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推翻“四比一定律”，因为一件坏事让我们产生的本能反应比好几件好事还要大，但我们没有必要凭这些直觉来做长远判断。不管是应对个人挫折还是思考世界局势，都不要把一星半点的不对劲诠释为在劫难逃的征兆。不管新闻报道以多么悲惨的事件为主线，在大多数日子里，好事与坏事的比例都远大于4∶1。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处境在改善。也正因为如此，当你情绪失控，对坏事反应过度时，往往会把情况弄得更糟。

贪恋安全的瘾君子

在各种形式的成瘾现象中，代价最高昂却最不受重视的是对安全的瘾。我们一心关注坏事，不断地回忆它们、想象它们、避免它们，以至让恐惧操纵我们的生活，变得谨小慎微。我们一心想避免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结果忽略了更多不易察觉的陷阱。于是，我们会错过个人生活中获得幸福和成功的机会，我们会为追求安全而采取适得其反的公共政策。

不妨思考一下美国公众和政府应对2001年9月11日劫机事件的方式。直到那天早晨，遭遇劫机时的最佳策略还是让劫机者控制飞机，因为人们假定劫机者希望飞机安全降落，而不是与其他所有人同归于尽。这种大错特错的假设造成了一个漏洞，使劫机者得以让三架飞机撞向目标建筑。但第四架飞机未能得逞，因为劫机者被乘客制服了，这些乘客得知了早些时候的袭击事件，并迅速意识到必须用新的方式应对这种伎俩，也就是不要让劫机者操纵飞机。

从那一刻起，恐怖分子就无法再指望这种劫机策略能够奏效了。即使乘客不愿干预，飞行员也只须把驾驶室锁上，不理会劫机者的要求即可。9月11日那天的好消息是，这种针对航空业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成为过去时。

但坏消息造成的恐惧主宰了每个人的判断。由于害怕再度发生劫机事件，当局出台了一项要求所有航班停飞两天的禁令，从而让恐怖分子取得了又一个宣传上的胜利，并对经济造成比恐怖袭击本身更大的干扰。航班恢复后，乘客被禁止携带指甲刀和剪刀登机，就好像有谁能用这些东西再劫持一架飞机似的。美国国会急于保护飞机旅客，创建了一个名为“美国运输安全局”的臃肿官僚机构来筛查乘客，该机构日后因低效和无能而臭名昭著，在此后的10年里挥霍了逾500亿美元。运输安全局被倍感失望的旅客称作“thousandsstandingaround”（几千个闲人），在探查旅行箱内炸弹等真正威胁的能力测试中屡屡失手。该机构的愚蠢行径从一开始就被航空安全专家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专家们警告国会，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远不如以色列等国家使用的非中央集权机构效率高。

但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恐慌到无法采取理性行动，美国人也是一样。第二年，数百万美国人避免乘坐飞机旅行，而是选择开车前往目的地，进而造成被戏称为“9·11第二幕”的现象。由于开车比乘飞机风险高，据估计，这种不坐飞机转而开汽车的趋势导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增加了1600人。

即使在风险比劫机低得多的情况下，即使对那些本应做出明智决定的人而言，安全成瘾也是一大问题。任何高尔夫球手都知道，在球洞中击入一个小鸟球（击球杆数比标准杆数少一杆）完全可以弥补在另一球洞中击入柏忌球（击球杆数比标准杆数多一杆）的遗憾。但在比赛中，就连最出色的职业球手也表现得好像他们不信这个道理似的。他们认为避免柏忌球比打出小鸟球更为重要。老虎伍兹曾解释说：“我从不希望某一杆失手，考虑到一杆失手与打出小鸟球之间的心理差异，我认为打平标准杆更重要。”但经济学家德温·波普（devinpope）和莫里斯·施魏策尔（mauriceschweitzer）在分析老虎伍兹等职业球手数百万次推球数据之后发现，由于球手屈从于“坏”的力量，结果只能得到较差的分数，赢得较少的奖金。

当这些职业球手有机会打小鸟球时，他们会采用与标准杆不同的方式推球。但他们不是尽力推球入洞，而是会减弱击球力度，使球有更大可能停在快到球洞的地方，确保自己之后能轻松打出平标准杆，而不去冒推球过远的风险，免得到头来需要多推两杆，打出可怕的柏忌球。这种策略确实能够帮助球手避免柏忌球，但更多时候是导致他们与小鸟球失之交臂。因此，与以精准力度推小鸟球的情况相比，球手到联赛结束时的杆数一般会多出一杆。经济学家估计，这种对柏忌球的恐惧导致顶尖职业球手在整个赛季平均损失逾60万美元奖金。

美国职业橄榄球教练是更加极端的安全成瘾者。他们不断研究成绩数据，从中寻找一切微弱的优势，寻找一切能够提高得分、证明他们对得起数百万美元薪水的战术。但当他们面对四档短码数抉择时，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犯下相同的低级错误。在第四档进攻时，他们可能只需要推进一两码就能保住球权，却习惯性地选择弃踢，把球踢给对方，以使自己的场上位置能推进四十码左右。

在过去那种得分较低的时代，这种取舍是有价值的，当时防守占主导地位，球队很难向前推进。但在今天的橄榄球赛中，保持这种传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以传球驱动的进攻占主导地位，球队可以迅速推进。分析人士在研究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数千场比赛的数据之后屡屡得出结论：在四档短码数的情况下弃踢是不明智的策略，除非球队被困在己方阵地深处，因为争取保住球权并继续得分更有价值，而改善防守位置的价值要小得多。

网络杂志《石板》（slate）的“周二早晨四分卫”专栏作家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easterbrook）通过计算得出，如果一支普通的国家橄榄球联盟球队能够抓住更多四档强攻机会，每一赛季将多赢得一场比赛——这通常可以决定球队是进季后赛还是被淘汰。他建议球队在四档短码数的情况下强攻，除非球队处于己方的二十码线之内。《纽约时报》upshot栏目的数据分析人员认为，当一支球队只需要推进一码时，只要位置处在己方八码线之外，都应该去争取。上述建议听起来可能有些鲁莽，但在这些四档短码数的情况下，球队的胜算概率很大：成功与失败的比率有望达到2∶1。

但如前文所述，2∶1的比率通常不足以克服负面偏差。教练知道，如果强攻成功，他能获得些许赞誉，但强攻多半不会成为令人反复回味的精彩片段。如果强攻失败，对手继续得分，则会产生严重影响。体育评论员会谴责他鲁莽，并警告说这种“失势”可能成为比赛的转折点。如果球队最终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落败，第四档强攻尝试的失败将被斥为输球的主要原因，并在之后的电视节目中无休止地回放。

因此，只有勇敢的教练才会采用这种聪明的打法，只有比尔·贝里奇克（billbelichick）那种敢于打破常规、不怕丢掉工作的教练才敢这样做。贝里奇克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教练，以在超级碗总决赛中战绩辉煌和善用战略而著称。但就连贝里奇克也只是偶尔尝试四档短码数强攻，而且当尝试失败时，他的声望并不能使他免遭体育评论员和球迷的谴责。其他一些教练在看过统计数据后表示，他们打算在第四档进攻时承担更多风险，但当这一时刻到来时却很难付诸实施。

教练会告诉自己这样做胜算概率较大，但他的脑海中会回放以往赛事的片段，使他更容易想象失败场景而非成功场景。因此，和那些抛硬币实验一样，教练的直觉高估了失败的可能性。即使教练在比赛开始时下定决心采用符合统计规律的明智战术，等那一刻到来时，他也会变得犹豫不决。他会为追求稳妥找借口，告诉自己统计数据不适用于当下情形，因为另一支球队的防守太强，或者他的一名锋线队员受伤了，抑或他的跑卫状态不佳。于是他会忽略统计数据，决定弃踢，然后松一口气。不管怎样，没有人会责备他行事谨慎。“坏”的力量已经占据上风。

不过，有一位橄榄球教练想出了克服问题的办法，他的策略在球场之外的领域也一样富有价值。

勇往直前

当我们问橄榄球教练凯文·凯利（kevinkelley）是如何做到从不弃踢时，他给出的第一个解释是他的阅读习惯。他读橄榄球方面的专业书籍的时间还不如读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专业书籍的时间多。他熟知损失厌恶原理。

他意识到，“坏”的力量会让所有人失去理性，包括他自己。在他跟我们说话之前，他刚刚试图把充电线插到手机上，第一次插的时候，他把充电线插倒了。他说：“感觉好像每次都会插倒，我知道插对与插错的概率肯定是一半对一半，但我总觉得自己90%的时间都会插错。我们居然总是想得这么消极，真让人吃惊。”

为在工作中克服这种偏差，凯利训练自己转换角度思考。这并非易事，但凯利在成为阿肯色州小石城普拉斯基学院的教练之后认定必须要这样做。他要把这支高中校队从弱队改造成有实力的竞争者，可是，他得同规模更大、有更多人才的学校展开竞争，这一劣势根本无法消除。但他认为自己具有超越竞争对手的心理优势：“只要我认准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我就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愿意尝试一些非传统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会招致批评和嘲笑。

凯利在赛季开始之前研究了橄榄球赛的统计数据，并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聚焦于一支球队选择强攻第四档时可能发生的好事。他的这种策略已在心理学家开展的一些抛硬币实验中得到检验。如前文所述，人们之所以在抛硬币时非理性地低估押注成功的概率，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花了更多时间考虑损失的可能，而不是获利的希望。当研究人员敦促人们花同样多的时间思考获利的可能时，他们在随后的投注中会变得更加理性。凯利通过思考坚持四档强攻会拿到多少额外得分，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从道理上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凯利知道，比赛期间他很容易受到本能的恐惧影响，从而选择弃踢。

他解释说：“我想尽可能把决定放在比赛之前做，那会儿情绪还没有战胜理智。如果只看眼前，在第四档进攻时采取稳妥战术是有意义的。如果失败了，球迷不会发狂，你也不需要面对媒体的质问。但你需要放眼全局，从长远来看得分。”

于是，凯利给自己制定了一条简单的规则：不能弃踢。他的规则只允许在几种非常具体的情况下破例，比如在上半场仅剩最后几秒，球队接近己方得分线，以及即使获得新的第一档进攻机会也没时间得分的情况下。在凯利执教的第一个赛季，球队平均每场比赛弃踢一次，随后他收紧了规则，从那以后，球队每个赛季平均仅弃踢一次。他不仅仅在四档短码数的情况下强攻，即使是在四档三十码，距己方得分线只有一码的情况下，他也遵循自己的不弃踢规则。

现实生活比橄榄球复杂得多，但剥夺自己的决定权（按规则行事）这一技巧在球场外也经常奏效。与其跟着当下的感觉走，不如事先制定一条规则。一条简单的规则（如果我处于x情况，我会做y）便能帮助你避免安全成瘾以及其他因未能考虑大局而导致的有悖初衷的行为。这是防御负面偏差的一种手段，是一项能够让理性思维据以对抗非理性冲动的规则。

和橄榄球教练一样，我们几乎总被明确的短期收益左右，而不去考虑不确定的长期收益。这就是为什么拖延症患者会把时间用在上网冲浪上，而不是去做下个月即将到期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吸烟者和酗酒者选择眼前的快乐，而不是未来的健康。要想戒除任何瘾，不论是安全瘾还是坏习惯，都要遵循规则，而不是跟随直觉。

如果你的处境让你难以遵守规则，你可以放弃自己的决定权，选择听从别人的指导。在一项研究损失厌恶的赌博实验中，当受试者被问到其他人应该如何投注时，他们做出了比本人投注时更明智的决定。局外人不怕输掉自己的钱，所以在胜算概率较大时，他们更愿意投注，并且愿意下更高的赌注。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因为它表明，负面偏差并不会同等地影响所有决定。受负面偏差影响较大的是那些对我们自身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保全和保护自我（应该还有恋人、伴侣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但如果是像赌博实验中的受试者那样做事关他人的决定，大脑就不那么容易受到影响。

因此，当你要做潜在代价高昂的决定时，不管决定属于何种类型，你都可以咨询那些了解风险，但个人利益又不会受损的人，譬如同事、朋友或顾问，以避免安全瘾的干扰。例如，股票市场投资者最常犯的一种错误是，因不愿承担损失而持有下跌股太长时间。这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沉没成本谬误的一种变体。当个人或公司因不想白白损失投入项目的时间和资金而拒绝放弃一个注定失败的项目时，便会发生这种谬误。这时最好是止损，但止损决定极其痛苦，通常要等到一个站在不同视角且无个人利害关系的局外人出现，他们才能下定决心止损。

在凯利克服安全瘾，遵循建立在专业分析之上的规则之后，他发现统计学家其实低估了这种策略的好处。一如预测，他的球员经常在四档短码数时强攻成功，但他们也经常在四档长码数时进攻并取得成功，从而使进攻得分能够绰绰有余地弥补进攻失败时丢掉的分。但这还不是全部。一项额外的好处是每周的训练方式：他们不再需要练习弃踢，这样一来每天就多出25分钟训练时间，可以练习其他技巧。另一项好处是为整场比赛增添了灵活性。当传统进攻方面临三档长码数时，防守方可以后退，专注于阻止传球而不是跑动，因为防守方知道进攻方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防守凯利的球队则困难得多。这支球队可以在第三档进攻时尽情使用任何策略，可以短传，也可以长传，可以短距离跑动，也可以长距离跑动，因为球队知道，自己在第四档还有一次机会。

球队还得益于一种意料之外的心理效应。教练爱用“士气因素”解释为何不听从统计学家的意见。“士气因素”一直是他们在第四档进攻时选择稳妥战术的标准借口之一：如果球队冒险失败，球员会感到气馁，表现也会受到影响。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坏事确实会对情绪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但凯利的球队并未受到这种影响。球队的表现并未在失败后出现恶化。凯利对数据进行了分析，以判断第四档强攻战略的影响，结果发现心理影响只会发生在另一支球队身上。

如果防守方未能阻止普拉斯基学院队的四档强攻，它会突然变得更容易犯错误，并在接下来的某个回合中丧失之前赢得的长码数。凯利的球员能够很好地应对第四档进攻时的挫折，因为他教会他们放眼全局，但另一支球队却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只盯着一次失败。凯利不仅让自己的球员克服了负面偏差，而且利用“坏”的力量震慑了对手。

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之下，阿肯色州诞生了一支新的强队。当传统高中校队的进攻方拿到球时，会在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达阵或射门得分。凯利则会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得分，平均每场比赛得50分左右，而且几乎全部是达阵得分，因为他的策略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射门。其他教练在第四档进攻且靠近对手方得分线时会选择通过射门得3分的稳妥方案，而不是冒险争取能得6分的达阵得分。但凯利不会妥协，除非射门的胜算远大于达阵，而这种情况一个赛季大约只出现一次。在其余时间里，不论他的球员在球场上哪个位置，也不论球队还需要推进多少码，他都会努力争取，并且大获成功。

在凯利执教之前的30年里，普拉斯基学院队只有两次打入阿肯色州锦标赛的半决赛，而且两次都输了，而在凯利执教的16个赛季中，球队13次进入半决赛，7次赢得州冠军。这一记录为他赢得了全美国的认可，荣获《今日美国》报颁发的年度全美橄榄球教练奖；他还应邀在全国各地演讲，阐述他的激进策略。

然而，他仍然没能改变其他教练的想法。在理性的世界里，他的记录足以激励一批模仿者，但安全成瘾是非理性的。他说：“教练们会听我讲，说我分析的概率是对的，然后他们会解释为什么这对他们的球队不起作用，为什么他们承担不起丢掉工作的风险。”他还表示：“这种损失厌恶一直延伸到大学。我试过在大学里找一份教练工作，甚至是在那些你认为没什么可输的学校，因为他们的球队从来没赢过，但主管体育的人担心，如果他们聘用我，而我的办法不奏效，那他们可能会失业。”

唯一被他改变的是老家那些曾在他的球队第四档进攻失败时向他发出嘘声的球迷。在他的第一个赛季，有太多人对他的策略抱有敌意，以至在一次少有的弃踢时，球迷们竟疯狂欢呼起来。但球迷现在已经看到了长期效果。他的总体正向性比率（192胜27负）远远高于4∶1，就连顽固坚守传统的人也被说服了。凯利说：“如果现在有人发出嘘声，看台上的人会转过身来大喊，‘嘘什么嘘，笨蛋！我们一直用这种办法赢球’。”

这是抑制“坏”的力量的一种策略：用“好”压倒“坏”。突出积极因素的技巧有很多种，稍后我们会讨论这些技巧。但我们首先将重点介绍一种效率较高的策略：消除负面影响。由于存在“四比一定律”，从坏事着手能大大增加你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