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
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
此后在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的失意岁月，也是他一生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完成了这部294卷的巨著，为此熬到了花甲之年。
他以修书的方式默默履行职责，践行一个文人的使命，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对宋神宗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
在洛阳担任闲职，司马光远离了政事的纷扰，心情却十分复杂。
他一方面感到为官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闲适。司马光在西京留台衙署东边的一座小园中搭起木架，种植牵牛、蔷薇、扁豆等植物，称之为“花庵”。闲暇之余，他就在花庵小憩，对着满园的花花草草赋诗。
另一方面，他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将司马光当作了一面旗帜。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志同道合的好友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变法被罢官，不久后郁郁而终。
司马光还在朝中时，吕诲就经常公开唱反调，弹劾王安石。两个朋友干架，司马光没有偏袒，只是对吕诲说，王安石现在众望所归，你弹劾他干吗？
吕诲惊讶地说：“君实（司马光字）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名气虽大，却固执己见，喜欢听小人的吹捧，这样的人如果成为宰辅，一定会天下大乱啊。”
司马光说，你说的可能属实，但目前没有明显迹象，为何不再等等？
吕诲自以为大义凛然，说：“今上年富力强，平时与他日夜谋划的不过大臣二三人，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是心腹之疾，不能再等了。”说罢，他再次进宫上奏。
司马光默然不语。
吕诲当然斗不过王安石，他最终生了一场大病，提前退休回家。吕诲在病重弥留之际，对前来探望的司马光说：“君实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弃！”
司马光记着这句话。
5
宋神宗去世后，新君赵煦（宋哲宗）年仅9岁，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临朝听政。
这位被誉为“女中尧舜”的太皇太后重新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将年迈多病的司马光请回朝中为相，此时，多年来遭受无数打击的改革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
高太后恨透了新法，她支持司马光全面推翻王安石变法。有人担心这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司马光却说，这是太皇太后做主，母改子政，有什么好忌惮的？因此，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废除新法。
起初，司马光明白，否定新法首先在于广开言路，当年神宗推行新法时，为了压制不同意见而严禁“诽谤”，导致新法实际执行的弊端无人上报。司马光递上《乞开言路状》，请高太后下诏放开舆论，结果，诏书一下，“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
司马光原本提出的是“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去之”，这是说新法中有用的留下来，恶法才废除。可当真正大权独揽时，司马光却犯错误了。当年他指责王安石的那些话，如今像是在说自己。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被任命为给事中，辅佐司马光推行改革。他劝说司马光三思而行，即便是废除新法也要循序渐进。司马光却不听。范纯仁不禁感慨，这又来了一个王安石。
权力，让司马光迷失在无端的怨恨中。
同为旧党的邢恕劝说司马光：“今日废除新法，虽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却是子改父之法令，皇帝成年后会怎么想，相公不为日后考虑考虑吗？”
司马光却答道：“他日之事，我岂会不知？我是为赵氏考虑，就应当如此。”
邢恕还是担忧上司，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
司马光毅然决然地说：“为了赵氏天下，司马氏何足道哉！”
在重回朝堂的十六个月间，司马光写出了百余篇奏疏，先后废除了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贬黜宋神宗与王安石留下的新党重臣，一切推翻重来。
这场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高太后去世，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司马光可能从没恨过王安石，他要推翻的只是新法，因为他亲眼见过，百姓因新法而受苦。
他们二人都自以为占据了道德的高地，也许，王安石只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马光只看到新法的恶，他们各自执意改革，都是为了大宋。当年王安石宁可与亲朋好友为敌，也要推行新法，而司马光在为相的最后岁月，也几乎是拼了命地推翻新法，他自称“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
在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的6天前，他强支病体，废除了深深痛恨的青苗法。对此，司马光原本还很犹豫，尽管他在关中看到百姓深受其害，但也怀疑只是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出了差错。可当听到范纯仁奏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时，司马光气得从病床上爬起来，跑到宫中问高太后，是哪个奸贼又在蛊惑陛下发青苗钱？
当初年轻的改革者，彻底沦为疯狂的守旧派。
王安石去世5个月后，68岁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司马光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他一生清贫，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家人整理其遗物时，发现床上空荡荡，唯有《役书》一卷，还有8页来不及上奏的手稿。他的死讯传开后，京城上万人罢市前去祭奠，沿途护送其丧车返乡的有数万人之多。
那时，新党与旧党关于变法的争斗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渐渐演变成了互相倾轧的党争。
绍圣元年（1094），变法派重新上台后，司马光被剥夺名誉，险些被开棺曝尸。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奸臣蔡京大行党禁，厉行思想禁锢，将司马光列入元祐党籍碑。
蔡京将元祐党籍碑立在全国各地。长安有个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却不愿刻碑，说：“我不是读书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认为司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镌刻。”官府听说后，要治石匠的罪。他说：“我不敢再推辞，但请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碑上，我不想为后世所指责。”
若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司马光的做法也许不全是正确的，但一个官员在百姓心中至高的地位，就是他为官生涯最好的勋章，这无法轻易篡改。
司马光的改革与守旧，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
她被捧为“女中尧舜”，却把大宋带入深渊
宋朝是一个“阴气”比较重的朝代。
两宋300多年，18位皇帝，一半曾经历过皇太后（妃）垂帘听政。后妃参与政治的频率，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但有意思的是，宋代士大夫对后妃干政似乎并不嫌恶。
除了极个别权力欲旺盛的后妃曾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名化处理，比如宋真宗皇后刘娥，绝大部分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均在历史上赢得了美名。官修史书《宋史》对宋代后妃这一群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
9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摄政时间基本上都少于一年，仅有两人属于“超长待机”：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刘娥，在宋仁宗朝以皇太后身份摄政长达11年；另一个则是宋英宗皇后高滔滔，在宋哲宗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9年。
也正是这两名皇太后，在宋朝垂帘听政者中留下了两极化的口碑：刘娥被认为口碑最坏，史书说她差点就成为第二个武则天；而高滔滔的口碑最好，被誉为“女中尧舜”——翻阅史书，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有此殊荣。
那么，问题来了：高滔滔被捧得这么高，是因为她真的很有作为，还是另有隐情呢？
1
高滔滔是那种赢在起跑线上的人。
她出生在刘娥去世的前一年，1032年。大名高正仪，小名高滔滔。与刘娥出身极其寒微截然相反，高滔滔出身显贵，父母两边都是当朝的名门望族。她的曾祖父是名将高琼，曾在澶渊之役中立下战功；祖父是高继勋，被时人称为“神将”；父亲高遵甫，是高继勋的第三子。她的母系更显赫，其母是大宋第一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宋仁宗皇后曹氏的亲姐姐。
这么说吧，高滔滔的人生起点就是刘娥奋斗了一辈子的终点。
宋真宗当年要立刘娥为皇后，被朝臣喷得满脸唾沫，所有人都讥讽她“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但高滔滔绝无此种烦恼。她自小跟随姨妈曹皇后，在宫中长大，与宋仁宗和曹皇后的养子赵曙青梅竹马。两个小孩子刚好同岁，宋仁宗见他们天生一对，曾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后来，宋仁宗和曹皇后果然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
1063年，赵曙即位为宋朝第五位皇帝，即宋英宗。高滔滔则被立为皇后。
高滔滔先后为宋英宗诞下四子四女，而这也是宋英宗全部的子女。宋英宗一向多病，正史中没有他晋封嫔妃的记载，宋代私人笔记则曾提及宋英宗“左右无一侍御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滔滔在夫妻关系中确实比较强悍，限制宋英宗靠近其他女人。
然而，宋英宗在位不到4年，便于1067年病逝了。他与高滔滔的长子赵顼，随后继位，是为宋神宗。
36岁的高皇后，变成了高太后。
宋神宗是个热血青年，即位时20岁，不久就大胆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取得一定成效，但阻力重重，最典型的表现是朝中士大夫因立场和站队开始出现撕裂。
此时，以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滔滔、皇后向氏为核心的后宫，分别凭借祖母、母亲、妻子的特殊身份，向宋神宗施压，反对变法。在她们的影响下，宋神宗压力巨大，一度向王安石诉苦：“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王安石说，后宫有异议，一定是向经（向皇后之父）、曹佾（曹太后胞弟）怂恿的结果。
变法派认为，新法损害了豪商巨贾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利用手里的政治资源和人脉，企图使新法流产。外戚家族是阻挠变法的一股强大力量，而后宫成为他们施加影响的切入口。
不过，从王安石点名的外戚来看，并没有高滔滔的娘家人，可见高滔滔虽然站在反对变法的政治立场上，但她的私德确实不错，至少抑制了自己的娘家人进行政治关说活动。这是她生前死后获得好评的原因之一。
1085年，年仅38岁的宋神宗带着未竟的雄心壮志，忧郁而逝。
大宋政局站在了一个分岔口上，在这个关键节点，54岁的高滔滔正式开启了她的政治生涯。
2
在宋神宗病情恶化之时，谁来接任皇帝，朝中各派开始了秘密酝酿。
由于宋神宗先前的几个儿子均早夭，眼下年纪最大的儿子是皇六子赵煦，但也只有9岁。假如由赵煦继位为幼主，则势必回到宋仁宗年幼继位后由皇太后刘娥摄政的“故事”，那么，此时升级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无疑是临朝听政的自然人选。
然而，高滔滔对新法的敌意，让宰相蔡确不得不谋取另一种可能性。蔡确是王安石去位后，新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和变法派颇为顾虑，一旦高滔滔真的开启垂帘听政，势必罢除新法，引起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折。
蔡确于是希望援引大宋的另一种继位模式，来排除这种最坏的结果。除了“父死子继”，宋朝还出现过“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先例。宋神宗临死时，他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都是30来岁，年富力强，按先例也有做皇帝的资格。蔡确联合另一个大臣邢恕，密谋选立其中一人为帝。
与此同时，宰相王珪在问疾时，抢先请宋神宗早日立赵煦为皇太子。宋神宗已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同意。
在这场皇位之争中，高滔滔的态度就显得尤其重要：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自己的孙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过，关于高滔滔最初的立场，史书的记载已经模糊不清了。因为记载这场皇位之争的第一手史料《哲宗实录》，在宋徽宗朝以后经过了数次重修，随着朝中政治斗争形势的转换而出现截然相反的书写。
最早的版本，说高滔滔欲“立弟（神宗弟赵颢）不立子（神宗子赵煦）”，因为她一直宠爱儿子、雍王赵颢，而赵颢也有野心，在宋神宗病重时频繁出入禁中，提出皇帝病重“当请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在这个版本中，蔡确属意立幼主赵煦，而高滔滔与王珪“谋废立”。
到了南宋，《哲宗实录》经过大改，专门为高滔滔辩诬。大改后的版本，增加了高太后在宋神宗弥留之际秘密请宫人缝制小孩子可穿的黄袍的细节，说明高滔滔一开始就遵从宋神宗的意愿决定立赵煦为帝。同时记载说，高滔滔勒令自己的两个儿子（神宗的两个弟弟）不得再来探问宋神宗的病情，免得生出是非。在这个版本中，蔡确和邢恕以观花之名，邀请高滔滔的侄子参与谋废立遭拒后，遂使了一记毒招——造谣和诬蔑高滔滔与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而他蔡确才是赵煦继位的真正支持者。
对于卷入这场皇位之争的当事人而言，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制造真相，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最终，在宋神宗病逝前四天，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四天后，宋神宗驾崩，宰相王珪宣读遗诏，9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皇位之争，暂时尘埃落定。但在多年后，当宋哲宗开始亲政时，围绕当初到底谁才是自己继承帝位的支持者，又在朝中掀起了一场风波。
3
没有迹象表明高滔滔有主动谋取摄政地位的意愿。幼主继位，按照历史惯例，得有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辅政，此时后宫之中属她辈分最高，所以，她没得选。
本朝第一个摄政太后刘娥，早在其夫宋真宗生病的两三年间就深度参与处理政事。到宋真宗病逝、幼主宋仁宗即位时，刘娥已有足够的政治经验，顺利进入摄政太后的权术生涯。
但与刘娥不同的是，高滔滔在开始正式摄政之前，毫无政治经验。无论是英宗朝还是神宗朝，她都是一个谨守后妃之道的女人，没兴趣也没机会参与朝廷政治。唯一的政治态度流露，是在王安石变法后，跟随当时尚在世的姨妈曹太后，劝谏宋神宗废除新法。仅此而已。
当她开启垂帘听政之后，必须面对的抉择，就是如何处理宋神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新法以及一批支持新法的朝臣。很明显，这些政治遗产，与她本人的政治倾向是相悖的。
为了快速上手，掌控国家事务，建立自身权威，她开启了路径依赖模式，在熟悉的人和事之间寻求支持。人是“老人”，她选中的人，基本都是其丈夫宋英宗时期的重臣，比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事也是“旧事”，就是要废除神宗朝以来施行的新法，恢复到神宗朝以前那个她所熟悉的祖宗旧制时代。
最关键的是，她期待中的人和事竟然也如此匹配——她熟悉和信任的老臣，个个都是新法的反对者、祖宗旧制的拥护者。那么，新法的废除，拥护新法的朝臣的清洗，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根据记载，高滔滔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抛开正常的政治途径，私下派太监到洛阳向司马光问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洛阳隐居著书15年的司马光，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返政治核心，并成功反扑新法，得偿夙愿。
洛阳问政后不久，司马光入朝拜相，并进一步援引反对变法的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入朝。朝中出现了蔡确、章惇等变法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双方势同水火。
为了控制舆论、打击变法派，司马光等人又私下推荐了苏辙、朱光庭等保守派给高滔滔，请求授予谏官之职。随后，王岩叟、刘挚也被引入朝廷，充当御史，专门攻击变法派。
司马光还建议高滔滔，设置看详诉理所，替宋神宗时期反对新法的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官职，重新安排进朝廷的各级部门。
政治斗争的本质都是人事安排。哪一方占据了朝中职权的优势，在接下来的政策变动和清理异己中，必将稳赢。
人事安排到位后，谏官们对变法派发起了猛烈攻击，蔡确、章惇先后离开京城，支持变法的其他官员也陆续被贬出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方田均税、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变法的成果被尽行废弃，国家制度似乎一夜回到了18年前。
1086年，农历九月，司马光在重新出山一年后病逝，太皇太后高滔滔大声恸哭。3年后，吕公著去世，高滔滔再次哀恸不止，流着泪对朝臣们说：“邦国之不幸，司马相公已故，吕司空又逝。”在她摄政的时间里，她的权威先后成为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任保守派领袖压制新法的工具。如今，工具的使用者离开了，工具似乎失去了方向。
实际上，在司马光死后，保守派内部逐渐分裂为三派，即后世所称的“蜀洛朔党争”。而高滔滔并无任何强势干预的姿态，只是任其党争环境恶化下去，直至像黑洞一样吞噬了这个国家。
4
高滔滔的私德其实很好。她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虽然出身贵族，但对民间疾苦有恻隐之心。她对待外戚——自己的娘家人，态度十分严苛，不徇私情。
但更多时候，她的美德仅限于她能感知的范畴。一旦进入治国领域，需要她站在更高的立场去权衡利弊，施行利国利民的美德，她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成为政治上的“失德者”。
必须承认，一个政治家的美德，跟作为个体的美德，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的北宋政坛，几乎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仍然习惯用个体的美德去衡量政治家的美德，结果都陷入了偏执的境地。而高滔滔显然不具备改善纷乱朝局的思想与能力，这已经超越了她的日常经验。她只能作为一面旗帜被一帮老臣扛着，宣传她的私德，进而美化她作为政治家的道德。
但实际上，被史书美化为“元祐治世”的高滔滔摄政时期，却是北宋走向亡国深渊的前奏。致使北宋亡国的各种伏笔，此时已经埋下了。
高滔滔摄政时期，给北宋种下了三大恶果：第一，对宋神宗时期变法内容的全盘否定，将北宋经济推向了崩坏的边缘；第二，对西夏的割土示弱，不仅未能换得边境和平，反而刺激了其得陇望蜀的野心；第三，党同伐异的政治迫害，拉开了北宋末年翻来覆去的党争序幕。
尤其第三点，是北宋末年政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国强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对手，彻底演化为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斗争。
变法派中有真心实意希望国家变好变强的人，有想借变法攀龙附凤谋求高升的人。正如保守派中同样有为国谋不为己谋的人，也有借废除新法维持官僚贵族既得利益的人。假如高滔滔有识人的本事，那么，她应该采取的治国原则是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人论事。
可惜，在实际操作中，朝局中人都被站队和标签划成新旧两党，而新法也遭到不分良莠的整体废除，毫无回旋的余地。
在被史书称为“元祐更化”的这场废除新法运动中，高滔滔表现出了对保守派老臣的绝对依赖性。作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未能展现出超脱于党派之上的态度，也未能施展更具智慧的权谋，而仅仅沦为保守派全面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一个工具。
宋神宗时期党争的历史，在高滔滔摄政时期又重演了一遍，而且是变本加厉地重演了一遍。
变法派领袖蔡确被贬出朝廷后，曾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并作了一组绝句抒发个人感情。不料，保守派抓住机会，曲解诗意，上奏称其诗中影射高太皇太后为武则天，由此制造了“车盖亭诗案”。高滔滔下令蔡确自辩，却不接受他的自辩之辞，还坚持认为朝中有蔡确党，将打击面扩大到整个变法派。
高滔滔的做法，引起保守派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范纯仁提醒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文字狱这个头不能开呀。吃过“乌台诗案”苦头的苏轼也认为要从轻发落，不可株连他人。但高滔滔仍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
蔡确后来死于贬所，变法派也遭到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连范纯仁都被扣上袒护蔡确的罪名贬出朝廷。
当年，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爆发时，高滔滔跟随曹太后向皇帝求情，而现在，她发起针对变法派的文字狱，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这起牵连甚广的“车盖亭诗案”，影响比“乌台诗案”还要恶劣。它挑起了新、旧两党在此后的斗争中务求赶尽杀绝的政治报复情绪。日后，新党掌权，同样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立“奸党碑”。
自此以后直至北宋灭亡，朝局就在新旧党争之中反复重演了四五次，帝国掉入了权斗的黑洞。
5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宋哲宗赵煦，他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高滔滔摄政9年，宋哲宗从一个9岁的小孩，成长为一个19岁的青年。然而，军国大事仍然由高太皇太后和几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终没有发言权。
朝中大臣无一例外，都忽视了宋哲宗的年龄增长。他们习惯地认为皇帝还小，告诫他凡事要听命于太皇太后。朝堂之上，皇帝御座与太皇太后座位左右相对，根据礼数，大臣应面对宋哲宗奏事，然而大臣都反过来，面对太皇太后，背对宋哲宗。
宋哲宗亲政后，曾提及当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场景，说自己个子小，只能看见朝臣的屁股和腰部。
有时候，高滔滔会问宋哲宗，你为什么一直沉默，不发表你的看法呢？
宋哲宗回答：“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有一次，高滔滔命人将宋哲宗用了很久的一张旧桌子抬走换掉，但宋哲宗很快自己派人又把旧桌子搬回来。高太后大惑不解。
宋哲宗回答：“这是先帝用过的。”
高滔滔心中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年轻的皇帝心中种下了怨恨的种子。
垂帘太后与年轻皇帝的对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可以称为“垂帘听政后遗症”。皇帝一旦成年亲政，轻则一反前政，消除摄政太后的影响，比如宋仁宗；重则必下狠手，要把摄政太后搞臭，比如宋哲宗。
高滔滔病重之时，已经意识到宋哲宗对她的极度不满。她似乎看出了一些不祥的征兆，特意将吕大防、范纯仁召来，进行临终嘱托：“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
吕大防奉承说：“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
一直到临死，高滔滔最得意的事情，仍然是她的私德无亏，不曾利用权力额外照顾娘家人。但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长期被无视的皇帝来说，重要吗？
高滔滔接着叮嘱范纯仁：“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意思是要范纯仁学习他的父亲范仲淹，当年刘太后刘娥死后，宋仁宗一度要报复刘娥，范仲淹劝说宋仁宗要尽儿子的责任。
最后，高滔滔还告诫吕大防和范纯仁说，我死之后，皇帝是不会重用你们的，你们应主动退避，免得遭祸。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高滔滔对宋哲宗亲政后可能采取的举动，已经预见得清清楚楚。
1093年的秋天，62岁的高滔滔病逝，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
宋哲宗终于开始了反扑式的亲政。对于高滔滔摄政期间任用的人、制定的政策，他一概不认，通通反着来。他把章惇、蔡卞等变法派首脑重新召回朝堂，而保守派官员则陆续被贬到岭南一带。朝廷党争，权势转移，一个新的轮回又启动了。
这时候，朝廷上已经有人斥骂高滔滔为“老奸擅国”。或许是出于宋哲宗的授意，章惇和蔡卞打算追废高滔滔，并拟好了诏书。在向太后和宋哲宗生母朱太妃的苦苦相劝后，宋哲宗骂了章惇和蔡卞一场，此事翻篇。
亲政4年后，当年高滔滔倚重的已故老臣，一个个被追贬和剥夺恩封。宋哲宗还打算开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被朝臣苦谏之后才作罢。
从高滔滔摄政起，一直到宋哲宗亲政后，整个大宋充斥着怨恨与报复的情绪，以及在此情绪控制下的国家治理方式，国事是好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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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尽管国家和朝政都向坏的方向发展，而高滔滔却在北宋灭亡后，迎来了个人口碑的彻底逆转。
从高滔滔摄政的整个过程来看，宋哲宗的权力是被完全架空的，难怪后者亲政后对其抱有如此深的恨意。
从实际采取的垂帘制度来看，高滔滔也比刘娥更大胆。刘娥当年只在后殿听政，不接受百官朝拜；而高滔滔摄政时期，官员需要先参拜高太后，然后才拜宋哲宗。
然而，与刘娥摄政时期建纲立制、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革相比，高滔滔的执政却是一种顽固保守、路径依赖的姿态，加剧了北宋末年的衰亡。
虽然权力大、作为小，高滔滔却被捧为“女中尧舜”，她摄政的那几年，也被史书粉饰为“朝廷清明，华夏绥定”，甚至“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这已经把高滔滔捧上天了。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背离事实的历史定论呢？
从根本上讲，高滔滔摄政时虽然权力大，但她显然更懂得如何配合复兴祖宗成法，不去挑战男权社会的准则，因而在长期以来偏保守的皇权时代，她更容易得到写史者的肯定。
特别是，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局基本是由保守派掌控。宋高宗时，曾对高滔滔摄政时期的历史记录进行修订改写，突出以高滔滔为代表的保守派与变法派的政争，是忠党与奸党两条线的斗争。以简单的忠奸论，模糊了宋神宗、宋哲宗两朝复杂的历史真相。
后来的史书，包括元代官修《宋史》，均在仓促间修撰，而以南宋的史书为底本，导致这段被模糊、被改写的历史一直得不到正确的审视。
高滔滔是“女中尧舜”的既定说法，就这样被《宋史》继承下来，代代流传。
后世不断地重复书写，事实上塑造并强化了所谓的历史真相。尽管这种历史真相，与历史事实可能是全然相反的，但没关系，重要的是历史书写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保守派在政治斗争中有起有落，但他们最终占据了历史书写权，于是，后人看到的历史就变成了这样——凡是支持新法的，都被打成奸臣；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被塑造成忠臣。而反对新法的总舵主高滔滔，则是历代贤德女主第一人，这都不带谦虚的，就得这么写。
从来都是人，而不仅仅是事实，在构建历史。
可以确定，不是高滔滔利用了保守派，而是保守派利用了她，利用她被建构起来的地位和口碑，为他们心中的理想人格和事业进行扶持，使其具备合法性和权威性。
作为历史上男权社会的一个女人，她有没有作为，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他们有没有用。
仅此而已。
章惇：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
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传》4卷共21人，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针对这份奸臣名单，历史学者喻朝刚曾撰文发出三个疑问：第一，在蔡确之前的100余年中，宋朝统治集团内部难道就没有一个奸臣吗？第二，两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个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三分之一，《宋史》的编撰者究竟企图说明什么问题？第三，这几个人，果真都是奸臣吗？
其他人暂且不论，本文专门来说一说章惇，一个最该获得平反的“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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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章惇有个好友，名叫苏轼。
两人是嘉祐二年（1057）科举同榜进士，这一榜后来被认为是光耀千古的“龙虎榜”。除了苏轼、章惇，还有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耻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这是一个极其好胜的人，觉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扔掉录取通知书走了。
两年后，25岁的章惇再考进士，又考中了。有才而好胜的个性，伴随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祸，难以定论。
年轻的苏轼与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两人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曾多次互访，相约出游。迄今仍有关于他们交往的许多段子流传，真真假假，但都能窥见他们的性情差异。
有一次，两人在山寺中饮酒，刚好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酒狂，骑马同往观之。离老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苏轼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于是掉头离去。章惇独鞭马向前去，说：“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后，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老虎惊窜而去。回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胜和勇谋，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各自的命运和共同的友谊都经受了考验，在时代党争的风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得势，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这一时期，“乌台诗案”爆发，章惇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从苏轼的话可以看出，章惇当时虽已高居参知政事职位，但为人处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难得。
宋哲宗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变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则处于贬谪、闲置状态。
从现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贬黜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保守派攻击章惇的炮弹，而苏轼没有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时期他本人对待章惇的态度。
章惇最初被罢黜到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乞求到扬州，方便就近照顾人在杭州的87岁老父，但均遭到拒绝。9个月后，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章惇终于可以回杭州，苏轼这时给他写了一封信：“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苏轼在信中提起他们早年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然而，“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一语，表明在苏轼看来，章惇追求变法，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现，“世缘已深”，希望章惇能够超脱功名。
由于章惇后来被打成“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来的极少。我们无从知道，对于苏轼的“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应。但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至少说明，虽然他们的政见分歧很深，但友情还在，并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弹劾，重回汝州。两年后，他等到离杭州颇近的知苏州任命时，父亲已经去世。他辞去苏州知府之职，在不尽的弹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则远谪岭南。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营救苏轼，修复两人的友情，但他没有这个肚量。元祐年间苏轼兄弟对自己的指摘和见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时的他对苏轼，应该是有怨恨的。
但后来的史书笔记说，章惇是远谪苏轼的幕后黑手，这就言过其实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在宋哲宗亲政后，均遭到连续贬谪，是宋哲宗为了尽反高滔滔之政，实施了发泄式的报复行动。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写长文作答。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吊诡的是，崇宁三年（1104），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第二年，71岁的章惇在贬所病逝。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
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2
章惇和苏轼都是一代奇才，两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对政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他们的政见和立场不同。
苏轼更注重人文情怀和精神层面。他对王安石变法不热衷，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强修养，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迎来治世。这在北宋中期的统治困境面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
而章惇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思想根基，决定了两人的成就各有侧重。苏轼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绩，但在朝廷治国方面有不足，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的诗词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则擅长治国用兵，一生虽然坎坷，但仍出将入相，是北宋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章惇的政治才干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所以反对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么品行上的问题，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是一出场，就给他一个定语——“有才无行”。
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了在政坛上刚崭露头角的章惇，王安石说：“听说章惇极其无行。”推荐者说：“我推荐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么呢？您可以跟他见见面，一定会喜欢他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写，“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这就是宋代史学家的笔法，写章惇被王安石看中，并加入变法派的队伍，但从头到尾却一直强调章惇品行不好，“素辩”“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个小人。由此，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变法的队伍里都是些小人，借以贬低11世纪的那场改革。
事实上，王安石后来也看出，章惇不过是被世俗之人中伤诋毁而已。
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他不仅不是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并时常发出不合时宜之论的孤胆英雄。
熙宁五年（1072），章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梅山蛮夷。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开边是熙宁年间的三次战争活动之一，章惇也凭借此次经略拿到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的敲门砖。
章惇制定了怀柔与强硬的双重政策，最终当地蛮夷首领“相继纳土，愿为王民”。
后来，在章惇被贬湖州之后，荆南发生叛乱，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选还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话不说，“疾赴荆南，道中坠马伤足”。真是一个不要命的“拼命三郎”。
然而，历史的不公在于，后来的史书提起章惇经略荆湖北路的事迹，刻意删去了他要求怀柔和宽大处理的言论，却把别人诬蔑他在梅山大肆杀戮，“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的谣言大书特书。
这就是反对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够诋毁你。
由于章惇治理荆湖北路有功，后被提拔为判军器监。一天，北宋财政部三司发生大火，章惇率领军器监众人救火，奋不顾身，刚好被站在御楼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为三司使。
尽职、拼命的章惇“阴差阳错”成为北宋的“计相”“财爷”，这算是命运对他的一丝眷顾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整理账目，设会计司，重新登记天下的户口、人口、租额、年课等，把账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顾来的职位，他依然凭借才干和务实精神，把工作做到极致。
几年后，元丰三年（1080），章惇已升任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
元丰八年（1085）后，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吕公著等相继拜相。此时，朝廷风向骤转，原本依附变法派的一些人，出于自保，开始重新站队。
但章惇不为所动，他仍然在朝堂上与保守派据理力争，指责司马光引进官员破坏程序正当性，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当不当废的问题展开辩论。他最终像坚守变法的蔡确等人一样，被贬出朝廷，在元祐八年间，无缘重返朝廷。
宋哲宗亲政后，绍圣元年（1094）四月，召章惇为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责，同时停掉每年给西夏的岁赐，命章楶修筑城寨，加固边防。5年后，章楶在平夏城大败西夏人，使得西夏“不复能军，屡请命求和”。
而此时，章惇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了被司马光废除的熙宁、元丰新法，重新举起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旗帜。虽然最终不能救大宋于危亡，但他的努力，让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
自始至终，章惇都是变法革新的坚定人物，不改初衷，得失坦然，在北宋摇摆和纷乱的政局中显得尤其可贵。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章惇为相的7年间，他没有像司马光当年对新法赶尽杀绝一样，对元祐时期的做法进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够稍微放下党争和报复的不理性，实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时期一些切实可行的法令。
当时，章惇向宋哲宗进呈新修订的法令。宋哲宗听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时期颁布的，大惑不解：“难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吗？”
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
这一刻，章惇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格局。
3
很多人知道，苏轼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其实，作为苏轼的好友，章惇同样以“不合时宜”出名。
章惇在世时，无论是反对他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敢言、直率、绝不见风使舵的人。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
一日，宋神宗盛怒，批令斩杀一名漕官。
第二天上朝，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朕批示要杀的人，已经执行了吗？”
蔡确回奏：“臣等正准备报告此事。”
宋神宗追问：“杀个人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蔡确于是说，自宋太祖开国以来，我朝不曾杀过士人，臣等不愿看到陛下破例。
宋神宗沉吟许久才说：“那就将他刺面发配吧。”
这时，门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来，说：“陛下，这样还不如把他杀掉算了。”
宋神宗反问：“这是何故？”
章惇上前回奏：“古人言，士可杀不可辱。依臣看，杀头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
宋神宗一听，火冒三丈：“朕乃天子，难道连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
章惇连忙对宋神宗说：“陛下，像这种快意的事，臣以为还是做不成的好。”
宋神宗默然不语，冷静后，怒气渐消，对蔡确、章惇等人说：“这件事就由你们酌情处理吧。”
从来奸臣只有溜须拍马、逢迎皇帝作恶的，哪有如章惇、蔡确这般，当面顶撞，给皇帝制造不痛快的奸臣？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
高滔滔临朝，司马光拜相，新法陆续被废，但此时免疫、青苗等法尚存，司马光抱病上疏，请求5日之内罢除免役法，否则“死不瞑目”。
对此，章惇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今日更张政事，所系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极须详审，不可轻易。”若真在5日内改免役法为差役法，“更张草草，反更为害”。
免役法的推行，使得百姓不需要向朝廷服役，只要交免役钱，由朝廷雇人服役就行了。这项制度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虽然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如果因噎废食，彻底否定，开倒车返回差役法，则显然是不理智的。所以，不仅章惇，连保守派阵营内的人，都劝司马光要慎重。
但司马光一意孤行，为了反对而反对，此事做得不像一个理智的政治家。
章惇清楚地知道时移势易，保守派要干的事容不得他一个变法派的人说三道四。他若保持沉默，或许还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但他不管不顾，就是要捍卫王安石变法的心血。保守派轮番弹劾他，他却“不贬不去”，不顾名声和安危，宁愿被贬也不自请外放，要换取时间来捍卫王安石最为看重的免役法。
史书说，章惇在高太后帘前与保守派争论，多有不逊之词，“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
罪名的认定大有学问，高太后等人当然不能以坚守新法的理由罢黜章惇，尽管这是根本原因。于是，章惇便被加上“轻薄无礼”之类的罪名，被轰出了朝廷。
从来奸臣只有审时度势、迎风而上的，哪有如章惇这般，逆势而行，给自己制造麻烦的奸臣？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在事先选定端王赵佶为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假意征求宰执的意见。章惇又不合时宜地站出来，说按照程序应当立谁谁谁。向太后反对。章惇还是不知迎合，又说那应该立谁谁谁。向太后又反对。
见章惇两次都不上路子，向太后只好以先帝宋神宗的名义说，端王赵佶“有福寿，且仁孝”，可以立为君。
说得这么明显了，章惇依然执拗地坦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话没说完，与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牵连，对着章惇吼了一句：“章惇听太后处分！”端王赵佶由此继位为宋徽宗。
其他大臣揣摩上意，一味附和，章惇却一再力争，不管不顾。要知道，这时候的章惇可不是一个政坛愣头青，而是一个曾掌朝政七八年、富有政治经验的66岁老臣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但他知道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为天下社稷苍生计，他不能不力争。
可悲的是，这次力争的失败，最终造成了北宋的沦亡，证明了章惇的远见卓识，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则彻底葬送了政治前程。
从来奸臣只有攀龙附凤、投机取巧的，哪有如章惇这般，不识好歹，押上个人和家族前程尽说大实话的奸臣？
尽管传统的正史把章惇诋毁成一个奸臣，但在历史的叙事中，仍然掩不住他作为一个直臣的光辉品格。
由元祐党人后人执写的史书，因为反对变法派而抹黑章惇的人品，但他们除了空口无凭说他“有才无行”，却举不出具体的例子来论证他们的判断。恰恰相反，他们写下来的关于章惇的事迹，反过来证明了章惇是一个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的人：
他曾大权独揽七八年，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个儿子都考上进士，但除了一个入朝当校书郎的低级官员，其他三子都在州县为官，没有一个显达。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徇私的奸臣吗？
他终生信奉、发扬和改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却在另一名变法派领袖蔡卞极力推行王安石个人崇拜的时候，头脑清醒地站出来反对搞偶像崇拜，说自己不曾唤王安石作“真人、至人、圣人”。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谄媚的奸臣吗？
他为官清廉，据说死后家贫难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连诬陷他的人，都不敢说他贪污受贿。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贪污的奸臣吗？
他坚守国土，寸土不让，在司马光等人提议向西夏割地换和平的时候，他怒不可遏，说提议的人“可斩”。在他掌握朝政后，他强势地断绝了给西夏的岁赐，并积极发起收复失地运动。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卖国的奸臣吗？
不徇私，不谄媚，不贪污，不卖国，作为一个奸臣，他章惇到底图什么？
难道，作为一个奸臣，他图的是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和有胆气吗？
4
如上所述，正史中关于章惇是奸臣的指控，可以断定通通不成立。
按照宋朝的历史现实，《宋史》（虽是元朝官修，但采用的底本均为宋人所作）将章惇列入《奸臣传》，基本理由跟蔡确、吕惠卿这些人入《奸臣传》一样，都是基于他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史书写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证之一，就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所谓“秕政”，是写史者对王安石新法的蔑称。
近代以后，王安石变法，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变法，才得到了较为公平的评价。但在此之前的漫长时间里，王安石变法因为变乱祖宗家法、着重理财而一直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鄙夷。宋代以后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讲求“道德治国”，而鄙薄“技术治国”，对于强调法律、财务、经济等实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没有好感。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传统史书，于是更容易将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变法，归咎于主张和支持变法之人。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危机，朝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检讨北宋灭亡的原因，并确定由谁来承担历史罪责。
宋高宗替父兄开脱历史罪责，将国事危亡由蔡京祸国，上推至王安石变法，让一群推行变法的“误国奸臣”来承担骂名。这样，赵家人是没有过错的，有过错的是底下的奸臣。
时人杨时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这说明，南宋人批评蔡京误国，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变法，认为变法乱了祖宗家法终酿靖康之难，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历史学者方志远曾指出，自从在正史中立《奸臣传》，中国历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
所谓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传》，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大，做派太正，写史者也怕引起非议。但王安石以下，蔡确、吕惠卿、章惇等人，要么做派有问题，要么名声不太显，拿来欺负一下，让他们为北宋亡国顶罪，那是最好不过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变法派的连带结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司马光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北宋政坛上基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因此被史书描述成忠奸对立的道德之争。
当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历史事实便进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元祐时期，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对变法派的清洗和贬谪，从本质上来说，跟后来宋哲宗亲政时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清洗和贬谪是一模一样的，是权力斗争的血腥和无情。在这场轮回反复的斗争中，双方都犯了错误，应该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谴责。
正如梁启超所说：“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若要赞美，双方应一起赞美；若要谴责，双方应一起谴责。这是对等的。
可是，在经过忠奸对立的道德书写之后，司马光的冥顽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对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样做法，却被当成了奸臣对忠臣的谗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坛的党同伐异，但也反对将司马光与章惇的同类做法区别对待，至少，他们都不是完人，在报复政敌方面应各打五十大板。
更为悲剧的是，无论身前死后，在争夺道德高地的斗争中，向来耿介、从不投机的章惇始终处于下风。他不仅被元祐党人当作“奸臣”，还被以新党自居的徽宗朝权相蔡京当作“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党籍碑》。最后，更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的迷雾中，彻底模糊了身影。
在历史上，一个人物的真实状况与身后评价存在巨大反差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像章惇这样，一直被误解、从未获理解的人，确实是悲剧中的悲剧。因此，有历史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章惇现象”。
说起来，作为章惇的老朋友，苏轼算是非常幸运的了，生前虽然也是两边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后他得到了绝高的评价。而章惇，或许不敢奢求什么，只想求取历史的公正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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