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一代精神领袖，被乱伦传闻击垮
在历史与现实中，打击对手最好用也最阴险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并传播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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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年，61岁的欧阳修，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绯闻。
御史蒋之奇上疏，揭发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染。蒋之奇的用词是“帷薄不修”。古代称帐幔为帷，竹帘为薄，以帷薄分隔内外，由此引申，将家庭男女乱伦委婉地称为“帷薄不修”。但这文绉绉的四个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北宋政坛炸开了，一时中外骇然。
当时，宋神宗刚继位，对这件朝廷上议论纷纷的乱伦案迟迟没有表态。毕竟涉及闺门隐私，朝中也没有人出来替欧阳修申辩。大家都在观望。
欧阳修身居高位，时任参知政事。面对意欲让自己身败名裂的举报，他一刻都不能忍，连续给宋神宗上了几道奏折，请求皇帝一定要彻查清楚。他的奏折，言辞悲愤，痛彻肺腑。随手摘几个句子，供读者意会：
“（蒋）之奇所诬臣者，乃是非人所为之大恶，人神共怒，必杀无赦之罪。传闻中外，骇听四方”——我被诬告的这个罪名，它不是人干的事啊，人神共愤啊；
“横被小人诬以禽兽不为之恶”——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竟然被人诬告禽兽不为之事；
“若实有之，则必明著事迹，暴扬其恶，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虚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释天下之疑”——这事一定要查清楚啊，坐实了，请公开处决我。如不实，请即刻恢复我的名誉；
“臣必不能枉受大恶之名，当举族碎首，叫天号冤，仰诉于阙廷，必不能含胡而自止”——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大恶之名，整个家族一定死谏到底，请求朝廷彻查此事，绝对不能含混了事；
“至如臣者，若实有之，则当万死。若实无之，合穷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不怕死，就怕背着污名苟且偷生；
……
看到欧阳修这些撕心裂肺、泣血哀告的文字，你就知道，一个以名节为立身之本的士大夫，面对人神共愤的乱伦传闻，他的内心基本已经崩溃了。这种事情，不论真假，一经传播，被举报人的名节已经遭受到了不可逆的严重侮辱。
看来，举报者不仅要终结欧阳修的政治生命，更要剥夺他作为那个时代精神领袖的地位啊。
2
这起绯闻，不仅对欧阳修，对整个北宋的影响都很大。
我们知道，范仲淹是宋初士大夫的一个精神榜样。欧阳修比范仲淹大概小18岁，起初跟着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很认同范仲淹的为人，由于范仲淹在1052年去世，慢慢地，欧阳修逐渐成长为新的精神领袖。
欧阳修通过提拔、举荐人才，成为宋代最知名的伯乐，经过他的荐才，影响了仁宗朝以后整个北宋的政治、文化格局。比如：司马光、吕公著后来是旧党领袖，都官居宰辅；王安石、吕惠卿是新党领袖，是宋神宗朝新法的两任主导者；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是政坛、文坛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人尽管政见不一，甚至对立，后来围绕变法还掐得死去活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都是欧阳修举荐过的人。
欧阳修以宽大的容人之量，对公不对私，对事不对人，抱着为国家选拔一流人才的初衷，举荐过很多跟他本人不对付的人才。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他也因此赢得士大夫群体的认可。
苏轼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句话没有吹捧的成分，欧阳修在世时，确实被当成了“当代韩愈”和“一代宗师”。欧阳修在1060年官拜枢密副使，次年又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官居高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他作为“当代韩愈”的崇高声望。
史书记载，宰相韩琦曾多次向宋仁宗推荐欧阳修，但宋仁宗都不用。直到有一次，韩琦这样对宋仁宗说：“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意思是，韩愈在世时声望很高，但唐朝不用他为相，导致皇帝被骂到现在；欧阳修是“当代韩愈”，如果不用他，我怕陛下也会被当代和后世责骂啊。
宋仁宗向来爱惜名声，听完心头一惊，当场就点头，起用欧阳修为参知政事。
苏辙在给恩师欧阳修的贺词中说，古人才位难并，建立一流事功者如陈平、裴度，“不文”，能写一流文章者如韩愈、贾谊，则“不遇”，只有欧公名位双全，“位在枢府，才为文师，兼古人之所未全，尽天力之所难致。文人之美，夫复何加”。
欧阳修凭借崇高的声望，抵达当时政坛、文章、道德各个领域的顶点，古今罕见。
但是，当一个人成为英雄，成为偶像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在酝酿着负面信息，大家都想看到英雄和偶像的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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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英雄和偶像的手法很多，本人有瑕疵的、不完美的，就整他本人；本人完美、无瑕疵的，就整他的亲属。这些手段，我们天天见得到，不陌生。
欧阳修本人，在当时人看来，就有一些瑕疵。
他为人富于正义激情，说话特别直，很容易得罪人。1036年，在他30岁的时候，因为范仲淹上疏针砭时政被宰相吕夷简贬出朝廷，欧阳修挺身而出，斥责谏官高若讷在这种时候不仅不仗义执言，竟然还私下诋毁范仲淹，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欧阳修自己也被贬到偏远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去了。
后来，欧阳修自己做了朝廷谏官，用现在的话说，叫“动真碰硬”，参倒了70多个官员，也树立了无数敌人。
敌人一多，每天就有一堆人拿着放大镜在他身上找虱子做文章。
偏偏欧阳修个性风流放逸，特别是年轻时，狎妓，写艳词，人生丰富多彩。虽然亲近歌妓、宴饮游乐、不拘小节、写写艳词，这些在宋代都是一时风气，算不上多大的黑料。但是，得看什么人做，人家柳永做这些事，大家都觉得太正常了，可你欧阳修是士大夫的精神偶像，当代韩愈啊，大家都希望你谨言慎行，做一个板着脸的正人君子啊，你怎么能够内心住着一个柳永呢？
当时有很多人在这一方面就看不惯欧阳修，说他修身的功夫没做好。而他曾经的风流，就成了对手从私生活上攻击他的一个入口。
在61岁被御史蒋之奇举报与儿媳乱伦之前，欧阳修就已经遭遇过一次乱伦传闻。
1045年，欧阳修39岁。那年，他参与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贬，欧阳修上疏为范仲淹辩解，遭到忌恨。恰在此时，发生了“张甥案”，反对者攻击和搞臭欧阳修的机会来了。
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一个叫张龟正的人。张龟正的前妻生有一女，张龟正死后，这个女儿才7岁，就跟着继母，即欧阳修的妹妹，投奔了欧阳修。这个外甥女（张甥）长大后，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后来跟堂侄家的仆人私通。奸情暴露后，案件在开封府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不排除受人指使，张甥突然说，自己未嫁时曾和欧阳修有私情。
据宋人王铚《默记》记载，“张（甥）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欧阳修）未嫁时事，语多丑异”。也就是说，当时张甥想减轻自己的罪行，在公堂上说欧阳修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坏话。“丑异”，是乱伦的一种委婉表述。
欧阳修的反对者得到张甥的供词，就跟捡到宝一样。欧阳修遂被传讯到开封府，上堂接受审理。因为张甥的供词无法验证，审了数月，都没有结果。
对手们不愿作罢，举出欧阳修诗词中的句子，“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你们听听，这么暧昧的句子，不就是写给小外甥女的吗？这不就是证据吗？
最终，被派去负责监察此案的宦官王昭明，不认同朝廷中某些人如此给欧阳修罗织罪名。朝廷中人只好不提乱伦，重新弄了个罪名，把欧阳修贬到了滁州。
著名的《醉翁亭记》，就是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期间写的。别看他在文章中写太守之乐无穷什么的，其实心里苦得很。他给宋仁宗上表说，我知道自己得罪了太多权贵，这些权贵不把我贬黜出朝廷是不会停止攻击的，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攻击我的借口竟然如此不堪啊！
这起乱伦传闻，虽然平息了，但对欧阳修造成的伤害已经不可逆。
谁知道22年后，他又被一起更耸人听闻的乱伦绯闻缠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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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扳倒一个人，最好是拿道德说事；拿道德说事，最好就用绯闻；在绯闻里头，乱伦传闻最惊悚，最难证实，也最难证伪。哪怕子虚乌有，被指控者已声名败坏。这就是宋朝人的斗争哲学。
针对欧阳修与儿媳乱伦的指控，背景同样是源于政治斗争。
宋仁宗无子，死后以其兄濮王之子赵曙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即位一年后，1062年，发生了宋朝版的“大礼议”事件，历史上称之为“濮议”事件。简单来说，就跟后来的明朝嘉靖皇帝一样，宋英宗想尊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父亲），而朝臣只允许他称自己的生父为“皇伯”（伯父）。
我们试着理解一下，现在看来无关紧要、爱叫啥叫啥的一个称呼，在古代则关涉到皇权的延续和礼法的维系，是被他们看得比天还大的事情。所以宋朝和后来的明朝，才会为了一个称呼发生长达数年的朝臣分派与互殴。
在濮议之争中，以韩琦、欧阳修为主的政府系统（中书派），和以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为首的言官系统（台谏派），意见对立，争执日趋白热化。政府系统支持宋英宗称生父为皇考，言官系统坚决反对，认为只能称皇伯，这是人情与礼制之争。背后还夹杂着皇帝（宋英宗）和太后（曹太后）的权力之争。
水很深。
话头最早是由宰相韩琦挑起来的，但文书、奏折等基本是由欧阳修操刀。欧阳修从人情角度，论证宋英宗应当封生父为皇考，在整个濮议事件中，他前前后后写了十几万字，都在谈这个事情，显示了一代文宗的笔头有多硬。但是，古代人在这种事情上，普遍认同礼法，而不认同人情，所以欧阳修这一派其实是少数派，坚持到后来几乎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了。
欧阳修于是成了言官们的靶子，弹劾他的奏折不断递到宋英宗面前。他们上疏说“豺狼当道，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意思是要皇帝严惩整个事件的“首恶之人”欧阳修。至此，濮议之争演变为欧阳修以一己之力挑战天下士人，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天下之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公敌。
最后，宋英宗问宰相们该如何结束纷争，宰相韩琦委婉地表白，我们是忠是邪，陛下心知肚明。欧阳修则直接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那就留下御史们；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就听陛下处置。
宋英宗犹豫了许久，在曹太后转变态度后，终于下令贬黜言官，最后还补充了一句，劝宰相们下处分不要太重。
濮议之争表面上以欧阳修这一派的胜利而告终，但实际上，在士人权力巅峰的宋朝，欧阳修既然站到了士人群体的对立面，他的个人悲剧也就注定了。
事件刚一结束，欧阳修就前前后后上了11道奏折，请求自贬外放。宋英宗还没同意就突然辞世，宋神宗登基，这下，欧阳修更加难以安全退出了。
反对派的机会来了。
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此前因为私事对欧阳修怀恨在心，此时开始造谣说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染。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此事后，觉得可以利用，就告诉了御史蒋之奇。
蒋之奇因为在濮议之争中附和欧阳修之论，被反对者视为“奸邪”，这时他为了“自解”，为了被士人群体接纳，必须与欧阳修划清界限，于是上疏揭发欧阳修的乱伦传闻。一场攻击欧阳修犯下“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的风暴就此展开。
被绯闻攻击得精神崩溃的欧阳修，一连给宋神宗上了好几道奏折，请求皇帝彻查。宋神宗最终批示要查，蒋之奇随后供出彭思永，彭思永却死活不供出他从谁那里听来的传闻，只是说“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欧阳修）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原来只是想利用传闻，驱逐和击垮在濮议之争中激起众怒的欧阳修而已。
这起乱伦传闻虽然以彭思永丢了官，蒋之奇被贬谪，宋神宗“敕榜朝堂”，替欧阳修辨明了诬枉而落幕，但61岁的欧阳修，在20余年间两次被诬以乱伦案，此时已经身心俱疲，苦不堪言。
当政治斗争变成谣言攻击的时候，受伤最深的，永远是正直之人。因为，越是正直的人，越是在乎自己的名节。
在莫须有的传闻攻击下，欧阳修实际上彻底败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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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盛极一时，但士大夫之间结党互掐之风，也盛极一时。一方想在道德上占据最高点，就要把另一方踩在脚下，在他们看来，最致命的一招就是揭发对方的混乱私生活。乱伦传闻因此成为当时人的一把匕首，时不时就掏出来捅两下。
欧阳修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同样的命运也曾落到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头上。所谓“爬灰”的由来，就是源于那个时候变法阵营中的人对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诬告，以及反对变法阵营中的人对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诬告。虽然没有形成案件，但还是让苏东坡和王安石狼狈不堪。
对立的双方，在同一事件中，用同一个诬告模板去攻击对方。可见，宋朝政治斗争的下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恶是多么没底线。
到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饱受诽谤纠缠。你不是口口声声“存天理，灭人欲”吗，那就在人欲上做文章弹劾你。于是，关于朱熹纳尼姑为妾、与守寡的儿媳乱伦等传闻就被持续制造出来。目的正是要摧毁他的正人君子形象。
总体来看，欧阳修是所有这些乱伦传闻中，受伤害最深的一个。其他人都不像他这样，20余年间被传两次乱伦，每次都闹得举朝皆知。
尽管我们知道，不管是欧阳修，还是朱熹，抑或苏东坡和王安石，他们都不是事实上名节有亏的人，但从这些传闻野说现在还时不时在民间流传，需要有人不断地出来辟谣，就可知他们生前被黑得有多惨了。这些刺激眼球的传闻，就跟用了区块链技术一样，一旦被记载，再也抹不掉了。
在乱伦传闻暂时平息后，欧阳修连章累牍地乞求退休，终于在1071年65岁之时获准退休。
宋朝的制度，官员是70岁退休。欧阳修身在高位，却毫不恋栈，一再乞求提前退休，门生问他，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说：“唯有早退以全晚节。”
一年后，1072年，欧阳修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病逝，享年66岁。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很喜欢逛颍州西湖，病逝前不久还写了一阕词，描绘西湖的暮春景象：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这名被诽谤击垮的大宋文宗，再也不喜欢热闹，只喜欢群芳过后、人散春空的独处。也许，他至死都没能从恶毒的人身攻击中走出来。
王安石：孤独的改革家，被妖魔化了
王安石实施新法两年后，熙宁四年（1071）五月，发生了一起群众大闹京城的事件。
史载，东明县（今河南兰考）上千名农民进京，先上开封府衙门告状，之后又去了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还有一些愤怒的民众闯进了王安石的住宅闹事，这下子让京城官员们都很慌。
御史中丞杨绘查明情况后得知，这些农民之所以如此激愤，是在推行新法时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可地方官员不予受理，只好进城找宰相当面理论，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一次冲突确实是新法惹的祸，问题就出在王安石的得意之作——免役法。
免役法，顾名思义就是免除官府派给老百姓的劳役，改成交钱。这是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的差役货币化政策。
新法是好法，但在实践中出了问题。
免役钱要交多少钱，县里按照当地gdp定出等级，而中央的司农寺又有自己的标准，经常从中干预，如果中间出了差错，老百姓要交的钱就超出了可接受范围。
钱这玩意儿不是凭空变出来的，东明县的农民手里没钱，被逼到卖粮卖房，日子过不下去，当然要闹。
王安石想为大宋力挽狂澜。可是，在熙丰变法（即王安石变法）这场历史大戏中，他始终面对着汹涌的反对浪潮，这些声音来自民间百姓、朝中大臣、地方官员，甚至是宫中的皇帝。
他的这份孤独，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也是一种无奈。
1
在东明县农民大闹京城的一年前，朝廷出现了著名的“三不足”之说。
熙宁三年（1070）的一天，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召见王安石时说，如今朝野议论纷纷，朕听闻有“三不足”之说，爱卿知道吗？
什么叫“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这三句话是否为王安石所说，至今仍是历史疑案，极有可能是当时政敌强加给他的“罪名”。
王安石在听到这三句话后说，此话不知从何说起，反问宋神宗道：“陛下躬亲听政，怎么能说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如何是不恤人言？至于说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
尽管王安石否认自己说过此话，“三不足”却可代表他的变法精神，那就是不顾一切、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法，这三句话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
刚即位的宋神宗，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皇帝。
20岁的他曾向富弼等三朝老臣请教富国强兵之道，这些老人都告诉他：“陛下即位之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这对于年轻气盛的皇帝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在“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环境和“三冗”（冗员、冗兵、冗费）危机中，繁荣的大宋正在进入“衰世”，国库都快没钱了。
当初，宋神宗即位不过数日，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就给他上交了一份财政报告，其实赫然写着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真是穷到快揭不开锅。
此时，宋神宗对王安石一见倾心。
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跟他朋友司马光一样上过万言书，提出自己的理财主张，认为“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王安石看来，财政问题完全是理财无方、不知法度造成的。那该咋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变法，解决根本问题。
这位倔强的变法派，一向特立独行。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22岁的江西临川人王安石考中进士，第一份工作是去扬州担任淮南节度判官，当时他的上司是名臣韩琦。
王安石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每天晚上读书、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经常来不及梳洗就去上班。韩琦看到后还以为这小伙子整日寻花问柳、不务正业，特意嘱咐他，年轻人要有上进心，不能自暴自弃啊！王安石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辩解，反而惹得韩琦很不高兴。韩琦眼中这个不求上进的年轻下属，却在日后成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帝国官员。
王安石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时，曾登上金陵故都，凭高吊古，写下其代表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周汝昌先生曾评价此词：“王介甫只此一词，已足千古。”王安石感叹的是六朝亡覆的历史，眼前却是危机重重的现实，他最担忧的，是大宋的未来。
正因如此，在主持变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经表现出出色的实干精神，多次放弃留在京城的升迁机会，请求调到地方为官。他给出的理由还有几分无厘头，说举家在京城居住花费太高，而且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他家中贫困，实在住不起，请朝廷收回成命。
有一次，宋仁宗同时指派王安石与司马光给他修起居注，两个人都不愿干，一起辞官。
司马光辞了五次，最终只好接受，修史这方面他很专业。王安石却死活不肯，为了不让诏书送到自己手上，跑到厕所里躲起来，信使只好把诏书先放在他桌上。王安石出来后，又追上去，退回了委任状。
在地方为官时，王安石开始探索变法的途径。
王安石年轻时当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曾在十三天内走数百里路，亲自调研这一水源充足的地区为何会发生旱灾，并进行根治。
在鄞县任上，王安石曾试行在春季农田青黄不接时，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待收获后让他们连同利息一起偿还。这就是青苗法的雏形。由于在鄞县实行时颇有成效，王安石后来主持变法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这样一个人才，正是宋神宗苦苦寻觅的。
当宋神宗准备重用王安石，召其进京讨论治国理政时，王安石说，一定要“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兴奋地连连点头说，好。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拜相，开始主持变法，浩浩荡荡的熙丰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2
变法一展开，位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就仿佛身在疾风骤雨之中。
宋代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主要任务是监察弹劾，这些人最先对王安石发起进攻。
御史中丞吕诲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他挺立于大殿之上，痛陈王安石十大罪状，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这十条罪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动摇天下”。王安石以变法为名，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大宋的国家体改委，包揽财政大权。台谏势力认为，这是扰乱国家体制，挑战祖宗家法。吕诲直斥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面对吕诲来势汹汹的声讨，王安石把球踢给了宋神宗，表示要称病辞职，看皇帝是否有变法的决心。年轻的皇帝对于是否要处置负责监察的台谏官员也很纠结，他对大臣说：“朕如果贬斥了吕诲，恐怕王安石内心不安啊！”
王安石听说后，坦然表示，臣已经以身许国，陛下处理得当，臣怎么会心不自安呢？
皇帝态度明确，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吕诲在这场辩论中惨败，被贬出京，两年后就悲愤去世。临死前，吕诲仍对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在重病中起身，张目怒视，对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这是告诫司马光，一定要与王安石斗到底。
司马光也反对老朋友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的改革思想是藏富于民，国家不与民争利，以“节流”为主；王安石是以“开源”为主，变法措施皆为富国强兵，摧抑兼并，也就是“国富”优先于“民富”。
为此，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争斗，闹到二人关系“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长久以来论战不断。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取代民间富户之家的高利贷。由政府从“国家农业银行”中拿出一笔钱粮，作为利息较低的青苗贷款提供给农民，让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吃饱肚子，之后夏秋粮食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如此，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
但在司马光等反对派看来，国家公然放贷收息，乘人之危，这不就跟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吗？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本意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王安石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力役、徭役等义务劳动）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
这一项改革可谓两全其美，农民出钱不出力，不用再服役，也就不会耽误生产。社会闲散人员也多了一条生路，可以接受官府的雇用，成为专业化的差役，这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可是，司马光根本不在意其观念超前的积极作用。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很多原本反对变法的人都极力阻止，但他不以为然。
王安石变法办得热火朝天，司马光只好出走到洛阳担任闲职，带着一帮学者用十五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沦为半退休状态。
在宋神宗支持下，新法的推行顺风顺水，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王安石以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富国之法，以及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强兵之法作为后盾，迅速改变了宋朝中央财政空虚的局面。
现代史学家通过数量分析，发现熙丰变法的确增加了大宋的财政收入，仅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三项就每年增收2300多万贯。
熙宁六年（1073），宋军扭转了长久以来西北战线的被动局面，由王韶率大军尽收熙、河各州，拓地两千余里，在河西走廊确立了三面包围西夏的有利形势。
宋军收复河西之地后，宋神宗大为振奋，到紫宸殿接受众臣朝贺，并当着百官的面解下自己所配玉带，赐给王安石。王安石走上了人生巅峰，也走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青年皇帝对这位“师臣”推崇备至，可在反对派看来，位高权重的王安石完全就是王莽、董卓一类的权奸，骂他“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
3
反对派竭尽所能地搜集变法弊端，对王安石进行抨击，其中不少人曾是王安石的朋友、学生，甚至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熙宁七年（1074），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将一幅描绘民间疾苦的《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并上了一道奏折，反对王安石变法。
图中景象触目惊心：由于连续八个月的旱情，无数难民扶老携幼，在开封城外的道路上逃荒，个个面如菜色，甚至要卖儿鬻女才能换来一口粮食，缴纳新法规定的税款。面对天灾人祸，纵使是王安石也无能为力。
宋神宗看后满面愁容。变法五年来，国力日渐强盛，可在都城之外，竟有如此民不聊生的惨状。
在古代，自然灾害经常被认为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因此，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变法。
郑侠上疏时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的职务是安上门监，平时给皇帝看大门，深入基层，声称图中景象是自己在城楼上亲眼所见，但也正因为官职低微，他无法向皇帝直接上书，只好通过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情报，这才快递给皇帝，这是冒险的违法行为。
郑侠还是王安石一手栽培的学生。他反对变法，完全是因观念不同，而非为了私仇。这个与老师闹矛盾，却一样执拗的小官，后来被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靠皇帝保护才免于一死。
王安石的这场危机因不久后天降大雨而化解，却成了他第一次罢相的前兆。
正是在同一年，市易法给王安石带来了大麻烦。
王安石在开封设立市易司，实行市易法，是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由市易司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这无疑也是极具先进性的改革措施。
可其负责人吕嘉问却操作不当，把这个意在平抑物价的民政机构，变成了垄断市场、操控物价的剥削机器，把京城商贩的生意都抢了，导致民怨再次沸腾。宋神宗得知此事后，一连三次与王安石提到市易法，说，近臣都说此法不好，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为此流泪控诉。
王安石却固执地说，宫中哪知民间疾苦？
与此同时，郑侠为宋神宗献上了《流民图》，皇帝不得不对王安石心生怀疑。
宋神宗下诏，命另一个变法派曾布对吕嘉问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吕嘉问确实利用市易司强买强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宋神宗很生气，以此质问王安石。王安石只好解释说，这是吕嘉问与曾布的个人恩怨。
但皇帝这次没给王安石面子，当晚下了批示，说市易务一事是吕嘉问欺君罔上。
在市易法失控的混乱局面中，王安石只好辞职，第一次被罢相，回到江宁担任知府。变法运动由新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协同其他宰相主持。
王安石暂时离开京城，好在新法保住了，但吕惠卿动了歪念头。
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也是王安石的好学生。史书称他与年长他11岁的王安石情同父子。他自己也跟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像侍奉双亲一样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
可王安石罢相后，作为变法二把手的吕惠卿却在执掌朝政后瞬间自我膨胀，千方百计阻止老师王安石东山再起。有一次，他想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推荐任王安石为节度使，让老师继续在外为官。
吕惠卿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王安石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吕惠卿最终为自己一时的贪欲付出代价，后来被排挤出朝，被新、旧两党共同打压。
吕嘉问、曾布与吕惠卿这几个人都是变法派，也是王安石提拔的后辈，却因各自利益在变法过程中互相争斗，最终溃不成军。此时的变法，已经显现出党争的迹象。
罢相后第二年，王安石再度被起用，可他对自己的复出十分忧虑，在途经瓜洲时（在今江苏邗江）写下了《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刚刚从江宁出发，就已经想着何时回家。他也许已经察觉到，新政变味了，皇帝也变了。
4
对于变法，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恪守“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使朝廷无可避免地出现内耗。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与宋神宗第一次长谈。
宋神宗问，唐太宗如何成为几百年来的一代明君？
王安石却说，唐太宗不过是利用隋末乱局得以称雄一时，后世子孙更是昏庸不堪，有什么好学的？陛下岂止要做唐太宗，您应该效法尧舜，成为后世帝王治理天下的典范。
宋神宗心情那叫一个激动，对王安石信誓旦旦地说出了一句，“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爱卿用心地辅佐朕，我们一同来实现这个理想。
但自从王安石初拜相时，宋神宗就一直对其权力进行制衡。熙丰新政的第一套执政班子，有“生老病死苦”之称，除了王安石，其余人都不支持变法。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经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对变法，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后就病死了；“苦”是赵抃，他无力阻止变法，成了愤青，整天叫苦不迭。这几个旧臣与变法领袖王安石互相牵制，正是宋神宗的安排。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变法生机勃勃。当宰相的权力不断加强，宋神宗不由得心生忌惮。
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拜相后，宋神宗不再重视他的意见，经常自作主张，甚至对王安石表现出厌烦。王安石后来也对别人说：“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是说，要是皇帝能听从我一半建议也好啊。
王安石第二次宰相任期匆匆结束，爱子王雱去世后，王安石辞去相位，退居江宁长达九年，至死未曾回京，而他的新法，还吊着半口气。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走到了生命尽头。在去世前半年，他已对新法表现出了厌倦，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指定了司马光与吕公著为太子老师。这两个人，都是变法的反对派。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留下年幼的皇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宋哲宗刚即位时懵懂无知，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而她正是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当初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仁宗皇后、太皇太后曹氏与英宗皇后、皇太后高太后经常跟皇帝诉苦，说：“我们听说民间被青苗、助役钱害苦了，还是将其废除吧。”宋神宗当时还信任王安石，说这都是利民之法，绝对不会危害百姓。曹太后接着说，王安石这个人确实有才学，然而很多人怨恨他，皇帝如果爱惜他，不如先让他到地方为官，过一段时间再召回。
皇帝的弟弟祁王赵颢在一旁，连忙顺着曹太后的话，说：“太皇太后所言甚是，陛下不可不三思。”
宋神宗当场大发雷霆，说：“你是说我败坏天下吗？那这个皇帝你来当！”
祁王吓得哭泣道：“一家人何必到这地步呢？”一番谈话后，一家人不欢而散。
宋神宗去世后，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从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到高太后垂帘时期的元祐更化，废除新法，再到绍圣绍述，亲政后的宋哲宗恢复宋神宗各项新法。朝政有如棋局几度翻覆，最后的决策者仅神宗、高太后与哲宗三人而已，其实全是赵家人说了算。
一心想变法的是皇帝，最终颠覆新法的也是皇权。
在皇帝的动摇态度下，王安石也很无助。晚年的他退居金陵，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徘徊，在梦与酒之中浑浑噩噩，写成如《千秋岁引》中的忧思离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5
司马光回来了。
他结束了在洛阳十五年的隐居，重回京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固执己见，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新法。这种武断的做法，就连一些反对变法的大臣都看不下去。
宋神宗元丰年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险些丧命。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并不在意苏轼对变法提过反对意见，迅速上书宋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此举，将苏轼从困境之中解救出来。
后来，被贬的苏轼见到退居江宁的王安石，两位直言无忌的风流人物放下变法之争，相约同游山水，多次作诗唱和。送别苏轼后，王安石更是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真正的君子，从来不会让政治牵扯个人恩怨，而王安石也没有看错苏轼。
元祐更化中，苏轼回朝，辅佐司马光改革新法，建议权衡利弊，保留变法中有益的部分，他本人支持保留免役法，废除青苗法。大权在握、年已迟暮的司马光却不听劝告。自知不久于人世的他，在大病之中坚持废尽新法，甚至最后几天上朝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
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
这一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后病逝，而变法引发的内耗与纷争却还未休止。
北宋灭亡后，变法派更是背上了导致靖康之耻的黑锅，王安石也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
宋代蔡絛《铁围山丛谈》等文人笔记甚至讥笑他为獾子精下凡，是一个瞎折腾大宋的“妖人”。元代的《宋史》编撰成书后，变法派的得力干将们入了《奸臣传》，腐朽无能的顽固派反而都成了忠臣。
然而，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变法之争中，所谓小人、君子大多不过如过眼烟云，即便是左右摇摆的皇帝，也是速朽的，而一心为国的孤独改革家王安石，终将光耀千年。
司马光毁了帝国中兴？
时隔十五年，67岁的司马光回到了开封。他进京这一天，万人空巷，场面堪比一线明星演唱会。
宫中卫士见到他，一个个以手加额，表示庆幸，说：“这是司马相公啊！”
京城百姓为了一睹司马光的风采，纷纷攀登到高处，屋顶上的瓦被踩碎了，树枝也被折断了，但无论怎样呵斥，他们都不愿下来。
还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宫的道路，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佐新皇帝，给我们这些苦命人一条活路吧！”
这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再次陷入僵局，留下一地鸡毛。
司马光进京奔丧，却为眼前的大型“追星”现场惊得不知所措。正好朝廷免去入京官员进宫辞行的礼节，他便急匆匆地返回闲居了十五年的洛阳。
这场闹剧过去后，司马光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几乎将新法尽数废改。一向反对变法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得偿夙愿。
从史书记载可知，司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颇有名望的官员。意外的是，司马光去世后不到十年，却险被开棺戮尸。他苦心编纂多年的《资治通鉴》差点被毁，朝廷所赐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此后，他的名声在忠奸之间“反复横跳”，一度名列元祐党人，被指斥为奸臣，后来又恢复名誉，从祀孔庙，获得与历代贤臣相等的地位，画像被悬挂于宫中。
历史的颜色并非只有黑白。
司马光不支持变法，却不像某些影视剧中说的那般迂腐。相反，他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见的大宋危机，与王安石有所不同。
1
司马光成名于仁宗朝，是一个少年早慧的人才。
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而且确有其事，最早被记载于北宋僧人惠洪所著《冷斋夜话》等宋人笔记中，也被《宋史》等史书所收录。
年少的司马光遇事不慌，砸破水缸救出受困的玩伴，因此名扬京洛，而他考中进士时也是科场上的“小鲜肉”，只有20岁。
有别于很多人印象中那个因循守旧的顽固派，司马光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直臣，尤其是在当谏官期间上了多道札子，不断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议。
司马光早已看出大宋的财政困境，他在给宋仁宗上书时说：“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这正是日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司马光早已发现这个危机。但在司马光看来，朝廷错在用人不当，大宋的制度并没有问题。他在写给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说，改革的关键“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这是他与王安石最大的不同之处。
对于经济改革，司马光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他认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两个途径，是节约开支与藏富于民。
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司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停止滥赐；二是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贪官污吏。
冗官、冗兵带来的危害，是社会风气日渐奢侈，官员贪污中饱，小吏加重勒索，导致“每有营造贸买，其所费财物十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如此一来，百姓所受剥削甚于以往，国家经费却依旧不够花。
这一时期，司马光针对财政问题写了一系列奏章，他反对宰执无故迁官，反对皇帝上元游幸，反对宫中宴饮过多，反对增修宫观，几乎天天上书怼皇帝，完全就是个刺儿头。
宽容大度的宋仁宗接受司马光的批评，而其在位末年，另一件事更是让司马光在朝中赢得了不少声望。
宋仁宗年老无子，有一次生了重病，几个月没上朝，吓得大臣们纷纷上书提议，官家该立储了。
宰相韩琦尤其关心立储之事。宋仁宗总是笑着跟韩琦说，后宫有嫔妃怀孕，不久就要临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宋仁宗身体日衰，大臣们也没等到一个可以继承大统的皇子。
此时，司马光充当了引导舆论的排头兵，他连上数道奏章，并在仁宗面前说：“一定有小人跟陛下说您春秋鼎盛，不要考虑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他们也是为了趁机拥立有利于自己的人。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后，皇帝都是近臣拥立，甚至君臣之间还有‘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称呼，这些祸害说不尽啊。”
司马光的一席话打动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议立储君的批示送到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司马光给韩琦等宰相通风报信，说，诸公如今不与皇帝商议此事，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啦。
韩琦连连答应道：“好，怎敢不尽力！”
在韩琦等人的请求下，宋仁宗终于确定了侄子赵宗实为继承人，即后来的宋英宗赵曙。
正是因为司马光在立储一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欧阳修将他推荐给宋神宗时还评价他“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依旧不改愤青本色。
宋英宗要封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民间传说中曹国舅的原型）为宰相，司马光就公开表示反对，指出外戚不得干政。宋英宗要给宦官任守忠升职加薪，司马光骂得更狠，说任守忠是“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在韩琦等宰相的支持下，任守忠遭到贬黜。
司马光的早年经历，完全不像是一个守旧的顽固派官员所为，反而尽显其锐意进取、不惧皇权的真性情，可他后来并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选。
2
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
这位“有气性，好改作”的年轻皇帝，为改变宋朝困境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死后的庙号却被定为神宗。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折腾了那么多年，大宋君臣都不知如何给他盖棺论定。
宋神宗在位时，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暴露无遗。站在历史的拐点，他茫然四顾，于满朝文武中寻找可依靠的大臣，在人群中多看了司马光一眼。
罢免三朝老臣韩琦后，宋神宗让司马光暂时代行御史中丞之职，将他作为宰相的候选人，并与他就改革进行了一番探讨，其中免不了谈到人事问题。
当时朝廷正需要理财高手，宋神宗看上一个叫薛向的大臣，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这一点在王安石变法遭受的抨击中也多有体现。司马光就给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让皇帝谨慎为好。
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兴了。
宋神宗接着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这恐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再次直言道：“这是好事啊！即便是尧舜也难以知人善任，陛下刚刚即位，万一任用奸邪，台谏却为明哲保身而一言不发，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第二轮谈话，也谈崩了。
宋神宗又提起另一个大臣，说：“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如实答道，不知。
宋神宗问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巴结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个好些？”
司马光说：“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为，但一味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这句话戳中了皇帝的痛点，什么叫见风使舵，难道朕的话都可以不听吗？司马光没有为了换取皇帝信任而阿谀奉承，这是他的原则。
于是，没过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之职，让他去做翰林学士。这是一个地位显贵的清要官职。
司马光显然感觉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宋神宗找他来问话，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二者兼得，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职位呢？”
司马光只好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按两汉旧制即可。
司马光又说，本朝没有此惯例。
宋神宗知道他故意推辞，就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四六骈文？”
司马光依旧坚持推辞，跟皇帝道别后，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诏书塞到他怀里，一定要他做这个翰林学士。司马光只好认命。
之后，宋神宗召见另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同样是讨论改革，宋神宗问王安石：“如果你执政，会怎么做？”
王安石坚定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
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宋神宗老激动了。
3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好友，他俩与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年轻时在京为官，经常聚在一起玩。
王安石为人不修边幅，身上长虱子，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诗调侃他的坏习惯，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朋友之间说话这么损，绝对是真爱了。
宋仁宗嘉祐年间，包拯曾为三司使，司马光与王安石当时都是他的下属。
有一年暮春时节，三司衙门牡丹花开，包拯请这两个小老弟饮酒赏花。包拯举杯劝酒，司马光不胜酒力，碍于领导的面子，还是跟着他饮了几杯，表示退让，王安石却滴酒不沾，不管包拯如何相劝，都坚持不喝，一点也不给面子。
在这场酒席中，司马光与王安石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而他们对待热血青年宋神宗的改革大业，也是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从前文司马光在仁宗时提出的改革措施可知，他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节流”。
与之相反，王安石变法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开源”。
二者的区别在于，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可在司马光看来，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就是要与民争利。
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长达数千字，他放不下十多年的交情，依旧认为王安石是位贤臣，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听不进批评意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议。
王安石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二人针对新法展开了多次辩论。
王安石说，解决财政困难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却反驳道，你只是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最终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这难道是国家的幸事？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在王安石的构想中，青苗法实施后，官府借出余粮，可解百姓燃眉之急，而秋后收回利息，也可增加国库的收入，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但这一举措有很大风险，如果遇到灾害，粮食没有收成，农民就无力偿还青苗钱。
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青苗法如果实施不当，很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榨取盘剥百姓的苛政。
面对执着的王安石，身在朝中的司马光不愿妥协，随着免役法、将兵法等相继出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司马光只好辞职，自请出走京城，到地方为官。这一年是熙宁三年（1070），此后十五年，司马光远离庙堂，成了帝国官场的边缘人。
宋神宗想过挽留司马光。他说，爱卿就不能留在京城吗？你与老王是好友，何必闹到这地步？
司马光婉拒了皇帝的好意，说，臣不敢留，陛下看看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吕公著与司马光、王安石同为“嘉祐四友”，在司马光辞官的同一年，他因反对变法派的吕惠卿任职，被王安石弹劾，贬为颍州知州。
宋神宗又说：“青苗法已经有显著的成果。”
司马光却说：“天下皆知此事的坏处，只有王安石一党认为他们是对的。”
不过，他或许也想亲眼看看，友人的变法到底对不对。
4
司马光并没有直接到洛阳过半退休生活，他离开京城后，最初是到陕西任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
到任后，司马光发现新法实际执行后的弊端，比在京城听到的更加严重。他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下感到无比郁闷，写下了《登长安见山楼》一诗：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闲。
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
司马光在永兴军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正逢关中饥馑，盗贼四起。可即便如此，陕西提举常平司仍通过青苗法加重对农民的盘剥，使农民借陈米一斗，到期就要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斗，收取的利息已经超过了民间富户之家。
司马光认为，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这会迫使农民无论在丰年还是灾年，都常受饥寒，青苗法将危害民生。更有甚者，有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而额外勒索。
因此，司马光上书朝廷，请求让第四等以下农民借贷青苗钱不取利息，或只纳一斗二升。同时，他还请求暂时免除连续受灾两次的地区所欠的青苗钱，并指示其下属官员，不得执行朝廷文件，不许再催促农民缴纳青苗钱。
然而，这一切都被朝廷否决，因变法操作不当而受苦的关中百姓生活困顿，十室九空。
司马光心灰意冷，他再次辞官，决定到洛阳担任闲职，宋神宗又一次挽留，希望他继续到地方做些实事，经过70多天的僵持，才同意他到西京留台养老。
启程前往洛阳时，司马光唯一的牵挂是关中的父老乡亲，他为自己在任时未能给当地带来惠民之政感到惭愧，在《到任明年二月罢官有作》中写道：
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
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