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波兰

东线的德国人还在为坦嫩贝格大捷自鸣得意，却被盟友们的碌碌无为、无法及时跟进弄得好生窝火。“东线战况一切顺利”，兴登堡的作战主任马克斯·霍夫曼10月8日在波兰的凯尔采写道，“除了奥地利人！这帮废物——‘浑蛋’——要是能够动起来就好了！我们给这帮家伙带来了胜利果实，结果却被他们从手中白白丢掉”。弗朗茨·约瑟夫的士兵的确累了，早就筋疲力尽，士气消沉。“我们已经太长时间没有休息”，骑兵指挥官维克多·丹克尔伯爵在10月15日写道，“每个人的神经都紧张了那么久，已经拿他们没法子了……出征那会儿还是那样满怀希望，可是现在精神已经崩溃”。丹克尔9天之后又写了几句：“士兵们已经无力继续发起进攻。我们缺少军官，现在还活着的也已经被吓破了胆，早就完了，没得救了。我们已经沦落到和俄国人一样窝囊：士兵们只知道躲在阵地里龟缩防守，照着黑压压的人群胡乱开枪，直到把子弹打光为止。”

在康拉德的司令部，亚历山大·帕拉维奇尼看着一干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桌前，一旁放着电话，对于战场上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感觉匪夷所思，惊叹道：“浪费了那么多笔墨纸张。这样的机构简直就像那种国际银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跟银行比起来，我们纸上圈圈写写的那些活儿更加没用。这个地方的不少人甚至连一声真正的枪响都没有听过，即便如此，还口口声声说仗就应该这样打。”哈布斯堡帝国上上下下，越来越多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们只要一想到这样一帮华而不实的家伙在制造这样一场恐怖灾难，就人人自危，畏惧不前。斯洛文尼亚神父托莫·祖潘回忆起康拉德战争开始前编出的那一套花言巧语：“上帝赐予了我们一场战争。”此时此刻，祖潘写道，这位陆军总参谋长的疯狂欲望不仅可能拖垮整个哈布斯堡王朝，还已经在开始摧残欧洲的人民。祖潘在日记中对康拉德进行了深恶痛绝的怒斥：“你毁掉了那么多正值盛年、充满希望的生命。是否想过怎样弥补哪怕每一位死者的家庭？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哪怕给上十个亿，也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愿意牺牲自己的男人。”另外一位名叫伊万·符霍夫尼克的神父在10月18日写道：“今天，有更多人离开卢布尔雅那，开拔前往战场。刚开始响应对抗敌人号召时的那股热情已经荡然无存；（最新一批将要出发的军人们）喝吧，喝吧，用酒来冲淡离别的伤痛；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有多绝望。”

援兵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最坏的情况。康拉德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本事，能够让灾难愈演愈烈。他在10月中旬下令，把加利西亚的部队也投入进去，又发动了一次东进行动。14日，奥军开始横渡桑河，没想到竟然遭到敌我双方炮火夹击，损失惨重。一支进攻部队发回电报：“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炮兵们对准俄国人打，别打自己人！”康斯坦丁·施奈德哀叹道：“我们的重型榴弹炮竟然炸死了上百自己人！”奥军根本无法搭建浮桥，因为俄国人的炮火已经把大部分驮运浮桥部件的马匹炸死，无奈之下只能通过坐船，摆渡渡河。

施奈德的师长想出了一个点子，命令一支军乐队在奥军这一头的岸边演奏，借此鼓舞士气。于是乎，喧嚣的炮火、嘈杂的军乐，夹着士兵们的哀嚎融成了一锅大杂烩，多少人听着这样的声音，以为自己正在走向疯狂。进攻的大部分船只都被俄军炮火击沉。侥幸活下来的16日黎明被救回来的时候，借用施奈德的话来说，“这帮人连路都已经走不稳，眼窝深陷、形容憔悴，三天前还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现在却变得麻木不仁，沉默不语，就连自己经历了什么都说不清楚”。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斗在一直持续，一片混乱。奥地利人再次蒙受惨重伤亡。全军上下，失败的论调随处可闻。普热梅希尔面临俄军新的进攻威胁，士兵们饿得实在受不了，纷纷上街乞讨，拿着一丁点毫无用处的钱去换取面包和土豆。11月3日，守城部队得到许可，在普热梅希尔完全陷入包围之前，士兵们可以给家里寄最后一封信。第二天，住在城里的平民，要么换个说法，吃着闲饭，打不了仗，帮不上忙的一律被要求撤离。车站里挤满了惊恐的人们。有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拼尽全力才挤进车厢。待到火车缓缓开出，向窗外望去，才发现三岁的儿子竟然被一个人忘在了站台上，吓得大惊失色。

有个波兰寡妇，名叫海伦娜·雅比昂斯卡，好不容易得到保证，有幸搭上一辆大车出城，11月8日到了一个名叫奥斯赞的村子，发现烧毁的废墟还在冒着青烟，一些活下来的村民坐在一堆破破烂烂的家当中间，抖个不停。“这些人已经像鬼一样，不成人形，”雅比昂斯卡写道，“这个地方比沙漠还要荒凉。找不到任何东西生火：树全被砍了，连树桩也被烧得干干净净。”最糟糕的是，俄国人已经打到前方不远的地方。逃难的人没法子，只好掉头折返，重新回了普热梅希尔。接下来将是一场长达5个月的围城，这是这场大战中时间最长的围城之战，是12.7万驻军和困在城内的1.8万居民的一场噩梦。

奥地利野战军再次选择后退。由于弹药短缺，难以为继，即使步兵受到重压，处境艰难，康拉德也只能给炮兵每日限额配发4发炮弹。如果说没有哪一方在10月的战斗中赢得大胜，那么同盟国的情况显然最差。霍乱开始蔓延，很快席卷整个加利西亚，短短一个月之内就有3632个奥地利人死于霍乱。疫情暴发之初，维也纳的陆军部拒绝批准接种疫苗，加之医院伤兵满营，人满为患，也无暇再接收霍乱病人。由于疫苗迟迟得不到供应，撤退到德国上西里西亚的奥地利军队将霍乱传染到了当地民众之间。随着瘟疫爆发，传染开来，许多士兵甚至军官为了能够撤到后方，甚至不惜伪装生病；军队无奈之下，只好出台严格的检验措施，防止越来越多的人假装有病，临阵脱逃。

俄军那一边，身在基辅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有一天晚上听到公告，说俄国取得大捷。消息传来，不少从哈布斯堡王朝投诚过来的人大为激动——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改了主子，在为沙皇卖命。托尔斯泰写道：“捷克军官在我住的酒店大厅里踱着步子，一手摸着脸上的红胡子，一手在地板上拖着军刀。其他捷克人在楼上又唱又叫，热烈欢庆。捷克志愿军里还有一些女人，被酒店门童唤作‘后备娘子军’。”不过，基辅市民并未因为这样的消息有太多触动：人们早就对所谓的胜利消息越发谨慎，因为很多这种消息不久之后就会露馅。只有到了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才见到一些人手持游行旗帜，聚集在古老的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宗教仪式。人们欢呼雀跃，唱着赞歌，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往天上抛鸭舌帽和羊毛帽子。

“和其他地方一样，”托尔斯泰写道，“这才是普通百姓对战争的真正回应。打个比方，卖面包和苹果的妇女专程去迎接运送伤员的专列，把一半商品送给伤兵。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妇女走到一个军官跟前。那个军官是我认识的。只见那个妇女同情地看着军官的脸，问了问军官的名字，答应会替他祈祷平安。”托尔斯泰的这番话指出了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关键弱点：统治阶级对待战争太过玩世不恭，一心只想让自己开脱责任，不愿付出牺牲。不仅如此，许多沙皇的臣民不但要承受战争的苦难，还要忍受种族和宗教上的不公待遇。一个应征入伍的穆斯林士兵就抱怨说信奉基督教的战友在军中有牧师，可自己和其他穆斯林却无法得到这样的精神宽慰，“即便事实上，（在我的部队里）有超过一半士兵是穆斯林，他们死的时候却没有毛拉陪在身旁，而且还要跟其他俄国人一起埋在同一个墓里。”

话虽如此，东线交战的任何一方都对战局进展感到不满。德军这厢，东线也好，西线也罢，由于无法集中足够兵力，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以马克斯·霍夫曼为首的不少人对此忧心忡忡。“要么先和法国人，要么先和俄国人，总之希望看到能够一决胜负，做个了断，”霍夫曼10月21日在拉多姆写道，“那帮家伙要是多给我们哪怕两到三个军，我敢保证都肯定能够做到。可是，现实却是我们必须同兵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在这里纠缠不清。”这样一番抱怨倘若出自身在柏林的鲁登道夫之口，言辞恐怕会要激烈得多，而这也成了德国在东线战争中的主旋律：多一点，哪怕再给我们多一点军队，胜利就会向我们招手。德皇的将军们显然大错特错：除非沙皇的军队随着战争年复一年，旷日持久地拖下去，被彻底击溃，损兵折将，以致消耗殆尽，否则德国人断无取胜的希望。然而，沙俄的人力资源绝非德军有时想象的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1914至19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正是由于沙皇动员兵力不足，俄德双方兵力差距其实并不如德国人想象一般看不到希望——奥匈帝国和德国共有大约84个师，俄国有99个。与此同时，优柔寡断的情况倒是比比皆是。在东线的北部战场，两军于10月下旬展开对抗。借用哈罗德·冯·马尔维茨中尉的话来说，“泡在浸满水的堑壕里，我们一只脚踩着德国的土地，另一只脚踩着俄国的土地”。马尔维茨的部队被部署在了两块界碑之间的地方，那里是东普鲁士与沙皇俄国的交界之地，就算急着想去其他地方，也急不来。

然而，西欧诸国对于盟友的前景依旧抱有天真的幻想：俄国人每前进一步，都能点燃他们的希望。11月7日，《新政治家》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报道，写道：“我们也许只需再等上两到三个星期，俄军主力就会踏上德国的土地……我们有充分的把握相信德国在东线已经被打败，无法凭借目前的兵力与俄国继续对抗。”《伦敦画报》表现出了对英国这位盟友的轻信态度，刊出了一整版尼古拉大公的肖像，声称大公“正在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要为俄军带来光荣”。不过，倘若换作大公的士兵，肯定会认为这样的赞美之词言过其实：尼古拉本人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况且俄国人根本没有能力充分利用秋季在加利西亚取得的优势。补给线几近崩溃，就连指挥车也被征去运送成箱的饼干，好让士兵们填饱肚子。弹药供应短缺的问题开始出现，圣彼得堡发出的一系列指令也是前后矛盾。

反观德军这厢，法金汉给康拉德送去急电，解释为什么自己难以抽调更多兵力增援东线作战。负责送电文的正是理查德·亨奇上校，也就是毛奇在马恩河战役中做出关键决策的那个中间人。亨奇11月10日到了加利西亚的奥军指挥部——亨奇能够受此重任，意义重大，因为这看上去像是证明他在九月马恩河战役中正确执行了毛奇的指令，得到了认可。这位上校如果被人认为应该对德军当时遭遇的重大失利负责的话，那么他不大可能再获得这样一个传递消息的重任。此时此刻，亨奇要告诉康拉德的只有一点——奥地利人只能自己靠自己。

不过，亨奇本应在向奥地利人传信之前拜访一下兴登堡。这位德国陆军总司令和他的总参谋长意见相左。二人11月11日从截获的电报中了解到俄军最高统帅部打算重拾攻势，进攻德国。无论有没有法金汉的援兵，鲁登道夫都已下定决心，打算抢先一步，先发制人。他对伊万诺夫军队的北翼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此役后来又被称作罗兹战役。

俄国人一如既往地对于即将到来的进攻置若罔闻。最北面俄国集团军的司令官伦宁坎普正打算向东普鲁士发起试探进攻，而非保护自己在西面的侧翼。这支军队在进攻路上一路遭遇重大损失，被打得溃不成军。前线总指挥鲁茨斯基迟迟未能判明进攻德军的兵力规模。截至11月18日，罗兹已经几乎完全陷入包围，俄军被困在一个长16英里、宽8英里的狭窄地段之内。19日，只见一名神情紧张的军官骑着马，飞奔至第五集团军司令费列夫将军面前，将军正在与下属一同骑马前行。“阁下！”这位年轻的军官还没喘过气来便高声喊道，“第二集团军已被包围，很快就要被迫投降！”费列夫剑眉一扬，冷冷地看了这名传令官好几秒钟，然后说道：“小伙子，你是来演悲剧的，还是来送信的？如果是来送信的，就去找总参谋长。但是，你得给我记住——不要搞得跟演戏一样，要不然我就派人把你抓起来。”费列夫得知消息之后，决定和自己的几位集团军司令自行行动，抽调部分原本进攻德国的兵力紧急驰援第二集团军。费列夫的军队迅速掉转方向，直奔罗兹而来，速度之快，完全不像俄军一贯拖沓懒散的作风，居然奇迹般地抢在德军之前赶到了罗兹。说时迟，那时快——这也正是罗兹战役的一大特点——俄军7个军一下子挡住了正向罗兹逼近的德军先头部队的去路。鲁登道夫过于冒进，终于酿成大错：他手下的兵力只有25万，面对的俄军却有两倍之多。

接下来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德军攻势日渐萎靡，弹药所剩无几。俄军不仅兵力占优，而且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罗兹城东山丘连绵，林木茂密，德军有三个师在那里被切断了退路。11月22日，俄国最高统帅部下令调用60节车厢，预计需要将大约5万名战俘运往战俘营。23日晚，德军军长冯·谢弗-博雅德尔男爵给集团军司令部发去电报，声称将在当晚率部突围，不然的话，“后备役第25军明天将不复存在”。经过一场殊死搏斗，谢弗于次日清晨7点50分再次发出电报：“预备役已经打光，情况危急！”十分钟之后，谢弗再次急电：“弹药食品急缺。请求立即援助。”奥古斯特·马肯森是德军第九集团军司令，见此情形，立刻调派两个军紧急驰援谢弗。谢弗率部奋力杀出重围，并且俘获了1.6万名俄国士兵。24日晚上，两支部队在布设什尼成功会师，俄军合围的计划就此落空。然而，鲁登道夫的进攻已经归于失败，之前放出的豪言壮语沦为空谈。虽然，与对手俄国人相比，德军在军事技能上明显更加出色，兴登堡的大部分下级将官能力也在俄国军官之上，但他的那位总参谋长绝非什么自吹自擂的所谓军事天才！

鲁茨斯基虽然就战术而言，成功击退了马肯森，但已经资源短缺，捉襟见肘。11月短短3天之内，俄军单单一个师就消耗掉了215万发小型武器子弹。俄国开战之初拥有5000门大炮，储备了500万发炮弹。待到1914年年底，沙俄的工厂一个月能够生产3.5万发炮弹，可前线军队有时一天就能消耗掉4.5万发。12月1日，俄军弹药储备库里只剩下了30万发炮弹。除开弹药不足，俄军还缺少步枪，甚至连军靴也不够用。鲁茨斯基需要的是50万双军靴。士兵们驾着大车，满战场地搜，从死马蹄子上把蹄铁敲下来，留着给活马用。地面被冻得坚硬如铁，虽然有利运送补给，却给两军挖掘堑壕带来了麻烦。在厚厚的积雪之下，伤员若是得不到及时救援撤出，肯定会被活活冻死。就算没有炮弹和子弹的打扰，有些人也会在挨过一个冰冷的寒夜之后活活冻死在堑壕里头。德国人虽然一直在对华沙进行空袭骚扰，但飞行员双手冻僵，不能自如活动，无法操纵飞机，所以只能执行短距离飞行任务。双方军队逃兵现象层出不穷。德军进攻虽然遭到遏止，但俄国人打算入侵德国的计划显然也成了泡影。鲁登道夫向主子报告，声称自己又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其实只不过对俄军部分部队造成损失罢了。不过，鲁登道夫的声望依旧居高不下，足以说服法金汉从西线再给他抽调四个军。

再往南走，奥地利人在经过4个月的艰难困苦，连连失利和糟糕透顶的指挥之后，士气一跌再跌。哈布斯堡帝国的将军们更擅长跳华尔兹，而非上阵打仗，对于如何带兵指挥，连最基本的意识也没有。康斯坦丁·施奈德11月29日前往克拉科夫，向军长汇报情况。经过战场上这么长一段日子的折磨煎熬，施奈德早已身心俱疲，没想到自己竟然又一次回到了平民的世界：“军队的生活仿佛一到城市边缘就停下了脚步。感觉就像施了魔法一般，一下子摆脱了战火。街道上灯火辉煌……这全新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让我突然涌起一股冲动，仿佛从梦境转换进入了现实。这里的人不穿军装，每个人都在平静安心地忙着自己的活儿：女人衣着时髦；军官们头戴和平时期的黑色帽子，穿着卫戍部队的制服。回想起短短两个小时之前，俄国人的弹片还在我身边四散炸开，身边是满目疮痍的死亡区，谁能想到再继续走上几公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座充满生机活力的都市，这感觉真是奇妙。”军指挥部设在一座大酒店里，富丽堂皇。施奈德浑身上下拉里邋遢，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军装，和一群油头粉面、衣着光鲜的参谋官们站在一起，不免尴尬。施奈德从这帮参谋那里得知了一个重大喜讯：德国人的援军已经到了，正在下火车。“如此喜讯给了每一个人新的希望，胜利指日可待了。”

事实上，新到的援军兵力有限，充其量只是为了防止奥军彻底垮台罢了，俄国人的混乱也帮了奥地利人一把。沙皇的几位将军们再次起了争执：南面的伊万诺夫想对奥地利人发动新的一轮进攻，前提是需要友邻部队保护自己的右翼；鲁茨斯基却对此毫无兴趣。反倒是奥地利人在12月初发起新的攻势。进攻一开始取得了一些成果，令康拉德兴奋不已，飘飘然地高调宣布赢得了胜利。康斯坦丁·施奈德却发现这样的进攻简直比撤退还要糟糕：“吃了败仗的……是不会看到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人的。反倒是打了胜仗的，不得不穿过战场，才会看见那些可怜的人儿在瑟瑟发抖。”施奈德还描述了那几天偶然见到的一幕，颇有意义：他那天碰巧看到一个俄国兵和一个奥地利兵倒在地上，两个人死之前都在想努力用刺刀刺死对方，没想到却死在了同一发炮弹之下。康拉德这场短暂的胜利依旧一无所获：他没有乘胜追击的本事，俄国人开始反攻。待到年关将近，奥地利军队被再一次赶了回去，又缩进了喀尔巴阡山地势较矮的坡地里头。

交战双方都谈不上有什么连贯的战略，都在朝令夕改。法金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成败关键在于西线。他在11月26日致函东线司令部，也就是在波兰的最高指挥部：“倘若西线不能取得胜利，那么东线赢得的任何胜利都将失去意义。”法金汉话虽然说得重，却无法阻止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意孤行，继续要求增派援兵。加之伊普尔失利之后，法金汉被认为应该承担个人责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二人的军中威信已在法金汉之上。在说服调遣德军部队增兵东线方面，政治上的用意要比军事意图更有影响力。同盟国陷入病态一般的焦虑当中，深恐一旦东线失利，中立国便会投入协约国的怀抱。柏林和维也纳担心不单意大利可能加入敌方阵营，同自己作对，就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有恐背叛。奥匈帝国倘若战败，后果更加不堪设想。诚然，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好，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也好，二人手下的军事将领基本上都是无能的庸人，军队装备也难以适应现代战争之需，可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情况更为糟糕。俄国军队好歹白天作战，尤其是在防御战中敢打敢拼，奥地利人却连这一点也基本做不到。德国此后之所以还在东线试图有所举动，主要动机就在于要确保奥匈帝国留在阵中，继续作战。

奥地利军队表现如此糟糕，反映出奥军在体制上对于军事科学的漠视，尤其是在后勤方面。康拉德曾在1913年至1914年进行过战争演习，即所谓的“大演习”。演习目的本应针对战场上此时此刻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也就是说，部署在加利西亚多个军团的部署与给养问题。当时有一位名叫特奥多尔·冯·斯尔格林根的教官指出，在一个没有公路和铁路的地区，后勤势必成为作战行动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可惜，斯尔格林根被认为是在制造麻烦，结果遭到撤职。弗朗茨·约瑟夫的士兵们之所以在1914年的寒冬经受着数不尽的艰难痛苦，这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失职，无法解决士兵们的口粮和生活保障问题。有一个中尉名叫亚历山大·图鲁西诺维奇，是个斯洛文尼亚人，讲述了自己的士兵分到的口粮有多么寒碜——几块黑面包，炖的汤里面连一点肉末都找不到，再加上一些喝的，用来替代黑咖啡——“士兵们差不多都快饿死了”。与此同时，图鲁西诺维奇和他的军官同事们“吃的竟然比整个连加起来还要多——葡萄美酒加蛋糕。至于香烟和雪茄，我都分给了士兵。如此不公似乎很容易激起反感，尤其当你身在堑壕之中。毕竟在死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奥地利人打起仗来总是别出心裁。12月的一天，一位德国军官看到奥地利士兵排着队，正在懒懒散散往前走，于是用了“笨手笨脚”这个词来批评奥地利人行军纪律自由散漫，比起队形整齐的德军来说，简直有天壤之别。这场战役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让人意想不到。康拉德在加利西亚的“士兵”当中据说有40来个是女人。在大战爆发之前的东欧，妇女穿上男人的衣服，乔装打扮成男人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有些指挥官也允许妇女留在军中，即便暴露身份也无所谓。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出生在波兰的维也纳女艺术家索菲娅·普莱温斯卡。1914年，普莱温斯卡当时才19岁，化名莱塞克·波米安诺维斯基应征入伍，同年12月被派往利普尼察穆罗瓦纳前线，在那里参加了战斗。

整个1914年，康斯坦丁·施奈德所在的师刚上战场的时候拥有兵力1.5万人，伤亡人数竟然达到了编制兵力的两倍，其中9000人失踪，绝大部分做了俘虏。待到圣诞将至，全师上下只剩下了4000人。大战爆发头5个月，康拉德的军队整体伤亡人数已达百万。“战争是对人类的报应，”中校特奥多尔·泽涅克哀叹道，“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因为这么多人失去了性命，而是因为道德价值已经崩坏。”可是，单单“失去了性命”这句话听起来就已经足以成为理由，让成千上万家庭悲痛哀悼了。

12月的一天，亚历山大·图鲁西诺维奇带着半个连奥地利援军，去普鲁特河北面抢占阵地。天色未明，一行人先在后方饱餐了一顿，还喝了一些啤酒。一位将军在大家面前高谈阔论了一番，说什么他们此次扮演的角色对于即将开始的战斗是何等光荣，将为赢得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是云云。全体人马坐上农民用来拉货的大车，排成一队，一路上走了6个多小时，下车之后又继续步行。正要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时寂静突然被打破，炮火把树枝都烧了起来，“仿佛一头巨鹿全力猛冲过去。接着传来阵阵哀嚎与呻吟，巨大的轰响在整个森林深处回荡，简直震耳欲聋，就连自己说话也听不见”。

士兵们一个个吓得不知所措，好不容易摸到林地边缘，放眼望去，一眼瞅见打算占领的堑壕，立即飞奔过去，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没想到这些堑壕挖得太浅，还没完工，加上俄国人的炮弹准得惊人。士兵们于是开始发疯似的挖起来，一心想着赶快把洞挖深一点。图鲁西诺维奇冒着危险，从护墙上朝外瞄了一眼，下面的普鲁特河像一条灰绿色的带子一样。已经可以见到俄国士兵的身影，正冒着奥地利人的炮火，往河这边冲过来：“一个匈牙利机枪手正从胸墙上开火射击，离我只有十步远。可惜全都打偏了。看得见子弹全都打进了水里。一发炮弹落在胸墙周围，掀起的泥土落了我一身。我可不想死啊！”

炮击终于停了下来，这批新来的奥地利士兵听到山谷里传来低沉的说话声，大为不解。有人说道：“这是俄国人在祈祷。”天色暗了下来，夜色不时被阵阵交火还有照明弹的火光划破，警报传来，原来只是虚惊一场。拂晓时分，俄军发起新一轮齐射，打得奥军防线南北两面的林子一片混乱，炸断的树枝四散飞溅。图鲁西诺维奇的士兵们“蜷着身子，在避弹坑里恨不得躲得越深越好，每个人都在祈求老天饶自己一命”。受了伤的发出阵阵呻吟，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着危险，出来帮上一把。

炮火变得愈加猛烈，“在这场钢铁咆哮的盛宴之下，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就连求救的呼声也被淹没。突然之间，俄国人的大炮停了下来，树林左侧响起了一片整齐划一的‘乌拉’声。一切随之安静下来，只听到人的叫喊声在回响……我们看见森林深处，一群人冲了过来，他们身上的衣服和灌木草丛是同一种颜色。这些人越冲越近，从一棵树飞快地跑到另一棵。我们也迎了上去。现在，不仅能够清楚看到敌人的脸庞，甚至在敌人高喊‘乌拉’的时候连牙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每个人心中顿时起了谜团：我们该怎样才能击退一场白刃战呢？……他们差不多已经到了眼前……”

“我看见俄国人在往前滚着一个带轮子的什么东西。上帝啊，那是一挺机枪！上帝快来把我们从这魔鬼面前解救出去吧！机枪开火的声音与此起彼伏的‘乌拉’‘呼啦’声混在一起。周围倒下的人纷纷发出惨叫和呻吟。我差一点没来得及跳进一条浅沟。火力越来越猛，随后突然戛然而止，穿着灰色军装的奥地利士兵开始纷纷往回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