创建对过去的积极错觉。研究人员常说，我们喜欢透过玫瑰色的眼镜回望过去，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不愉快的记忆似乎比年轻人要少。这并不符合逻辑，因为活得更久的人显然经历了更多坏事，但研究人员却反复观察到这种现象。例如，当婴儿和学步儿童的父母被问及是否后悔生孩子时，许多人会很快说是。但当子女已成年的父母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他们更有可能说不，他们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