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步兵喜欢自嘲，戏称自己是“捡破烂的”，越来越看不起那帮和自己穿着同样军服，却不分担风险的“长尾巴”。有个军官在路上偶然遇到几个陆战队员，竟然坐着汽车，而不是徒步前进。他问起陆战队的长官是否有所伤亡，得到的回答却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很少很少”，言下之意一个也没有。这位陆军军官写道：“我看着我可怜的部下在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灌满泥水的堑壕前进，等着在那里受苦受累。不，在这场战争里头，前线不同作战部队士兵经受的苦难绝对是不公平的。”一伙法军军官从前线退了下来，休息几天，正在乌丹的一家宾馆用餐，有一个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有个“捡破烂的”只要一听到他们喊“服务员，再来一瓶查特酒”就感到恶心。招呼服务员的那几个参谋官一眼就能看出对于每天晚上如此安逸地享用晚餐早就驾轻就熟。
爱德华·科德维每天只要一见到军官们坐着铮亮发光的小汽车，从排成长队的伤员身边加速驶过，胸中就感到义愤填膺。伤兵们只能拖着疲累的身子，一步一挨走去最近的救护站——有一回走了差不多12公里。“这帮军官别看一个个衣冠楚楚，经过的时候竟然没有一辆车停下来，给累得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捎上一段。那个当少校的想必一定不能错过自己的烤肉。”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只要一说起前线士兵面临枪林弹雨，就对当参谋的鄙视有加：“那帮家伙躲在前线后面好几公里远的地方，只会摆弄摆弄书桌、电话，还有收发报机的纸条。军械主任就连马都长得膘肥体壮。”
留在前线的只要不是蠢货，都会多多少少受到恐惧的折磨，只是有一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加明显承受不起。“一个人要是给吓坏了，去看他的眼睛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弗朗索瓦·迈尔写道，“眼里充满着痛苦和恐惧，像个疯子一样。这些炮弹虽然可恶，但并不至于让人害怕到这个程度，只要不被炮弹直接击中，就没那么大伤害。炮弹打来之前，会听到一阵长长的呼啸声，接着数到十，就炸了。”救护车司机德罗西·菲尔丁提到某些人面对炮火，缩手缩脚，显得很是鄙视。有个志愿兵尤其如此。此人名叫约翰逊，在一家民间战地机构工作：“光听见（炮弹）打来的声音，就吓成这个样子，真是少见。邓砌齐的那个约翰逊就是这副熊样。当时只见一辆‘囚车’（德军炮弹）飞了过来，这个约翰逊居然一下子吓晕过去，瘫倒在地，还有一个司机也被吓成了这副德行。”
除开心理负担，身体负担同样不轻。随着冬天气候日渐恶劣，就连身体最棒的士兵也有不少患上了风湿和堑壕足病，这是因为24小时长期穿着湿靴子和湿袜子，经常要在齐膝的脏水里涉水徒步。患病人数与日俱增。支气管炎司空见惯，有时甚至会夺去性命。虱子不仅仅只是惹人讨厌，更是疾病的携带者。“亲爱的，今天已经是待在堑壕里的第7天了，”中士古斯塔夫·萨克11月5日在阿尔德库尔给妻子写信，“我们看起来真的就像猪这个字形容的那样。大衣、外套，还有裤子上面附着的泥，毫不夸张地说，足足有一公分厚……报上都是些令人作呕的东西，要是看到说什么‘向前缓慢推进’，意思就是挖了整整两个晚上，朝敌人的阵地前进了50米到60米的样子。”萨克虽然之前是个记者，可是觉得只要一看到德国报纸上吹嘘战争如何如何崇高，堑壕里打仗是多么多么骄傲，就感到恶心，感觉自己永远无法提起笔来，把在法国的亲身经历讲给世人听：“凡是那些到处宣扬，说什么‘在经历过战争洗礼之后，要写一点东西来歌颂战争有多么伟大’的家伙，统统都是在放屁。”
乔治·杰弗瑞斯12月24日头一天晚上趁着天黑，把一支部队从前线给救了回来，隔夜第二天一早写了这么一番话：“我一大早四处走了一走。有些地方的水已经齐腰深了。天光亮了起来，这才看见我们堑壕选的位置相当的差，满是水和泥巴……这里的土地十分平整、毫无特色，地头上还有不少堤坝拦着……德国人可以从上往下看到我们……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沿着防线走了一圈，路上蹚了不少水。”罗伯特·哈克也是同样境遇：“到这种地方来打仗确实感觉非同一般，早就没有了时间概念，什么今天是星期几，几月几号，这些全都记不得了。感觉一切只凭什么时候进堑壕，什么时候出来放风休息来算……这些泥巴……可不一般。这里的泥里头有许多黏土和矿物质，黏糊糊的一大团，像捕鸟胶一样，腿一踩进去就被吸住，拔不出来。另一块阵地上有5个人被泥巴粘住，陷在了靠近射击线的一条交通壕里，花了足足7个小时才弄出来3个……跪在树篱拼成的柴把上，我们用手把他们大腿还有脚上的泥刮掉……泥巴粘在衣服、外套、裤子和装备上，差不多有半英寸厚，等于身上的负重多了一倍。枪也全被堵住塞住了，根本用不了。”罗伯特·哈克在被死神夺走性命之前就忍受了这么几个月的痛苦折磨。
弗朗索瓦·迈尔秋天刚开始给家中妻子写信的时候还斗志昂扬，信心满满：“我们过得很开心，每天吃得饱饱的。当然发牢骚的也不在少数——都是些老近卫兵——不过，我想说士兵们的士气整体上要比刚刚开始打仗那会儿好一些。有些暴力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又重新找回了爱国主义热情。”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嘟囔着要当逃兵，迈尔写道，不过对面堑壕里的一些普鲁士人也会干同样的事情，高举着双手，向我们走来，嘴里喊着“法兰西万岁！太残忍了！”一经审问才知道这些人是因为不满口粮太少，加上受到军官虐待。话虽如此，随着日子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过去，天气也变得越发糟糕，迈尔的昂扬斗志也和成千上万其他士兵一样掉了下去。10月31日，迈尔参加了一场进攻。连里大部分战友倒在了战场上，只有几个侥幸活了下来，得到命令，撤了回去。迈尔写道：“好运气就是在那个时候用完了。我们拼命往回跑，三个同伴全都中了子弹——夏布里埃脑袋被打中，倒在了地上；杜福尔受了伤，过了几个小时也死了；布兰克背上背的袋子替他挨了三枪。”
迈尔发现自己被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无助感困扰，感到无力自拔，每参加一回战斗，这份无助感就变得更加强烈。“昨天我们发起了一场佯攻，把德国人的预备役部队引到我们这边来，”迈尔11月29日在亚眠东南面的罗谢雷斯写道，“这样可以帮助在凯努瓦恩撒特尔附近发起一场真正的进攻。在我看来，干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好玩。先是大炮照着敌人齐射了几轮，接着一阵猛烈放枪，再接下来，10个士兵在一个中士带领之下，从我们的战线朝前走了60来米。这下可好，炮弹像雨点般劈头盖脑打了过来。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的10个人回来了。不过，敌军炮击一直持续到了晚上。请问这样做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不晓得。连里有一个死了，还有两个受了伤，就为了这一丁点战果。”威尔史密斯·亚伯·史密斯上校听到基奇纳预测说这场仗要一直打下去，感到大为震惊，用难以置信的口吻说道：“这种事情这个世界能够忍受两年，简直叫人不敢相信。”
交战各方的军队都发现通过惩罚手段维持纪律，大有必要。弗兰克·理查兹的部队终于接到命令，可以离开前线，告假休整一段时间。指挥官利用这次机会搞了一场额外的例行行军。这是一次迟来的惩罚，针对所有在蒙斯撤退过程中临阵脱逃的人。不管是开溜的，还是掉队的，就连军官也不能免于受罚。即便是跑到其他部队里头，端起刺刀冲锋过的也得参加，结果自然引得怨声载道。在休息的营地里头，还是这同一位军纪官，对发现违反军纪的士兵执行了第一号战场惩罚令。这一回不像以往，受罚的士兵不再捆在货车车轮上面挨鞭子，而是被绑在了乌普利纳一家工厂外面的栏杆上。当地的女人全都围了过来，看个究竟。有些表示同情，有些则在大声嘲笑。有个士兵坦言自己并不在乎接受军纪惩戒，“可是受不了让这帮吃蛙浑蛋（法国人）这么盯着看热闹”。
虽然，每一个国家都会对战场上临阵脱逃或者离队的士兵处以极刑，但是德国人对于本国士兵执行惩罚的次数要远远少于英法联军。吕西安·拉比目睹了一个自行车步兵团的法国兵遭到枪决的场景。这个法国兵面对敌人，丢下岗位，临阵脱逃。“他死的时候很勇敢，解开军装，大声说道：‘亲爱的同志们，朝我的胸口，而不是脑袋开枪！’”被枪决的这个法国兵拒绝被蒙住双眼，直到最后还在高喊“法兰西万岁，阿尔萨斯万岁！”爱德华·比尔讲述了有一回比利时人行刑，场面一塌糊涂，错漏百出：两个士兵被定了罪，绑在电线杆子上。行刑队的10个人听到命令，开枪齐射了一波。一个士兵被打死，倒了下去，可是当医生检查另外一个士兵的时候，发现对方竟然还活着，于是向负责行刑的指挥官嘟囔了几句。指挥官随后打发一名下士去补枪。没想到这一枪打完，医生一看，发现这个士兵还活着没死。指挥官这一回只好从下士手中一把抢过步枪，亲手替那个可怜的士兵结束了痛苦。比尔写道：“等到那帮军官离去，人们上前砍断绳索，把尸体放了下来。大家都忘不了刚刚发生的一幕。我听见有人说道：‘啊！我宁愿脑袋被德国人的炮弹炸掉，也不要被这帮没用的畜生砍掉，太丢人了！’”
既然日子过得苦闷无聊，哪儿也去不了，住在堑壕里的人只好在自己部队阵地这一块狭小天地里找寻能够找到的一切东西来转移注意力。弗兰克·理查兹写道：“对于一个遵守规矩的老兵来说，一副扑克牌才是真正的圣经。”理查兹和战友们各种玩法换着来，打个没停。中士阿尔夫·布里斯利花了一周时间，把汉普郡步兵团的团徽雕刻成了贵妇小径下头一个采石场的模样——继布里斯利之后，法国和德国的士兵们也展出了自己的艺术作品。爱德华·科德维惊叹于十几个大男人竟然因繁就简，玩起了巴格代拉这种桌球游戏，投入之专注，就连炮弹时不时落在周围也毫不在意，直到最后一发炮弹差点击中他们，才不得不抬起头来。只听见其中一个愤怒地喊道：“这帮畜生就是要害得我们玩不成。”
静态战为新技能创造了市场。有一位著名的法国画家名叫吉杭·德·斯沃拉，是陆军电话接线员。他想出了一个点子，找一些材料，与当地的地貌特征，比如说石头、草、树之类的特意融为一体，来伪装大炮。马恩河战役之后，斯沃拉的这个点子得到了普因加莱和霞飞的支持，得以付诸实践。“我采用了立体派的方法”，斯沃拉后来写道。他动员了多位画家朋友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包括福兰、杜诺耶·德·塞冈扎克、艾伯特·劳伦斯、阿贝尔·特鲁切特、德旺贝、布森戈、迪弗雷纳、卡姆安、焦梅斯、布拉克和罗杰·德·弗雷奈，还有一些雕刻家，比如德斯皮奥、布沙尔和兰多夫斯基等人。伪装开始流行起来。安德烈·马累把这门技术教给了英国人，还在笔记本中留下了自己的水彩杰作——坐落在人工树林和伪装废墟中的观察哨。
“我们不再在乎死去的人，只关心那些还活着的，”弗朗索瓦·迈尔11月28日写道，“正是这些贬低了人类为此付出的牺牲。人若是没有经历过战争，就谈不上见识过什么大风大浪。嘴里吃着东西，身旁躺着尸体，乌鸦在上面啄食，就这样和大伙儿有说有笑。真是可怕极了。”爱德华·科德维同样记录下了人们的麻木不仁：他有一次偶然遇到一个德国士兵直挺挺地靠着帆布背包，坐在那里，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快不行了，只能慢慢地把一块铺地用的防潮布顶在头上挡雨。“这个德国人趁着还有一口气，从外套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年轻的妻子和两个胖乎乎的小女儿。”让科德维吃惊的是自己的同胞不单害怕麻烦，不愿掩埋德国人的尸体，还在德国人手里紧紧捏着的相片上面画胡子，嘲笑德国人死相难看。有一名法军中士在12月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趁着前线停火的空隙，几个担架兵抬着一个死人，从我们外面几米远的地方路过。有几个人抬头看了一眼死的到底是谁，其他人都在一门心思打扑克，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古斯塔夫·萨克中士在阿尔德库尔的堑壕中朝外远远望去，看着成片的法军士兵尸体发呆。这些死尸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没有掩埋了，唯一的利用价值就是让巡夜的士兵从死者背囊里找一点口粮。“有个人开了一罐罐头，也许是不小心，也许是因为恶心，手颤颤巍巍的，接着吃了起来。‘为祖国而死是多么幸福，多么值得。’可怕，真是太可怕了！只要能够一醉方休，那就醉得不省人事吧！”好不容易挖出来的堑壕，因为过于潮湿，两边的墙都垮了下来。雨如果下得太久，掩体的屋顶也会倒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跟猪一样在泥里打滚了”。喜欢思考的人们会对周遭见到的一切表现得无比厌恶。德国炮兵阿道夫·斯佩曼中尉11月1日在索姆河前线写道：
秋色如此美好，放眼望去，平原上的景色虽然略显单调，可是真的让人赏心悦目。不过，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连绵数英里长的地头都被堑壕和掩体连了起来，像一条条的带子，让人还以为是一条单独的堑壕线，从敦刻尔克一直伸到凡尔登。整个平原看上去死气沉沉，空空如也……有几头牛在地里吃着草；再过去就是敌人的地盘，能够看见一些农民在耕地，偶尔也会见到一辆汽车驶过。
明天蒂耶普瓦勒教堂的塔尖就要被炸掉了。那里一直以来都被法国炮兵当作瞄准点，是对我们整个阵地的威胁。塔尖既然是理想的观察点，自然也成了大炮重点关注的目标。波济耶尔塔也装上了炸药，敌人一旦发起齐射就会被炸掉。看着眼前遍地的断垣残壁，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谢，幸亏将战火带到了敌人的土地上。假若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打仗，那帮畜生又会干出怎样的事情来？
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有着和斯佩曼同样的想法：“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真是可怜！我一直在想，感谢上帝，这场仗没有在我们国家打。”德国军事当局一直在考虑，法国和比利时已经遭到如此明显的大规模破坏，一旦战争结束，肯定会出现连番指责，需要有人出来负责。12月，德军最高指挥部作出指示。凡是占领的城镇和建筑物必须拍照留念，以示完好无损。如果之后有所损坏，德国可以拿出来作为证据，证明责任在协约国一方。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虽然只是一介平民，却也意识到了这场冲突之残忍惨烈，前所未有，写道：这场战争比起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来，不单更加血腥、更加残忍，还更加旷日持久、更加毫无同情之心……这场战争抛弃了我们和平时期遵守的一切法则界限，就是我们称为人权的那些东西。这场战争并不承认伤员或者医生享有的特殊权利，也不对非战斗人员和战斗人员加以区别对待。红十字会总部在日内瓦设有一个国际委员会，1914年9月当时只有16名工作人员，那个时候正好赶上德国抓的第一批法国战俘被放出来，是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负责把战俘转交给巴黎的。在此之后，这个机构的人员承担的责任与日俱增，人员数量也飞速增加，10月就已经增加到200人，后来很快又增加到了1200人。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负责安排中立观察员前往各交战国战俘集中营的访问事宜。从观察员的报告来看，德、法、英三国均履行了各自对战俘做出的人道主义承诺——奥地利和俄国却没有。在德国战俘营里，法俄两国战犯共处一室，相处融洽，彼此教授语言，探讨各自的文化。安德烈·沃诺德是一名法国战俘，写了一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话，认为这样的共同经历“催生出某种很好的国际主义情怀——当然，德国人并不包含在内——让我们同心跳，共脉动”。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在给家中的信里提到：受伤的法国战俘要比英国的受欢迎，因为法国人会对照顾自己的德国护士表示感谢。相比之下，按照洛文施泰因的说法，英国人“又粗鲁无礼，又不懂得感恩”。
住在前线后方的平民一旦落到军队手中，就得遭罪受难，只能忍受。战争的大多数时候，大炮开火对于住在德国西南部和法国东部城镇乡村里的人们来说，不过是如同管弦乐演奏一般的背景音乐。许多无辜的人被当作间谍，惨遭枪决。当地人常常声称自己的军队和敌人一样不把他们的财产放在眼里。比利时二等兵查尔斯·施泰因有一回同一个农民起了争执，那个农民还是他的同胞，抱怨说士兵把自家的秸秆偷走，拿去睡觉。施泰因的意思是换作德国人来了，农民的日子会更苦。不是这样的，那个农民固执地说道：“你们来之前，德国人就来过我们这儿。他们可都是好人，不管拿什么东西都会给钱。”
不过，在德军占领之下的法国东部，两百万平民百姓却生活在残酷无情的统治之下。老百姓管战线那一头的土地叫作“自由法国”。德国人强迫法国人采用德国的时区制度，按照季节不同，要比巴黎早上一到两个小时不等。有些胆大的想方设法向西逃跑，就像一个方丹欧皮尔的当地人写的那样：“住在方丹并不代表住在法国——我们是在按德国的时间过日子。”只要出一趟远门，就得带上通行证，公共集会一律禁止。占领军制定出一整套高昂的赋税，敲骨吸髓。伊夫斯·孔加尔是住在色当的一个男孩，为了逃避德国人对家养宠物征税，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家的狗被杀掉。
占领军对于海牙会议定下的规矩熟视无睹，强行征召成千上万平民百姓做苦力。有个老人，已经74岁，被迫一年四季打扫里尔的街道，“每日食不果腹，暴露在双方军队的炮火之下。只能任劳任怨，忍受这种残酷的奴役”。有个牧师也同样讲述了人们不分年龄，不分男女，都得强迫劳动的故事：“孩子们被吩咐去养牲畜，捡苹果；年轻女孩必须打扫德国人住的街道、马厩和屋子；其他的要么去田里干活，要么缝机关枪的子弹带。与此同时，年轻小伙得去挖坟墓，等着埋成批成批从前线运回来的死尸。”
并非所有占领军都对当地心不甘、情不愿的法国人表现野蛮。在卡内尔唐库尔，军医洛伦茨·特莱普林10月在村里组织了一个男孩赛跑比赛，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来的既有士兵，也有平民——拿了冠军的可以获得一盒薄荷糖作为奖品。有一个妇女眼泪汪汪地过来抗议，说士兵把她家的牛给牵走了，家中有一个一岁大的婴儿，还有一个90岁高龄的老父亲，两个人都得喝牛奶。特莱普林写道：“当我搞清楚这两个要喝牛奶的都是真的，我们就把牛还给了这个女人。她答应以后每天送给我们几升牛奶。这样两边就扯平了。”随着冬季到来，双方进攻停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军医在此期间还给当地人做手术，当地人也送了梨过来作为答谢。
莫里斯·德尔莫特是个农民，上了年纪，住在方丹。他记得德国军官一开始住到法国人家里的时候就连吃饭也枪不离身。无论是不愿接待的主人，还是借住他家的宿客，随着双方后来慢慢明白这场仗也许会一拖再拖打个没完，大部分家庭还是会设法腾出地方，让给“自己的”德国客人住。德国兵保罗·哈布曾在比利时一个名叫皮拜的小村庄里住过。他写信给妻子玛丽亚，叫妻子寄一本法德袖珍字典来，说“这里的人对我们非常热情友好”。保罗·凯斯勒随军驻扎在里尔，在陆军邮局干活，看到给占领军分发的《德法常用语手册》里头说话腔调粗俗刺耳，感到十分沮丧。按照手册要求，士兵入住寄宿家庭时，如果主人不大情愿，可以说这样的话：“马上带我去我的房间”……“敢让我住这么个不见光的破洞，你胆子可不小！”……“马上给我把所有房门都打开”……“我以……的名义逮捕你”。这本常用语手册很早之前就在柏林编纂完成，旨在让胜利的占领军了解一些基本用语。凯斯勒发现自己读到的是1913年发行的第33版。他在给妻子爱丽丝的信中写道：“真是太棒了……只要不是法国人，就可以这么说话。我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腔调跟人说过话……其实，要做到既彬彬有礼，又保持警惕，是完全可以的。”
格奥尔·班特林26岁，是一名随军外科医生，也是团里的营舍管理员。他遇上了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如何在7000人口的比利时小城隆基耶尔安排驻军住宿。班特林有两个司令部的参谋要安排，还有一个步兵团，两支弹药运输队，一个炮兵分队，两个卫生连，加起来一共5000多人，外加700匹马。普通士兵睡在稻草上，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在地板上开了铺。只有军官能够分到床睡，还可以在当地的一座古堡里用餐。巴特林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装饰华丽的餐厅里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楼下花园的美景。晚餐都是精心配制的，酒水醇美。如此待遇，简直就像贵族一样，味道感觉和端着锡盘，拿着一把锡调羹，喝战地炊事班做的那些汤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的这身行头跟住的环境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用钉子钉住的军靴在漂亮的波斯地毯上踩来踩去；身上的军服经年累月，早已开线破烂，躺椅上铺着的却是华贵的绸缎，墙上糊着弗兰德的牛皮纸，挂毯都是哥白林挂毯，颇有年头来历。”
在每一个占领的地区，街上张贴的宣传画都在告诉人们尽管放心，只要遵守德国人的规矩，就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当然，反过来如果违反规矩，就有可能会被枪毙。德国人一开始努力劝说当地的男人志愿报名，参加劳役团。到了1916年，替军队干苦役已经成了义务，而且极其残酷。每个占领区每周都会点两次名。有些德军士兵对招待自己的法国和比利时房东言行举止相当规矩，通常都会得到善意的回报。可是，另外一些人则不然，只要看中什么，就会抢走，据为己有。有个士兵给朋友写信，讲起了自己在拉昂城东的经历：“我们从当地人那里拿走了他们所有的皮具、罐子、铜器、软木制品、油、蜡烛架，还有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全都寄回了德国。我有一回和一个同伴一起去，收获不少，在一间四面是墙的房间里发现了15件铜制乐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150套被子、几条毛巾还有6个铜烛台。你可以想象我们住的那家的那个丑老太婆看到这个，该有多么惊慌失措。我哈哈大笑起来。指挥官也很高兴。”
德军上上下下都在疑神疑鬼，不仅害怕游击队，还提心吊胆，生怕那些狡猾的鸽子会给法国人送信。身在洛林的阿道夫·斯佩曼在日记里写道，按照命令，只要看见鸽子打头顶飞过，就要打下来，“这已经成了一项颇受欢迎的运动”。“一群鸽子从身后的村里飞了起来，飞快地向西边径直飞去。这些狡猾的家伙被抓住了，虽然可怜，但总要好过德国人（死）。”占领军一旦认定占领区有人包庇藏匿游击队，就会连带惩罚。汉斯·伦施中尉是莱比锡人，在一家铁路建设公司上班，10月19日开车经过一个名叫奥尔希的村子，那里10天前被德国人一把火烧掉了：“村子已经成了一堆废墟。我见到一个女人，带着个年幼的孩子，在自家房子废墟前哭哭啼啼。真是让人羞耻难过。看到二十几个女人和孩子在房子废墟周围挖来挖去，我都快要崩溃了。可是，又有什么用？只要当地人野蛮地对待伤病员（德国人说这些都是被游击队打伤的），整个地方就会被烧成灰烬。到底是谁干的，很难找出来。99%的人都是无辜的，却要遭这样的罪。法国人民要遭受这种莫名其妙的悲惨折磨。这些地方（烧成）这样，到了冬天，日子又该怎么过？”不过，伦施并不会为财产上的损失感到良心有愧。老家的一个朋友提出给伦施的部下送一点慰问品，这位中尉打消了他的想法，说手下已经给好东西腻坏了，只要他们要什么，法国人就得给什么。“我们从不缺衣少穿。我们的人‘发现’法国人并不心甘情愿把东西交出来。小伙子们在这方面有天赋。哪怕最破破烂烂的村子里头都能给你搜出一堆不错的东西来”。
10月初的一天早晨，路易·巴塔——巴塔战前在奥德做制桶匠——所在的步兵团得到换班命令。全团上下一片欢呼，上午4点便早早出发，前往马赞加尔伯的宿营地休整。全团的士兵们兴高采烈地开往后方，谁知距离马赞加尔伯还有4英里的时候竟然被叫停了下来，每人还发了两天口粮。士兵们纷纷撅起嘴巴，明白自己还得再打一仗。指挥官告诉大家必须赶在天明之前发起进攻。巴塔痛苦地写道：“这就是给我们的休息——是的，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次将会永远休息下去……可是，为什么要演这样荒诞的闹剧，为什么要耍这样可恨的诡计。那帮家伙到底在怕什么，难道怕我们兵变不成？他们也太高看了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就这样被牵着鼻子，带去屠宰场，也不会有一点抗议。我们哪里算是人，只不过是一群驮着重担的牲口罢了。”士兵们后来得知这次进攻只是为了牵制敌人，为英国人进攻拉巴塞，还有法军攻打阿拉斯打掩护，变得更加气愤。巴塔哀叹道：“啊，祖国啊，他们打着你的名义，干了多少缺德事啊！”
随之而来是一场屠杀。全团士兵在前进路上经过一块甜菜地，遭到敌军火力压制，“成了德国人的活靶子”。巴塔有个战友两边脸颊，舌头连同整个下巴都被弹片打穿。巴塔想尽办法给他止血，可是怎么止也止不住。由于缺少人手抬担架，折腾一整晚才把伤员全部运到后方。巴塔的部队次日清晨重新发起进攻。团长罗蒂埃中尉明显喝了不少，显得异常兴奋，居然面对对方火力齐射，在堑壕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手里还挥舞着一柄德军刺刀，口里念念有词，说什么要“用自己的刀亲手宰了那帮德国佬”，话刚说完才几分钟就把脑袋露出胸墙，想看个究竟，结果被一枪打中，死了。
法军好些部队里头首先发作的不是兵变，而是如何防止这帮没脑子的蠢货胡来。“有些后备役士兵，”弗朗索瓦·迈尔写道，“早就没了遵守纪律的习惯，还跟长官表示，只要下令，自己完全不在乎顶着火力往前冲——有些人甚至扬言要跑到别的连去打仗，因为其他的连管理正常一些。”路易·巴塔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惨象，脑海里浮想联翩：“我们的博物馆墙上挂着的战争画面，还有历史书里的战斗场面，里面的指挥官一个个被描绘得身跨高头大马，阵中旌旗招展，鼓声震天，炮声轰隆，沉浸陶醉在一副英雄盖世的狂热豪情之中。可是看看今天，我们那帮伟大的司令官，还有低级别的军官们，都跑到哪儿去了？这帮人全都躲在防空洞里，忙着接电话呢。”
罗伯特·斯科特-迈克菲1907年从英国陆军退役，当时是一名中士，在军中服役了7年，大战爆发那年已是46岁，重新征召入伍，进了利物浦的苏格兰步兵团，11月去的法国。他所在的连最初经历的一系列堑壕战可以说打得最为惨烈。“连里没有一个人没病没痛，”斯科特-迈克菲12月23日给父亲写信说道，“全营上下都传染了痢疾，一连好几个星期，战斗力严重削弱。”我们沿着大路往前走，路上全是泥巴，坑坑洼洼，“好多可怜的家伙掉了队……我遇上的头一场灾难是一脚踩进了一条深沟，沟里的水足有齐腰深。没过一会儿，我又一头栽倒在了一块烂泥巴地里，背上还压着重重的背包……想站起身来，可连爬都爬不出来。”到了前线，斯科特-迈克菲的营立刻投入激战，损失不少。除了这些损失，斯科特-迈克菲悲伤地写道，似乎没人关心“透湿的衣服，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机会晾干。装备丢了一半，枪也被泥巴塞住了，这些问题……利物浦苏格兰步兵团很快打得剩下没有几个……想想我这么大一把年纪，居然还没被打死，真是蹊跷”。
德国士兵克里斯滕·安德雷森目睹了战友们在皮卡第地区对一座小镇大肆抢掠，写道：“战争是何等残酷无情！至美至善的价值标准一一遭到践踏——基督的教义、道德、家庭，还有温情。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那多有关文明开化的说教。一旦人们不能给予价值观足够尊重，就将失去对文明和其他价值观的信念。”鲁道夫·拜丁描述了在佛兰德斯见到的荒凉景象，也陷入了绝望的沉思：“一切变得麻木不仁，这是人类和人类历史上干的一件蠢事，一个可怕的糟糕的玩笑，是对人类无尽的羞辱，对一切文明的否定，让人丧失了所有对于人类有能力取得进步的信心，是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让人感觉全人类都将在这场战争中在劫难逃。”
交战双方都是残忍暴行的制造者。10月5日，吕西安·拉比负责带队押解14名德军战俘去往后方，小分队路上突然被一支塞内加尔步兵团围了起来，塞内加尔士兵执意要把德国人的耳朵割掉。经过一番激烈的扭打，这帮殖民地来的士兵才终于退去。一个大个子塞内加尔士兵向吕西安敬了个军礼，满怀惆怅地说道：“哎，我的中尉啊。你好歹让我割两只耳朵回去嘛……就两只而已！”有位法国随军牧师一方面为这些殖民地士兵把德国人吓得瑟瑟发抖，拍手叫好，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的医院该如何处理伤兵感到为难：“北非的黑人和他们的柏柏尔或者阿拉伯同胞一样开化……（可是）还有其他一些来自西非和法属刚果的人……真的非常原始野蛮。”很少有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这些地区来的士兵会说宗主国的语言。有个苏丹士兵受了伤，拒绝脱下衣衫，接受治疗时“像野兽一样嚎叫，还狠狠咬了护士的手一口……第二天带到操作室给伤口排脓的时候，又对乙醚管产生了兴趣，拿着放到鼻子上闻了又闻”。
一种共同的受害者意识在参战各国的军队中开始滋生，发展蔓延，渐渐超越了对国家事业的投入奉献之心，怀有这种想法的绝对不只一小撮人。英军指挥官威尔伯特·斯宾塞讲起自己有一回偶然遇见一批德国战俘，写道：“这帮家伙其实待人非常友好。我很受欢迎，身边围了好多人，听我美妙的德语发音。我跟每一个人都聊了很久，还跟大伙儿保证，等到仗打完了就去柏林玩，跟大家一起喝德国啤酒。他们希望我以后能多来几次，看看他们。又是打仗，又是行军，这帮人身上的确非常邋遢，但整体来说真的相当有礼貌。”让·伯蒂是一位反战的社会主义人士，他在信中叙述了自己被德军俘虏后的生活：“法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还有英国人，全都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这是一座新的巴别塔。每个国家的人都有各自招人喜欢的地方，也有不讨人喜欢的地方；有的心地善良、诚实、干净，有的争强好胜、贪得无厌、令人厌恶。这些人以前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却成了盟友。他们也好，我们也好，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我们什么也不是，不过被人要么当作玩具，要么当作木偶罢了。”
阿洛伊斯·洛文施泰因11月给家里写信，提起自己的部队已经守着同一块阵地待了4个星期，接着又颇有先见之明地加了几句，写道：“真是奇怪。我们还以为来到这里才4天呢。要是4个月感觉像4天，照这么算的话，这场仗会不会打上4年呢？”身陷困境，却又无力自拔，这种低落颓丧的心境在各交战国的数百万大军中慢慢浸润开来，浸染进士兵们住着的难看的土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