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两次北伐，都败给了一个女人
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败给了同一个人。准确说，是同一个女人。
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后一鼓作气，兵进幽州（今北京），结果在高梁河一战惨败于辽军，自己乘坐着驴车百米加速往南逃，留下一个“大宋车神”的传说。当时，辽朝的皇帝是辽景宗，可他常年卧病在床，事实上的掌权者是他的皇后萧绰。
986年，宋太宗再次出兵，意欲收复燕云十六州。萧皇后已经成了萧太后，她调兵遣将，把宋军的几路大军全部击溃，之后带兵深入宋境数百里。
翻开《辽史》，很多人会发现，后妃中有多个萧皇后、萧太后，所谓“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这是因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汉高祖的小粉丝，他追慕刘邦与萧何的君臣之谊，于是将几个开国功臣赐姓为萧，并规定契丹“王族唯与后族通婚”，皇族是耶律氏，后族就是萧氏，小说《天龙八部》中萧峰也是出自这一家族。
在众多萧太后、萧皇后中，有一位女子，凭借一生功绩与名声，几乎霸道地垄断了这个称号。拜杨家将故事所赐，提到萧太后，绝大部分人会想到这个人，她就是辽景宗的妻子、辽圣宗的母亲承天皇太后萧绰，小名萧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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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流行的杨家将故事，脱胎于宋元话本、杂剧以及明清历史小说，尤其是刊行于明代的《杨家将演义》。民间文人根据历史，杜撰了北宋名将杨业一门男女老少抗击契丹的事迹，其中四郎探母、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等更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戏码。作为大宋的对立面，辽国的幕后老板萧太后自然成了杨家将故事中的反派角色，被文人刻意丑化，背负阴狠毒辣的恶名。
有学者认为，自明中叶以后外患频仍，《杨家将》作者所处的时代，远有明英宗时的土木堡之变，近有嘉靖年间俺答劫掠京畿，这些战乱强烈地打击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中原百姓再度想起了曾经被契丹、女真、蒙古族人支配的恐惧。
因此，文人们虚构了杨家将抗辽大获全胜、萧太后兵败身亡等热血情节。这些故事就像给人打鸡血一样大快人心，引起社会广泛共鸣，却都是歪曲历史，反而掩盖不了明朝中后期江河日下的现实。
历史上的萧太后，没有一个叫铁镜公主的女儿，也没有一个叫木易（杨四郎）的驸马，她不仅不是大反派，还是偶像派，从小就是契丹贵族中最璀璨的明珠。
辽朝自从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南征途中病逝，被挖空内脏塞满盐做成“帝羓”运回都城后，就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皇位之争。那些年，叔叔杀侄子，近侍杀主子，杀到最后，一个叫耶律贤的皇族趁乱登上了皇位，他就是辽景宗。
辽景宗是个野心家，辽朝皇室内乱时，他一直在暗中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为日后夺权做准备。其中，契丹贵族萧思温与汉人重臣韩匡嗣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两人还差点儿成了亲家。
萧思温的三女儿萧绰，是契丹贵族中有名的才女。“绰”有轻盈柔美之意，她的名字，一说取自唐代诗人元稹“曾经绰立侍丹墀，绽蕊宫花拂面枝”的诗句，这两句诗暗含侍奉天子的意思。
但萧绰最初的未婚夫并不是皇帝，而是韩匡嗣的儿子，青年才俊韩德让。韩氏祖先原本是蓟州玉田一带（今属河北）的汉人，后来被虏为奴隶，并得到辽太祖阿保机重用，跻身辽朝权贵。
在内乱中即位后，辽景宗迅速控制了大局，并以联姻的方式与萧氏贵族结盟。政治利益高于一切，萧思温的女儿萧绰只好放弃与韩德让的婚约，被选为贵妃，随即册立为皇后。
入宫这一年，萧绰17岁。
萧绰的颜值应该很高，她备受皇帝宠爱，短短十余年间，为辽景宗生下三子三女。宫廷生活并未禁锢这位年轻皇后的事业心，她想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萧绰是一个大才女，而她的丈夫辽景宗，却是个病秧子。辽景宗4岁时就目睹其父在宫廷政变中被刺杀，受到了惊吓，留下了心理阴影，当上皇帝后更是积劳成疾，演变成了风痹之症。
随着病情渐重，辽景宗常年卧病在床无法处理国事，只好由皇后萧绰主持朝政。史书说，“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萧皇后决之，辽景宗拱手于床榻而已”（《契丹国志》）。这剧情，是不是很熟悉？一代女帝武则天一定很有发言权。
萧绰掌权后，推行一系列改革，“任人不疑，信用必赏”，契丹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年谷屡丰”。妻子实在太能干，到了976年，即位七年的辽景宗都想办理提前退休了，他干脆下诏，称今后皇后之言，写为“朕暨予”，并“著为定式”，即确立了萧绰摄政的地位，宫中二圣并尊。
一个心智成熟的女人背后，可能是一个幼稚的男人。
辽景宗就是一个贪玩的主，自己身体稍微康复，就迷恋于游猎运动。朝中大臣赶紧上书劝谏道，听说陛下近日畋猎之事频繁，万一哪天从马上摔下来，或者被猛兽所伤，将后悔莫及，况且南方还有强敌（宋朝）伺机而动。
辽景宗不听，后来果然劳累过度，病死在了出猎途中，年仅35岁。
982年，萧绰在悲痛之中将11岁的长子耶律隆绪（辽圣宗）扶上了皇位，由此开始了长达27年临朝听政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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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到30岁的女人，政治手段极为老练。
一般到这种孤儿寡母独守宫廷的时候，就有权臣虎视眈眈，想要乘虚而入。当时，契丹宗室拥兵自重，在朝中划分势力。形势危急，萧绰却不怕，她反而利用大臣迅速平定了动荡的局面。
萧绰抱着年少的皇帝，哭着对大将耶律斜轸和大臣韩德让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
耶律斜轸和韩德让看年轻的太后哭得梨花带雨，立马拍胸脯保证，说，您相信我俩，何虑之有！于是，萧绰与二人达成政治交易，由耶律斜轸、韩德让出面主持朝中军政大局，防止宗室作乱，剥夺其兵权，保护了太后母子的安全。
韩德让本就是辽朝名臣，还是萧太后的老情人，自然是她的股肱之臣。更具戏剧色彩的是，辽景宗死后，萧绰与韩德让旧情复燃，他们的情人关系还是公开的。当代出土的一件辽代文物上，铭文写有“供养文忠王府太后殿前”。“文忠”是韩德让死后的谥号，在文忠王府中设置萧太后神主的“太后殿”，几乎是毫不避讳地表明了二人的亲密关系。
史书记载，萧太后摄政时，常出入韩德让帐中，与他共同参决军国大事，“同卧如夫妻，同案而食”。有人在打马球时误伤了韩德让，萧太后立马将那个无辜的马球手当场处死，她还曾在韩德让帐中大宴群臣，表明他们为宴会的男女主人，俨然是一场迟来的婚礼。
这段君臣恋，一直维持到了萧太后去世。韩德让得到辽圣宗允许，赐名耶律隆运，死后陪葬在萧太后陵墓之侧，继续守护着爱人。
耶律斜轸是辽朝开国功臣后代，年轻时不事生产，喜交游，是个大侠，名声不佳。后来国丈萧思温跟皇帝举荐其有“经国才”，耶律大侠才安下心来当官，成了耶律将军，他本人还是萧太后的侄女婿。萧太后对耶律斜轸委以重任，她有两只琥珀杯，每只可盛酒半升，每次赏赐有功大臣，别人只喝一杯，斜轸想喝几杯就喝几杯，“国人荣之”。
还有一个名将耶律休哥也得到重用。他负责镇守辽南京（今北京），防备宋军，素有威名。当时宋辽边境的百姓要哄小孩，不让他们哭，就会说别哭了，耶律休哥来了。他这人还出了名的人品好，能打仗，却不争功，“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一起做项目，分红都给员工。
这些人，共同组成萧太后的政治班底，在辅佐萧太后母子不久后，就迎来了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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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辽朝宗室想欺负萧太后孤儿寡母，宋太宗也看准了时机，在高梁河之败7年后，发起了雍熙北伐，大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而来，意欲收复燕云十六州。割据于山西的北汉政权为宋所灭后，宋辽之间在云州（今山西大同）一带已经失去缓冲地区，双方剑拔弩张，宋军更是可出兵河北、河东，直逼燕云地区。
这场战争中，辽军先败后胜，萧太后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派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大将迎战由宋军名将曹彬、潘美、杨业等领衔的20万大军。随后她自己也祭告祖庙，率领军队亲临前线督战。
岐沟关一战，耶律休哥击败了东路曹彬的10万主力军，将数万名宋兵围困于孤城之中。宋军“弃戈甲若丘陵”，阵亡将士的尸体被辽军筑成“京观”。所谓“京观”，是指古代战争中用战败阵亡者尸体堆积而成，建在路边的土堆，以此来震慑对方。
萧太后与杨家将的不解之缘也始于宋军这次北伐。
东路军主力溃不成军后，西路军不得不后撤，号称“无敌”的名将杨业，在连下山西诸州后，为接应友军血战于陈家谷，最终因孤立无援，败给耶律斜轸。
耶律斜轸见到这位闻名边境数十年的“杨无敌”，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
杨业却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说：“我本想期待杀敌报国，没想到被奸人所害，致使王师败绩，还有何理由求生！”他被俘之后，绝食三日，伤重而死，首级被耶律斜轸献给萧太后母子。
萧太后佩服这位素未谋面的敌国英烈，为表彰其忠君死节，下令修建庙宇纪念。此后，出使辽朝的宋人路过杨无敌庙，无不感慨万千，有“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之叹。
很多人只记住了杨业的悲剧，却忽视了萧太后尊重对手的胸襟。她与杨家将的关系实际上仅限于此，后来却莫名其妙走进了《杨家将演义》的故事。
北宋中期，宋仁宗在位时，坊间已流传杨家将抗击契丹的悲壮故事，从那时起，萧太后就成了故事中英雄们的敌人，经过历代的艺术加工，她的形象也日益失真。
现实总是比童话残酷，智勇双全的杨家将并未能阻止萧太后南下的步伐。在杨业兵败被俘后，契丹人在那年寒冬铺天盖地而来，对不久前得意扬扬的宋军进行了痛击，甚至深入宋境几百里，打到宋太宗放弃了收复燕云的念头。
萧太后人狠话不多，在短短四年间，以消灭宋军有生力量为战略目标，致使宋朝“沿边疮痍之卒不满万”。有学者统计，萧太后南征，至少歼灭了宋军15万兵力。
这个女人，让北宋军民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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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北伐，将百姓拖入了兵荒马乱之中，起初却并非迷之自信。
在宋军轻取太原，消灭北汉后，宋辽的力量对比一度发生变化。宋朝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南征北讨，结束了晚唐以来藩镇割据、中原民不聊生的乱局，而辽朝自辽太宗去世后就陷入内乱，国力中衰，直到辽景宗、萧绰夫妇上台后才渐渐中兴。
宋太宗当时就与大臣讨论过：“幽州四面平川，无险可守。他日收复燕、蓟，在古北口之隘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扎寨，自此绝契丹南牧之患。”之后，他借着辽朝主少国疑的时机发起北伐。
面对宋军压境，契丹州郡长官一开始也无力抵抗，不是望风而降，就是弃城而走。
可宋太宗是怎么打这场仗的呢？他坚持“将从中御”，打输了还要将士们给他背黑锅。东路军在岐沟关大战惨败后，宋太宗将败将羁押大牢，准备下狱处死，曹彬等元老也遭到贬官。
曹彬实在是太冤了，为人稳重的他原本不愿轻敌冒进，进入涿州后一直与辽军周旋。可其手下诸将却纷纷请战，主张直取燕京，主将曹彬竟“不能制”，冒险进军之后，大败而归。
这个“领十万甲士出塞逼斗”，本身就是件吊诡的事情。曹彬不得不出兵，是因为中央的指示变了。宋太宗看到北伐进展顺利，一改“持重而动”的战略，企图一战成功，这才有东路军冒进，曹彬“不能制”手下诸将的情况。
曹彬失败后，却主动替皇帝承担了罪责。宋朝史书将罪责全部归于曹彬，实为宋太宗开脱，而宋太宗也毫不客气，说：“为戎人所袭而败，此责在主将也。”
杨业之死，也有宋太宗一份责任。东路军溃败后，杨业向主将潘美建议，应该避辽军锋锐，分兵诱开其主力，在谷口埋伏3000名弩手，以此来保护军民南撤。可监军王侁反对杨业的声东击西之策，还讥讽他避战畏敌：“你一个率领数万精兵的大将，竟怯懦至此。”
监军是皇帝的代言人，监军说的就是对的，不对的也能解释成对的。杨业只能战死沙场，以报君恩了。这次背黑锅的是主将潘美，他在后世小说中，成了迫害杨家将的奸臣潘仁美。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理由。”这句话看起来很鸡汤，也有几分道理，但宋太宗赵光义可能不懂。
与宋太宗居中指挥、派监军控制军队的做法相反，萧太后是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史书称她“有机谋，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
宋军来势汹汹时，她将举国兵力交给大将耶律休哥等全权统领，针对宋军分兵合击之势，决定先集中兵力抵御曹彬东路主力，再抵挡进攻云州的潘美等。她本人与辽圣宗、韩德让亲临燕京前线督战，还特许将领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以此来统一军前号令。
由此，萧太后彻底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并对宋军展开了歼灭性打击。史书说，“岐沟之蹶，终宋不振”，这一战改变了宋辽战争态势，成为宋朝对辽战略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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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打宋军打得够狠，但她不是小说中的战争狂人，其治国方略一改辽初的极端民族政策与剥削暴政，旨在缓和内部矛盾，从中可见她仁慈的一面。
辽初，契丹贵族将所掠的州县、人口编为“头下军州”，这些地盘归王公贵戚所有，可建堡寨、安置奴隶，拥有一定独立性，赋税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交给头下领主。
萧太后为加强中央集权，不断削弱这些贵族大臣的权力，下令州县官吏必须听令朝廷。她摄政时，辽朝与宋战火频仍，也俘获了大量人口，但大多不再编为奴隶，而是使其成为平民，保持原来的生活。
萧太后还下诏，奴隶犯法，主人不得擅杀，全部交由政府处理；她对番汉法律不平等的现象也进行了改革，辽初契丹人殴打汉人致死，只需赔偿牛马，萧太后却规定，以后无论契丹、汉人，“一以汉法论”。
有一次，一个叫耶律勃古哲的契丹贵族知法犯法，残害百姓，萧太后得知后严格执法，命人调查。耶律勃古哲曾参与对抗宋将曹彬的战役，也算是一个功臣，但萧太后还是依法以“大杖决之”，把这个契丹贵族打得皮开肉绽。
有些史书，满纸尽是国仇家恨，萧太后也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实际上，她的宽松政策在当时甚至吸引了北宋边境的百姓，还有不少贫民前来归附。如统和元年（983）二月，北宋与辽朝沿边七十余村的百姓越过边境，投奔辽朝；同年五月，又有千余户百姓来投。
晚年，萧太后留给辽朝最宝贵的“遗产”，是奠定宋辽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
萧太后执掌辽朝权柄近四十年，与宋朝打了大半辈子仗，最后一次没赢，却也不亏，直接跟对手大捞了一笔，还留下了好名声。才华、爱情、权势，她一生样样俱全，不需要徒有虚名的皇位，也不需要默默做配角，每一次投资，都必定有回报，当时宋、辽最牛的帝王将相谁都玩不过她。
这才叫真正的人生赢家。
尴尬的是，她去世后却被后世文人写进了杨家将的故事中，一生功绩无人问，那些虚构的恶名，倒是传得天下皆知。
历史上真实的“潘仁美”
杨业之死300年后，一直到今天，随着杨家将系列小说、戏剧、影视的广泛流传，知道大宋开国名将潘美的人越来越少，而知道大奸臣潘仁美的人却越来越多。
历史讲究盖棺论定，可是当人们将历史演义中的原型潘美附会为潘仁美的时候，讽刺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名字虽然多了个“仁”字，但关于他的评价却走向了“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极端。
我们的历史传统向来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而在悲情英雄的对立面，一定要有一个衬托英雄形象的反面典型。这样的历史，黑白分明，爱憎分明，是非分明。没有人性的纠结，没有对错的两难，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尤其适合直来直去的人的口味。
杨业是史上罕见的悲情英雄，那么，对他的战死负有责任的潘美，就必须是同样罕见的大奸臣。这就是典型的“英雄陪衬定律”。
然而，这样的历史，对于那个为了凸显英雄形象而被牺牲掉的反面典型，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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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潘美（925—991），是北宋开国的大功臣，也是宣布宋朝成立的第一人。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后，赵匡胤虽黄袍加身，但仍需回兵开封，得到后周朝中文武百官，尤其是小皇帝柴宗训和太后的承认才行。他想要兵不血刃，平稳得位，于是派出一个得力的助手先行回朝，去传达他的命令。
这个人就是潘美。
潘美与赵匡胤私交甚好，平时也以仁义出名，是“和平使者”的最佳人选。但对潘美而言，这件事情却颇有风险，万一朝中有人被赵匡胤“篡位”的做法激怒，大家一怂恿，第一个被开刀的人就是他潘美呀。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潘美确实是个人才。他没有辜负使命，稳定了朝局，协助赵匡胤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完成改朝换代。
宋朝建立后，潘美成为宋朝两任皇帝打江山、统一天下的左膀右臂，是宋初数一数二的功勋名将。
众所周知，赵匡胤得位后，为了防止黄袍加身的事情在自己的朝代重演，搞了一出“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首领的军权。后来，又罢去掌握重兵的节度使之权，加强中央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史书说“诸节度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
为什么唯独潘美没被解除兵权？一方面是他当时尚未掌握重兵，另一方面则是赵匡胤对他充分信任。每次领兵打仗，潘美都把妻儿留在京城，以示忠心。这样，潘美的军权越来越大，在统一天下的数场硬仗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史书记载，潘美在宋初主要建立了以下功业：
不带一兵一马，只身劝服了意欲起兵反宋的节度使袁彦，使袁彦归顺宋朝，赵匡胤为此十分高兴，曾说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作为副帅随赵匡胤征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并在平定淮南后，镇守扬州，用3年时间把淮南治理得井井有条；
又在湖南治理了8年，为后来平定南汉政权做好了准备；
作为主帅，平定南汉，并在统一两广后兼任广州知州、两广转运使，干了3年，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岭表遂安”；
作为副帅，平定南唐，整个南方至此基本纳入大宋版图；
随宋太宗赵光义平定北汉，兵伐太原，完成中原统一大业；
和手下副将杨业一起，两次击溃辽军南下的军队，取得雁门关大捷；
……
在986年雍熙北伐之前，潘美为大宋南征北战二十多年。不论是平定南方各政权，还是抵抗辽军，他几乎没有败绩，被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任皇帝称为“柱国太师”。他的职位，也随着一场场的胜仗而飙升，从最初的行营兵马都监（出征军队的副帅），一直做到雍熙北伐前的忠武军节度使，晋封韩国公。
难能可贵的是，潘美不仅打仗在行，治国也拿手。基本上宋朝每拿下一个地方，潘美都是当仁不让的地方“一把手”，充当了促进该地区秩序和生产恢复的重要官员。“上马治军，下马安民”，他是宋初难得一见的全能型人才。
虽然战功赫赫，但潘美在正史中几乎没有劣迹，没有飞扬跋扈、滥杀无辜或者奸诈凶狠等记载。相反，他是一个颇有仁义之心的战将。史载，赵匡胤代周自立后，一些人主张把后周世宗柴荣的一个小儿子杀掉，只有潘美把那个可怜的孩子带回家，收为养子。在平定各地政权后，他也不曾妄杀一人，甚至拿出自己的薪俸，买了酒肉给溃散的敌人吃，对他们进行安抚。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仁人战将，后来却被彻底黑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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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86年的雍熙北伐，更具体来说，是那一年的杨业之死，使得潘美背负了生命与名声难以承受之重。
那一年，辽国政局不稳，宋太宗赵光义想趁机收复燕云十六州，命三路大军北伐，分别由曹彬领东路军，田重进领中路军，潘美领西路军。北汉降将、人送外号“杨无敌”的杨业，则做潘美的副将。
这次北伐是两宋300年里最有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一次机会。三路大军一开始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然而，由于曹彬率领的主力突遭辽军重创，战局随即逆转，赵光义只得命令各路大军撤退。
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后，率军掩护云、寰、应、朔四个州的百姓撤退。打仗时如何安全撤退本身就是难事，还要带着百姓一起撤退，就更是难上加难。杨业于是建议用调虎离山计，派兵佯攻，吸引辽军主力，然后在撤退路上预先埋伏精兵，掩护军民撤离。
杨业刚说完，就遭到监军王侁的激烈反对：“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
王侁主张，宋军不但要直面辽军主力，还要“鼓行而往”，制造声势，唯恐不能与辽军决战。但在当时攻防形势转移、辽军兵力超过宋军三倍多的情况下，这一作战方案简直是飞蛾扑火。所以杨业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
王侁则幽幽地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众所周知，杨业是北汉降将，最怕别人怀疑他有二心。王侁故意激将他，说他有“他志”，暗指杨业可能要投降辽国。这就逼得杨业只得表态说：“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诡异的是，在这场关乎全军战术的重要争论中，史书没有记下主帅潘美的表态。从结果来看，潘美并未阻止王侁逼迫杨业出兵，这是潘美犯下的一大错误。
当然，潘美有他的苦衷。宋朝在军队中设监军，代表皇帝的意志，并被赋予极大的权限和尊贵的地位，使其可以钳制军中主帅。监军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军中主帅裹挟兵力作乱，这是宋朝立国不正所以处处担忧的后遗症。酿成的结果就是，当监军和主帅的意见不一致时，主帅往往为了自保，或免除不必要的麻烦，而选择沉默或附和监军的意见。
62岁的潘美，一生征战抵达的权位，让他在监军王侁的面前患得患失，最终只能看着合作多年的副将杨业冒险出兵。
杨业出兵前，含泪交代潘美，一定要在陈家谷布置步兵接应，否则将全军覆没。
当日，潘美和王侁的确如约在陈家谷布阵，等待接应杨业。然而刚等到中午，王侁便等不及了。他派人登高眺望。不知道望者看到了什么，王侁就以为杨业已经打败了辽军。
为了争功，王侁带着将士们纷纷离开陈家谷。身为一军主帅的潘美“不能制”。史书中潘美“不能制”几个字，道出了宋朝武将的无奈，在皇帝的代表——监军面前，主帅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大打折扣。
在王侁带兵离开陈家谷后，传来了杨业战败的消息，此时，潘美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也跟从王侁的步调，撤离了陈家谷。
当天傍晚，杨业战至陈家谷，看到原本约定在谷口设伏的宋军竟然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不禁“拊膺大恸”。杨业对手下将士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无须与我一起战死，各自逃命去吧。等到敌军退后，还有人可上报天子此战经过。”
众将士都不愿逃走，誓与之同生共死。最后一战，杨业负伤十余处，手刃多名辽兵，坠马被擒，其手下将士几乎全部战死。杨业没有投降辽朝，绝食三日而死。
事后，赵光义追究酿成杨业之死的责任人，认定潘美的过错是“不能申明斥候，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监军王侁、刘文裕二人的责任是“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最终潘美被降职三级，监军王侁被罢官，流放金州（今甘肃榆中），其他责任人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置。
从朝廷的处置来看，北宋官方认定，王侁在杨业之死上负有主要责任，而潘美则负有领导责任。应该说，皇帝也知道，监军钳制主帅的制度设计，才是造成潘美眼睁睁看着杨业去送死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处置潘美时特别从宽处理。
尽管后来潘美官复原职，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或许是受杨业之死的影响，已经无所作为，直至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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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三年的杨业之死，成了后世整体污名化潘美的起点。在这起事件中，潘美的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不敢站出来反对监军王侁，不敢站出来支持自己的副将杨业。在杨业兵败于陈家谷时，他也未能如约应援，而是追随王侁撤兵。这样一个南征北战的开国名将，在监军的面前，变得如此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实在难以想象。
我相信他是为了保全晚节，留恋权位，而变得懦弱的。
人不是不可以给自己留后路，但光想着给自己留后路，迟早会遭到历史的惩罚。潘美在后世被诋毁成宋朝的大奸臣，谗害忠良，里通辽国，虽然很冤，但或许正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脚。
两宋时期，由于离这段历史还不远，官方和民间对潘美的实际形象和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991年，他死后，获谥号“武惠”。8年后，配飨太宗庙庭，这是很高的荣誉。宋真宗时，他又被追封为郑王。
但是，到了元代以后，时间久远，真相淡忘，潘美在虚构的历史创作中便成了一心害死杨业，“誓要杀尽杨家父子”的大奸臣。明代中后期，随着《杨家将演义》的成型，潘美被进一步丑化成勾结辽国的卖国贼。这对一生坚定抗辽的真实的潘美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诋毁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