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想法触发了一种基本的恐惧感或威胁感，人就可能做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反应。前额叶皮质也能处理较为乐观的想法，但不会产生如此强烈或迅速的影响，因为“坏”主宰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大脑仅在有意识寻找“好”的时候才对好人做出反应，但从来不会停止对坏人做出反应。
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felixbaumgartner）渴望从距离地面24英里高的气球舱体中一跃而下。在这之前，他已是粉丝眼中大名鼎鼎的“无畏费利克斯”。他曾从世界上最高的两幢建筑上跳下；曾穿戴碳纤维滑翔翼飞越英吉利海峡；也曾站在克罗地亚一个深达600英尺的洞穴边缘，一头扎进黑色虚空，随后又一如既往地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面对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流层超音速跳跃，他并不发怵，至少一开始没有。他兴奋地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韦沙漠，在航空航天专家的指导下训练。训练场附近便是最早将超音速飞行变为现实的空军基地。费利克斯在谈及他所面临的风险时，冷静地列举了任务执行期间种种可能的死法。这个轻软的大气球占地40英亩，由塑料制成，比干洗袋还要薄，可能会在上升过程中被地面风摧毁，导致他还没打开降落伞就坠地而亡。如果他的航天服在12万英尺（约3.6万米）高空的稀薄空气中失去压力，他的血液就会开始沸腾。但还有比这更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他的身体可能在下降时失控。当他加速到时速700英里（约1120千米）以上时，他身体的一部分将突破音障，而其余部分仍将处于亚音速状态，这可能会造成湍流，导致致命的“红视”，即身体快速旋转，快到血液从眼睛里喷出。
一天下午，费利克斯在训练时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身体进入超音速状态时会发生什么。”不过他还是认为：“我确实害怕。但我已经学会控制我的恐惧，使恐惧不致妨碍我。”41岁的奥地利人费利克斯在他的伞兵和职业冒险生涯中已经从高处往下跳过2500多次，但这一次，他必须应对新的挑战：量身定制的航天服和头盔。在地面训练中穿戴这些装备时，他感到与世隔绝，因为他感觉不到外面的空气，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自己的呼吸。有那么一些时刻，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迫切想要脱身，但他还是保持着信心。
他说：“这是心理问题，我不担心，因为我很擅长给自己做心理辅导，直面挑战并加倍努力。”
当天晚些时候，费利克斯进入风洞进行了第一次飞行测试，他的出色表现似乎证明他完全有理由自信。笨重的增压服和头盔让他的任何动作都显得非常笨拙，他摇摇晃晃地进入风洞，看起来就像得了关节炎的无敌浩克，但气流一旦将他抬离地面，他就熟练地摆出正确的下落姿势，头朝下呈45度角。他和工程小组都感到欢欣鼓舞，每个人似乎都清楚地看到他具备宇航员所需的关键素质。接下来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了，也就是把费利克斯和他的加压太空舱放入得克萨斯州一个空军基地的高空舱，模拟升入空气稀薄而寒冷的平流层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持续5个小时。
在动身前往得克萨斯的前夜，费利克斯在洛杉矶的公寓里收拾好了行李，但那天晚上他睡不着。他一直在想：5个小时。在航天服和头盔内禁闭那么久，能不能受得了？天亮时他得出了答案：不可能。早晨6点，他订了一张返回奥地利的机票，然后去了洛杉矶机场。他在机场给指导该项目的航空航天工程师阿特·汤普森（artthompson）打了个电话。
他说：“阿特，对不起，这件事我办不到。”汤普森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随后试着安抚他。
汤普森告诉他：“不要动，我现在去机场。”
费利克斯说：“不，我做不到。”
这时，他已经坐在机场的地上哭泣起来。他的赞助商是红牛饮料公司，已经为这个项目投下不计其数的金钱，聘请了几十名工程师、生理学家和技术员奋战了三年。他辜负了所有人。他的冒险生涯到此为止。
“无畏费利克斯”终于在“坏”的力量之下屈服了。他并不害怕有朝一日进入太空，从24英里的高空跳下，但今天他却害怕到不敢穿着航天服在地面上安全的环境中坐上5个小时。在这些年的训练中，他成功地将恐惧隐藏起来，但恐惧一直在暗中滋长。一开始，他只是在穿上航天服、戴上头盔几分钟后感到轻微的不适。接下来，他不等戴头盔就早早开始感到恐惧。在他从洛杉矶的公寓开车前往训练场的路上，当他看到盖蒂博物馆，知道自己距沙漠中的训练场只有一个小时路程时，他会紧张起来。当他到达兰开斯特郊区，看到意味着只剩15分钟车程的帕姆代尔湖时，又会升起一阵焦虑。他开始把这个湖想象为死囚牢房的入口。
等到他走进大楼穿航天服的时候，最微小的东西都会刺激到他。更衣室里的氖灯太亮了。他受不了头盔上橡胶封条的气味。他让每个人都相信他拥有完成高难度任务所需的素质，但他装不下去了。他宁可忍受临阵脱逃带来的耻辱，也不愿被囚禁在那件航天服内。
为什么胆怯占据了上风？他刚穿起航天服训练时宣称的自信去哪儿了？费利克斯说不明白，但他在之前的谈话中说对了一件事：这是心理问题。
胆怯的大脑
大脑为保护身体而进化。大脑构建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增加新结构而非替换旧结构，从而创造出应对新危险的新系统。神经学家已经辨明三种主要的威胁预警系统。从进化角度而言，最古老，也最简单的系统是基底神经节系统。这些神经元簇已经在低等爬行动物身上启用并发挥作用。它们很可能是以自动的、“硬连线”的方式运行，仅检测标准类型的威胁并拉响警报，而这足以让动物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鳄鱼可不会通过召开委员会会议、制订应急计划或与对方谈判来应对威胁。
在进化过程中的稍晚阶段出现了另一种威胁警报系统，该系统通常被称为边缘系统，其中包括杏仁核。杏仁核是位于大脑中部的结构，体积小，但影响力大，会在生物体面对威胁、危险和问题时触发情绪反应。杏仁核并没有取代基底神经节，而是与基底神经节共同运作，使生物体的理解能力进一步提高，并做出更加灵活的反应。
这些系统是在语言形成之前很久进化而成的，即使在我们并未有意识地觉察到威胁时也会做出反应。神经学家发现，一张充满敌意的面孔会先在对方大脑的杏仁核触发反应，之后才会引起大脑其他区域的反应。基底神经节很可能以一种先于情绪反应的方式运作，并在进化中形成过度反应。这种反应通常会让动物在本可安全待在原地的情况下逃跑，但这种错误的代价远远低于被捕食者捕获的代价。对如今生活在城郊的我们而言，住所周围并没有许多致命威胁，但大脑中的古老区域仍然以相同方式做出反应：寻求安全总好过追悔莫及。
在进化过程中的晚期阶段，第三种警报系统在前额叶皮质中形成了。“前”是指该区域在大脑中的位置，它位于额叶前部，因此从进化角度看应该是相当新的东西。人类的前额叶皮质远比其他物种发达。前额叶皮质参与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爬行动物无法做到）的各种活动，譬如逻辑推理、有意识思维和执行控制。它可以评估事件的象征意义，包括用语言思考。因此，前额叶皮质比基底神经节系统或边缘系统更加灵活、更加专业，同时它还可以激活那些较老的系统。如果一个想法（比如，那个湖意味着再过15分钟我就得穿航天服了）触发了一种基本的恐惧感或威胁感，人就可能做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反应。前额叶皮质也能够处理较为乐观的想法（比如，这套航天服将帮助我创造一项世界纪录），但不会产生如此强烈或快速的影响，因为“坏”主宰整个大脑和神经系统。
当你观察身边世界时，你的注意力会自然而然地被威胁吸引。年仅8个月的婴儿会更快地转头看蛇的图片，而不是青蛙的图片，看悲伤的脸，而不是开心的脸。当5岁的幼儿观察一组面孔时，他们会更快识别悲伤的面孔，而不是开心的面孔，他们识别恐惧表情或愤怒表情的速度甚至更快。当成年人戴上向两只眼睛显示不同图像的眼镜时（一种被称为“双眼竞争”的实验方法），大脑会用更长时间专注引起恐惧或厌恶的图像。在一次双眼竞争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张学生的照片。看照片之前，研究人员先散布了一些关于这名学生的八卦，比如他帮一位老妇人搬杂货，或者他向同学扔了一把椅子。随后，他们向一只眼睛显示学生的照片，向另一只眼睛显示一座房子的照片，测量大脑在图像之间来回切换时聚焦于每一张图像的时间。当这名学生被描述为扔椅子的人时，大脑关注他面孔的时间比他被描述为好心人时要长得多。大脑真的对善视而不见。
神经系统的这种偏差在斯特鲁普测试中亦有体现。斯特鲁普测试是研究大脑自动程序的经典方法，研究人员在测试中给受试者看单词，并要求他们辨识字母的颜色。快速作答的诀窍是忽略词语的意思，而仅关注颜色，但对某些单词来说较难做到。如果你看到用红色字母拼写的“green”（绿色）一词，你就得先推翻大脑对词语含义的自动诠释，所以要用更长时间才能给出“红色”这一答案。当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表示负面特质的词语时，也会发生同样的延迟。受试者对“不诚实”等词语的反应时间要比对“友好”等词语的反应时间长，因为大脑自动对坏的特质投入较多关注，而对好的特质关注较少。这种偏差也会影响人的记忆。当受试者事后被要求回忆尽可能多的词语时，他们记住“不诚实”等词语的可能性是记住“友好”等词语的两倍。
负面偏差甚至延伸到通过脊椎传递的简单神经信号，这些神经信号控制着反射功能，比如当手接触锋利或灼热物体时的缩手反射。缩手反射是人类和动物的原始反射，与促使生物向前移动的伸肌反射同时进化。但缩手反射比伸肌反射强得多，而且不易受到干扰。杏仁核中也存在类似的失衡。杏仁核是大脑中控制情绪的古老区域，参与一些基本程序，比如想要某些东西（在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将其与“本我”这一欲望和冲动之源联系在一起）。杏仁核在人做评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某种东西被认为是好还是坏取决于人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食物显得又好看又美味，因为它能满足你的欲望。杏仁核参与无意识处理进程，但也会受到有意识的指令和目标影响，因此，杏仁核的反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调节。
为检测杏仁核的灵活性，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名人的照片，同时测量受试者杏仁核的活动。当受试者被要求寻找正面图片时，杏仁核在受试者看到喜欢的影星或特蕾莎修女时较为活跃，而在看到恶棍时则活动较少。反之，当受试者被要求寻找负面图片时，杏仁核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图片反应更强烈。因此，杏仁核的情绪反应可以通过有意识思维和实验者的指示来调节。但“坏”的力量仍然显而易见。人在寻找坏的事物时，处理正面信息的活动会减少，这表明大脑相当擅长抑制不相干的好消息。但大脑并不擅长抑制不相干的坏消息。大脑仅在有意识寻找“好”的时候才对好人做出反应，但从来不会停止对坏人做出反应。
即使你的处境顺风顺水，杏仁核也会不断寻找光明背后的阴云。实验人员发现，当受试者做出一系列事关赢钱或赔钱的选择时，不管已经赢了多少钱，杏仁核都会对潜在损失保持警惕。即便有人做对了所有赢钱选择，杏仁核也会继续对没有实现的威胁做出反应。有些人对潜在危险或威胁非常敏感，他们的大脑对危险返回的每一点蛛丝马迹不断拉响警报，即使这些危险从未发生过。正常模式应该是，大脑通过一种被称为“消除”（extinction）的程序停止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做出反应，但这种逐渐消失的过程很难驾驭，因为难以分辨所避免的是真正的威胁还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你担心早饭不吃甜甜圈地球就会爆炸，最后你会吃下很多甜甜圈。到目前为止，吃甜甜圈确实是有效的，不是吗？
这种特定的恐惧可能是无害的，除非你正在努力减肥，还有一些时候，对威胁抱有本能的恐惧无疑有所助益。研究人员在让杏仁核部分受损的人做一系列选择时发现，杏仁核的负面偏差极强，即使在大脑受到物理损伤之后仍然具有部分保护功能。这些选择有时以损失形式呈现：你愿意支付25美分罚金，还是愿意在输赢概率各半的情况下打赌（赌赢了不会损失一分钱，但赌输了会损失1美元）？支付25美分比打赌明智，因为从长期来看，打赌的平均花费为50美分。还有，你愿意支付25美分，还是愿意在有10%的概率损失1美元的情况下打赌？这时的正确选择是打赌。即使杏仁核受损，人们一般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将损失降至最低。但当选择以正面形式呈现时（你更愿意拿到25美分的报酬，还是靠打赌赢1美元），这些人就变成了可怕的赌徒。他们选择了机会渺茫的投注，放弃了稳妥的赚钱机会。大脑处理好事的能力太弱了，杏仁核稍有损伤便破坏了这种能力。只有“坏”的力量才强大到足以生存下来。
大脑的负面偏差对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那些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是有益的，但对他来说却没有任何好处，他一看到“死囚湖”，一闻到头盔上橡胶封条的味道，就会心跳加速。负面偏差在触发他自主神经系统的战逃反应。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着心率、消化、排汗、性反应和排尿等基本功能，该系统的运作大多是无意识的，从而解放了有意识的思维，使之专注于更有新意、更重大的事情，比如写诗、看电影或者做人生抉择。但即使在人进行有意识的思维活动时，自主神经系统也会从旁协助，比如根据光线强弱调节你的瞳孔。该系统负责管理身体的能量水平，科学家称之为“唤醒”（不要与性兴奋混为一谈，尽管肯定有一些交集）。费利克斯一旦被唤醒，他的肾上腺就会通过血流输送压力激素；他的心跳加快，呼吸变得短促，出汗增加；他的消化系统放慢速度，为他的肌肉释放能量，但也让他的五脏六腑产生了紧张感，进而加剧了他的恐慌。
自主神经系统既能被坏事唤醒，又能被好事唤醒，但研究人员发现，“坏”的威力照旧比“好”强大。人在应对坏事时，呼吸会变得特别急促，瞳孔会放大，而瞳孔放大是另一种唤醒迹象。受试者被要求猜测两张扑克牌中哪一张更大时，错误的猜测会比正确的猜测更易引起瞳孔放大。面对金钱得失时，人们更易被潜在损失，而非潜在收益唤醒，即使在人们并未意识到恐惧时，这种偏差也非常明显。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在高额投注和小额投注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们并未表现出任何有意识的偏好：受试者的前额叶皮质想必意识到这两种投注方式的输赢概率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相当平均地分配了投注方式。但当受试者选择高额投注并承担较大损失风险时，他们的心跳更快，瞳孔也放得更大。
要完成平流层跳伞的壮举，费利克斯必须驾驭他的本能恐惧，控制他的杏仁核，并遏制自主神经系统的战逃反应。他原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做到，但事实上，他需要一个了解人类思维的人助他一臂之力。
正向思维大师
三个月之后，在机场含泪拨打电话的费利克斯又回来了，他要重新面对航天服，还要面对团队的质疑。费利克斯的训练师是美国空军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老将，做过许多类似的项目。这些项目能立即筛出任何抱有这种恐惧的人，是有志成为飞行员或宇航员的申请者接受的首轮考验之一。有时候，测试员会在申请者穿上加压航天服并戴上头盔之后离开房间，而不做任何解释，也不说什么时候回来。航天服的冷却系统将被关闭，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航天服会越来越热，越来越幽闭。测试员通过隐藏的摄像头观察，把考生在那儿留上至少一个小时，或者直到考生开始抓狂。
另一项测试是把候选人放在小而黑暗的箱子里，让他在那里蜷缩24小时。费利克斯的教练中有一位名叫乔·基廷格（joekittinger）的老大爷，在20世纪50年代的箱子测试中睡得很安稳，但他的许多空军战友没能通过测试。
他说：“这一关你要么永远过不了，要么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基廷格从没听说过有谁能克服这种恐惧，项目主管阿特·汤普森也没听说过。当费利克斯问汤普森空军和航天局为出现幽闭恐惧症的飞行员和宇航员提供过什么样的培训时，汤普森回答说：“他们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直接淘汰，再找一个人。”这就是必要素质的关键之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在费利克斯返回兰开斯特的当天，汤普森及其团队开会讨论了他们的关切。这次会议没有邀请费利克斯参加，他在门外等待，而里面的人在考虑让他继续下去的风险。会议结束时，有人向费利克斯传达了判决：团队对他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他并没有为进入平流层做好准备，并怀疑他永远无法做好准备。轮到费利克斯与团队见面时，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他发现自己独自坐在一侧，其他人都坐在房间另一侧。费利克斯既尴尬又愤怒。在25年的跳伞和定点跳伞生涯中，他一直不负众望，但现在没有人再相信他了。他只暴露了一次弱点，团队就同他划清了界限。
当他与被请来帮他解决问题的临床心理学家迈克尔·热尔韦（michaelgervais）坐在一起时，他并没有感觉好多少。热尔韦的专长是“高风险环境”。他曾为重量级拳击手、海军战斗机飞行员、职业曲棍球手和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做过咨询。他们第一次会面时，热尔韦指着一把空椅子，让费利克斯想象他儿子（费利克斯并没有儿子）坐在那儿。费利克斯会如何向这个想象中的儿子解释情况呢？
费利克斯觉得很荒唐：居然要跟一把空椅子对话，但他还是说起话来。这个练习的关键是要让他正确看待自己的问题，从眼前的危机中后退一步，向他在乎的人解释问题的全貌，即使这只是假想中的人。热尔韦想看看这项任务与费利克斯的人生观的契合之处。这项任务对他究竟有多重要？经历这种痛苦值得吗？热尔韦在与运动员和战斗机飞行员交流时发现，他们愿在恐惧中坚持不懈，承受巨大风险，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不去尝试的痛苦。他们宁愿骨折或死亡，也不愿为错失机遇抱憾终身。等到费利克斯与他想象中的儿子谈完，热尔韦确信费利克斯抱有坚定的意愿，他向费利克斯承诺，他会为他指路。
热尔韦想让他运用一套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策略，这套策略被称为“最小化”策略，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谢利·泰勒（shelleytaylor）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当时泰勒已因研究罹患晚期乳腺癌的女性如何形成“积极错觉”而出名。“积极错觉”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信念，但能够极其有效地帮助这些女性与病魔斗争。通过建立一些错觉，譬如接纳防止癌症复发的迷信观念，创造了对事件的驾驭感。例如，一名妇女说服自己可以通过食用大量芦笋泥防止癌症复发，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她受不了芦笋泥的味道。另一种心理策略是将自己与处境更糟的妇女进行比较，以便重构自己的处境。例如，切除一侧乳房的人通常将自己与切除两侧乳房的人进行比较，而不是与仅切除肿块的人进行比较。
泰勒后来建立的理论认为，坏事件引起的反应与好事件不一样。坏事件会引起两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截然相反的反应，也就是“动员”和“最小化”。动员让人切换到高速挡（快醒醒，处理这个问题），激发前文提及的无意识生理反应，并让人有意识地努力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更加仔细的分析。泰勒注意到，动员的表现可能会因性别而不同。男性通常运用经典的战逃反应，变得咄咄逼人或者在社交上退缩，而女性的反应通常是向孩子和其他亲人倾注更多爱意，泰勒将这种反应称为“照料和结盟”（tend-and-befriend）。
动员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但无限期注入肾上腺素、皮质醇和其他应激激素是没有意义的。一旦电击消退，就会自动产生最小化反应，大脑会释放内啡肽、血清素和催产素来产生良好感觉。初学跳伞的人在跳出飞机时会经历一段恐怖时刻，但他们落地时通常欣喜若狂。一部恐怖电影越恐怖，观众就越喜欢，因为他们看完电影会感到快乐和放松。
好在这种最小化效应不会从反向发挥作用，这一点电影行业应该感到庆幸：人们看完一部喜剧之后，并不会带着满心焦虑、仇恨或沮丧离开影院。身体不需要进化出把好事最小化的机制。在快乐中晕晕乎乎地度过一生并不是很好的进化策略，这样你就看不见朝你走来的狮子，但屈服于永恒的幸福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好事件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很快就会消失。只有坏事件才必须被最小化，好让你不致被“坏”的威力击垮。
除了给自己注入让人愉快的激素外，你还可以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策略来最小化“坏”。弗洛伊德将这种技巧称作防御机制，而这一思想比弗洛伊德的大多数其他理论更经得起推敲。心理学家已经积累了实验证据，证明人们确实是通过使用置换（责备孩子，但其实是生配偶或老板的气）或投射（你才是抱有敌意的人，不是我）等防御机制处理不良情绪。我们非常善于让自己相信，我们的错误和失败应该归咎于别人。这种自我欺骗可能是破坏性的，但泰勒在与乳腺癌搏斗的女性身上观察到，积极错觉对于克服“坏”的力量非常有用。
为帮助费利克斯将不良情绪降到最低，热尔韦首先让他想象这样一种情况：他在航天服里面，无法动弹，所以没有办法逃脱。这样会发生什么呢？费利克斯认为自己会恐慌到心脏病发作。
热尔韦说：“你不会因恐慌而死。”航天服不会对他产生致死的威力。威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而克服威胁的方式是找出所有触发因素，记录从洛杉矶的公寓到兰开斯特的更衣室这一路上焦虑情绪的积聚情况。热尔韦对大脑制造恐惧的力量非常感兴趣。他认为制造恐惧是人类讲故事能力的一部分，并猜想这种能力形成于原始人在稀树草原的火堆边围坐的时代。
有人会给这群人讲一个可怕的故事，细节栩栩如生：蛇的咝咝声，敌方部族战斗时的呐喊，持长矛冲锋的人圆睁的眼睛。这些让听众听得浑身战栗。他们面前只有火，但脑海中的画面逼真到让他们的身体做出了反应。这就是费利克斯开车去兰开斯特的路上对自己做的事情，他给自己讲故事，导致他的身体对更衣室做出了反应，就好像那是一个刑讯室。
热尔韦为费利克斯的旅程提供了新的心理意象：一列失控的火车。在洛杉矶，费利克斯一旦开始担心这件航天服，他便乘上了一列负面想法之车。当他开车经过盖蒂博物馆和“死囚湖”，当他看到更衣室里的氖灯，闻见头盔里橡胶封条的气味，听到面罩咔嚓合起的声音时，火车正加速驶向灾难。热尔韦让费利克斯画一张路线草图，在草图上画了一列火车，并在他想象自己经过沿途各站点的过程中监测心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