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一代大神沦为透明人
几乎每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唐宋八大家，而八位大家分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又如此不同：
韩愈，我们自然会想起他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想起他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想起他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柳宗元，我们会想起他创造的成语“黔驴技穷”，想起他的《捕蛇者说》，想起他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欧阳修，我们会想起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想起他那些婉约词……
王安石，我们会想起古代继商鞅变法之后最大阵仗的“王安石变法”，想起他写过的一个神童如何“泯然众人矣”（《伤仲永》），想起他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苏轼，我们会想起的更多，想起他的千古名篇，想起他的豪迈豁达，甚至想起他的东坡肉……
苏洵，我们至少会想起，他是苏轼的父亲，“三苏”之一……
苏辙，我们会想起，他是苏轼的弟弟，“三苏”之一，“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中的“子由”……
曾巩……
是的，想起曾巩，只剩下一个省略号。
这位曾先生，纯粹是由于中国人对于数字“八”的迷恋才来凑数的吗？
1
曾巩出生在1019年，他生活的年代迄今近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光里，他的文章受到冷落，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不过是最近一百年的事。也就是说，在民国以前的八百多年中，曾巩是古文写作领域大神级的人物。只是今人无法领略和感受罢了。
欧阳修在世时，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北宋文坛盟主，地位很高，当时就被称为“今之韩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个席位，即以欧阳修领衔，其他五人，要么是他的弟子，要么靠他的赏识才开始扬名。
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生前就在物色自己的继承人。在遇到苏轼之前，他实际上已经认定曾巩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时候，曾巩并无功名，但他的文章深得欧阳修推崇。欧阳修曾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又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欧阳修对曾巩的爱，那是超出一般的爱。只要是难得一遇的好文章，糊上作者名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认定是曾巩写的。他曾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曾巩写的，也曾把王安石的文章错认为曾巩写的。
1057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阅卷读到一篇好文，定为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肯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最终将此文降了一个名次。等到揭榜，才发现原来是苏轼的大作。
曾肇后来写文章纪念兄长曾巩，说欧阳修是文坛宗师，曾巩出道晚一些，但与欧阳修齐名，“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虽然是捧自己的哥哥，但曾肇这段话并无夸张。
事实上，曾巩生前的文名确实很盛，获得的评价也相当高。连苏轼都把曾巩当作欧阳修门下最厉害的那个人，他写诗说：“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在给曾巩的诗中写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后来，王安石又对别人说，在我交往的人中，曾巩的文章“不见可敌”。
要知道，发出这些议论的人，都是自视甚高的文坛、政坛大咖。可见，曾巩真的是“无敌”，不然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终生沉沦下僚的文人抬轿子。
《宋史》评价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在大师辈出、群星闪耀的时代，没有做过高官的曾巩，能够打出一片天地，确实不容易。
不过，曾巩最终还是错过了文坛盟主之位。原因不是他不够格，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苏轼太过光彩照人了。既生瑜，何生亮。尽管曾巩的个人性情更接近欧阳修，但欧阳修在发现苏轼之后，经过权衡，还是明确地把文坛盟主之任，付与苏轼。
近代朝鲜文学家黄玹，把曾巩与苏轼的区别，说得十分到位：“北宋多大家，而法胜者莫如南丰（曾巩），以无法胜者莫如东坡（苏轼）。”用金庸武侠小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曾巩就像郭靖，一招一式都有师承，中规中矩，却无人能敌；而苏轼就像令狐冲，无招胜有招，不仅厉害，而且是武林中特立独行的异类。然而，也因为曾巩的文章“有法”，苏轼的文章“无法”，有法可学，无法难学，所以后世学曾巩的人多，学苏轼的人少。
到了南宋，在理学家的推崇下，曾巩的名声已超越苏轼。朱熹对“宋古文六大家”中的其他五位并不感冒，唯独对曾巩推崇备至，并致力于学习曾巩的文法。朱熹在成名后，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将曾巩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称他是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说他的文笔“峻洁”“平正”“好懂”“简庄静重”。
后人对曾巩的评价深受朱熹的影响，认为曾巩的文章既明道理，又自然平近，且规范端正，可以作为范本学习和效仿。曾巩的经典地位，由此逐步确立起来。
明代万历年间，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全书164卷，收文1450篇，多次再版，在明代后期文坛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四库全书总目》称：“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就是从茅坤这里开始流传开来的。
自茅坤以后，明清两代关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选本，多达二三十种。“唐宋八大家”这一概念，遂深入人心。而曾巩，则持续受到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等主流文学派别的一致推崇，一直红到了民国。
直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曾巩的文学遗产才因为思想主题、审美趣味等出现转向而受到冷落。
宋代文学研究大家王水照在《曾巩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说，文化和文明的嬗变发展，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任何时代的读者和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需要和文化发展的趋向来取舍传统，因而使传统文化有的盛誉不衰，有的遭冷落遗弃，或者是同一对象的某些部分光景常新，另一些部分却黯然失色。
曾巩在800多年间受追捧，以及在近100年受冷落，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如果能站在更长时段的河流里去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声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凑数。因为，我们眼下的观点和经历，并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
2
曾巩不仅身后之名起落不定，生前也命途多舛。
现在说起江西南丰曾氏，是当地人的一大骄傲。这个家族在北宋文坛、政坛光芒四射，盛极一时。追根溯源，虽然曾巩的祖辈和父辈已经有了功名，但真正厉害的是曾巩这一代。
曾巩有4个弟弟、9个妹妹，在他之上还有个哥哥曾晔。除了哥哥曾晔未中举而相对早逝之外，他们兄弟五人以及几个妹婿均中了进士。有一年，这个家族一次考中了6个进士，轰动全国。
辉煌的背后，全是苦难。而这些苦难，基本上由曾巩替弟妹们承担了。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晚年被诬告而丢了官，长年在家，将积蓄一点点耗尽。1041年，在曾巩23岁的时候，曾易占带着曾晔、曾巩兄弟俩赴京应举，这情景像极了15年后苏洵父子三人赴京应举、谋职。不过，结局却全然不同，曾易占父子全部失望而归。1047年，曾巩再次侍奉父亲进京，不料在途中父亲染病身亡，盘缠也已告尽。曾巩四处求助，才得以扶着父亲的灵柩踏上归途。
此后的10年时间里，这名从小被视为神童、20岁就名闻四方的早熟才子，放弃了个人的功名追求，而把全部精力用于承担家庭生活的重压。他在窘迫的大家庭中，既要奉养继母，还要抚养、教育4个弟弟和9个妹妹。尤其是在哥哥曾晔病逝后，他同时要养育两个侄子和两个侄女。
如今，我们仍可以通过曾巩的《读书》一诗，了解他这段负担沉重的耕读生活：
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
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
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
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
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
所勤半天下，所济一毫芒。
尽管十分劳累，但他仍旧通宵达旦地苦读，并教弟弟们读诗书。他用勤劳、乐观和自信，化解了生活的暴击。
10年后，1057年，嘉祐二年。曾巩带着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妹婿等，一行六人进京赶考，终于，迎来了曾家的翻身仗。这一次，六人全部考中进士。曾巩本人则以39岁“高龄”，与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等人成为同榜进士。
在北宋人才辈出的年代，牛人普遍都在20来岁中举，像曾巩成名这么早、中举却这么晚的，着实少见。其实，曾巩从18岁就走上科举之路。除了上面讲的，他有10年时间为了赡养大家庭而放弃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却蹉跎其间，没能考上。
究其原因，他早年屡试不第，不是文章写得不行，而是写文章并不趋附当时的应试文风。连欧阳修都看不过去，责问说：“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连曾巩这样的人才都未能被录取，考试部门的评审标准，真的科学吗？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抱怨和指责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会将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的滞后。但曾巩从不如此想。
在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曾巩却“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思广其学而坚其守”——既没有嘲讽考中的人，也不对考官大放厥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并把学问做得更精深。
在曾家最困难的时候，曾巩受尽了同乡的嘲讽。当地人作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曾家兄弟赶考只是去打酱油：“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曾巩不以为意，“力教诸弟不怠”。
曾巩志大才高，却未得到命运真正的眷顾。无论是科举，还是做官，始终是逆境多于顺境。但他始终心态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曾巩进入仕途后，主要有两项工作：
第一项是出任地方官，在12年间辗转七八个地方，从河北沧州到福建福州，从山东济南到江西南昌，每段任职的时间不长，但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为官一任，振兴一方，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政声和事迹。
地方官实际上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基础，但在中国的传统里，“治国”是一大本事，但从来没说“治州”“治县”的，所以除非有特别好的运气，一般获取广泛声名的人物都在朝廷上，而不在地方上。地方官在国家的治理框架和人们的传统认知中，都属于小官。
曾巩本人却很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在送友人赴任柳州知州的文章中，专门驳斥了知州官小不足事的成见。他说，古时候的人做知县只负责一个乡、县，尚且能够用道德、仁义、恩惠、慈爱对辖区百姓进行熏陶和启发，现在的官员能够独掌一个州，怎么还能把官职看成低人一等，而不认真为政呢？他说，官无所谓大小，任职一方，就应该有造福一方的信念，更应该有久居之心，脚踏实地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善事。这是为官一方的本分。
第二项是担任史馆馆职，从事史籍文献编校工作。大概有10年时间，曾巩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达数十种。比如《李白诗集》，经他搜罗、发掘，从776首增加到1001首；传世的《战国策》，散佚严重，经他广泛访求采录，从22篇增加到33篇……
治学严谨的曾巩还有一个习惯，每整理完一书，他都认真作序，不仅记录和介绍该书情况，还将史评融入其中，对书中某一种偏向和缺失，进行论证和评议，让后世读书人有脉络可循。曾巩从事的这项工作，属于文科领域的底部工作。要不是他的用心用力，我们现在能读到多少李白的诗，能读到多少篇《战国策》，还是个未知数。虽然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历代都有人在做，但大家往往只看到书籍的成品，看不到流传背后的工作人员。这就好比现在理工科领域那些做基础研究的大师，他们永远不像做应用开发的人那么声名在外，也没有明星偶像光环，可能一辈子就是在逝世的时候被人说一句“一个大师走了”，仅此而已。但你必须承认，这些一点儿也不著名的人，才是人类文明传承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
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校勘史籍，曾巩都是在从事基础性的工作，甘愿做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但他的价值，不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可以随意褒贬的。
在曾巩担任馆阁校勘期间，苏轼推荐了两名四川老乡拜访他。这两人因为文风不合流俗，被乡里人讥笑为迂阔，很是苦恼，特向曾巩求教。曾巩读了他们的文章，却称赞有加。两人很高兴，临行便请曾巩为他们写点文字带回去，好堵住悠悠众口。没想到，曾巩劝他们说没必要，根本用不着为这些闲言碎语苦恼，“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不必随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为冷眼所动。流言可以杀人，但永远杀不了将流言当作空气的人。
3
宋代的理学家是一帮很“吹毛求疵”的人，怼天怼地怼空气，前圣今贤大都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他们偏偏十分推崇曾巩的文章，为什么呢？除了我上面讲到的，曾巩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有“法”可依，可作范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曾巩的信仰和操守，是常人难及的。正如朱熹所说，曾巩是一个“醇儒”。放在人品与文品的标尺之下，曾巩以“文如其人”的统一性脱颖而出。
他的文章路子正，人品也正。虽然他对自己常年不得志不以为意，却见不得他眼中的人才被时代错过。
当他宅在老家为生计奔忙的时候，他屡次以布衣身份向朝廷要员推荐王安石。在给蔡襄的书信中，他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
曾巩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相识于科举考场，一见如故，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惺惺相惜的程度，有点像杜甫遇见了李白；所不同的是，杜甫与李白是单向互动，一个崇拜另一个，而曾巩与王安石是双向频繁互动，相互推崇，情深义重。
如今，我们读两人的文集，还可以读到他们写给对方的很多诗文、书信。
王安石的性格很怪，不通人情世故，但在曾巩面前，却能写出深情款款之句，说“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他还无比担心曾巩的境遇：“州穷吉士少，谁可婿诸妹？仍闻病连月，医药谁可赖？家贫奉养狭，谁与通货贝？”——曾巩那么多妹妹，要怎样找到好女婿呀？曾巩又生病了，这医药费可怎么解决呀？曾巩要养一大家子，又那么穷，这钱从哪里来呀？真是替曾巩愁死了。
曾巩在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也经常给王安石写信，排解忧愁：“一昼千万思，一夜千万愁。昼思复夜愁，昼夜千万秋。”
两人曾在不同时间段遭受流言蜚语，但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替对方辩诬。
曾巩长期考不上进士，人家讥讽他，曾巩不以为意，但王安石看不过去，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你们这群小子，不配诽谤曾巩，他即便终生不遇，处境低微，死后他的文章也有像班固和扬雄一样供人膜拜的一天，你们等着瞧吧。
曾巩对王安石也是如此。当王安石步入仕途，因为特立独行而被世俗讥谤时，曾巩同样竭力为之辩护：“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不顾之，不足论也。”王安石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合流俗，那些说他目空一切的人，压根儿不必理会。
可以说，曾巩和王安石是彼此生命中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之一。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个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两次为相，在京主持新法，曾巩则辗转各地为官，颠沛流离，仕途坎坷。这期间，他们的书信往来明显减少，关系渐渐疏远。
很多人认为，曾巩和王安石至此已经友尽。实际上，他们的友情还在，只是双方的政见有了分歧。
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实施新法，并引故交为己助。应该在这个时间点，王安石也请最好的朋友曾巩参与其中。但曾巩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点操之过急，规劝他更慎重一些。王安石则对曾巩的苦口婆心不置可否。曾巩为此深感失望。因此，在老朋友上台之后，他主动请求离开朝廷，外放到地方为官。
曾巩写给王安石的两首诗，留下了两人这段分歧的实录：
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
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
……
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
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
知者尚复言，悠悠谁可语。
后来，王安石在变法受阻之后，也曾给曾巩寄了一首诗倾吐，其中说：
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
纵然老友对自己的变法有不同意见，但关键时候，能够一吐郁闷的人，在王安石眼里，除了曾巩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事实上，后世很多人夸大了曾巩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从曾巩在地方辗转为官，基本都执行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来看，他也是变法的认同者。他的两个弟弟，曾布和曾肇，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但曾巩也未因此而批评或反对他们的选择。
曾巩并非一个保守派。他和王安石一样，都认为应当变法才能解决“三冗”问题挽救大宋。不同的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改善的空间，所以向王安石提出来，可是向来执拗的王安石不听。
举个例子，王安石主张，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必须增加国家收入，所以变法内容基本以增加税收和朝廷控制社会财富为主。而曾巩后来给宋神宗提出来的变法方案，则把重点放在节约开支上，只有裁撤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才能压缩财政开支，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解决“三冗”问题。
客观地讲，曾巩压缩开支、量入为出的方案，比王安石增加收入、量出为入的方案，更为彻底。宋神宗在看了曾巩的方案后，也盛赞说，在节约开支这一块，没有人讲得像曾巩这么透彻，并把曾巩重新召回了朝廷。
宋神宗问曾巩，你跟王安石的关系最好，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曾巩回答，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宋神宗说，王安石视富贵如粪土，一点儿也不吝啬呀。曾巩解释，我所说的“吝”，是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宋神宗连连点头。可见，不管怎么样，曾巩依然是最了解王安石性格的那个人。
可惜，这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隐居江宁，曾巩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王安石的执拗，以及变法内容的瑕疵，最终导致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失败。
南宋人叶适说，曾巩“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补”。而这恰恰证明了曾巩是一个道德操守极高的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成为宰相的时候，他明明可以放下他的坚持，迎合而上，但他偏偏不愿如此，他宁可艰难地在外做他的小官。
在举朝需要站队之时，曾巩不幸成了新党、旧党两面不讨好的人物。他曾说自己，“立朝无所阿附，有见嫉之积毁，无借誉之私援”。这一点像极了苏轼。
1083年，曾巩病危于江宁之时，王安石多次前往探望。一见面，王安石就对曾巩议论朝廷人事，说最近又有谁谁谁被任命为啥职位了，那谁谁谁只是一个屠夫，怎能胜任这职位呢。曾巩病重，无法说话，只有点头。
在最后的时刻，这一对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对方当成外人。
4
1083年，65岁的曾巩病逝时，京城盛传他与当时被贬在黄州的苏轼“同日化去”，连宋神宗都很震惊，叹息不已。后来才知道，苏轼还活得好好的，但曾巩是真的离开了。之所以有这个谣传，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苏、曾二人是帝国文坛的两根擎天柱。
不过，重温曾巩的一生，除了他所经历的苦难可以“媲美”，他的官名和如今的文名，远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家：
不如他的恩师欧阳修，人家既是文坛盟主，又是当朝政要；
不如他的密友王安石，人家诗文俱佳，两度为相，威震朝野；
不如他的同榜进士苏轼，人家潇洒恣意，文采风流，赢得全民喜爱；
……
曾巩有点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职位，决定了他出头的机会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为人，做官，写文章，温和务实，纯净端正。
他虽然推崇和羡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现出来仍是一副不放纵、很克制的模样。这样的人，在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奔放的时代并不讨喜。也难怪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巩逐渐沦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然而，大家仔细想想，曾巩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主流命运。
要不是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受追捧了800多年，他就像古往今来的无数读书人一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化身为中国历史最基础的底色。那些时代的英雄，在这层底色上开花、结果，活成最亮眼的颜色，但这些都与默默无闻的底色无关。
可是，你必须承认，这层不显山不露水的底色，构成了历史进步与文化传承的基础力量。没有这层底色的铺垫与比对，再绚烂的颜色也凸显不出它的绚烂，再伟大的英雄也丧失了立足的土壤。
历史上不乏曾巩这样的人。曾巩代表了这一无声的群体，他们很重要，不应该被遗忘。如果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头衔之于曾巩有何意义，那就是，我们可以不理解他的文章有多牛，但至少应该理解他的背后站着一群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底色的人。
历史上，现实中，99.99%的人注定要成为仰望英雄的人，而不是成为英雄。这是历史与时代的真相，也是英雄主义与英雄情结的底色。
曾巩就是文学加强版的我们，而我们就是文章总写不好的曾巩。
曾巩和我们走着相同的道路，走着走着，就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家贫故不用筹算，官冷又能无外忧。
交游断绝正当尔，眠饭安稳余何求。
君不见黄金满籯要心计，大印如斗为身仇。
妻孥意气宾客附，往往主人先白头。
——曾巩《戏书》
只是，曾巩比我们更早看开了，看淡了，看透了。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
——曾巩《圣贤》
苏洵：大宋最牛老爸
苏序是个大善人，乐于救助穷人。有个人经常受到他的施舍，就想报恩。
这个人懂风水，对苏序说，我发现了两块好墓地，“一富一贵”，您可以选一块。
苏序说：“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意思是，要贵不要富。
那人便把苏序带上眉山，一起去看那块能保子孙显贵的墓地。点燃一盏灯放在地上，风吹不灭。
后来，苏序将自己的母亲葬在那块墓地。
这是明朝人讲的故事，听起来没头没尾，怪诞不经。但没关系，只要读者知道苏序是谁，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苏序是宋朝人，世居四川眉山。
他有个儿子叫苏洵，生于1009年。
苏洵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
1
苏洵19岁娶妻程氏，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可惜不满周岁就夭折。此后两年，程夫人都未能怀孕，苏洵很着急：年过二十了，还无后，压力山大。
22岁那年，苏洵开始拜生育信仰界的男神——送子张仙，据说每天烧香很虔诚。3年后，子嗣接连不断，几乎一年生一个子女：
1033年，苏洵25岁，他和程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10岁夭折）；
1034年，生了一个儿子（4岁夭折）；
1035年，又生了个女儿（19岁出嫁后不久病逝）；
1037年，生了苏轼；
1039年，生了苏辙。
苏洵很“摇滚”，经常一人打起背包，乘船或骑马，四处游玩，结交朋友。他写过一首诗，总结了自己早年的生活：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
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
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
最后一次出远门，37岁的苏洵撂下9岁的苏轼、7岁的苏辙，一个人逍遥去了。有人说他其实是参加科举去了。
他先乘船出川，骑马去了当时的帝都开封。然后一路向南，去了江西。在九江，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雷简夫的人。整整3年后，他接到一封家书，被告知父亲苏序病逝，这才仓促归家。
他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在当时，所有人都把苏洵当成了浪荡子。只有父亲苏序，在别人用怪异的眼光看待自己儿子的时候，始终笑而不语。别人也不知道苏序的笑而不语到底代表什么。
苏洵一生中参加过三次科举，最早的一次是在18岁。
他有个二哥，叫苏涣。当地人都认为苏涣比苏洵有出息多了。苏涣24岁考中进士时，苏洵16岁，想追随哥哥的步伐，奋斗了两年后去参加科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在后世看来，苏涣的名声远远不如他的弟弟。但实际上，苏涣是整个家族气运转变的关键人。苏涣的中举，打破了苏家“三代皆不显”的局面，成为这个平民家族上升为官宦家族的第一人。苏轼后来在给苏涣写的祭文中说，伯父为官清廉，四海奔走，把家都忘在一旁，而今亡故，家中却一贫如洗。这就是眉山苏家的家风。
父亲苏序的死，改变了苏洵的人生。
从1047年到1056年，他有十年未出四川。后人说，这是苏洵闭门求索的十年。
2
那些年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成了苏洵自我提升的参照物。
他厌倦了为科举而读书作文，把自己早年写的数百篇科举时文，一把火烧掉了。然后，“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他只读孔孟、韩愈以及其他贤人之文。
经过多年苦读后，用苏洵自己的话说，胸中积攒的话越来越多，一提笔，化成文字自动流淌出来，每篇都是“有为而作”，经世致用之文，不再是以前那种空洞无用的应试文章。
他练成了一个本领，能够预见科举的潮流。但凡这种人，不是被当作神人就是被当作傻子。但他不在乎，他也无须自己去证明自己的预见是否正确。他的两个儿子，经过他的训练后，将代替他投身考场。
他曾送两个儿子到州学读书。州学教授刘巨是眉山当地的名士，教了苏轼兄弟俩声律、作对子等本领，这是当时科举注重诗赋文采，在地方教学内容上的落实。
有一次，刘巨在课上赋诗咏鹭鸶，念到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当即说，老师的诗好是好，但最后一句改成“雪片落蒹葭”如何呢？
刘巨听后说，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
苏洵自己给两个儿子编了数千卷书，当作教材，并对儿子们说：“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就是说，读完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绰绰有余。
他也不照科举大纲来教儿子们，而是以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为范文，让他们学写古文。
多年后，苏轼兄弟参加科举。那一年，科举风向变了，由重诗赋改为重策论，而主考官正是欧阳修——苏轼兄弟背诵和模仿他的文章，对他的风格太熟悉了。
苏洵不仅预见了科举风气的转变，还押中了主考官。他在两个儿子同时考中进士的光辉事迹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难怪宋人编段子说，苏轼兄弟考试前，担心两人必有一人落榜，苏洵让他们别担心，到时一人和题，一人骂题，保证全中。
苏洵自己不屑于考科举了，但他却成了那个年代的科举押题大师。
3
不仅如此，苏洵还是两个儿子“正式出道”前的“经纪人”。他很早就认定两个儿子必成大器。
在著名的《名二子说》一文中，苏洵这样解释给两个儿子起名“轼”和“辙”的原因：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翻译过来就是说，车轮、车辐条、车顶盖、车厢，都是一辆车的重要构成部分，唯独作为扶手的横木（“轼”），却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去掉轼，那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轼儿啊，我担心的是你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天下的车都是顺着车辙走的，但说到车的功劳，没有人会想到车辙。这样也好，就算车毁马亡，人们也不会责难到车辙上。车辙是能够在祸福之间优游自处的。辙儿啊，我知道你是能让我放心的。
苏洵的这篇小文，就像是两个儿子未来命运的“谶语”，后来被苏轼和苏辙的人生所印证。
明朝大才子杨慎说：“观此，老泉（苏洵）之所以逆料二子终身，不差毫厘，可谓深知二子矣。”
在两个儿子成人之后，苏洵决心将他们送出四川。他在一封信中说，自己年近五十，人生基本废了，也没有进取之心，“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这时候，他之前在全国浪荡认识的朋友，纷纷变成了苏氏家族的贵人。
苏洵在九江结交的好友雷简夫，此时在雅州（今四川雅安）任知州。他盛赞苏洵虽为一介布衣，却是天下奇才——不仅有王佐之才，还是当代司马迁。于是帮苏洵写了几封推荐信，分别推荐给当朝名臣张方平、欧阳修和韩琦。
苏洵持雷简夫的推荐信，到成都拜谒了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他同时带上了苏轼。张方平第一次见到不到20岁的苏轼，即以国士之礼相待。
张方平同时鼓励苏洵到开封去，说僻处四川“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师乎”？
苏洵表示，自己有名无名已经无所谓了，但不能让两个儿子重蹈他这个父亲的老路。
1056年春天，苏洵带着苏轼、苏辙赴帝都开封。但父子三人先到成都，再次拜会张方平。
张方平拿出往年的制科考试真题，给苏轼和苏辙来了一次模拟考。阅卷毕，张方平大为惊叹，说两人都是天才，“长者（苏轼）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苏辙）谨重，成就或过之”。
张方平虽然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有矛盾，但还是不计嫌隙，替苏洵父子写了一封给欧阳修的推荐信。当时人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坛最知名的“星探”，只有他才能够成全苏洵父子的文名，让“三苏”走红。
苏洵父子带着雷简夫、张方平等贵人的推荐信，进京了。
4
到了开封，苏轼、苏辙兄弟积极准备来年春天的科举考试，苏洵则与京师的名公巨卿频繁接触。作为父亲兼经纪人，苏洵的任务是把两个儿子“推销”出去。当然，前提是他得先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样才有说服力。他拿着雷简夫、张方平的推荐信，精选了自己最得意的20篇代表作，去求见欧阳修。
雷简夫在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这样说道：
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维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
这段话很有意思，对欧阳修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
意思是，我雷简夫人微言轻，没有能力让苏洵成名，这也不是我的责任和罪过。但我既然知道苏洵这号奇人的存在，如果不说出来，那就是我的罪过了。而您（指欧阳修）是当今文坛盟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以前您不知道苏洵这号人，他就算寂寂无名至死，也跟您没关系。但现在不一样了，您读了我的推荐信，已经知道苏洵的存在了，况且苏洵也要当面拜见您，从今以后，苏洵有名无名，天下人都认为跟您有莫大的关系了。
欧阳修本来就是北宋文坛最著名的“星探”，听说有这么个人自带巨星潜质，赶紧取来文章一读。一读，果然很受用，当即就把苏洵捧为“当代荀子”。
他正式向朝廷上了《荐布衣苏洵状》，极力称赞苏洵的文章“辞辨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更重要的是，苏洵此人不是一个只会写文章的文士，而是一个对现实问题能提出解决方案的大才。但他为人安贫乐道，不钻营仕途，如果没人引荐，就要被埋没在这盛世里了。
随后，欧阳修取代雷简夫和张方平，成为苏洵父子在朝廷上最有力的推荐者。
欧阳修把苏洵父子推荐给了当朝重臣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短短时间内，苏洵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频频成为京城达官显宦的座上宾。而苏洵的文章也一夜成为“爆款”，引领了京城的写作风尚，“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
5
苏洵红了，他的两个儿子马上也红了。
在1057年春天的科举中，苏轼和苏辙双双中第，脱颖而出。
主考官正是欧阳修。
苏轼兄弟的上榜，源于欧阳修对科举文风的改革，此前被推崇的虚浮华丽文风不吃香了，质朴平易、言之有物的文风开始占据有利地位。而苏洵早年教导儿子们作文，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放榜之后，关于苏轼兄弟上榜的争议很大。
跟同时上榜的曾巩不同，苏轼兄弟此前并无名气，很多读书人表示不服，开始抗议。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后来回忆说：“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第，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
士人怎样变得服气的呢？
苏轼兄弟的文章确实好，这是大前提，但还不够，关键还得有人帮扶。所以还是欧阳修出马了。
放榜后，欧阳修对苏轼兄弟一顿猛夸，说后浪凶猛，老夫当避此人（苏轼），放出一头地。后来，苏轼也确实成为欧阳修的继承者，取代曾巩，一跃而为北宋文坛盟主。
除了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等人也是苏洵父子的贵人。
1061年，苏轼和苏辙同时获得推荐，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临近考试时间，苏辙突然生病了。宰相韩琦听闻消息，专门向宋仁宗申请考试延期举行。他的理由是，今年的制科考试，苏轼和苏辙两人最有声望，现在听说苏辙病了，如果兄弟俩有一人不能参加考试，将难孚众望。宋仁宗同意了。朝廷于是宣布当年的制科考试延期20天举行。
韩琦看到参加制科考试的人不少，还曾公开放话说，二苏在此，你们竟然还敢跟他们同场考试？据说，此话一出，弃考者“十盖八九矣”。
这次考试，一共只录取三人。
考官司马光对二苏的策文十分欣赏，将苏轼、苏辙列为最高等——三等予以录取。而苏辙的策文写得很犀利，直言宋仁宗为政苟且，为人好色，好面子，赏赐无度，导致海内穷困。这引起了考官们的争议。另一名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言辞不逊，不应录取。司马光据理力争，说苏辙“于同科三人中，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最终，虽然在策文中挨骂，宋仁宗还是亲自拍板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宋仁宗果然爱惜羽毛，于是降一等，以第四等录用了苏辙，对他进行升官。
退朝回宫，宋仁宗掩不住内心的喜悦，颇为得意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6
两个儿子已经出人头地，而苏洵自己也成为北宋最为传奇的布衣文人，历史再也抹不去他们的名字。
但苏洵却有了新的烦恼。
当自己名满天下，可与名公巨卿平起平坐之后，他早已消失的斗志又被点燃了。虽然多年无意仕途，但他骨子里是想做帝王师，给时代把脉开方子的。欧阳修等人也希望朝廷能将苏洵引进体制内，授予相应的官职。这给了苏洵很大的期待。
然而，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朝廷的委任状。
苏洵急了，直接给宰相韩琦写信抱怨说：“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
北宋“冗官”问题，人所皆知，所以苏洵用来调侃有司，说你们给我一个官职怎么了，天下之官难道因为多我苏洵一个人就变冗了吗？
一直等了两年多，朝廷才下诏，让苏洵去参加考试。考试通过了，就能直接授官。
苏洵很有个性。他认为朝廷要他参加考试是不相信他平时作的文章，便称病拒绝赴试。与此同时，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近7000字的《上皇帝书》，就天下之事提出了他的十项改革主张。同一年，王安石也递交了给皇帝的万言书，提出“变更天下之弊法”。但宋仁宗对他们的改革方案均无回应。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苏洵本质上跟王安石一样，是有雄心的改革家。只是，苏洵没有王安石那么幸运，他等不到锐意改革的宋神宗上位。否则，历史记住的，就不仅是文学家苏洵的大名，而是改革家苏洵的传奇。
事实上，苏洵虽然常年偏居西南一隅，但他精通历史，早就注意到宋仁宗盛世背后的危机。在他最著名的政论文章《六国论》中，他提笔就写道：“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灭亡，不是武器不锐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割地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亏损了，这是灭亡的根本原因。
结尾又写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但还有不割地贿赂而战胜秦国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一统天下的大国，却自取下策，重蹈六国割地贿赂以致灭亡的覆辙，这就连六国都不如了。
整个北宋，读过这篇《六国论》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苏洵是在借古伤今，讽刺当时朝廷以岁币向契丹换和平的政策。但像苏洵这样的民间鹰派，在宋仁宗后期是不可能获得重用的。
最后，朝廷还是给了苏洵一个县主簿的低级职位，留京参与编纂礼书。
1066年，在带领两个儿子到京城发展的10年后，苏洵病逝了，年仅58岁。
苏洵之死，震惊朝野，为他作挽词的士大夫达100多人，“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
苏洵死时，苏轼30岁，苏辙28岁。此后，兄弟俩宦海沉浮，却被父亲早年预测他们前途的《名二子说》一一说中：苏辙为人较稳，一度官至参知政事之位；而苏轼锋芒毕露，虽然仕途坎坷，但文名最盛，光耀千年。
一千年来，“三苏”上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有人喜欢苏洵的豪健，有人喜欢苏轼的奇纵，有人喜欢苏辙的深沉。他们一起进入中国文学最具分量的榜单——“唐宋八大家”之列，一举占据三席。
纵观整部中国史，这样著名的父子三人组合，恐怕只有两对：公元1000年以前出过一对，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世称“三曹”；公元1000年以后，又出一对，就是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世称“三苏”。
绝代传奇，到此为止。
柳永：大宋第一浪子，整个时代边骂边学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我无数次想象过大宋词人柳永的出场，但从未想过是如此的惊艳，而又如此的宿命。
这阕《望海潮》，被普遍认为是柳永20岁时的作品。一个初登历史舞台的年轻人，以一支铺叙点染、自然挥洒之笔，为11世纪大宋城市的繁华日常，留下了印象派式的经典描摹。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间，这名才华横溢的词人，流荡多地，境遇窘迫，以个人的悲剧成就了11世纪最伟大的歌者。尽管那个时代的人们专注于给他打标签，认定他只是一个鄙薄、淫媟、俗艳的青楼词人，但，这只是对他的刻板偏见——事实上，他有四分之一的作品在展现那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城市生活，是北宋盛世的一名忠实记录者。
人们也习惯于认定，这个“有才无行”的浪子词人，是社会秩序的局外人和破坏者，却不曾料到，一生怀才不遇的柳永一直都在努力向权威靠拢，争取官方与士大夫阶层的接纳，尽管这些努力均以悲情收尾。但至少可以说明，他不是主动抛弃了主流社会，而是被主流社会遗弃和伤害的人。
这阕《望海潮》的诞生，背后就是一个干谒的过程。当时，20岁的柳永从家乡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往帝都开封应试，途经杭州，拜谒世谊前辈两浙转运使孙何，这阕词类似于求见的一块敲门砖。
虽然柳永在词中仅写了杭州的城市繁华，以及投赠之人孙何虽富贵而不忘山林的书生本色，并未像唐宋时期的其他干谒之作一样阿谀媚俗，但希望借助投赠之人的影响力而让自己在科举中有所斩获的意图，仍然十分明显。
是的，天才词人柳永从一开始就是个俗人——遵从社会潜规则，渴望世俗功名，然而他的世俗和卑微，最终却无助于他被认同和接纳。而且，终其一生，直到晚年，他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不停地干谒，向有权势的人投献作品，希望获得举荐。想想看，这是多么悲哀和辛酸的人生！这样一个柳永，才真正是最具悲剧性的，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唯一幸运的是，人间不过是寄身之处，在他贫病老死之后，他的作品获得了永生，迄今仍被奉为经典。
1
正史没有为柳永立传。没有原因，但不难想象原因——一定是修正史的宋元人，不屑于为他作传。
于是，没有传记的柳永创造了一项纪录：他可能是史上在正史中无传却名气最大的人。他的名气，不仅在他死后，在他生前也相当大。
宋代有许多野史、笔记，都记载了柳永的逸闻。尽管这些记录真真假假，但正是这些记录，以及柳永本人的作品，才构成了后人了解这位词人的入口。
这么说吧，柳永堪称大宋第一代“流行天王”。
他在进入开封后，还没参加科举，就凭借音乐禀赋和文艺天才，崛起为汴京流行文化圈的领导人物。当时，“教坊乐工，每年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搞音乐的人，谱了新曲子，一定要求柳永填词，否则这曲子铁定红不了。
另一则史料记载，“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就是说，柳永靠填词，收入已经不错了，因为帝都的青楼女子都知道柳永名气大，让他有偿地给自己填个词，或在词里给自己曝曝光，分分钟就野鸡变凤凰。
柳永的词通俗易懂有风致，深得民间喜爱。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据说，邢州（今河北邢台）开元寺有个嗜酒的僧人，每次喝醉就唱柳永的词，临终前还念道：“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明朝冯梦龙说，宋代坊间有传言：“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虽是小说家言，却大抵符合柳永生前爆红的情况。
有意思的是，柳永的词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还登堂入室，在皇宫宴会上传唱。北宋陈师道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歌之再三”，有点开启循环播放模式的意思，可见宋仁宗对柳永的词是真爱。
然而，对于这样一名生活在自己治下的“人民艺术家”，作为粉丝的宋仁宗，不仅没有开启特殊照顾通道，反而成为其仕途不顺的拦路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说起来，柳永的仕途悲剧，从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在位时就开始了。
柳永的一生，比我们想象的漫长。他大概生于雍熙元年（984），卒于皇祐五年（1053），历经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
他一生四五次参加科举，直到50岁时才中举。
宋真宗时期，是柳永的青壮年时期，一辈子最好的时光。但他基本上都在考场上蹉跎了，在烟柳巷挥霍了。而这两者，在他身上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在青楼冶游的文字，给他盛名，但也成为他进入仕途的障碍；而他在科举仕途上的失意，反过来使他更加纵情于青楼柳巷。
应该是在他连续科举失败后，他填了一阕词表达得不到官方认可的郁闷：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鹤冲天·黄金榜上》
这阕词细品，是八分落寞两分傲气。因为得不到官方承认，柳永才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白衣卿相”，不得不忍心割舍功名之心，偎红倚翠，浅斟低唱。这分明是一个末路穷途之人的悲歌，词人也表明自己到烟花巷陌寻访意中人，实乃是政治理想难酬的自我麻痹。
可是，在这阕词流传出去以后，来自高层的解读者却读出了满满的傲气。
在接下来的科举旅程中，柳永考中了，但仍被当朝皇帝（有说是宋真宗，有说是宋仁宗）特意将名字拿掉，并说，这不就是那个“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吗？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没想到柳永会以这种形式被皇帝“照顾”，以后的路只能越走越窄。怪就怪自己的词太火了，每一首都会传到最高层的耳朵里。有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人向皇帝推荐柳永，皇帝问：“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推荐者答：“然。”皇帝说：“且去填词！”柳永“由是不得志，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并半带调侃地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在皇帝们看来，柳永的词唱起来很爽，但仅限于私人化的娱乐场合，而在国家治理层面，是万万不能让人怀疑帝国最高层是推崇这些淫词艳曲的，不然会引起道德人心的堕落。连带着，肯定也不能录用这个举国皆知的“淫词”作者当官，只能让他去填词，国家的道德体系才不会乱了套。
宋真宗就曾降旨说：“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阅读范围超出儒家经典，写作带有浮靡文风的人，都要严肃处理。这是朝廷要振兴儒道，净化文化环境呀。柳永若是官场中人，肯定要被树立为反面典型进行打击。
宋仁宗在位时期，同样“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柳永的淫冶讴歌之曲，同样属于严厉打击的行列。尽管皇帝本人会以“内部批判”的名义循环播放他的曲子，但在公开场合恨不得搞一场烧毁柳永作品集的行动。
3
问题是，整个时代写浮艳之词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偏偏是柳永成为被打击的出头鸟？
词这种形式，是供教坊乐工、青楼女子歌唱的，从一诞生就带有俗艳俚语的特征。在苏轼特意强调词的豪放性之前，婉约词几乎一统天下，甚至连苏轼本人，绝大部分的词创作也都是婉约风。婉约，就必然多多少少带有闺门密语、浮艳虚薄，乃至淫媟鄙俗的调调。
如果硬要说创作有原罪，那也是词的原罪，而不是柳永的原罪。
柳永的作品集《乐章集》中，确实有不少“淫词”，赠妓、咏妓、狎妓之词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直接写男女交媾之词（当然，相比明清情色小说的写法还是文雅多了），被李清照批评为“词语尘下”。
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
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
——柳永《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
像这阕《昼夜乐》，写名妓秀香，上片写她的容貌、声音，用词已经颇为艳情，但下片更不得了，直接写男女交欢的场面，这就难怪要遭人诟病了。
因为这些“淫词”在柳永的作品集中特别扎眼，所以，尽管他还写过许多经典的羁旅词、怀古词、城市词，但通通被无视了，人们仅留给他一个标签——风流浪子词人。
然而，那个年代的大词人，无一不是这种写法。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场面怎么写得含蓄一点，所谓“雅俗之别”罢了。
和柳永同时代的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人，都是写作男女香艳情感乃至色情风味词作的老手。像欧阳修这阕《忆秦娥》：“十五六，脱罗裳，长恁黛眉蹙。红玉暖，入人怀，春困熟。展香裀，帐前明画烛。眼波长，斜浸鬓云绿。看不足。苦残宵、更漏促。”赤裸裸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柳永之词。而比柳永晚出生半个世纪以上的苏轼、秦观等人，也依然在写“笑倚人旁香喘喷”“玉纤嫩，酥胸白”等香艳词句。
但只有柳永，背负淫词之名，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付出了落榜的代价，一生仕途困顿，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为什么会这样？
其他人都以双重人格在写词，只有柳永全身心投入，不加掩饰，成为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这使得柳永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宋朝士大夫发展出文学体裁的等级论，即“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虽然都是创作，但不同体裁的创作在道德上有高低之分，文章第一，诗第二，词曲最下。张先、晏殊、欧阳修等柳永的同时代人，对这一准则的把握都很老到，戴上面具写载道文章，卸下面具写言情之词，毫不含糊。但柳永不懂这一套，别人把词当“余事”“末技”，他把词当成全部，与歌女乐工打成一片，率真而不加掩饰，难怪吃了大亏。
传统士大夫基于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认定俗艳词曲仅可以在帝国统治阶层内部把玩，因为他们读过圣贤书，有辨别力和把控力。但绝对不能在小民之间流传，否则，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坍塌。带着这种道德优越感和恐惧感，他们固然会在私人场合吟唱士大夫阶层的“淫词艳曲”，但在公开场合绝对要排斥香艳绮靡之音，以维护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
换句话说，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香艳书写模式，民间有民间的香艳书写模式，二者界限分明，被认为是“雅俗之别”。柳永一定要跨界，代沉沦的青楼女子立言，这是民间的姿态，士大夫阶层是不认的。
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文化的层级就是这么严苛，你可以说他们高傲，说他们虚伪，但就是改变不了他们的特性——他们容不下一个全身心代表民间文化的人。
据说，柳永以词触怒宋仁宗之后，曾去拜谒宰相晏殊求通融。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冷冷地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
柳永以为，同样写词的晏殊大人，一定对自己心有戚戚焉，哪知道，在晏殊大人的思想里，词与词是有天壤之别的。柳永笔下“针线闲拈伴伊坐”——歌妓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与情郎相倚相挨——这样的句子，晏殊就说自己绝对不写。
晏殊写思念，那必须是传统意境，雍容典雅，比如“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柳永那种庸俗化、日常化的场景，是他相当不屑的。所以抱歉，咱俩虽然都写词，但绝非一类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肯定是柳永的词更能反映时代的风貌，因为他的词是有生活气息的，带有时代的烟火气。而晏殊等士大夫的词，几乎看不到任何时代信息，有的只是传统意境的揣摩和复述，搭配私人化极强的情绪，放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成立的。也正因此，柳永的世俗化写作，在当时就打败了晏殊等人的精英化写作，不仅在民间广为传唱，还悄悄传进了皇宫。当下的真实，永远最动人。
而柳永最终被打入另册，也恰恰由于他的词太出名，使他无形中被当成了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
枪打出头鸟，人红是非多，他被上纲上线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并作为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遭到正统的鄙视和唾弃，也就顺理成章了。
士大夫阶层中有真诚的个体，但作为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则一定是虚伪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沉迷甚至模仿柳永的词风，另一方面却必须公开排斥和否定柳永的词品，进而排斥和否定柳永的人品。
整个宋代，柳永是所有著名词人中地位最低的，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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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一个写词的人，都无法忽视柳永的存在。
他的词太经典了，尽管当时的士大夫对他的淫媟艳俗表示不屑，然而，背地里无不边骂边学。
宋人笔记有载，秦观和老师苏轼久别重逢，苏轼向秦观道贺说，你现在填词更厉害了，京城都在传唱你的“山抹微云”那阕词。秦观客气一番，说恩师谬奖。苏轼却接着说，但想不到我们分别后，你却开始学柳永作词了。
秦观不承认，赶紧辩解说：“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先生不要空口无凭，毁我清誉呀。苏轼则当场举例质问道：“‘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观惭愧不已。
这个故事信息量很大。秦观和苏轼的对话发生时，柳永已经故去三四十年，但他的影响力显然未减当年。从对话内容来看，被后世称为“婉约派一代词宗”的秦观，和“豪放派鼻祖”的苏轼，两人均对柳永的词作和词风相当熟稔。他们对柳永词都十分不屑，但吊诡的是，尽管他们都不愿承认，但在无形之中，却受到了柳永词深深的影响，抹都抹不掉。
苏轼调侃秦观学了柳词句法，而他自己也活在被柳永影响的焦虑里。
从苏轼的一些著名词作中，不难看到柳永的影子。比如《江城子·记梦》中的“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分明就是柳永《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转写。
而同题词作《八声甘州》，柳永对景融入人世无常的感慨，想必也给苏轼写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以相当的启示。因为苏轼曾称赞柳永的《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不减唐人高处”，显然是十分欣赏这阕词的。
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牢落暮霭初收。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
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柳永《双声子·晚天萧索》
这是柳永游览苏州时写出的怀古词，沉郁苍凉，寄寓深远。大家再默念一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比一下，是否有熟悉的味道？
柳永写“嗟漫载、当日风流”，苏轼则写“千古风流人物”；
柳永写“想当年”，苏轼则写“遥想公瑾当年”；
柳永写“江山如画，云涛烟浪”，苏轼则写“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
面对柳永词，苏轼的态度是矛盾的，既不屑，又赞赏，既想摆脱其影响，却又欲罢不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以自己的词终于脱离了柳永的词风而沾沾自喜，可见柳永词曾对苏轼造成多大的焦虑。
毫无疑问，柳永是苏轼在成长为伟大词人的路上，必须翻越过去的一座高峰。这个众所周知的段子，也很能说明问题：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残风晓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苏轼当然高兴，通过豪放词的写作，他自认彻底摆脱了柳永的词风，而可以与柳永形成不同风格的双峰并峙。
同样的长路跋涉，也发生在“慢词集大成者”周邦彦身上。周邦彦的慢词声誉甚高，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是因为他得到了柳永的真传，所谓“周词渊源，全自柳出”。
柳永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慢词因音韵和缓、篇幅较大，突破了小令的局限，从而扩大了词的内容含量。经过柳永之手，词的体式才算完备。自柳永之后，慢词成为大宋词坛主流。周邦彦正是在柳永大胆创新的基础上，受其文学恩泽，才成长起来的。
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词坛一派，但追根溯源，他们都是从柳永词分化而出。可以说，没有柳永，就没有苏轼，也没有周邦彦。宋词能发展成与唐诗相媲美的文学高峰，柳永居功甚伟。
用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的话说，柳永的影响笼罩着整个北宋词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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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词坛如此重要的一代宗师，却是体制的弃儿，这层转折发生在柳永身上，就是一幕活生生的悲剧。你可以说他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可问题是，他本人并不愿以扫地僧的身份度过一生。
当所有人都认定他是词坛风流浪子的时候，只有他还坚信，自己要做一个温柔敦厚的儒士，寄希望于并终生努力想成为一个兼济天下的士大夫。
在他40岁的时候，经历多次科举失败，他忍痛离开开封，告别心爱的情人（疑为歌妓虫娘），南下谋生，并写下了那阕最负盛名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深藏内心的功名之念，无时不对柳永的感情造成威胁。因为执着于科举功名，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漫游之中，羁旅行役，遍及开封、江南、关中……他不停地干谒，投献奉颂之词，希望获得举荐。
终于，在他50岁的时候，命运稍微垂青于他一次。他考取了进士。
时人记载，他是在改名后才被录取的，因为“柳三变”与“淫词艳曲”构成对应关系，长期被列入黑名单，所以他才改名“柳永”。
但即便考中进士，年过半百的柳永也未迎来命运的改观。他的余生，久为小吏，在各地流走，历任睦州推官、定海晓峰盐场盐监、泗州判官等职。他勤政爱民，政声很好，却难以升迁。最后出任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等寄禄官，权小位卑，始终未能进入上层士大夫的文化圈子。
据考证，直到65岁高龄，权小位卑的柳永还在四处干谒，希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的天才再也未能带来任何奇迹，尽管他勉力歌功颂德，但投献出去的作品大多如泥牛入海，徒留嗟叹。
柳永被嫌弃的一生，让我想起了当代作家王小波。王小波生前为了作品出版，为了得到承认，曾配合出版社大规模删稿、起庸俗的书名等，但均于事无补，像极了柳永忙碌一生的干谒之旅。郁闷低落之时，王小波还考取了大货车驾照，说不行就干这个，像极了柳永曾痛苦而无奈地流连于市井圈层。
一个真实的人，游离在主流之外，寂寞孤独，他的内心总归是痛苦的。尽管事后，人们会对他们的孤独进行美化，但仍不能回避，他们是痛苦中的过来人，谁也不比谁超脱。
关于柳永的最后一个悲剧传奇，源于他的死。
据说，他死时穷困潦倒，由歌妓凑钱安葬。送葬的队伍中，歌妓们缟衣素服，个个泪湿衣袖，哭声震天。她们的泪水中浸透了真诚的悲哀——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歌者，能如此为底层的女性代言；也从来没有一个老者的离去，能如此让城市的歌妓伤悲。这是对等的，也是柳永应得的。
当然，这个送葬的情节不一定真实。可以确定真实的是，活了70岁的柳永，死前肯定真切地感受到，真挚的感情不在士大夫之间，而在最底层的小民之间（比如他和歌妓）。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中，他才感觉自己活过了有意义的一生。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人生已然凄楚，但请相信，岁月自有公论！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繁华的记录者、时代悲剧的承受者——柳永，一个在文字中活了一千年的天才词人！
黄庭坚：江湖夜雨十年灯
公元11世纪的中国，文化圈最牛的两拨人，一拨是四川眉山苏轼他们家，另一拨是江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