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045年，江西分宁（今修水）。黄氏家族迎来了一个男娃。尽管是家中的第二个男娃，父亲黄庶仍旧十分欣喜。
分宁黄氏是进士世家。黄庶的父辈共有同族兄弟13人，个个以学问文章出名，其中有10人考中进士，当地人说是“十龙及第”。三年前，1042年，黄庶也考中进士，延续了家族荣光。
在整个宋朝，以及明朝最初的100年，是江西文化人才辈出的两个时代。
黄庶希望这个新降生的男孩，将来能给家族和家乡争光，争到什么程度呢？他给男孩取名“庭坚”，用的是上古传说中“八元八恺”16位贤臣之一的名字。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大概类似于现在的父亲给孩子取名“化腾”或“一鸣”。
这个叫黄庭坚的小男孩，确实不是一般人。
有一次，他的舅舅李常到他家里来，看到书架上许多书，随手抽了几本出来提问。黄庭坚竟然对答如流，无所不通。李常当场惊呆了，逢人就说，这个小孩“一日千里，必大有为”。至于在哪方面“大有为”，舅舅没有明说。大家都凭直觉理解成，在官场上“大有为”。然而，黄庭坚7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又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诗名叫《牧童》：
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名利”二字，有些人活到70岁都挣脱不了，这个小孩，7岁就看透了。
思想早熟得可怕。
19岁时，黄庭坚入京科举，还未放榜，朋友们就哄传他得了省元。于是大办酒席，预先祝贺。喝着喝着，放榜消息传来，说真正考上的是孙升和另外两人，并没有黄庭坚。大家一听，失望透顶，一哄而散。有的人临走前，还擦着眼泪跟黄庭坚道别：“兄弟，保重，别想不开呀！”
黄庭坚依旧喝着酒，哼着小曲，根本没往心里去。酒后，他还和孙升一起去看榜，神色跟平时没什么两样。3年后，再考。这次没人给他预办酒席，他却静悄悄考中了。
后来，有个跟他同姓的相面先生，硬拉着黄庭坚，要给他看相，边看，边叹：“哎呀呀！这是点翰林、当中书的命呀！”看完，相面先生不跟黄庭坚要钱，却跟他求一幅字，想做个广告。黄庭坚没有拒绝，想了一下，大笔一挥：“黄生相予，官为两制，寿至八十，是所谓大葫芦种也，一笑！”
相面先生接过这一招牌，欢天喜地。人家问他，啥是“大葫芦种”，他却一脸茫然。为了显示自己无所不知，他也不好意思问黄庭坚。
黄庭坚偷偷告诉同行的朋友说：“我曾在相国寺看见一个卖大葫芦种的人，背着一个葫芦，奇大无比。他从大葫芦中取籽出售，一粒就卖数百钱，贵死个人，但人们还是竞相购买。不料，买了高价葫芦种的人，种下去后，结出来的却是廉价的瓠瓜。”
原来，黄庭坚给相面先生题写的招牌，是在暗讽其忽悠人。他才不相信自己是什么当大官的命。他压根儿就没兴趣。
2
1072年，御史中丞孙觉的家里来了个大人物——苏轼。
孙觉事先把女婿黄庭坚的诗文，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苏轼一来，果然就看见了，随手抓起来，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我阅文无数，当今世上的人，真写不出这么超逸绝尘的文字呀。”
孙觉抓紧机会推销自己的女婿，请求说：“这个人，现在还不红，大学士可以为他扬名。”
苏轼笑着回答：“此人如美玉，不去接近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接近他。将来名声大到想逃名而不可得，又何须扬名呢？”
数年后，苏轼见到黄庭坚的舅舅李常。李常也向苏轼力荐自己外甥的作品。黄庭坚13岁的时候，父亲黄庶就过世了。此后，全赖舅舅抚养。舅舅相当于半个父亲。
再次读到黄庭坚的诗文，苏轼又把他狠狠夸了一遍。李常趁机跟苏轼要了联系方式，让外甥与这位大文豪互加好友。黄庭坚遂战战兢兢给自己的偶像寄去诗文，请求指点。苏轼也经常回信，赋诗作词，不在话下。两人虽未曾谋面，却彼此神交已久。
转眼到了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案发之初，早先与苏轼有过诗词唱和、信件往来的人，纷纷加入揭发队伍，撇清关系。黄庭坚当时人微言轻，却要站出来维护苏轼，说了一些“苏轼忠君爱国”之类的话。
最终，苏轼被贬黄州，黄庭坚被处罚金。
1086年，元祐元年。帝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失势，被归为“旧党”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纷纷回京做官。
黄庭坚用一块石砚作为见面礼，以弟子身份登门拜见了苏轼，正式成为苏轼的学生。
这一年，黄庭坚42岁，苏轼50岁。
苏轼为正式将这名老学生收入“苏门四学士”而欣喜不已，写诗说：
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
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
有了这样的弟子，我是病也好了，忧愁也解了，吃嘛嘛香。
随后的三年左右，黄庭坚与苏轼及其他门人朝夕相伴，切磋诗文，鉴赏书画。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有一回，师门聚会。黄庭坚拿出昨晚写的草书，请苏轼点评。
苏轼看后，捋须颔首，表示满意：“你的字，用一种现象来形容最贴切不过。”
黄庭坚很期待：“老师快说，什么现象？”
苏轼口吐五字：“枯树挂死蛇。”
黄庭坚瞬间整个人黑线了，不带这么幽默的。他不甘示弱，说老师的字也好有一比。
苏轼：“你说，我受得了。”
黄庭坚：“乱石压蛤蟆。”
在座的人，都笑得肚子疼。这俩书法大师，互相“恶心”，旁人却不敢当真，这分明就跟如今的首富们动辄说自己“一无所有”“普通家庭”是一样的，好吗！
在这期间，黄庭坚的诗越写越好，世人开始将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也是，与苏轼共同入列“宋四家”。
多年后，人在贬途的黄庭坚，听闻苏轼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他在屋里悬挂苏轼的画像，每天穿戴整齐，毕恭毕敬地向画像焚香行礼。
有人说起他与苏轼并称“苏黄”，难分伯仲，他即刻起身离席，赶紧回避说：“我是东坡先生的弟子，怎敢这么没大没小？”
3
苏轼不愧是最了解黄庭坚的人。当初，读了他的诗，人都没见着，就断定此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事实证明，黄庭坚正是一个看轻功名利禄，只重内心世界的人。这导致了他一生的仕途极为黯淡。他一生没做过大一点的官，基本都在县、镇一级兜兜转转。不是他能力不行，而是他官品太好，又遇上朝廷推行变法，一旦发现一些新政劳民伤财，他就坚决抵制，不执行。
他在江西泰和当知县的时候，朝廷颁布征收盐税的新政，地方官收上来的税额跟政绩直接挂钩。其他县都拼命在收税，他倒好，说“穷乡有米无食盐”，拒绝执行新政。结果，被降职到了山东德州德平镇。
当时，德州通判是赵明诚（李清照丈夫）的父亲赵挺之。赵挺之遵照上级指示，强力推行“市易法”，黄庭坚却以所在的德平镇“镇小民贫”为由，多次提出反对意见。等到赵挺之后来步步高升，仍始终记恨黄庭坚，让他吃够了苦头。
总之，黄庭坚仕途坎坷，主要原因是他坚持以民为本。他曾在官府前面刻上16个字，警示自己做官时屁股要摆正：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别人当官都是空喊几声为国为民，自己该怎么往上爬还是怎么往上爬，你黄庭坚真的屁股都坐到老百姓那边去了，领导怎么会喜欢呢？
别人官越做越大，黄庭坚却官越做越小。
但他根本不在乎。
元祐年间，“旧党”掌权。黄庭坚好不容易有点熬出头，被授予《神宗实录》检讨官、著作佐郎等职，负责修史。他却连连上疏要求辞官，实在辞不掉，才去赴任。
《神宗实录》修好了，来不及升官，他母亲病逝了。黄庭坚赶紧返乡守孝，哀伤成疾，几乎丧命。他是有名的大孝子，后来入了“二十四孝”。
守完母丧，回到朝廷，政治风向又变了。
“新党”重新上台，开始清算“旧党”。尽管黄庭坚向来没有门户之见，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还曾公开说王是“一世之伟人”。但政治斗争总是那么残酷无情，人在官场，被波及时往往身不由己。
“新党”审查《神宗实录》的内容，从里面挑出了1000多条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记载，说黄庭坚诽谤了宋神宗1000多次。无论他们怎么威逼利诱，黄庭坚却始终不承认有诬蔑先帝之词。他的凛然正气，让整他的人都觉得无地自容。
最终，史官们认定《神宗实录》有32处表述存在问题，其中黄庭坚所写“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成了首要问题，罪名是“大不敬”。所谓“铁龙爪”，是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名太监设计的一种疏浚河道工具。用它治河，劳民伤财，效果很差，所以黄庭坚才有此记述。
面对审讯，黄庭坚仍不低头认罪。他淡定地说：“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确实如同儿戏。”
“新党”们被他的胆气镇住。
既然事实查不出问题，那你的态度就是最大的问题。
于是，从1094年起，黄庭坚开始了人生的最后十年，一段越贬越远的生涯。
4
贬谪的诏书颁下来的时候，左右的人都哭起来，当事人黄庭坚却跟没事人一样，倒头便睡，鼾声大作。睡醒了，竟然还面有喜色。
大家在想，这个大叔莫不是被吓傻了？于是好心提醒他说，黔州（今重庆彭水）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很高兴，你是不是傻啊？
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整人的人，最见不惯被整的人这副超然的心态。
过段时间，又把黄庭坚贬得更远，贬到了戎州（今四川宜宾）。
在戎州，黄庭坚给住的破地方起名“任运堂”，意思是人生好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管他好运歹运，该来就来吧。
他可能还是喝着小酒，写着诗词，继续他的风流洒落。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黄庭坚《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
如此我歌我狂，吃吃喝喝，看破世情，整他的人真的拿他毫无办法。
1100年，黄庭坚被短暂放还。
不到两年，蔡京拜相后，为打击政敌，命人刊刻元祐党籍碑。这时，黄庭坚早年得罪过的人，包括赵挺之等人又跳了出来，把黄庭坚的名字列入党籍碑。这次，57岁的黄庭坚被褫夺了编制，贬往更加偏远的宜州（今广西河池）。
朋友听了流泪不已，他却笑着说了一句：“宜州者，所以宜人也。”硬生生地替那个贬谪之地，做了一个最宜居的广告。
在宜州，看到梅花开得很盛，黄庭坚写下了一生最好的词之一。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人生没有几个十年，但即便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他仍能把最深的感慨，献给最美好的事物。
黄庭坚上一次感慨“十年”，还是在40岁的时候。当时他在山东德平镇，好友黄几复在广东四会县，黄庭坚写了诗想寄过去。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黄庭坚《寄黄几复》
黄庭坚为好友的怀才不遇，仕途沉沦而打抱不平，但他何尝对自己的人生悲剧在意过？
这首诗是我最喜欢的宋诗之一。宋人以词传世，但词的辉煌掩盖了宋诗之名。个人认为，“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是宋代最牛的两句诗，14个字道尽了朋友的深情：曾经的美好，如今的别离，各自的苦难和洒脱，都在诗里了。
晚年的黄庭坚，对人对己，“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
在宜州最后的日子，他被迫搬到一处废弃的戍楼（军事瞭望楼）居住，冬冷夏热，隔壁就是屠宰场，市声喧嚣。但他读书作文，自得其乐，还给这个地方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喧寂斋。
他把苦难看得淡如水，他说自己：“身屈于万夫之下，而心亨于江湖之上。”
一直陪伴黄庭坚最后岁月的范寥，后来回忆说，有个大热天，太阳烤了很长时间，忽然倾盆大雨，黄庭坚兴奋得不得了，像个小孩一样，坐在椅子上，将双脚伸出去淋雨，还回头对范寥说：“吾平生无此快也！”
1105年，黄庭坚病逝于宜州，享年61岁。
临死前，他已有预感。一天，从潮湿的床榻上爬了起来，他要为朋友写他最喜爱的《后汉书·范滂传》。
范滂是东汉名士，为人清厉正直，但陷入党锢之祸而遭逮捕。地方官不忍抓他，想和他一起逃跑，范滂却拒绝说，如果杀了我能够结束残酷的党锢之祸，何尝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临刑前，范滂的母亲领着范滂的儿子来看他。范滂眼含热泪，对儿子说：“让你以后做坏事吗？我一生没有做过。让你以后做好事吗？我做了又落得如此下场。”
范滂这么一说，围观群众都哭成一片。
写到这里，黄庭坚仿佛听到范滂的义愤与叹息，手中的毛笔霍然折断。东汉的党锢之祸，在黄庭坚的笔下，跟北宋的新旧党争又有何差异呢？
友人赶紧取来另一支毛笔，递到黄庭坚手上，让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都写进了《范滂传》里。这幅大气豪迈、笔力雄健的《范滂传》，成为他最后的传世书法，可谓“人书俱老”。
写完没多久，黄庭坚就命绝了。
5
黄庭坚死后，这个命途多舛的帝国边缘人，却让历史深深铭记了近千年。
他的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成为宋朝诗坛的双子星座。
一批年轻诗人受他的诗艺与人品感召，集结在他周围。比他小8岁的陈师道，在见到黄庭坚后，果断焚烧了自己以前的诗稿，诚心诚意跟他从头学习写诗。久而久之，以黄庭坚为中心，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雄踞两宋诗坛，影响十分深远。
他的词，颇具争议。喜欢的人说他与秦观堪称北宋词坛的两座高峰，不喜欢的人则说他是词的门外汉。但不管喜不喜欢，所有人都不能否认，黄庭坚是宋词后花园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个。
他“以诗为词”“以俗为雅”的革新做法，对辛弃疾、姜白石等南宋一流词人均产生过影响。
他的书法，名列“宋四家”，却也一度被理学大师朱熹批得一无是处。
随着明朝中后期陆王心学的兴起，追求个性解放成为社会风潮，当时的书法家才像发现大神一样，发现了黄庭坚的价值。沈周、文徵明等当时最牛的书法家，无一不是黄庭坚的小迷弟。这些书法家个性鲜明，他们都受到了黄庭坚无法之法、自我创造的强烈影响。
黄庭坚的书法信条——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终于让晚明以后的书法界，焕发了久违的生机。
其实，黄庭坚生得并不是时候。
他生得太晚了：
他生之时，唐诗早已辉煌完了，并有了奠定各种风格的代表人物；
他生之时，词也经过了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发展，经过了一拨一拨典范级别词人的书写，早已成熟；
他生之时，书法从魏晋的二王，到隋唐的颜柳，每一种写法都有了无可逾越的巅峰……
但，即便如此，又有何妨？他依然凭借自己的极高天赋与耿介性情，在各个领域自成一家，始终不肯依傍他人门户。
最终开宗立派，抹平了时间的劣势，一跃而成大师的大师。
还记得他的舅舅李常，在他年少时说他“一日千里，必大有为”吗？原来，说的不是他在官场上“大有为”，而是在绵延千年的文化传承上“大有为”。
这才是，他被历史铭记最主要的原因。
在黄庭坚死后170年，南宋末年，有个朝臣上奏为黄庭坚请求“文节”的谥号，在奏疏中评价黄庭坚说：
公之文名，愈久愈著，如暾日之行天，终古不灭，非道德博闻不及此；公之气节，愈挫愈劲，如精金之在冶，百炼不磨，非能固守不及此。
这是一个无负于时代，无负于历史的中肯评价。
致敬，黄庭坚，一个大写的宋朝人！
周敦颐：那个写《爱莲说》的人
我相信，每一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基本都能背诵一篇题为《爱莲说》的短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此文仅有119个字，却成为千年来的传世经典，跟刘禹锡的《陋室铭》一样，都是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奇迹。
然而，很多人能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脱口而出，但对它的作者是谁却要好好想一想。
很多人知道它的作者叫周敦颐，却不知道周敦颐除了写过《爱莲说》还干过什么。
若生在当代，周敦颐绝对属于“歌红了人没红”的那种明星。
但周敦颐不是歌星，也不是文学家，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开山宗师，他的思想至今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1
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生于1017年，出生时并无任何祥瑞异象。在他出生的年代，北宋已立国逾半个世纪了，亟需重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以应对新的历史时期。
宋代之前是纷繁变乱的五代十国，那个乱世被宋人描述为人心离散，价值错乱，道德崩溃。而乱世的出现，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思想坍塌并失去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宋朝立国后，几代士人都在寻找维持人心和社会平稳的思想资源。
周敦颐长大后加入了寻找的行列，并最终脱颖而出，成功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经过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发扬而成理学，成为此后近千年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但周敦颐的一生并不如意。
他最早显现出来跟别人不一样之处，是在14岁那年。他征得父母同意，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许多书本，在一个仆人的陪同下，跑到了离家数十里外的月岩，在孤冷的岩洞中读书思考。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月岩悟道”，是周敦颐思想升华的滥觞。
一年后，周敦颐的父亲病逝。15岁的少年只能跟着母亲投奔在京城开封做高官的舅舅郑向。
郑向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外甥，指点他攻读经史。后来，朝廷给予郑向一个恩荫子弟入仕的机会，郑向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了外甥周敦颐。
又五年后，舅舅和母亲相继病逝。
在为母亲守丧期间，20岁出头的周敦颐已经颇有名气。比他大28岁的范仲淹专程到周敦颐读书的鹤林寺，跟他交流思想。少年王安石则三次慕名前往拜会周敦颐。
这些人，还有欧阳修、苏轼、曾巩等，年龄跨度相差大约半个世纪，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面对时代的根本命题——如何重建一套安稳人心的思想体系，也各自作出了努力。最后却是官职最为卑微的周敦颐，最好地完成了这项使命。
2
在古代，人们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在于他的德行和作为，而不在于官职大小。因此，周敦颐虽然官职不大，但政声很响。
他一生为官三十余载，辗转湖南、四川、江西、广东等十来个州县，留下为官的足迹。不过，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官至宰执、有机会推行自身理念的大政治人物相比，周敦颐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职，也就是做到广东的提点刑狱而已。
这可能跟周敦颐不是科举出身，而是凭借恩荫入仕有关。
尽管周敦颐在每个地方做官的口碑都极佳，但他的升迁极为困难。1040年，周敦颐服完母丧，被派往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任主簿，做一个低级的事务官。一到分宁，年轻的周敦颐就解决了一起陈年旧案，当地人很惊讶，交口称赞：“老吏不如也。”
很快，他被推荐做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司理参军。有个人犯了罪，但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是个酷吏，想将此人判死。所有人都不敢跟王逵争辩，只有周敦颐不怕，依法力争。
王逵不听，周敦颐当即决定弃官而去：“这样的官有什么可做的！杀人以媚上，我干不了。”王逵这才领悟到自己的霸道，改正了作风，后来还推荐周敦颐做了郴县县令。
在南安，周敦颐有个上司叫程珦。程珦见周敦颐气貌非凡，一交谈，便知此人学问不得了，随即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其为师。这两兄弟便是后来的理学大儒程颢、程颐。
周敦颐每到一地，都勤勉为官，从不以官小而懈怠，而且，他为官清廉得惊人。
1054年，他任知州于洪州南昌，日夜操劳，终至大病一场，甚至“假死”过去。好友潘兴嗣赶来为他料理后事，看到他整个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清贫得让人掉泪。
好在周敦颐昏死了一日一夜后，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不然宋代的理学要怎么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而我们也铁定读不到《爱莲说》了。
3
通常认为，《爱莲说》写于公元1063年初夏，莲花盛开之时。当时，47岁的周敦颐在虔州（今江西赣州）任通判。
《爱莲说》篇幅很短，仅有119个字，写出了莲花可爱可敬的七种品质，成为托物言志的小品名篇，传诵至今。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敦颐在这篇文章中流露了他的纠结，并给出了他纠结之后的答案。
关于古代士人最经典的人生命题——“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该如何抉择？
在文章中，周敦颐以牡丹、菊花和莲花三种意象，来指代这对矛盾以及它们的中间状态。
而只有一个在现实中遭遇磨难，却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如此纠结于自己的选择。
1057年，在西南山区合州（今重庆合川）做判官的周敦颐迎来了他的长子出生，这一年他已41岁。
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1059年，后来负责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蒲宗孟，在合州认识了周敦颐。两人畅谈了三天三夜后，蒲宗孟惊叹：“世间怎会有这般奇才？”
次年，蒲宗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周敦颐。
1062年，在写作《爱莲说》的前一年，周敦颐的次子出生，此时他的长子仅有6岁。
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眼下还要抚养两个儿子。尽管他十分羡慕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的隐居生活，尽管他对自己卑微的官职并无留恋之情，但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与生计问题达成妥协：
久厌尘坌乐静元，俸微犹乏买山钱。
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
——周敦颐《题酆都观》
说白了，想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是需要资本打底的。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在唐代，“佛系诗人”王维也曾遭遇类似的困境，他厌倦官场，却只能勉强支撑，因为弟、妹等人的生计都需要他操持。周敦颐也是如此，连他的亲友、同事都知道他有意归隐，他的妻兄蒲宗孟说他“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无奈缺乏“买山钱”——隐居山林的资本，他只得继续干着流转的小官。
对于《爱莲说》的解读，一些人认为周敦颐对以菊花代表的陶渊明及其隐逸文化采取了否定态度。其实并非如此。
周敦颐的亲友都曾在诗文中将他比作陶渊明，两人的区别在于现实的处境不同。周敦颐的生计压力决定了他只能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只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而不能是“花之隐逸者也”的菊花。在周敦颐笔下，与其说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说是一种纠结的心态。
但周敦颐之所以是周敦颐，正是因为他在无奈的现实中寻找到了超脱之道。
在周敦颐笔下，菊、牡丹和莲都是观照人生的隐喻，分别暗指了隐逸之乐、富贵之乐和君子之乐。更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菊代表儒家所称的“内圣”，牡丹代指“外王”，而莲则是“内圣外王”的结合。这样，悲催的处境就变成了周敦颐的修炼之路，一方面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面隐居是为了参悟哲理，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爱莲、似莲的周敦颐。
1071年冬天，周敦颐终于辞官，实现了归隐的夙愿。他定居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将门前的小溪命名为家乡的“濂溪”，他的书堂就是濂溪书堂。虽然身体有病，生活亦不宽裕，但他心情愉悦。
两年后，1073年，周敦颐病逝，终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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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追溯周敦颐一生的经历与思想，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篇幅仅相当于一条微博的《爱莲说》，为什么是他最重要的传世文献之一？
事实上，作为一名极具思想原创性的开山宗师，周敦颐留下来的文字极其有限，总共不过6000多字。后世研读他的思想，基本上离不开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和《爱莲说》。《爱莲说》内涵深刻，但哪怕是一个初中生，也能读懂一二，至于其他两篇文章，对不起，一般人如读天书。
然而，后世构建理学体系，都离不开周敦颐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概念，比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善恶，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儒学的第二次生命，是由周敦颐开创的“濂学”赋予的。
唐代号称盛世，但盛世的思想是贫乏的。整个唐代，儒家没有出现大思想家。反倒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本土化产生的禅宗，诞生了不少哲学家，一开始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继而以“接地气”的理论，介入世俗人群。这也就是唐代至五代，儒家知识分子屡次主张灭佛的思想根源。
韩愈是一个坚定的排佛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深受佛学影响），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抬出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来对抗佛教的“出世主义”，在思想深度上难以撼动佛教的地位。
到了宋代，被誉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和胡瑗，继续以儒学排斥佛教。但他们仍然沿用韩愈的批判套路，无非是骂佛教为“夷狄之法”“悖乱王道”，这种只有偏见、没有力度的论调显然无法服众。
宋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亟须构建一种更有力度的思想体系，夺回被占领的思想高地，并稳定人心和社会。
周敦颐的出现适逢其时，与他同时或比他稍后的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人后来被称为“五星聚奎”，是儒学复兴的征兆。
周敦颐首次提出要学颜回，“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样，自唐代以来就被推崇。但周敦颐专门强调，颜回也是士人学习的榜样，是“内圣”的典范。
在儒家经典中，颜回是生活极穷、内心极乐的形象。周敦颐说，富贵，人所爱也，为什么颜回却不爱不求而乐乎穷也？无欲则静。
由于宋明理学在后世的宣传中，刻板地认为人的欲望是应当被消灭的，导致理学被“污名化”至今。实际上，周敦颐提倡的颜回式的“无欲”，并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是说，一个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他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阐释周敦颐这一思想时，专门指出：“学者须要识得静字分晓，不是不动是静，不妄动方是静。”
静不是不动，而是不妄动；无欲不是不要欲，而是不要妄欲。
周敦颐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倡导圣人平民化。在此之前，漫长的历史中，圣人的头衔仅授予尧、舜、孔子这些遥不可及的偶像，现实中的人与圣人似乎处在平行世界中。周敦颐希望打破这种区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普通人通往圣人的过程，共分为三层修炼阶梯：士—贤—圣。
具体的修炼方法，他也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个字——诚。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周子（周敦颐）之学，以诚为本”。
周敦颐把“诚”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一个人通过内心的修炼，做到“惩忿窒欲”和“迁善改过”，就能达到圣人“诚”的境界。他把这个过程称作“立人极”。
他不反对符合道义的富贵，正如他不想别人跟他一样，为了“买山钱”苦苦挣扎，但他在社会上标悬更高的价值。而这种价值跟世俗的财富和地位毫无关系，你是富豪也好，你是高官也好，对不起，这些都不值得崇拜。除非你是一个超越外在身份、修炼成具有颜回一般魄力的人，才值得尊敬和推崇，才有资格进阶于贤人、圣人之列。
他也不是一个思想狭隘之人，相反，他能够构建起濂学体系，并成为“理学鼻祖”，正是源于他的开放与包容。不像前辈士人对待佛教或道教的仇视态度，他不设藩篱，兼用三教，“太极”概念主要来自道教，“莲花”意象主要来自佛教……只有这种胸襟的人，才能真正为儒学开辟出一条新路。
抛开我们对待理学的“成见”，周敦颐是把儒学拉回人间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贡献是恢复儒学中断了近千年的道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宋代四大学派——濂洛关闽，他开创的濂学是居于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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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理学被公众简单理解为“灭人欲”的“杀人之学”的时候，我之所以要重提周敦颐作为理学宗师的身份，主要是想普及一下理学的常识，至少在它诞生的时候，并不像后世所理解的那么反动和狭隘。
作为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周敦颐本人也修炼成为人格几乎完美的“圣人”。他并不以之要求他人，他用自己的理论要求自己。
他思想不保守，认同并同情王安石变法。反倒是他的两个学生，程颢和程颐，因为囿于“新旧党争”，竟然羞于承认周敦颐是他们的老师。
他影响了同时代的很多大人物，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尽管立场不同，但均以周敦颐的私淑弟子自称。只是周敦颐胸怀洒落，不愿以师道自居，而只愿把他们当作朋友。
他的人品得到所有人的称赞。北宋名臣、“铁面御史”赵抃一度认为周敦颐是奸恶之人，周敦颐并不申辩，直到两人共事，周敦颐在赵抃底下做事，赵抃才知道自己太糊涂，从此引为知己。另一个名臣吕公著听闻周敦颐之名，以身家性命担保推荐他：如果周敦颐日后收赃纳贿，“甘当同罪”。
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南宋朱熹是周敦颐的铁粉，吸纳了周敦颐的学说，而成理学大儒。明代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但他曾写诗说自己其实也是私淑周敦颐。
两宋之际的著名学者、湖湘学派奠基者胡宏说，周敦颐“一回万古之光明”“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这一观点得到后世的认可，如今仍有许多学者提出，周敦颐是儒家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
不过，周敦颐的价值真正被发掘，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病故整整100多年后。
1220年，周敦颐死后约150年，朝廷追赐谥号“元”，后世称其为“元公”。
1241年，周敦颐死后约170年，朝廷追封其为“汝南伯”，从祀孔庙。
至此，周敦颐作为“理学鼻祖”的地位得以确立。这就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这名儒学宗师的真正身份才被渐渐淡忘。
好在人们始终记得他的《爱莲说》。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周敦颐《任所寄乡关故旧》
1073年，周敦颐病逝前，他原来的上司兼好友赵抃得知他辞官归隐，便想再起用他。然而，朝廷的诏书到达时，周敦颐已经离开了人世。
尽管他一生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纠结，但他自始至终追求的是安顿自己的生命，安顿众人的生命。他的悲情源于他的格局和抱负。
他的一生，在崇尚英雄传说的人们眼里，显得太过平淡——没有生死考验，没有大起大落。但他如此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如此深刻地构建起我们的精神底色。
只是，我们不曾觉察。
这或许才是“圣人”的力量：我们以为将他遗忘，他却不曾离开。
张载：他的22字格言，影响千年
如果你留心或搜索一下，会发现多位领导人在不同的讲话中，都引用过同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没记错的话，这短短22字名言并未进入义务教育的教材，但绝对是教材之外知名度最高的名言之一。只要在某个场合听过一次，下次保准张口就能背出来。
关于这22个字，学界有一个专称，叫“横渠四为”或“横渠四句”。它的作者叫张载，“北宋五子”之一，生于1020年。因为长期在今陕西眉县横渠镇生活和讲学，故被后世称为“横渠先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横渠四句”影响中国达千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各个时代的牛人当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并以一生践行之。
而且，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讲过，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讲过，马一浮在抗战时期讲过……
有学者说，“横渠四句”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
千年来，如果有哪一句话自始至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国为民而努力奋斗，那一定是“横渠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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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祖籍是开封。1020年，因为父亲张迪在长安做官，所以出生于长安。张载的名字，取《周易》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彰显了父亲对他品格的一种期望。
15岁那年，父亲在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知州任上病逝。身为家中长子，张载带着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欲归葬祖籍开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陕西横渠镇，因盘缠用光了，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只好滞留此地。张载和母亲将父亲灵柩落葬于当地一个叫迷狐岭的地方。
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留住了眼前这名神情悲戚的少年，横渠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日后的历史中就将演变成中国版图上一个值得特别标记的原点。
在三年守孝期间，张载做主卖掉了开封的祖宅，定居横渠镇。
史载，张载“少喜谈兵”，是个热血军迷，跟着友人学习兵法，还一度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洮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失地。
北宋重文轻武之风举世闻名，武人没啥社会地位，但朝中一帮士大夫很热衷谈兵。谈来谈去，无非纸上谈兵，大多变成没有实战经验的空谈而已，而国家边患此起彼伏，通常只能花钱买平安。在时代风气和个人爱好的影响下，张载长大后要么变成一个武人，要么变成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士大夫。所幸，21岁那年，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物。
1040年，三川口之战，北宋败于西夏。52岁的范仲淹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仲淹无论人品还是能力都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
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来陕西了，立马带着他写的《边议九条》奔赴延州。
范仲淹应该与张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对谈，只是具体的情形历史并无记载。我们只知道，年长30来岁的范仲淹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你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着力重振儒学，而不要想着从军博取功名。没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可能是，唉，这已经过了建立军功的时代了，年轻人。
临别时，范仲淹送了张载一本《中庸》，勉励他说，要下苦功夫。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收拾行囊，回到横渠家中，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
两年后，刚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张载这个年轻人，遂请他到庆州相见。张载应邀写了《庆州大顺城记》，范仲淹自掏腰包，给了张载一笔钱当作稿费。实际上，这是范仲淹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
张载把这笔钱存起来。10年后，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用的是这笔钱。又5年后，张载本人进京考进士，还是用这笔钱。
大约600年后，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张载确实幸运，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终生志业选择，还在经济上获得体贴的救助。而儒学也是幸运的，在11世纪遇到了范仲淹。
很多人知道11世纪中国文坛最大的伯乐是欧阳修，却不知道当时思想界最大的伯乐是范仲淹。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还直接指导或关怀过“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孙复，以及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周敦颐。这样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举世罕见，难怪黄宗羲说范仲淹一生没有一点儿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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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张载并不是天才。在11世纪璀璨的星空中，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正如范仲淹当年叮嘱他要下苦功夫一样。
张载曾自撰一副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因为苦读，还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张载比理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长十二三岁，是他们的表叔。但即便是晚辈，二程依旧批评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读书太用力了，堪称艰苦卓绝，跟其他理学家那种优游的读书方式不一样。
1057年，嘉祐二年，张载参加科举。考中了，登上了传说中的“千年科举龙虎榜”。那一榜中进士的人，除了张载，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程颢等，一个个如雷贯耳，人中龙凤。那一年，张载已经38岁，在上榜的牛人中属于超大龄考生，仅比经历更苦的曾巩小一岁。
但苦读出身的张载，总算熬出头了。考完后，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子，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声名大振。张载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1068年，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第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也就是说，在张载50岁这一年，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程颐的说法，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至此时，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听说国家还有这号人物，赶紧召见。像问王安石一样，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的答案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皇帝听完，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国家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后，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了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可见，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大宋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过国家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张载呢，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仍然孜孜于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儿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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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
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他的终极追求是他苦读、冥想、彻悟得来的东西，要有利于百姓。在他眼里，“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对百姓有好处，这才是意义所在，对自己有好处，甚至对国家有好处，都意义不大。
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一点一滴去做。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
张载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脚点很细微，格局高远，又很接地气。
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你可能很难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韦政通语）的大师。
我在关于周敦颐的文章中，提到过“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整个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则是遭到了巨大打击。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用他们的说法叫“道丧千年不得传”，至晚在西汉以后，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好不容易到8世纪出了一个韩愈，在思想上“反佛”，结果，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在辩论深度上连他的学生都坦言难以为老师护短。
“北宋五子”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学。说得直白点，就是在儒家指导国家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之外，赋予它更高的格局。
在这个大背景下，“北宋五子”，还有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儒家理论体系，不仅用于解释社会，还用于解释宇宙。他们的儒家理论体系，被统称为理学。
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释，他们之间又有了气、理、心的哲学分野。
我们知道，二程和朱熹主张“理生万物”，这一派后来被官方接纳而成为正统，形成狭义的理学，影响到了近代，才被口诛笔伐；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也”，这一派形成心学，同样拥有一大批粉丝，直到现在依然很受推崇。
而张载，则是“气”的理论创始人。他以“太虚—气”为最高范畴，把万物的本原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气。用现在的话说，张载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很严整，理学、心学的重要命题，在他那里已经都显现端倪。尤其是他阐发的“民胞物与”和“横渠四句”，达到了宋代理学最高峰的境界，受到宋明诸儒的集体膜拜。
但可惜的是，思想门派类似于武林江湖，有两点对于门派的发扬光大至为重要：一是开宗立派得生逢其时，还得能熬，要活得够久，不然打下半边天，最终全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二是门派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显得师门热闹，声势壮大，万一门人中再出一个大牛人，这就更稳了。
所以说，张载跟周敦颐一样，都吃亏在生得早，走得早。他们开创的关学和濂学，为宋代理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然而，两人都只活了五十七八岁，还没等到理学的黄金时代到来就走了。相较而言，二程就好命了，他们出生晚一些，尤其是程颐活到了75岁，从11世纪熬到了12世纪，洛学在他手上就发扬光大了。
而因为张载走得早，他的一些弟子比如吕大临，在老师逝世后转投到了二程门下。此消彼长，门派的影响力差距，无形中又拉大了。
以至于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二程洛学声势浩大，程门弟子养成一个坏毛病，喜欢贬低其他门派，来神化洛学的正统地位。他们甚至要“吞并”其他门派，公开宣称张载之学源于二程，张载这个表叔都是跟他两个表侄学的。搞得一生自负的程颐都不好意思，要出来说一句：“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徒儿们，别过火了，都散了吧。
而实际上，二程师门倒是经常从张载这里汲取营养。
张载写有一篇奇文，叫《西铭》，全文仅253字，却被视为千古名篇。在《西铭》中，张载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大家庭，“乾称父，坤称母”，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以前说“君父君父”，以皇帝为父，张载在文中却说，皇帝只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即所有人无论贤愚、不管地位高低，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思想，也出自这篇文章。
明朝人说：读《西铭》，有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气象。
有学者分析，张载此文将家庭关系推广到整个世界，意味着赋予世界以普遍的伦理之序。这一观念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反复确认，从二程到王阳明，都一再肯定“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一体，便可以视为“民胞物与”说的引申。
二程兄弟很喜欢张载的《西铭》，认为此文所说“扩前圣所未发”。他们把此文列为洛学的基本教材，要求每个弟子必须研读。
由于关学本身的传承没有洛学强盛，张载的很多思想借助其他门派得以流传。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直到20世纪初，近代革命先驱在发展新人、培养志士时，还会将《西铭》当作训词。
从这一意义上说，张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门派，超越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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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写过一首咏芭蕉的诗。28个字用了7个“新”字，很好玩，又饱含哲思：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有人说，这是张载对改革变法的支持。也有人说，这是张载对创新的执念。他确实从未停止对新知的追寻。即便在他成名之后，仍“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读仰思。冥心妙契，虽中夜必取烛疾书”。
张载教导学生说：“夜间自不合睡，只为无可应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当然，他夜里不睡，或说不想睡，不是想起来嗨，而是要下苦功夫读书悟道。朱熹很佩服张载终生用苦功，说他这是“勇”，没有勇气打底，谁也下不了这么大的苦功。
他讲了很多道理，但从不用于苛求他人，而是用来要求自己。面对问题，总是反躬自问，从不指责别人。包括他最为著名的“横渠四句”，也是用于自律，不是用于他律。
尽管我们在无数的场合听过“横渠四句”，但要知道，它随时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马一浮说，张载为什么说“为万世开太平”，不说“为万世致太平”？很简单，“致”是实现的意思，“开”则是一种期待，张载“有德而无位”，他根本无法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有机会去“致太平”，所以只能说“开太平”，垂法于后世，以待圣贤致太平。
但从张载的“无力”，不正说明他讲的道理，都是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吗？
根据他的学生回忆，张载是听到灾荒、百姓没饭吃，就自己也吃不下饭的那种人。他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要求自己“感同身受”。
张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财富的有无和多少，从未影响他修炼成为一个颜回式的大儒。
在公道大义面前，他从不畏惧。而对于自己，则了无所求。他愿意为理想献身，但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也绝不苟且，辞官，回乡下，讲学，种地……富贵于他如浮云。
无论读历史，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用道德大棒指挥别人的人。千万记住了，一个人一旦要求别人高尚，他自己已不高尚了。你要拿着“横渠四句”去要求他人，张载听到了也会不高兴，真的。
1077年，张载获推荐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因为不能按照他的理想来，很快，他再次辞官。
同年冬天，在返回横渠的路上，行至临潼，58岁的张载安然辞世。
他去世时，身边仅有一个外甥。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的灵柩送回横渠安葬。
大雪纷飞，圣人无声离去。
但千百年来，他的理学思想，他的“横渠四句”，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座右铭，象征着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坐标：
张载死后大约180年，一个江西人在殿试时，一字一画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成为那一年的状元，最后也成为一个朝代最后的脊梁；
又大约400年后，一个浙江人在书中击赏张载，击赏“横渠四句”，他最终活成了榜样的模样，少年刺奸，中年抗清，晚年鸿儒，抨击君主专制，成为千年一遇的大思想家；
又大约280年后，一个现代思想家在抗战烽火中，向大学生们普及了“横渠四句”，寄希望于抗战的胜利，国族的复兴……
或许，张载并未真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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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俊华、彭丽瑶：《〈爱莲说〉——周敦颐欲隐未能的苦吟》，《湖湘论坛》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