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的威力至少为好事的两倍，在涉及情绪和人际关系，而非涉及金钱时，坏事的威力一般至少为好事的三倍。这就意味着，要使“好”压倒“坏”，正面比率应至少达到3∶1，最好还要略高一点。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参照我们所说的“四比一定律”的指导原则，即：要抵消一件坏事，需要有四件好事。
在发表有关负面效应的论文之前很久，刚刚步入学术界的鲍迈斯特做了一件事，我们姑且称之为先期研究，研究样本是他自己。当时他在谈恋爱，他的女友大多数时候聪颖、迷人而体贴，但鲍迈斯特有时会把女友招惹到愤怒尖叫，弄得他又沮丧又困惑。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对彼此提高调门，也没跟这么喜怒无常的人相处过。惹她发怒的可能只是他眼中不小心犯下的小错误，比如淋浴时把水滴到了浴室地板上，或者熨完衬衫忘记关熨斗。有一次她特别烦躁，居然把盘子扔到厨房墙上摔碎了。他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妥，也知道感情要下功夫打理，但这些冲突实在让他难以忍受。
不过，她事后会真诚悔过。她会道歉，接受批评，冷静地解释他为何惹她生气，下次该如何改进。听她说话时，他的疑虑会消散，眼中的她又焕发出光彩和魅力。他会回想起两人刚刚牵手的时光，想起发现灵魂伴侣的激动时刻，他知道自己仍然爱她。他们会积极地和解，彼此承诺将付出更多努力。她努力管理自己的暴脾气，他则努力去做更体贴的伴侣。美好的时光重现，但没过多久，情况又恶化了。他依照她建议的方式予以回应，给她帮忙，她却不屑地视之为耍手段，仍然会冲他发火，于是他下决心结束这段感情。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重燃希望。
他知道，“坏”和“好”未必水火不容。两者可以在各自的天地里并存。他也知道，恋人按说要遵从自己的内心，但应该遵从哪一天的哪一颗心呢？在情绪低落的日子里，他迫切地想要自由，但也不想孤单一人。在他的原生家庭中，爱似乎更多是义务而不是快乐，因此，坠入爱河对他来说是颠覆世界观的惊喜发现。退出一段能带来强烈愉悦的感情是否太过鲁莽？如果说他在心理学课堂上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识到人的思维太容易被情绪左右。他不相信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当感觉在幸福与绝望之间剧烈摇摆时。他要想办法邀请理性思维来与他对话。
我们都知道这种纠结之感。当你在设法评价某种东西，可以是一段感情、一份工作、一份友情或者一个项目，你看到其中的优劣利弊，你想要坚持下去，履行承诺，但假如代价太大呢？直觉可能告诉你该放弃，但既然“坏”所造成的本能反应比“好”更强，你的直觉未必可靠。在情绪激动或面临困难的时刻，“坏”将产生更大的影响。要想适度权衡“坏”与“好”，就必须调动理性思维，也就是逻辑性强、运转较慢的那部分思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称之为“系统2”。从短期来看，“系统2”比跟随本能（卡尼曼所说的“系统1”，即直觉和情绪化的思维，可被“坏”的力量迅速左右）耗费的脑力更多，但从长远来看，这能够为你节省精力并避免痛苦。
年轻的鲍迈斯特在恋爱中不知所措，只好采用社会科学家常用的经典策略：收集数据。他设计了粗略的二元指标。每天晚上，他会回忆当天的情况，问自己在恋爱中是否愉快，并在笔记本上标注“是”或“不是”。他还划定了一些界限。他对自己说，如果到头来坏日子比好日子数量多，就可作为分手的明确理由。如果好日子与坏日子的比例达到4∶1，则可作为维持关系的理由。如果介于两者之间，喔，那就再观望一下。他知道，这些参数设定得有些武断，但他迫切需要理清头绪。
这样记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比率仍然相当稳定——还是得不出清晰的结论。好日子与坏日子的比例为2∶1，介于他所设定的极值之间。怎么办呢？他可以看到好日子的数量明显多于坏日子，但他在坏日子里感觉更糟了。他做出了分手决定，这一决定是基于直觉而非数据。不过，其他科学家最终为他的决定以及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逻辑依据。
这些每天记录在笔记本上的信息让鲍迈斯特无意中构建了后来被称为“正向性比率”（positivityratio）的概念。正向性比率指的是每发生一件坏事会相应发生多少件好事。这一简单的比率无法完全衡量爱情或人生的复杂性，但不失为帮助我们理解负面效应的宝贵工具。它能够让研究人员衡量“坏”的程度并判断“坏”的影响，它使治疗师和咨询师有了诊断问题和评估进展的方法。
而正向性比率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是给了我们一种应对“坏”之威力的方法：运用理性思维来理解和克服那些让人虚弱的恐惧和焦虑，使它们不再束缚人生、扭曲决定和破坏感情。要想判断一个人、一对夫妻或一个群体的状况，要想克服负面偏差，你需要掌握一种方法来衡量正负两种因素，以确定两者的相对实力。你应该问：“坏”究竟有多坏？
“坏”的衡量方法
罗伯特·施瓦茨（robertschwartz）是最早研究正向性比率问题的研究者之一，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想知道像他这样的心理治疗师究竟能为患者提供多大的帮助。他想用一种更精确的标准衡量治疗进展，而不是仅仅使用“患者接受治疗后抑郁程度减轻”这种模糊的语言。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里，他对接受心理治疗者所报告的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的数量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严重抑郁者的负面情绪往往是正面情绪的两倍，这一比率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抗抑郁药物来改善。
处于另一极端的是90%的时间都抱有正面情绪的人，他们似乎与现实脱节到危险的地步，容易自负、躁狂和否定现实。生活中并不只有无休止的欢乐，健康的人会对“坏”做出反应，但不会太大。施瓦茨得出结论认为，正面情绪数量与负面情绪数量相等的人往往有“轻度失调”，平均而言，“功能正常”者正面情绪的数量为负面情绪的2.5倍左右。达到“最佳功能”的患者的正面情绪平均为负面情绪的4倍多一点。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只是纯理论，但能够帮助治疗师更加准确地衡量患者情绪，这是治疗抑郁症等疾病的重要步骤。
另一些研究者在毫无情趣地统计情侣相爱或不相爱的方式。一种简单的方法是统计夫妻做爱的次数和争吵的次数。这两个数字单独看都无法说明问题：一些幸福的伴侣几乎不争吵，也几乎不做爱，也有一些伴侣经常争吵，并通过做爱重归于好。但性爱与争吵的比率已成为预测婚姻前景的可靠指标。
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是统计伴侣相处的方式。一项早期研究是由心理学家哈里斯·弗里德曼（harrisfriedman）于1971年开展的，该研究记录夫妻在玩一个要求相互配合的紧张游戏时对彼此说的正面语言和负面语言的数量。他发现，游戏中正面评论与负面评论的比率同夫妻的婚姻满意度相关。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gottman）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发现，关系出现问题的伴侣之间的负面互动与正面互动数量相等，而注定会长期幸福相伴的伴侣之间的正面互动数量相当于负面互动的5倍。
事实证明，戈特曼比率（即5∶1）是一项可以衡量不同类型关系的有用指标。一些幸福的夫妻似乎没有什么浓情蜜意，但家庭美满，因为他们几乎从不争吵；还有一些成功的夫妻争吵次数较多，但会用热情和善意加以弥补。一些研究人员将这一比率通俗地称作“吵一次架做五次爱”原理。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因为除做爱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表达爱意的方式，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评价下述基本问题的便捷方式：“好”的分量是否远比“坏”的分量重？对夫妻而言，戈特曼比率是一个有参考价值的目标，虽然它并不意味着“坏”比“好”强4倍。婚姻咨询师建议选用5∶1这一比率，因为该比率远远超出婚姻维系的平衡点。
行为经济学家则一直使用一种简单方便的指标来研究正向性比率，这个指标就是美元。在半个多世纪前开展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很快便注意到，人有时会因渴望获利而非理性地下注——对赌场运营者来说，这一发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些实验还表明，人在面临赔钱风险时甚至会更不理性。这种现象被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称为“损失厌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发现，大多数人不愿对抛硬币等额投注。他们不愿在抛硬币上冒损失20美元的风险，除非有机会获得相当于损失金额两倍的钱，即40美元。这是为什么呢？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得出的结论是：“损失造成的影响比收益大。”
但另一些研究人员在近期开展的研究中发现，这些下注者保持谨慎还有一个原因。这并不仅仅因为人们痛恨赔钱，还因为他们并不太相信抛硬币时正反面出现的概率是1∶1。他们的本能感觉是，如果自己选正面朝上，则硬币反面朝上的可能性更大。这种非理性的想法听起来离谱，但很常见，原因要归结于人们展望未来的方式。
如果给人们看内容完全相同、降水概率均为10%的伦敦和马德里的天气预报，人们通常会认为伦敦更有可能下雨。这种判断没有任何数学意义，伦敦之所以显得更容易下雨，是因为与西班牙相比，我们更容易想象英国的雨天。一幅场景越熟悉，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或想象到的图景越多，就越觉得像真的。这种错觉可能会扭曲人们对抛硬币的判断。追踪赌博者眼球运动的实验显示，赌博者更关注潜在损失而不是收益。由于他们花更多时间考虑损失问题，他们便开始相信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拒绝等额投注。他们会要求赔率至少为2∶1，有时甚至要求更高，具体取决于投注金额和其他因素。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发现，如果增加感情投入，这一比率还会变得更高。
“四比一定律”
我们知道，要想抵消一件坏事的影响，需要有两到五件好事。如果这件事与钱有关，那么只需要两三件好事就足以抵消一件坏事的影响。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脑更容易通过关注数字而非情绪来克服负面偏差。赔钱虽然痛苦，但你可以告诉自己，100美元的损失完全可以被100美元的盈利抵消。赌客一般会训练自己按照数学概率进行博弈，而不是依赖直觉。这一点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但在涉及金钱的实验中，一些人无疑能够相当理性地平衡损益。因此，在涉及金钱时，平均赔率约为2∶1。但在不涉及金钱的情况下，要进行准确比较就难多了。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好事和坏事并不会激起这种理性反应。我们之前提到，对患抑郁症或与配偶有矛盾的人而言，这一比率往往高于2∶1。追踪劳动者日间情绪的研究表明，挫折对情绪造成的冲击相当于积极事件的2~5倍。情绪让我们变得不那么理性，因而更容易受“坏”的影响。
一些最常被援引的情绪衡量指标是由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fredrickson）提出的。弗雷德里克森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时对学生进行过诊断性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她把学生分为两类：“心盛”型和“心衰”型。“心盛”的学生对生活有强烈的目的感和控制感，能够接纳自我，与他人融洽相处；“心衰”的学生则面临更多的自我斗争，不像前者那样能够很好地融入社群。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两组学生每天记录自己的高潮和低谷。学生们每天晚上登录一个网站，为当天感知的不同情绪的强度评分。列表中既包括正面情绪，譬如愉悦、崇敬、快乐、同情、满足、感激和爱慕，也包括负面情绪，譬如愤怒、沮丧、尴尬、愧疚和恐惧。弗雷德里克森将所有日常报告汇总后发现，“心衰”的学生抱有的正面情绪比负面情绪多，但整体正向性比率仅为2∶1左右，而“心盛”的学生整体正向性比率略高于3∶1。
这项研究结果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它指向了积极心理学带来的更广泛益处。弗雷德里克森等研究人员之前开展的一些实验室研究表明，施以正面刺激能让人更好地完成创造性任务。不夸张地说，这些参与者的视野变宽了，他们的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范围，而不是像受到负面刺激时那样仅关注眼前。弗雷德里克森建立了她所说的“扩展建构”（broadenandbuild）理论：正面情绪能够拓展人的视野，并构建有助于推动个人生活和事业健康向上的能力。该理论已成为积极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项基于学生日记的研究也为人们提供了衡量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真实证据和方法。
研究人员在衡量其他类型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时也不断发现类似的正向性比率。其中最简单的一种衡量方式是统计好日子和坏日子的数量，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方式，鲍迈斯特在那段纠结的恋爱期间就是这样做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做法是让人们评价某一天过得好、过得坏还是过得普通。心理学家兰迪·拉森（randylarsen）便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在研究中追踪受试者每天的情绪状况，持续时间为1~3个月。受试者不仅要指明自己体验了哪些正面和负面情绪，还要具体指出一天中最好和最糟的事件，并评价每一事件影响他们的强度。拉森把答案汇总起来，将每一天划分为“正面为主”或“负面为主”两大类。他发现，总体而言，一般人的好日子与坏日子之比为3∶1。
要想超出平均水平，每一个坏日子应至少对应4个好日子。我们认为“4∶1”是个有用的目标，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恰好与年轻的鲍迈斯特统计自己恋爱中好日子和坏日子时选取的标准一致。自鲍迈斯特做出猜测以来，研究人员已多次发现，坏事的威力至少为好事的两倍，在涉及情绪和人际关系而非涉及金钱时，坏事的威力一般至少为好事的三倍。这就意味着，要使“好”压倒“坏”，正向性比率至少应达到3∶1，最好再略高一点。因此，我们建议读者参照“四比一定律”的指导原则，即：要抵消一件坏事，需要有四件好事。
这只是一项粗略的衡量标准。我们并没有妄称自己发现了光速或阿伏伽德罗常数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量。这是一项经验法则，而不是自然法则。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的所有人，也不适用于每一种好事和坏事。一些形式的“坏”无比强大。如前文所述，“创伤”和“杀人犯”等少数负面词语并没有相反的正面词语与之对应。
但绝大多数负面词语都有反义词，因为我们会把大多数坏事与好事放在一起比较。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经历和感受好坏参半。我们通过掂量好与坏的分量进行自我评价并评估前景。“四比一定律”能够帮助你运用鲍迈斯特那种数日子的技巧来评价一段感情或一份工作。在典型的一周里，如果你从周一到周四，有四天都工作得很愉快，很可能就足以弥补周五的不愉快。当然，如果周五你被解雇了，四天的愉快也不足以给你太多慰藉，但这不算是典型的一周。这一定律仅在各种事件的量级相当时才有意义，比如工作中普通的成功与挫折或者家庭里的示爱与敌意。如果你和伴侣做爱的频率至少相当于吵架的4倍，你们的关系就相当健康。如果这一比率仅为2∶1或3∶1，你们的前景就不那么确定。如果比率仅为1∶1，那就不是良缘，而是麻烦。
当你启动自我完善计划，比如决心每天锻炼或者坚持健康饮食时，不妨把“四比一定律”作为目标。人们时常放弃年初下定的决心，因为他们设定的目标不切实际，一遇挫折就半途而废。节食者时常被营养学家所说的“管他呢”效应打败：既然我已经破戒吃了那杯冰激凌，那就干脆把一整盒都吃掉。所以，与其追求完美，一旦碰壁便万念俱灰，不如把目标定为在至少五分之四的时间里执行计划。对于戒烟（要想戒烟，通常必须遵循不讲情面的严厉政策）等一些任务而言，这一目标也许太宽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好与坏的比率保持在4∶1或以上应该是有益的。
当你考虑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时，不妨把上述比率记在心上。如果你开会迟到了一次，下次早早赶到会场并不能挽回局面。如果你说了伤人的话，做了伤人的事，别指望能凭区区一次善意弥补。不论你要评价伴侣还是员工，都应该做好准备，以至少4次赞扬来补偿一次批评（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讨论如何将批评与赞扬混合以及何时混合）。当然，这条规则不能总从字面上理解。不是说你应该送4次鲜花来补偿一次失礼行为，但一束鲜花恐怕确实无法弥补伤害。你不妨尝试一些其他形式的补偿。牢记这一比率能够帮助你应对感情、工作和生活中其他方面的错误。
“四比一定律”还可能作为评价一家公司或产品好坏的参考指标。不管是通过调查还是通过网上点评来评价，成功的企业所拥有的满意顾客与不满意顾客之比一般至少为3∶1。点评网站yelp上数百万家公司所获的正面评价（4星或5星）相当于负面评价（1星或2星）的三倍。因此，如果你想超出平均水平，应将目标设为正向性比率至少达到4∶1，并应特别关注不开心的顾客（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讨论）。
同样，任何负面报道都需要特别用心地处理。仅仅纠正错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像巧克力公司吉百利旗下印度子公司2003年处理危机公关时那样，用海量的正面宣传盖过负面报道。在正值巧克力销售旺季的10月（因为一年一度的印度教排灯节就在10月），孟买的一些消费者投诉称在吉百利巧克力棒里发现了虫子。印度政府宣布对吉百利旗下工厂展开调查，媒体上随即出现了大量新闻报道，导致吉百利销量骤降。调查排除了工厂的责任，发现问题在于零售商储存不当，而这些零售商与吉百利并无隶属关系，但吉百利高管意识到，这一个好消息无法克服负面报道的影响。
于是，吉百利启动了名为“信赖计划”的多方位攻势，以期抵消消费者心目中巧克力棒生虫的印象。该公司引入了垫有锡纸的“清洁、密封”巧克力包装，并为零售商提供了储藏巧克力的金属容器和冷柜。吉百利还大力宣传这些创新举措，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印度全国巡回推介，发布视频和新闻稿，赞助电视儿童猜谜节目，并以11种语言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吉百利还斥巨资请影星阿米塔·巴强做电视广告，因为消费者调查显示，巴强是印度说话最可信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位是印度总理）。在广告中，巴强参观了吉百利的工厂，考察了新包装，并向他的孙女保证说糖果安全可靠。这种多管齐下的攻势最终压倒了负面舆论，使吉百利的销售止跌回升。这一套组合拳为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学生提供了关于有效危机管理的案例研究素材。
讨论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检讨自己的负面偏差，强调应该花多大功夫关注自己的错误和问题。但“四比一定律”还有另一面，这是你在管理自己对外部问题所做反应时应牢记在心的有益教诲，记住：负面效应可能扭曲你的判断，而你可以克服大脑的非理性冲动。
迷信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负面效应之上。假如一只黑猫从你面前经过之后发生了几件好事，你恐怕根本不会注意，但只要发生一件坏事，就可能让你永远迷信黑猫会带来厄运。有一些迷信是正向的，比如相信马掌或兔脚会带来好运，但大多数是负面的，就好像大多数超自然传说都涉及恐怖事件。研究人员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民间传说和神话，发现其中提及的邪恶神灵和恶魔比善良的神仙、天使和仙女教母多得多。心理学家在实验室研究中发现，我们不仅更关注坏事件，而且更倾向于将坏事归结于外部力量。如果一支棒球队连续多个赛季表现出色，人们会将其归功于球队的实力，但如果球队接连失利，球迷们则会以“贝比·鲁斯魔咒”（curseofthebambino）或“山羊魔咒”（curseofthebillygoat）等理由来解释，比如波士顿红袜和芝加哥小熊等球队的连败便被归咎于这些魔咒。
即使不召唤超自然力，我们也会为孤立的坏事件赋予太多力量，但我们可以通过牢记“四比一定律”来抵消这种力量。当你因受到冒犯或批评而感到崩溃时，不妨提醒自己，这种感觉可能是由负面偏差所致，与你的能力高低无关。不要一味关注社交媒体上的刻薄评论，不妨往上翻，重读四条好评。当你对一个让你失望的朋友生气时，不妨迫使自己回忆一下这位朋友以往有哪些行为符合你的期望。
评判外部群体应当慎之又慎。当今的政治极端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某些孤立的行为被反对者拿来做文章，进而煽动起民众的愤慨。在你根据一篇有关一名移民的恐怖袭击报道下任何结论之前，不妨想想你每天打交道的其他四位移民。在你将共和党人视为种族主义者，或者将民主党人视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妨想想你家人中的共和党党员或民主党党员。在你对当天的新闻感到绝望之前，请记住，记者和政治家都顶不住以偏概全的诱惑。他们时常把罕见的事件描述为通例，而不去考察全貌。他们会关注一起耸人听闻的谋杀案，却无视多数社区比以往更安全的大趋势。他们会把一家工厂倒闭当成美国产业滑坡的征兆，并以此为借口呼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而事实却是，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持续增长了好几十年（这一趋势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