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冬天来了。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在靠近布莱梅的小城费尔登的家中凝视着窗外的冷雨，想起了在前线为祖国奋战的战士们：“士兵们不仅要面对这样恶劣的天气，还要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斯卡德拉的担心并非多余，从瑞士一直通往大海的西部战线上，到处都是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和粪便，还有700万套被水浸泡的衣物和皮靴，散发出浓烈的恶臭，一连数周不散。两军对垒，战线延绵500英里，有的隐蔽在孚日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被炮火烧毁的松林中安营扎寨；有的因为无法挖掘堑壕，只好沿着伊瑟运河筑起一道坚固的胸墙，躲在后面。第一次伊普尔战争结束之际，法国人负责把守的防线有430英里长，比利时人有15英里，而英国远征军只有21英里。对于英国远征军那一点点微薄的兵力来说，他们已经尽其所能。不过，相形之下，待到1918年2月，英国人的防线将延伸至110英里。
从1914年9月开始，直到大战结束，几乎所有主要战事都发生在凡尔登和英吉利海峡之间，这是因为再往南走，地形不利于展开进攻。比利时西部有一些小城镇景色宜人，至少在10月和11月的战事把这里毁掉之前算是不错的好地方。不过，平整的田地被高矮不一的树篱分隔开来，变成一块又一块，有的大，有的小，就不大招人喜欢了。乡间柳树成荫，杨木和悬铃木在路旁排成一行行，时不时还会冒出一簇两簇山毛榉。战事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星期里，牛群还在悠闲地啃着草，任由打仗的士兵从身旁穿过，正是田地里随处可见的动物粪便让不少伤员染上了气性坏疽。一旦连绵的秋雨来临，地势低洼的地方车辆便寸步难行，无法上路。由于这里地势高低差别不大，因此哪怕最微小的优势也变得至关重要，德国人无一例外地占领了较高的地方。作为占领者，他们完全不必因为掉头就跑感到面子挂不住，无须顾忌荣誉受损的问题，因此在战术上占了优势。反观联军，不到万不得已，否则在比利时和法国的土地上是绝不会轻易退让半寸土地的。
爱德华·科德维刚被派往法国东北部的时候，他和战友都为自己要待在这样一条深沟里感到不可理喻。科德维将之形容为“迎接我们的新玩意儿”，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他们日后的生活。好几百万人要在好几个月里守着几乎一成不变的阵地，而敌人就近在咫尺。“堑壕战刚刚开始的那些日子，”弗兰克·理查兹写道，“双方都相当不怕死。你会看见一个德国兵突然从沟里跳将出来，朝着村子直冲过去，这样的场景看过不下一两回。可惜，不是每一次都能跑得到的。后来日子久了，两边都领教了对方的准头有多么厉害，再也没人敢露一个手指头了。”《每日电讯报》记者阿什米德·巴特莱特撰文写道：“现代战争中士兵常常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了对付德国人的害人诡计，士兵们只好藏在地下。敌人要是不知死活，胆敢探头出来，就立刻起来，一枪把他干掉。”罗伯特·哈克11月写道：在我自己防守的这块地头上两边阵地相隔只有几码远，但是“像这种打法，有些防线你哪怕在堑壕里一连走上好几天，都有可能连一个德国兵都见不到”。
皇家近卫骑兵团的科尔温·菲利普斯从伊普尔写信回家，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伤，“待在这个地方，你要学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忘记什么叫作‘荣誉’”。进攻的时候，有些德国军官会拿着步枪，背着背包，借以避开敌军枪手的注意；士兵们会拔掉钉盔上的尖钉，因为这些钉子一旦从堑壕里露出来，就有可能赔上性命。要想不暴露哪怕一寸肌肤，就必须严格遵守纪律。步枪旅的莱昂内尔·丁尼生眼看自己营的友邻部队锡福斯高地步兵团粗心大意，不禁连声哀叹：“人的命运就是这样难以预料：只要20来分钟没有炮弹打过来，这帮人就会跳出堑壕，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好像根本没有打仗一样。结果可想而知，好多人就这样白白丢了性命。”
英军士兵慢慢养成了一套例行公事般的生活规律，单调无比，极不舒服：每天天还没亮就进入阵地待命，接着7点开始吃早餐，12点半吃午餐，4点钟喝下午茶，7点吃晚饭，不用站岗的9点半开始睡觉。不过，如此规律的作息制度虽然看着挺好，却常常会被打破。警报不分白天黑夜都会拉响，时不时得出去巡逻，走上一遭，站岗放哨令人筋疲力尽，所以绝大部分士兵都是和衣而眠，有时一天下来甚至连靴子也难得脱。成日靠咸牛肉、饼干、面包和果酱充饥，再加上家中寄来的一点儿零食，打打牙祭。邮递送信业务堪称一台效率极高的机器，让生活在死亡线上的数百万士兵能够获得一两天之内的英国报纸，还有各种各样来自国内的慰藉。军官们可以通过邮递从远在伦敦的商店订购雪茄、饼干，诸如此类的东西。掷弹兵团有一个军官每个星期都会从福特纳姆和梅森百货商店订购两磅咖啡，可惜只喝了一个月就死在了战场上。周二下午4点从泰隆库克斯敦有限公司寄出来的鸡蛋，周三下午5点就能送到弗尔讷比利时医院的梅恩修女手中。
士兵们开始学会如何好好利用自己所处的位置，既然德国人的阵地就在隔壁，那么就能免遭敌人炮火威胁，“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法把我们‘埋了’，”佛朗索瓦·迈尔写这番话时明显心满意足。他用的这句法国俚语是在形容敌人开炮，就像“梅子”用来代表子弹一样。近卫兵团军官卡文勋爵在11月写道：“我们后来的主要工作是学习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怎样在堑壕里做木炭，做好了之后怎么搬，又该怎么用；第二件事是怎么扔手榴弹，这个活儿对于掷弹兵来说再简单不过；第三件是怎样才能把飞机打下来。不过，问题在于鸟儿太少，要等很久才能放上一枪。”在类似贵妇小径这样的防御地段，交战双方都用上了探照灯，这样可以更好地应对夜间进攻。起保护作用的铁丝网虽然还达不到接下来几年里那种让人无法下脚的密集程度，也已经布得越来越密。有些英国军官始终认为打仗就该光明正大，指责德国人不守规矩。罗伯特·哈克抱怨道：“德国人会使用各种阴招诡计，朝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穿着一身卡其色军装，搞伪装，有时甚至穿着苏格兰裙，用英语喊‘不要开枪，我们是某某部队的’，还会报出某些英军部队的番号。他们还会用英语喊‘停火’，打我们的信号。”
法国兵路易·巴塔所在的部队最早是在11月底被派往前线的，之前几个月一直在干看守犯人之类的活儿。冬天天黑得早，巴塔到达加莱海峡边上的阿讷坎时已是晚上，在此之前刚刚去了一趟法国南部的纳博讷。第二天一大早，巴塔在小镇附近遇见三个人跟自己打招呼，感觉很熟，十分惊讶。这三个人从头到脚都是泥巴，像鬼一样，简直分辨不出模样来，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都是战友，5天前刚刚离开同一座军营，“他们说起在泥里躺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任何遮掩，整天淋雨，吃的东西更是难以下咽。”没过多久，巴塔和战友们就被派去把守堑壕，沟里满是积水，好不容易挨到天黑，却又一连好几个小时睡不着觉，只能听着零星的枪声，看着时不时闪过的火光，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就算睡意终于姗姗来迟，也会被铁锹铁铲叮叮当当、砰砰啪啪的声音给吵醒。“你们在干什么？”巴塔睡眼惺忪，看着头上模模糊糊的身影问道。“在埋死人，刚才那一阵子打死的”，上头的人粗声大气地回答道。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死尸丢在无人区，无人收尸。灰色军装裹着的尸体早已腐烂，成了老鼠和空中盘旋的乌鸦的食物。听另外一个法国士兵说起，那些进攻的步兵被机枪扫倒，尸体在他的堑壕前面躺了足足有一个月，“一排排倒在地上，好像演习一样。雨水无情地落在尸体上，子弹打得泛白的骨头碎片直飞。有一天晚上，雅克巡逻走到跟前，只见好多老鼠从褪了色的军装底下窜了出来。这帮家伙在吃人肉，已经吃得又肥又圆。雅克的心怦怦乱跳，趴在地上，朝着一具尸体爬了过去。那个人的头盔滚在一边，脸上还挂着痛苦的神情，血肉已经没了，只露出光秃秃的头骨，眼睛也被吃了个干净，假牙掉了下来，落在已经发烂的衬衫上，嘴巴张得大大的，一只腐虫从里头蹦了出来”。
10月18日，英国国内某报刊出一封匿名信，写信的是一名英国远征军军官。信中写道：“坐在这里，读着刚刚到手的英国报纸，让人不禁想起英国还没有成功摆脱旧有的认识，还在把战争看得波澜壮阔，或者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而这和现实扯不上丝毫关系。报纸给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打仗就是一顿猛冲猛打。”作者同时引用了根据伦敦苏格兰步兵营在伊普尔经历所做的宣传：“现在发生的可不是这样。我们的士兵拥有大无畏的精神，英勇无比，包括夜以继日地坐在湿透的堑壕里，听着骇人的噪音，炮弹打来，地动山摇……我读了运动员营的事迹，里面个个都是运动员（这个营属于新组建的‘好友营’之一），个个都是棒小伙，没有哪个不够勇敢。可是，我们需要的是普通人，是训练有素，懂得怎么瞄准开枪的普通人——是那些懂得不到合适的时机，绝不开枪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喊打喊杀，巴不得一枪打死两个德国佬的家伙——这样的普通人越多越好。”
乔治·克列孟梭作为政治家和记者，也用同样的笔触写道：“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当兵就是和敌人上阵厮杀搏斗……可是，在枪林弹雨之下一动不动地静待时机，这样的耐心又需要多少更多勇气？任凭痛苦折磨，这样的考验又是多么更加艰难？在不断无情地吞噬着所有生理和精神上的反抗。”西线对垒的双方终于意识到在来年开春之前已经不大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德国军官鲁道夫·宾丁11月22日在佛兰德斯气急败坏地写道：“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单在佛兰德斯这里，而是整条战线，我们和敌人都被拴住了双脚……都……都失去了继续突破的动力……能够制造出这么一条漫无尽头、连续不断的战线，把阿尔卑斯山到大海连成巨大的一片，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绝不是我理想的战略打法。”待到局势明了，当前不会再有大规模作战行动，英国远征军索性给一些军官和士兵放了假，这是这些人8月以来第一次得到解放。大伙儿上了火车，争先恐后地抢座位，有一拨军官甚至坐着挂在机车后的煤水车，去了布洛涅。
指挥官们也在利用这样的喘息之机，把一些渴望回家的脆弱灵魂送回了国，其中包括陆军准将戴维斯，这位出生在新西兰的将军刚刚在埃纳河吃了败仗。一同送回家的还有掷弹兵团的诺埃尔·科里中校，他8月23日在未得到军令的情况下擅自从蒙斯撤退。乔治·杰弗瑞斯身为科里的副手，认为科里遭遇到了不公，因为撤退的决定是正确的。其他一些情况要模棱两可一些。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的代尔姆-雷德克里夫中校回到营地时已经精神失常。这是一个涵盖诸多不明症状的术语，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些正规军官表现得无法适应战争压力。这些人在1914年得到了军法更为宽大的处理，相比之下，那些地位低下的士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
对于那些仍然留在堑壕里的人们来说，即使胜利无法唾手可得，双方的指挥官们也坚信必须采取主动，这样才能防止士兵们陷入沮丧和惰性之中。军官们为此采取措施，加大局部进攻力度。可是，对于被迫执行命令的人来说，如此举动显然毫无意义。法军的底层军官叫苦不迭，抱怨上级军官仅仅为了让人看到他们没有磨洋工，“有事可干”，就白白牺牲士兵的性命。在英军把守的防线上，约翰·考恩上尉描述了10月发生在吉旺希的一场战役：“我们有一个连进攻了一个德国蠢货，占领了他们的堑壕，没想到随后遭到机枪扫射，战友们成片成片地倒下，进攻的50个人里头最后只剩下两个活着回来，克尔中尉在回堑壕的路上被打死。三连赶紧上去支援，我们直到堑壕被炸垮才得到解脱。我……白天黑夜就这样醒着，浑身上下湿了个透，连续五天五夜没有合过眼，每天晚上都在等着进攻随时到来，这样的任务真是又苦又累。”
12月21日一大早，考恩的部下正在擦拭步枪，“突然传来一声轰隆巨响，堑壕抖了起来，护墙和壕沟被炸得四分五裂，周围地上的泥土被掀到空中（敌人埋下的一串地雷爆炸了）。随后听到10码开外传来德国人的叫喊声，只见德军端着刺刀，冲了过来……最后（我们）只好撤退。我有好几个部下被活活闷死，还有几个死在了刺刀底下”。德国人在印度步兵团阵地前方引爆了10枚地雷，造成大量伤亡，引起一阵慌乱。考恩在支壕里集合起10个侥幸没死的士兵，连同友邻步兵营的40名廓尔喀雇佣兵发动反击。“有些人连武器都没有拿就冲了上去。我把左轮手枪给了布里斯班中士，他的那把已经没法用了。可惜，他在我身旁，不久就被打中了脑袋……上帝开恩，德国人不再照着我们冲过来，开始掉头回转……我捡起一把步枪，撂倒了7个德国兵，都是从背后打的。我还打中了一个德国军官……不过，德国人开始向我们开炮，横向依次打来。我们被强大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最后只好向预备防线撤退”。考恩所在的营损失了14名军官和516名士兵，“损失相当惨重……我的运气不错，活了下来，有一枚子弹还打穿了我的头套”。
堑壕战已经变得形同例行公事一般——突袭、巡逻、冷不丁地放上一记冷枪、突然一阵猛烈齐射，再加上局部进攻，造成的人员伤亡源源不断，英军指挥官越来越担心兵力不足。国内的基地在竭力寻找兵员补充，直到基奇纳的新军为1915年的战役训练配备完毕。但是，旧军队里的那帮废物难堪大用。莱昂内尔·丁尼生在日记中写道：“中士斯文查特带着第二批援军到了，他是军士中最没用的一个。我威胁要把斯文查特带到指挥官面前，告他游手好闲，没想到他竟然开枪打伤了自己的一只脚，结果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斯文查特虽然遭到降级，却因为缺少证据表明有意自残，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在他看来，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向陆军部大倒苦水，抱怨这一类人的种种不是：“我早就说过，我们需要的是有爱国之心的人，要懂得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的意义。德国人都是在强烈爱国情感熏陶下长大的，所以才会心甘情愿为了国家牺牲。我们倘若不加以循循善诱，愿意为国牺牲的人就不会太多。我说过，把在剑桥和牛津读书的年轻人们派往战场，去当军官，只有这些人才懂得大英帝国目前面临的这场危机有多么深重。”德国人当然不会认可黑格口中德国人人欣然赴死的说法。在德国人看来，自己也面临着和对手同样的困扰：积极性不够，领导力低下。鲁道夫·宾丁在伊普尔写道：“毫无疑问，英法两国的军队要是碰上训练有素的军队，早就该被打败了。可是，这帮年轻小伙，刚刚经过训练，实在没用，尤其要是指挥官死了，更加派不上用场。我们的轻步兵营几乎全是马尔堡大学的学生……面对敌人的炮火，损失相当惨重。”
英国的《晨报》在为征兵大声疾呼，《新政治家》杂志却声称如此操之过急，“恐将引发这场战争中我们百分之九十的道德问题，不仅等于承认这个国家没有把心铺在战争上……这样完全站不住脚……还会动摇我们参战的基础。这场战争不再是一场属于英国人民的战争，而是英国统治阶级的战争”。诺斯克里夫勋爵强调自己有决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政府官员见了面”，诺斯克里夫有一天晚上对《每日邮报》全体主管讲话时说道：“他们让我搞一场大的征兵运动。我一口就回绝了，除非我们的人（在前线后方的新闻记者们）得到公正对待，能够方便地介绍我们的军队，这样才帮着征兵。我有本事招到50万人，但必须得按我的方式。他们既然不同意，那我就不答应。”就这样，在整个1914年冬天和接下来的一年里，英军一直想尽办法通过志愿兵制度招募足够人手，只有这样英国才能在这场欧洲大陆战争中扮演主角。
英军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将征兵的最低身高要求从8月的5英尺8英寸降低到了10月的5英尺5英寸，11月又降到了5英尺3英寸。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1914年参军入伍人数一共达到1186351人。可是，其他国家陆军战场部署部队是这个数字的三到四倍之多。只有到了1916年，驻守法国的英军才获得与自己国家大小相称的兵力，也只有在当年引入征兵制之后，才保证了英军能够保持兵员持续补充，以应对这场战争源源不断的兵力需求。无论何种情况，一支庞大的陆军要想提前做好武装，保证配备充足，都是一件难事：英国远征军长期面临严重的冬衣短缺问题（头一个冬天配发的羊皮大衣完全不合适）。各种武器，尤其是炮兵的弹药奇缺。直到大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内工业生产才可以完全满足战争需要。
同样紧缺的还有役畜。英军1914年开赴法国的时候带了5.3万匹马，其他国家军队马匹使用比例大体相当。官方历史学家对此写道：“现代战争中牲畜伤亡导致的损耗超乎想象。”英国远征军征用的马匹和骡子年死亡率达到29%。1915年新年到来之前，在法国和佛兰德斯死于疾病和敌军行动的牲口就有1.3万匹之多。亚历山大·约翰斯顿估算了一下，自己在前往埃纳河的行军途中差不多每走200来码就能看到一匹死马：“可怜的牲口，真是遭罪。”马匹的死伤方式各种各样，有的是被打死的，有的断了腿，有的则被活活累死。英国陆军在战争刚开始的头12天里从猎户和农民手中购买了16.5万匹马，其中不少马匹就像这样死的死，伤的伤。德国人9月撤退的时候在路上丢了不少带着尖刺的铁蒺藜，又叫作“鸦脚”，用来对付追赶的骑兵。这些三角钉经常起到作用，加上法国的农妇习惯不把钉子和其他废铁清理干净，就把炉灰直接倒在乡间的车辙小路上，更令英军马匹损失惨重。
很多马匹因为赶马的人要么不懂驾驭，要么野蛮驱赶，结果成为牺牲品。兽医们对无知无识的骑手和马夫如何虐待马匹进行了分门别类：拉大炮的一般喜欢“勒紧”马嘴；骑兵常常任凭坐骑又饥又渴，不闻不问；士兵们即便没有要务在身，也会在坚硬的路面上肆意策马飞奔；骑马的人对于鞍伤毫不关心。英军在奥姆斯柯克、斯韦斯林和谢汉普顿专门设点，为骑兵更换马匹。每个站点附近都有一家兽医院，可以同时照料上千匹伤马。在温彻斯特附近的皮特角军营，军用马厩一次就接收了3000多头伤病牲畜。
至于那些体型笨重的耕马，当初军队征召的时候就有专家提出反对。军队招这样的马原本是为了拉大炮，此时此刻已经证明确实不能适应角色。官方历史学家写道：“兽医军官……早就预见这些耕马不适合做军事用途，预计如果不加区分，把这些马当作军马用于打仗，损失将会不小……因为这些马匹抗病能力极差，食量饮水需求巨大，而且无法承受高强度行军。”死在法国的重型耕马成千上万，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马匹的蹄子极不适应潮湿的天气。英军法军只好从国外大量购买马匹，予以补充，只到经历惨痛损失之后才甄选出最适合作战的马种。从加拿大来的不少新马有的死在了横渡大西洋的途中，有的刚刚抵达英国就一命呜呼。直到最后才发现最优质的马种并非在畜棚里饲养长大的，而是那些美国乡下马，这些马身强体壮，来自南北达科他州这样的艰苦环境。待到大战结束，英国陆军军马数量已经达到45万匹；西线交战双方征召服役的骡子马匹预计在200万左右。英国皇家陆军兽医部队1914年仅仅招募了360人，四年过后已有2.8万人。
如果说身体健康、没有受伤的人和牲口都觉得待在条件恶劣的堑壕里日子难过，那么那些受了伤的遭受的又是怎样一种折磨，就更加难以想象了。德国兵阿洛伊斯·勒文施泰因看着战场上的那些牺牲品，心生怜悯，写道：“一堆尸体里躺了三个受伤的法国兵，一个两条腿全断了，另一个肚子开了膛，还有一个想一枪打死自己。我们有个伙计把他的左轮手枪给夺了下来。那个法国兵朝自己脑袋开了两枪，想了结痛苦，但笨手笨脚，两枪都打得高了一些，无边帽被掀掉了，哼个不停，听得让人心里难受。另外一个躺在地上，显然已经没了气息，只剩下一条腿在那里抽搐，就像还没完全断气的松鸡一样。太可怕了！”
在“一战”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军事医学发展要比其他科学领域进展缓慢。在缺乏抗生素的情况下，坏疽病依旧是导致大规模死亡的元凶。如果伤口得不到妥善处理，耽误数日，死亡率将会更高。病人常常因为疼痛缓解，误以为正在好转。其实感受到的只是伤口变得麻木惨白，那是死亡来临的先兆。要想活下来，需要相当的运气。勒内·卡森12月在圣米耶勒附近被击中了腹部，这种枪伤多半都是致命的。按照法军医疗队的规定，卡森只有回去自己团里找医生，才能得到治疗，而他的团远在400英里之外。卡森只好忍着伤痛，走了10天才找到自己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做了手术。这段惨痛经历使他从此成为一名改革先驱，为了受伤老兵的人权奔走一生，大声疾呼。
爱德华·科德维去一家法军战地医院，见一个生命垂危的朋友最后一面，看到80个伤兵躺在一座制糖厂里头，直接睡在稻草堆上，身上还裹着被泥水浸透了的军装。医院里只有一张病床，是留着给已经确诊，即将咽气的人准备的。10月的时候，一条铁路道岔出了故障，结果导致一辆满载着500名伤员的救护列车走错了道，开上了马恩河上的一座断桥。15节车厢里头只有两节没有一头栽进河里——说来也巧，那两节装的全是德国伤兵。并非每一个当护士的都是大慈大悲的修女。普略·德·迪于斯上尉就曾为这样的场景感到震惊：一个女人迈着大步，从排成长长一列的车厢前走过。每一节车厢里都装满了伤员，呻吟声此起彼伏。女人每经过一节车厢门口，都会敷衍地问上一句有没有人需要医生。有个伤兵求她救救身旁的战友，那名士兵的腹部伤口由于气性坏疽再次裂开，发出难闻的臭气。谁知这个护士竟然熟视无睹地径直走了开来。德·迪于斯最后找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因为超负荷工作，早已累得不行。德·迪于斯把情况跟医生说了一下就匆匆离开了那里，写道，“我已经受够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只能随他去吧”。
路易·莫夫莱是陆军医院的一名护理员，谈起自己在尽力救助一个伤兵时感到多么无力：“那个人的脸上，下巴已经碎了，满脸血肉模糊。我们先是把他口里的碎片清理了一些，接着把一根管子插进食道，这样才能把灌肠剂灌进去，喂一些水和咖啡。”莫夫莱的救助站经常缺水，就连给士兵伤口敷料前清理一下手上泥巴的水都没有。碰上病人休克，简直无能为力。和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在这种完全谈不上卫生的环境下根本无法输血。莫夫莱讲述了一个救助站的情况，自己曾在那里干过一段：“一进门左手边摆着两具尸体，上面盖了一些帐篷的帆布碎片，就这样丢在日头下晒着；尸体后面堆着高高的一堆装备、步枪、刺刀，还有浸满了血的毛巾。屋里用来照明的只有几支蜡烛和两盏油灯。我慢慢看清了躺在地上的那帮伤兵，差不多人人都是头顶着头，睡在地上。到处都是人身上的味道，鲜血，还有吐出来的东西；唯一听到的声音只有没完没了的哀嚎。最难的活儿是你得把一只脚踩在一个士兵的两腿之间，膝盖跪在另一个的腋下，才能为第三个人治疗。”
按照规定，莫夫莱还得帮着掩埋死人，“这些尸体大多已经臭得不行，早就完全腐烂，脸上全是黑的、肿的，上面还爬着蛆。你非得有这个本事，不怕反胃，才能给他们脱掉衣服，把身上的身份标牌给解下来”。战争刚刚开始的头几个月里，军官和士兵是分开掩埋的。可是，随着伤亡人数增加，法军下令只有上尉及以上军衔的人才能享有这种特权。法国政府面对民众的强烈诉求，最终答应各家各户有权把牺牲的亲人带回家。不过，这件事情很快引发争议，因为很多家庭出不起钱托运尸体。英国人和德国人则选择将差不多所有战死的列兵就近掩埋，葬在普通墓地里头。
战场打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被炸弹完全夷平，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泥泞烂地——要想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成千上万门重炮再多“辛苦”几个月。1914年那会儿还有一些房屋完好无损地留下来，连同残破的篱笆树林一起免于战火，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屋子也所剩无几，难得再见到几栋了。德军在普尔卡佩莱附近有一个团，团长格里姆少校讲述了自己的一些部下找到一所农民的房子，在里面住得舒舒服服，优哉游哉，他自己也难得把好多天没刮的胡子刮了一回。不过，德国人的舒适老窝很快成为炮火集中打击的目标，农舍里头的大部分人没能活着出来。
士兵们对于待在一个一成不变的老地方，一打就是陆陆续续好几个月，开始习以为常，这些地方的地标建筑也逐渐声名在外。英军步枪旅在梅西讷附近，为了抢夺一个阵地打了一场狠仗，阵地周围密密麻麻围着全是铁丝网，因此又被叫作“鸟笼”。拉巴塞有一个地方叫作“开动的火车”，其实是一些遗弃的货车车厢。德国人在里面装满混凝土，狙击手躲在后面放冷枪，还挺管用。在拉巴塞，一个英国士兵要是运气不错的话，没准可以“回趟老家”——受一点轻伤，就能获得机会，坐车回国。孚日有一块阵地，双方在那里都死了不少人。德国人管这块地方叫作“硬汉山顶”，法国人称之为“老杏仁”。只要占领了这个山头，就可以控制通往牟罗兹的道路，德皇的士兵们可是为此下了大力气，死了不少人。
回到1914年，当时的军队打起阵地战来，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电话机数量不够，可信号兵既不能发莫尔斯电报，也不能像以前殖民地战争中习惯的那样打旗语，以免暴露自己。于是乎，指挥官们只好派人送书面情报，送信兵一旦被抓，风险极大。由于没有润滑油和棉花废料，步枪常常被泥土和火药残渣堵住，开不了枪。加上一些冒牌制造商生产的弹药粗制滥造，步枪卡壳成了常事。有一次，几个皇家威尔士步兵团的士兵跑到一个废弃的农场里头，杀了一头猪，把猪油拿来当作步枪润滑剂用。卫生设施极其简陋原始：士兵们索性直接尿在牛肉罐头里，再把罐子往胸墙外一扔，仍得越远越好。同样，躲在堑壕里拉大便也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在日常废物清理制度出台之前，粪便也是随手一抛，直接扔到无人区去。工兵在皇家威尔士步兵团的阵地前面布过一道铁丝网，说是起保护作用。弗兰克·理查兹手下一个士兵轻蔑地戏称，就连长颈鹿都能从铁丝网下头走过去。即便如此，英国人自那之后一连好几个星期再也没有布设更多铁丝网。
德军士兵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加舒坦一点儿，下的功夫要比英军、法军或者比利时人都多。德国人不仅挖了深深的堑壕，还在掩体里添置起了一些装饰，多少有了一点家的味道。中尉阿道夫·斯佩曼对于手下亲自动手，在住的地方布置起棚架、天窗，还有壁龛，感到很是赞许。掩体入口的牌子被粉刷得干干净净，这样住所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快乐老家”。另外有一座碉堡周围摆满了法军打过来的哑弹，美其名曰“炮弹宫殿”。德国人吃得也比法国人好：“路易·巴塔的部队一连好几个星期喝的都是冷咖啡，吃的是大块干肉和一些面包，面包上还沾着泥，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开始分发。吃的如此寒碜，那些愿意、也有能力出钱的士兵只好私自加餐。巴塔有一个战友，每天晚上都冒着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危险，偷偷溜出营地，徒步走去贝休恩，负责为连里一半的人买吃的，每次赶在天亮之前跑回来，身上背得重重的全是吃的。”
职业军人，哪怕级别最高的军官，到了这个时候也把这场战争视为一场双方坚强意志力的较量。既然如此，就必须展现出更胜对手一筹的能力，让人看到自己这一方更能承受痛苦与损失，唯此方可战胜对手。夏尔·戴高乐在12月7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场战争如果不是一场歼灭战，又是什么！像这样的战争，不管范围、意义还是残忍程度，都是欧洲从未经历过的，若不付出巨大牺牲，是绝对打不起来的。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只有最狂热渴望胜利的一方才能打赢。”戴高乐看到战线上的很多地段，交战双方慢慢养成了一种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心态，对此极为反感。法军有一次挖了一条堑壕，直通德军阵地，借以阻止敌人如法炮制，在自己阵地下头挖壕。戴高乐督促营长，认为应该利用这条堑壕来压制敌人火力。营长少校大为不满，反驳道：“你不要跑到我的地头上来开这样的头。这样做只会惹得敌人发作。让敌人在自己的窝里老老实实待着，他们不也让我们安安静静待在我们的世界里吗？”戴高乐听了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写道：“堑壕战存在一个严重缺陷，会让每个人越来越强烈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我不招惹敌人，敌人就不会来打扰我……真是可惜啊。”
即便如此，那些一连几周相互对峙的部队直到最后也没能与这位求战心切的年轻法国军官达成共识。士兵们追求的是住宿条件能够好一点，日子多多少少没那么难熬。伊拉里翁溪的溪水从穆松桥北面的森林里潺潺流过，法德两军的士兵都会到这里来取水。在伊普尔北部，一阵强降雨过后，英德双方的士兵都只能趴在胸墙上休息，堑壕里灌满了水，排水沟也被炮弹炸坏。两边日子都不好过，没有任何一方还有干劲想大打一场。12月初，有个德国军医汇报说友邻的步兵团和法国人达成协议，每天到了晚上留出半个小时的例行停战时间，交战双方利用这段时间把死者抬出去掩埋，顺便交换交换报纸。不过，法国人最后还是抛弃了这段简单的友谊。“明显看得出来，法国人对于我们最近打败了俄国人，很是生气。”不过，更有可能是某些高级军官介入，才让此事作罢。德乌巴尔将军向同为将军的格罗塞蒂提出告诫：“请您务必留心注意，有些士兵在同一个防御地段待得太久，会和对面的敌人把关系混得很熟。搞出聊天，有时甚至相互串门这种事情来，恐将导致不幸的后果。”
各交战国出现了一股新的风潮，这股风潮和对8月战事的浪漫幻想与热情没有任何关系。路易·巴塔11月动身离开纳博讷，出发去往前线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反差：既没有出征仪式，也没有喝彩与亲吻，这与自己部队夏天出征时的热情游行截然不同。在巴塔看来，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在于：4个月前妇女们涌向火车站台，向士兵们赠送水果、果酱和白酒，可现在这些女人会将商品卖给士兵，自己赚钱。要是能够受点轻伤，简直求之不得。威廉·凯森中士的哥哥左手中弹。凯森在给家人的信中无不羡慕地说道：“哥哥这次可真是中了头彩。”弗朗索瓦·迈尔躲避炮火时摔倒在地，落在地上的一堆烂玻璃上，被严重割伤。这次受伤给了他好几天的宝贵时间，可以暂时远离前线。“我很抱歉要抛下同伴，但我跟他们保证，一个星期后就回来和大家团聚。”迈尔回到后方，不少平民前来看望。大家对迈尔受这一点伤就大惊小怪，纷纷嘲笑不已。迈尔一开始感到无地自容，后来才慢慢好起来。“不管走到哪里，我都在遮遮掩掩，不想告诉别人受伤的实情，只是说子弹打的。靠着编这些谎话，真真假假，换来了几夸脱咖啡和几瓶朗姆酒，都是送的，都不要钱。”
年轻的德国炮兵赫伯特·苏尔茨巴赫碰见一些法国战俘，听到战俘们说起一路上能够毫发无伤地到达德国，把打仗的事情丢在脑后，简直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法军战线上也是同样如此：有个德国俘虏告诉爱德华·科德维“我们在这里当俘虏要好过打仗”。有几个同伴听了，大骂这个德国战俘不该。科德维于是问起他们是否认为法国应当为这场战争负责。“这既不是法国的错，也不是德国的错，”这帮德国战俘说道，“要负责的是俄国人。我们这些当兵的之所以打仗，纯粹是没有法子。”不过，雄心勃勃的英雄还是有的。“这些人从困境中获得了鞭策的快乐，或者说至少装出来这副模样。朱利安·格伦菲尔是一个受到同时代人追捧的偶像人物，原因在后人看来往往不得其解。他在10月曾经写道：“我热爱战争……战争就像一场大型的野餐，却没有野餐的目标。战争是最好玩的事情……正适合我强壮的身体、坚强的神经和狂野的性情。战斗带来的兴奋让每一样东西，每一个场景，还有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活力。人只有在杀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深爱自己的同类。”
可是，更多士兵对于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遭受的折磨都感到深恶痛绝。步兵更是不堪重负，苦不堪言。让士兵们同样感到厌恶的还有一个现实：在前线后方，成千上万的支援部队过着相对安逸的日子，有地方睡觉、休息、洗漱，吃的一应齐全，吃饭也基本上不用担心战斗随时来袭。有个德国士兵酸溜溜地说道：“打仗就像剧场里的一出戏。演戏的在前面，最好的座位都在后头。”炮兵威廉·席乐恩-弗林施写道：“留在后方的那些兵，日子过得跟和平时期一模一样，根本就看不出来在打仗。在我看来，在最前头冲锋陷阵的是步兵和轻工兵。这些人没日没夜，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给家中女儿的信中说起自己当司机会有一些便利，虽然并无多少害处，却感到沮丧：“有些士兵会一次又一次放出闪电来打敌人。你崇拜爸爸。可是爸爸打不了雷，有时会感觉很没面子。爸爸虽然升不了职，但是只要可以，爸爸就愿意去面对狂风暴雨。”
洛文施泰因的话如果是出自一番真心，倒也难得。杰弗瑞斯带着部下奔赴前线，去参加另一场战事，途经梅维尔的时候碰上一个军官，虽然不知姓甚名谁，但也是掷弹兵团的。杰弗瑞斯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团里面？”这个面熟的军官答道：“天啊，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干这种蠢事吧？我已经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了。”杰弗瑞斯烦闷地写道：“这家伙是个懒骨头，厚脸皮，做事喜欢讨价还价，是铁路上搞征兵的那种军官，反正就是那一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