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一个陷阱该怎么办？如果他们修改了监控录像怎么办？如果我被指控跟三四个地铁站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该怎么办？

最糟糕的是，bob怎么办？谁来照顾他？他会被关押吗？他会不会再次流落街头？那样的话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想到这些就让我头大。

他们继续关押了我两三个小时，也许更久。我不知道几点了。屋内没有自然光，所以我也不清楚当时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女警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板着脸的男警官。

她说：“我要给你做一个dna测试。”男警官走到角落，抱胸站定盯着我。

“可以。”我无视了男警官回答道。这样做对我没什么损失。“我要做什么？”我向女警官问道。

“坐好，我要用棉签从你嘴里取一些唾液。”她说。

她拿出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棉签和试管。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在看牙医。

“张大嘴。”她说。

她把一根长长的棉签伸进我嘴里，在两侧刮了好一会儿。

“好了。”她把棉签放回试管，收拾好东西走了。

终于，我被放了出来，然后被带到警察局门口的桌子旁，在那儿签字领东西。我签了一张表格，表明自己现在处于保释状态，几天后还要再来一趟。

“什么时候我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起诉？”我向一位负责的警察问道。本以为他不会告诉我，但意外的是，他说过几天再来的时候也许就有结果了。

“真的吗？”我说。

“差不多。”他回答。

我立刻判断出这个消息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不用等上好几个月，坏的是如果遭到起诉，我很快就要被关起来了。

我真的不敢想下去。

从警察局出来后，我来到漆黑的沃伦街上。无家可归的人已经开始在附近聚集，躲在各条小巷里。

已经快晚上十一点了。当我到七姊妹路地铁站时，街上满是酒吧丢出来的醉汉。

回到家后，我才长舒一口气。

迪伦正在看电视，而bob像往常一样在暖气片下面缩成一团。我刚一进门，bob就跳了起来，朝我跑过来，然后把脑袋歪向一边看着我。

“嗨，伙计，没事吧？”我跪下来摸着他。

他马上爬上我的膝盖，开始蹭我的脸。

迪伦走进厨房，很快又出来，手里拿着一听啤酒。

“这真是救命的东西，谢谢。”我说着，拉开易拉环灌了一大口冰啤酒。

我跟迪伦聊到很晚，试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科芬公园地铁站的员工不喜欢我，但我觉得他们不至于为此诬陷我。

“伙计，他们没办法把那人的dna变得跟你的一样。”迪伦安慰我说。

我希望如此。

那天晚上我时睡时醒。白天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一直在安慰自己不会有事，但又很担心生活从此会来个糟糕的大转弯。我既无助又愤怒，而且非常恐慌。

第二天，我决定和科芬公园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我和bob到尼尔街和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的好几个地方卖唱。但我的心思不在那里，而是始终在担心之后去警察局会发生什么。那天晚上，我依然没有睡好觉。

虽然要在中午去警察局报到，但是我早早就出发了，以防迟到。我不想给他们落下任何口实。我把bob留在家里，以防自己再次被关上几个小时。早餐的时候我吃着吐司来回踱步，bob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焦虑，显得十分不安。

“别担心，伙计，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我走的时候如此安慰bob。要是真的像我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好了。

找警察局费了我不少时间，它坐落在托特纳姆法院路的后街。上次我是坐警车来的，离开时天又太黑，所以这次来肯定要找一会儿。

找之后，我又在警察局里坐等了20分钟，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最后，我被带到了一间房间里，一个男警官和一个年轻的女警官正等着我。

他们面前放着一沓文件，看着很是不妙。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查过我的过往经历。上帝知道会有什么糟糕的丑事被挖了出来。

男警官先开口了，他说不会以威胁行为为名起诉我。我已经猜到了原因。

“我的dna跟售票窗上唾沫的dna不相符，对吧？”根据之前的话，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询问的勇气。

他只是抿嘴笑着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我明白，他什么都不必说了。肯定是地铁站的人想要诬陷我，只是失败了而已。

如果这是好消息的话，那么紧接着就是坏消息了。

女警官说，我会因非法卖唱而遭到指控，正式的说法叫“乞讨卖艺”。

他们给了我一张传票，告诉我一周后到法院应诉。

我离开警察局，感觉松了一口气。与威胁恐吓相比，非法卖艺不那么严重。我有可能会交一小笔罚款，并且接受批评教育，但不会有其他问题。

威胁恐吓可就不同了，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惩处方式。我可能会遭到重罚，甚至可能会蹲监狱。

我也想讨回公道，毕竟往玻璃上吐口水的事和我没有一点关系。而且如果我坚持上诉，也许可以反告他们不正当拘捕。

但老实说，那天下午回家的路上我主要的感觉是自己没事了，翻过了一个坎儿。我依然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

开庭的这一关还是要过。我前往公民咨询中心，为庭审咨询一些法律建议。其实我早就应该来了，只是之前情况一团糟，根本没有想到。

由于我还在戒毒过程中，而且住的是庇护所，所以我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但实际上，我并不想请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只想得到一些关于庭上发言的建议。

他们提供的建议非常直截了当，就是我需要表明对非法卖艺的愧疚之情，相当简单明了。我只需要跟着程序走就行，希望地方法官不要憎恨街头音乐家。

开庭当天，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遮住印着“极度不幸”标语的t恤），刮干净胡子，然后去了法院。等待区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几个人看着面色不善，理着平头操着东欧口音，还有两个穿着灰西装的中年人因违章驾驶等待出庭。

“詹姆斯·波文，法庭传唤詹姆斯·波文先生。”一个圆润的声音喊着。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地方法官看着我，好像我是社会垃圾。但是根据法律，他们不能对我做什么，特别是这是我第一次因卖艺而获罪。

我获得了3个月的附条件释放处罚，没有罚款。

但他们讲得很清楚，如果我再犯，将会面临罚款或更严厉的处罚。

庭审结束后，我出来时看见贝尔和bob在法庭外等我。bob马上从贝尔的腿上跳下来，朝我跑过来。他没有表现出太夸张的情绪，但明显很高兴看到我。

“怎么样？”贝尔问我。

“3个月的附条件释放，如果再被抓的话，就要接受处罚了。”我说。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她说。

我看着她，然后低头看看bob，心里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答案。

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大概断断续续卖艺快十年了。时代变了，自从bob来了之后我的生活也变了。我不可能一直卖艺，这一点越来越清楚。有时候卖艺的钱甚至不够我们糊口，而且环境对我和bob（尤其是bob）十分不利。如今情况更加糟糕了，如果我继续在非指定地点卖艺，很可能会遭受牢狱之灾，这太不值得了。

“我不知道，贝尔。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不能再卖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