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由于小说、戏曲，乃至当代的影视剧，受众要远远比史书多得多，真实的潘美，那个为大宋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开国名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而被黑化的潘美，那个心胸狭隘、残忍狡诈、里通外国的奸佞之臣，却日渐深入人心。
明清两代，小说反过来影响正史。一些著名文人在写史书时，提到潘美，竟然会写作“潘仁美”，这很明显是受到了小说和戏曲的影响。清初，有御史上奏，提出罢免潘美从祀帝王庙的资格，获准执行，可见潘美的官方形象已经严重走低。
这对潘美而言，当然是大冤案。历史的书写者，当然也有义务为潘美翻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功绩，有什么过错，都应该厘清。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凭着简单的情绪冲动，就给人家扣帽子，抹杀他的功绩，放大他的过错。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曾被人冤枉过，都知道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更何况是以历史的名义，用时间之笔去冤枉一个忠臣为奸臣，这绝对是比窦娥还冤的冤案。
只是，当我们意识到冤案会被不断制造出来，并持续得到传播的时候，或许才知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这几个字，真的很难写好。
置身历史的长时段之中，我们会发现潘美被黑化，其实有其必然性。
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想想看，每个受到人们最广泛祭拜、获得最高知名度的英雄，是不是都是悲剧性人物？关羽死后成了神，岳飞死后有了庙，文天祥、陆秀夫、于谦、张煌言……每一个有纪念祠的人物，都有一个悲剧的人生结局。杨业之死，同样是一个悲情英雄的结局，他在后世的演义、戏曲中得到同情和推崇，也就在情理之中。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悲情英雄的塑造需要对立面的陪衬，有忠就有奸，有奸才有忠。所以，在杨业之死上负有责任、本人却得到善终的潘美，不管一生有多大的功业，注定不会获得同情，还会因此被无限丑化。
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极其膜拜道德完美主义者。这原本是好事，树立和塑造完美人物，彰显了我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也有负面影响，就是导致我们对道德瑕疵的容忍度很低。尤其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容易用道德去代替其他一切价值尺度。
典型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曹操是东汉末年相当有作为的一个人物，对尽快结束战乱、恢复统一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由于其本人的一些道德瑕疵，导致在历史上长时间被诋毁和丑化。武则天也是如此。
潘美在杨业之死一事上，正好暴露了他为了自保而未出手相救的道德缺陷，而这一点足以招致他淹死于口水。至于他为宋朝一统天下做出的贡献，在道德面前已变得毫无分量。
古人追求的理想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实际上，立德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旦被认为个人的道德立不起来，立言、立功就失去了支撑，人们可以因人废言，也可以因人废功。
这也导致了自古以来，我们的一切争论，都容易陷入道德争议的泥淖。我们要阻止一个人担任什么职务，很少说这个人能力不行，而是说这个人人品不行。反过来，我们要推崇一个人，也很少说这个人能力很强，而是说这个人品格高尚。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但道德如果凌驾于一切之上，社会就会陷入空谈的境地。
潘美被后世无限苛责，正是道德完美主义盛行的结果。
希望将道德的还给道德，功业的还给功业，历史的还给历史，人性的还给人性。
李元昊：他开创的王朝存在了190年
北宋名将曹玮是个预言家。
他在陕西主持军事工作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关于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政权首领李德明及其儿子的一个小故事：
李德明指派使者带着马匹跟大宋做贸易，但因为获利微薄而迁怒使者，要斩杀他。没有人敢出来劝阻，只有李德明年仅十多岁的儿子站出来说，我们用马匹资助邻国，已是失策，如今还要为钱杀守边人，那以后谁还肯为我们效力？李德明从此不再为边境贸易问题杀人。
曹玮听完这个故事，认为李德明的儿子年纪不大，却很善用自己的族人，一定有不凡的心志。他很想见见这个少年，便一再派人去诱使他到集市上来，却都失败了。
无奈之下，曹玮只好派人去把他的容貌画下来。当画像被呈献在曹玮面前时，曹玮盯着画上的少年惊叹道：“真英物也，若德明死，此子必为中国患！”
多年后，画上的少年称帝建国，纵横西北，一度成为大宋戍边军队的噩梦。一切正如曹玮所预料的那样。
这个少年，便是后来西夏王朝的开国者李元昊。
1
西夏王朝的故事，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显得遥远而神秘。人们可能只有到宁夏银川旅游的时候，顺道去参观贺兰山脚下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才会对这个逝去的朝代有些许直观的印象。
但在一千年前，西夏是中华大地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政权之一。它的立国，以及不容小觑的实力，将中国历史带入了“三国时代”：前期，它与北宋、辽并立；后期，它与南宋、金鼎足。
相比辽／金、北宋／南宋，西夏算是一个“国小民寡”的政权，以至于蒙古人一统中国建立元朝后，在给前朝修史的时候，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个政权的存在。然而，不管是辽、宋还是蒙古，只要跟西夏较量过，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只强悍的、打不死的小强。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是西羌族的一支，汉朝时就迁徙到河西走廊一带，以游牧为生。唐朝时，由于吐蕃的强势崛起，党项人被迫向东部内迁到陇东、宁夏和陕北一带。
数百年间，党项人既与吐蕃、吐谷浑、回鹘等强族为邻，又不时与开疆拓土的隋唐帝国短兵相接，在夹缝求生中练就了彪悍尚武的民族气质。
尽管彪悍尚武是中国北方各族的共同标签，但其他尚武民族见了党项人，都不得不甘拜下风。党项人的民谚这样说：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正是凭借这种尚武的民族特性，在晚唐以后的乱世中，党项人不但未被征服，还逐步壮大起来。
壮大的契机源于唐末的黄巢起义。
黄巢起义爆发后，党项人拓跋思恭响应唐朝皇帝的号召，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驰援长安勤王。唐僖宗很感动，在黄巢被灭后赐予拓跋思恭大唐国姓——李姓，改名李思恭，这样，一个党项人变成了“国姓爷”。不仅如此，唐僖宗还任命李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封为夏国公。
此后，李思恭和他的后代世袭节度使，成为陕北一带的藩镇势力。
2
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族群部落迎来跨越式发展，一定是有英雄人物出现了。
李继迁便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出生在宋朝开国后3年，即963年。12岁时，就因才能出众被当时的党项首领李光睿任命主管部落事宜。
982年，李光睿的儿子李继捧接任党项首领。即位后，李继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主动到宋朝国都开封觐见宋太宗，提出放弃世袭的夏州、绥州、静州、宥州、银州这五个州。这个举动引起了一些不愿归附宋朝的党项部落的愤怒。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联合自己的弟弟李继冲和亲信张浦等人，假装抬棺葬母，成功逃出城去。数年后，李继迁集聚起一支军队，他成了党项人的新首领。
锋芒毕露的李继迁以诡计多端出名，在辽国的支持下，用几年时间就收复了原先的五个州，并夺取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改名西平府，作为都城。
1004年，李继迁受到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袭击，混战时中箭，不久去世。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为党项首领。历史上对李德明的评价是，他不像其父那么锋芒毕露，而是更加讲究权谋。
北宋名将曹玮在李继迁死后，曾上疏奏请趁机攻灭李氏政权，但未获准许。以后宋朝只能看着这个西北边陲政权一步步坐大。
客观上，李德明继位的第二年，“国际形势”彻底变了。宋辽两个大国经过20多年的战争后，于1005年达成澶渊之盟，握手言和，此后双方在外交上发力多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逼迫李德明采取了向双方同时示弱的“依辽和宋”政策。
与此同时，李德明积极向西扩张，使夏州政权的势力范围扩大为银、夏、绥、宥、灵、盐、甘、凉八州之地。北宋名臣韩琦、范仲淹在追述李德明开疆拓土事迹时指出：“从德明纳款之后，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鹘，拓疆数千里。”
现在对李德明的战功评价颇高，但实际上，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甘州和凉州这两处关键的城池，其实都是他的儿子、年少英雄的李元昊打下来的。
李德明攻取甘州（今甘肃张掖）历时20年，前后5次出兵，包括一次亲征，均无功而返。直到1028年，他派出李元昊，才“拔之”。攻取凉州（今甘肃武威）同样如此。1032年，李德明“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鹘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
李德明在辽宋两大国面前“扮猪吃老虎”，最终目的却是想称帝自立。只是在1032年年底，各项准备工作快完成之时，他突然病死。
李元昊于是正式上场。
3
纵观历史，只要三代人连续有作为，基本上什么事都能干成。这个定律适用于家族、族群乃至国家。
从李继迁到李德明，再到李元昊，虽然祖孙三代的个性与手段不尽相同，但推动党项建立自己的国家却是不变的逻辑。
李元昊年轻气盛，向来不满父亲李德明臣服宋朝的做法。李德明生前告诫他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意思是，跟着大宋好吃好穿，还有什么不好呢？李元昊则反驳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用现在的话说，李元昊并不愿自己的族人整日锦衣玉食，而丢失了民族性。
虽然李元昊与其父李德明思想对立，但不得不承认，李德明在位时期执行的臣服宋辽政策，使得党项境内“有耕无战，禾黍如云”，这奠定了李元昊奋起反宋的物质基础。
据《宋史》记载，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是个文武兼修的雄杰人物。上位后，李元昊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今青海西宁附近的以唃厮啰（997—1065）为首领的吐蕃政权。从1033年至1035年，李元昊数次出兵攻打唃厮啰政权，终因唃厮啰的抵抗而未能取胜。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元昊一无所获，在结束攻打唃厮啰之后，1036年，他一举拿下了瓜州、河州、肃州，随后“尽破兰州诸羌”。整个河西地区，已全部落入李元昊的掌控之中。这对李元昊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党项人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使得西夏的统治地域“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而河西则成为西夏接下来立国的军事屏障和经济来源。
更重要的是，李元昊对河西的有效控制，打破了宋朝“以夷攻夷”的军事策略。唃厮啰政权、回鹘、吐谷浑等一直是宋朝牵制西夏的友好同盟，自从李元昊的势力深入兰州以南的马衔山，与宋朝隔山对峙，标志着宋朝与上述同盟的联通之路已经彻底断绝。而李元昊凭借对河西要道的控制，使其在政治、军事上胁迫宋朝成为可能，“恃此艰险，得以猖狂”。
尽占河西地区之后，李元昊的治理思路也被打开了。
他的父祖辈对河西采取的是劫掠政策，对河西走廊过往的商人直接抢劫或课以重税。李元昊将这些地区纳入统治地域后，就必须修正以往竭泽而渔的做法，转而对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史载，李元昊“每欲举兵，必率酋豪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这已是集体议政的雏形。河西是一个多族群混居的地区，主要族群有回鹘、吐蕃、汉族，并夹杂少量粟特人、吐谷浑人等。比起打打杀杀，如何“治国安邦”或许才是李元昊真正的挑战。
应该看到，河西地区常年饱受战乱，当地豪族和人民向往强势政治势力的庇护，最好是能实现一统局面。所以，当强势的李元昊对河西各州发动战事时，他实际上并未受到大规模的反抗。而当他征服河西以后，当地汉族士人纷纷以前秦苻坚、北魏拓跋珪的故事，“日夜游说元昊”，希望他建立一个国家，保一方安定。
河西的民望和诉求，与李元昊的雄心不谋而合，称帝建国很快被他提上议程。
4
早在1032年，李元昊即位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反宋”操作。
中华大地上的边缘族群，在历史上很少“被看见”。即便“被看见”，也是以“汉化”为前提。因为汉族文明太强大，具有无穷的同化能力，任何族群与汉族文明遭遇，都会不自觉地成为后者的“俘虏”。这应该是历史上边缘族群最大的焦虑。
李元昊要“反宋”，要保持自身族群的独立性，就是要让党项这个族群被历史看见。
在他继承父亲的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的号位后，他宣布放弃唐朝所赐的李姓以及宋朝所赐的赵姓，改姓“嵬名”，自称“吾祖”（意为“可汗”）。传说党项王族始祖曾娶吐蕃姑娘为妻，繁衍后代，这名吐蕃姑娘姓“嵬名”，是党项族的始祖母。李元昊改姓“嵬名”，表明他对逝去的吐蕃王朝的向往，以及建立党项国家的愿望。
为了让自己的族群被看见，李元昊强制推行党项传统发式，禁用汉族发式。他自己先做榜样，自行秃发，随后发布秃发令，限时三日，否则杀之。于是，“民争秃发，耳垂重环”。此外，他还参与创制本民族文字，即西夏文。建立蕃学，培养党项统治人才。
由于李元昊统治的区域是多族群混居地带，所以他的称帝建国计划，除了要争取党项人的支持，还要尽量扩大支持面。基于此，他时不时把自己打扮成吐蕃王朝的继承者，并在必要时穿上回鹘可汗的服装，以此来表明他是多族群的共同领袖。
但是，他慢慢陷入了一个悖论：他的建国大业，单纯依靠自己的族群是难以有效完成的；他必须引进汉族精英作为智囊团，而这又使得他的建国大业充满了浓重的汉化色彩。
归根结底，李元昊一边“反宋”，一边“仿宋”。
他大力招徕汉族精英为自己服务，倍加优待，以至于宋朝有些读书人考不上科举，干脆西行投奔李元昊。李元昊来者不拒，或授以将帅，或任命公卿，倚为谋主，奉为座上宾。这些归附的汉人在李元昊建立勋业的过程中出力尤多。
他还曾花重金买来宋朝皇宫放出来的宫女，让她们随侍左右，以便时时了解宋朝宫廷内部的运作。
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他更是处处模仿宋朝。正如北宋名臣富弼所说，李元昊“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这种吊诡的处境，在急于变得强大的李元昊眼里，已经无暇顾及了。尽管他处处模仿宋朝的做法引起了党项贵族内部的争议，但正如同时代的辽国也是通过学习汉族制度才变得坚不可摧，李元昊显然不可能抵挡先进制度的诱惑。说白了，民族性是面子，而“宋朝化”才是里子。
而从唐末李思恭成为夏州节度使以来，党项政权虽然时而悖逆，却一直依附中原王朝，如今，李元昊要称帝自立，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他最需要筹划的是，做好军事准备，迎接宋朝的打压。
在军事上，他构建了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编了50万党项部落兵。通过一系列优化重组，部落兵的整体作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他还根据战争需要，编练了战斗力爆棚的新式军队。闻名遐迩的铁鹞子军便是党项新军中最出色的代表，虽然只有三千人，但这支军队是李元昊手中最厉害的王牌，破阵摧敌，无坚不克。
1038年10月，在做好军事部署后，36岁的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称帝，国号大夏。
收到李元昊称帝的表文后，北宋举朝震怒。
宋夏之战，看来不可避免了。
5
西夏国的建立，引发了北宋君臣的不适。而这种“不适”，不在于领土的分裂，而在于所谓的“大逆不道”，拂了面子。按照惯例，他们将李元昊称帝称为“僭号”。
君臣们先在大宋朝廷上严厉谴责李元昊，群臣们开骂：“元昊小丑也，旋即诛灭矣。”骂爽了之后，宋仁宗决定启用政治和经济惩罚手段——下诏削去李元昊的官爵和赐姓，关闭所有边境榷场，开出高价悬赏捉拿或斩首李元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李元昊预想的军事打压却迟迟没有到来。
宋朝不喜欢用兵，在宋初，连兵书都被皇帝列为禁书。宋朝只相信道德、制度与经济优势，认定这三种优势足以碾轧一切敌对势力。反倒是李元昊坐不住了，在称帝一个月后，他率军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主动挑衅。
随后的三年中，李元昊向北宋边境发起三大战役，从三川口之战到好水川之战再到定川寨之战，一年一战，全部取得大胜。北宋被打得没脾气，而踌躇满志的李元昊却挟着三战三胜的余威，放言说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一时间，北宋朝廷大为惊恐，史载，“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庠请修潼关以备冲突”。
不过，对于李元昊来说，他还不至于有“蛇吞象”的野心。他发动举国兵力连打三仗，目的在于胁迫宋朝承认自己的政治地位。宋人在战后也发现，“贼（李元昊）举其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也就是说，党项人并不擅长攻城略地。三战过后，李元昊见好就收，把军事上的战绩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而宋朝既定的外交原则，从来不是以武力，而是以和平方式去控制周边政权，只要能谈，绝对不打。
于是双方坐下来和谈。
这是一场漫长的和谈，双方谈了一年多，直到1044年年底才订立“庆历和议”。在谈判中，宋朝代表庞籍对西夏代表李文贵说：“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
李文贵听闻此言，顿首说：“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
李元昊听完李文贵的汇报后，亦“大喜”。比起宋朝，李元昊更像是现代理念上的外交家：只重利益，不重名分。
按照和约，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李元昊向宋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和茶叶3万斤；开放榷场，恢复宋夏贸易。
宋夏双方在“庆历和议”的解释权上各取所需，各自表述。宋朝认为这是外交的胜利，因为他们用经济利益压制住了西夏。西夏则认为这是党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名义上附宋，实际上已经自立，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他们用名义上的臣服换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笔买卖太值了。
在宋夏和谈进入尾声时，辽国看不下去了。
当时的中国棋盘上，宋、辽是两个大玩家，夏是个刚刚发迹的小玩家，因此成为大玩家拉拢的对象：宋夏和好，可以抗辽；辽夏和好，能够制宋。从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到李元昊本人，只要对宋朝强硬，辽国就与之和亲，借势拉拢，从而达到制衡宋朝的目的。如今，李元昊站到了宋朝一边，辽国十分不满，重兵压入夏境。
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征夏，李元昊采取避其锋芒的策略，让辽军长驱直入夏境400里而见不到夏军。在贺兰山与辽军交战失利后，李元昊又退兵百里，坚壁清野，连沿途的野草都烧光，陷辽军于粮尽草绝的困境。然后，李元昊发起反攻，一举击溃辽军，辽兴宗差点成为党项人的俘虏。
征夏失利后，辽夏也进行了和谈。
从此，西夏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史上又一个“三国时代”来临。直到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才打破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均势状态。
李元昊在与宋、辽两大国的对局中，依靠自身的能力，把国小民寡的西夏带到了牌桌上，此后两大国换成南宋和金，而西夏接近200年再未离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夹缝中的奇迹。
6
以往，我们站在宋朝的视角去审视公元10—13世纪的中国史，认为辽、金和西夏属于叛逆的割据政权，因而对这些王朝及其开创者的评价都不高。但是，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正统与族群的偏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王朝崛起，实际上是并行于宋朝、辽朝的中国统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西地区自9世纪吐蕃衰弱后，河西豪族张议潮起义，并向唐朝献出河西十一州。但张议潮真正控制的仅有瓜、沙二州，其他各州由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自立、攻伐和割据，导致河西、陇右地区陷入长久的混战之中，延续至唐末和五代。
宋朝立国，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在北方、西北等地，宋朝的势力并未能触及。党项人李元昊在河西所做的工作，正是宋朝想做而鞭长莫及的工作。让河西和河套地区复归统一，终结混乱的割据局面，这是10—13世纪中国历史从大分裂走向大一统的一个必要进程。包括宋、辽（金）、夏在内的局部统一，为13世纪元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边缘族群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李元昊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而不能简单地站在宋朝的立场，把他当成僭号者。这或许才是我们读历史的一种正确姿态。
最后交代一下李元昊的结局。
史书说，李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我们也看到他在建立西夏后纵横捭阖，与宋、辽并立的智慧和才干，但饶是这样的一代雄主，却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在他执政后期，好大喜功，沉湎酒色，以至于做出荒唐的举动。在他为太子李宁令哥娶媳妇的仪式上，他发现这个新儿媳姿色动人，遂强行纳为己妃，封号“新皇后”。而太子李宁令哥怒不敢言，后在党项权贵的怂恿下，于1048年的元宵夜趁着李元昊酒醉之际，持刀刺杀李元昊。李元昊受到惊吓，酒醒反抗，最终被割下鼻子，不久病重而死，时年46岁。
史载，李元昊临死前，给年仅两岁的幼子李谅祚留下遗嘱：“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
在最后的时刻，他已经看见了他开创的王朝将难以再奋起，只能嘱托届时的退路——“附宋”。从当年年轻气盛的“反宋”者，到最后变成像他父亲李德明一样的“附宋”者，李元昊的态度转变恰恰说明，“汉化”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开国皇帝李元昊去世后，西夏王朝又延续了180年。直到漠北崛起了强悍的蒙古汗国。但蒙古人面对西夏，却感受到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蒙古大军消灭西夏整整用了22年，这是他们横扫欧亚大陆遭遇的最顽强抵抗，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中了西夏人的毒箭，染病而亡（史载说法之一）。
1227年，在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终于攻灭了西夏。
后来，元朝修前朝正史，一口气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修“《夏史》”。或许还是传统士人出于对偏居王朝的傲慢与偏见，让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被正史无视了。
若知道这个结局，李元昊定会长叹。
他希望自己的边缘族群“被看见”，到头来，只有自己的巍峨帝陵被看见。
本章参考文献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明］熊大木：《杨家将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李丹林、李景屏：《萧太后评传》，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顾宏义：《辽宫英后：细说萧太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景爱：《历史上的萧太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薛正昌：《略论李元昊》，《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马旭俊：《西夏建国的历史动因考察》，《宋史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康保成：《从历史人物潘美到戏剧形象潘仁美——兼说口述历史的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闻立鼎：《潘美陷害杨业考辨》，《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