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第二天轮到俄国人往后小撤了一段。奥军小心翼翼地下到河边：“堑壕里弥漫着俄国人的皮具和马合烟的气味，味道实在是大，只要闻一下就知道之前待在这里的是哪国人。”大批尸体堆在壕沟里，附近还散落着一堆信件。山上有一阵子沉寂了下来，奥军士兵甚至能够听到狗叫，野战炊事班也到了俄军阵地上。虽然看不见敌人，但并不妨碍奥地利士兵想象敌人就在周围走来走去、吃吃喝喝。就在大伙儿竖起耳朵仔细听的时候，有个家伙开了口，用颇为同情的奇怪语气说道，“都听见了吗？俄国佬把炊具带来了，在那儿做什么饭菜呢？”第二天，杀戮重新开始。图鲁西诺维奇后来当了逃兵，投奔了俄国人，在俄国人的军队里服役了好几年。
12月16日，两军在利马诺瓦打了1914年的最后一场大仗。战役结束之后，特奥多尔·泽涅克骑着马从战场穿过：
眼前的景象实在太不可思议：堑壕像迷宫一样，向四面八方延伸开来。壕沟里到处都是空的弹药箱、坏了的枪支、弯曲的刺刀、木头碎成一片片，稻草早已腐烂，地下水汩汩流着，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祈祷用的圣经、奥地利人的军帽，普鲁士人的钉盔和俄国人的帽子……整个村子都被炸得一塌糊涂，电线杆倒了，桥也垮了。只见一队接一队的农民带着孩子，人人唉声叹气，哭哭啼啼，不知道该去往何处；这里堆着一堆士兵的尸体，那里排着一排新挖的坟墓；死马就这样躺在地上。村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村里的人大多被赶跑了，要么就是自己逃走的，农田被踩得稀烂。天上的乌鸦倒是成群结队，叫个不停，在找吃的……头顶，冬日的阳光依旧和煦，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劲，世界还是一样的和平幸福。
1914年终于走到尽头，加利西亚的战事和其他地区一样依旧胜负难断。借用历史学家格哈德·格罗斯的话来说，德军在坦嫩贝格的胜利因为1914年东线“德意志帝国的战略失败”一时之间变得暗淡无光。不管8月底从西线抽调两个军增援东线的决定是否算得上致命失误，削弱了毛奇在法国继续作战的能力，现实明摆在那里：德军未能在任何一条战线上取得决定性胜利。鲁登道夫算得上一位得力干将，精力十足，却绝对称不上他自诩的那一类天才。他在解决资源、后勤、敌人囤积重兵，以及长途运输等基本困难方面，做得并不比交战双方的其他领军人物出色。西线战场的防线上平均每一码有6支枪；到了东线，每隔两码才有1支。
俄军缺乏战斗能力，加之指挥不善，根本无法战胜德军。他们只能打败奥地利人，那是因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实在腐败透顶。可是，俄国人自身的失败也给罗曼诺夫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巨大压力。俄国的敌人们虽然对于沙皇士兵忍受痛苦的能力感到敬畏，但是反应敏锐的俄国人意识到战争已经让数百万可怜的帝国臣民不堪重负。比起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国民来说，俄国人更加无法理解这场战争到底意在何为，也更加缺少同仇敌忾的意识。由于从达达尼尔海峡到沙俄的航运遭到切断，俄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俄国的粮食不能出口到西方，重要的补给品也运不进来。尼古拉二世的臣民们正在饱受折磨，走向死亡。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绝非因为捍卫什么崇高理想，仅仅只是因为自己的皇帝一厢情愿罢了。一名政府特工报告说农民议论纷纷，“管他哪个当皇帝，我们的日子还不是一样难过？”农民们建议俄国政府应该给德国的敌人送钱，好了结这场战争。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士官朝着一群预备役士兵大声喊着口令，这些士兵都是农民来着，是大战头一年征召的900万大军中的极小一部分。军营里虱子满地、墙壁往外渗着水，潮湿的泥团裹着结核病菌。士官在咆哮：“向右看齐！全体立正！脚跟并拢，脚尖分开一枪托宽，膝盖夹紧，不要留缝！脑袋抬起来，正视前方……这样别人才能看出你是一个兵，要为了信仰、沙皇陛下和祖国勇于牺牲。你——你做什么鬼脸？给我把脑袋摆正！”
被点到名的那个士兵一脸苦相，盯着士官，嚷嚷道：“我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啊！”
“为什么做不到！”
“我肌肉有病。小时候被打的！”
士官只好作罢，对于不得不把士兵当作残疾人对待大发雷霆。另一个士兵开了口，说起话来虽然结结巴巴，嗓门倒是大得很。其他人也开始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闹腾起来。按照托尔斯泰的描述，“全都摇摇晃晃，咳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喘个不停”。士官大声喊道：“你们怎么搞的，在这里得了痨病吗？安静！不要动！现在敬礼：手臂举起来的时候要跟弹簧一样快，手掌要硬得像块木板。敬礼是件严肃的事情！”不过，托尔斯泰从士兵们的举动当中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不耐烦。这些人“无法体味军队生活的美好之处，只能在纪律面前低头罢了……他们已经受到了第一波焦虑的打击，内心茫然，不知所措：‘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上帝救救我们吧。’”托尔斯泰感觉到这些人被陌生的军队生活给吓住了，感觉“什么都做不好，一切都乱了套”，被战争折磨得变了样。正是这场战争夺走了数百万人原本安稳、熟悉的生活。对于东线战场上所有参加战斗的人们来说，等待他们的是今后长达数年的痛苦与屠杀，这种苦难直有等到他们的主子面临最后抉择清算才会结束，而做这样决定的地方却距离战场好几千里。
第二节塞尔维亚人最后的胜利
从战争大局来看，塞尔维亚可以说是最无关紧要的一条战线。可是，这条战线却对加速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功不可没。一如加利西亚和西欧战场，塞尔维亚的寒冬让士兵们的日子变得更加痛苦。奥军上尉罗兰·伍斯特一想起亲眼见到塞尔维亚士兵尸体内脏被动物吞食的场景，心里就后怕不已。亚历克斯·帕拉维奇尼描述了开车时遇到的困难：汽车不时陷进淤泥当中，只能靠马匹才能拖出来，简直就是对这件20世纪技术发明的侮辱。由于缺少配件，维修也是一件叫人头疼的麻烦事。燃料同样常常供应不足。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无论自己的军队打不打得赢，平民百姓都饱受折磨，苦不堪言。萨基诺维奇医生是贝尔格莱德精神病院的副院长，他在11月2日写了这么一段话，显得十分绝望：“如果再不尽快恢复和平，我恐怕就不再是给病人治病，而是成为病号中的一员了。我每天都在没完没了地抽烟喝酒，可是这些根本就不能让我增加精力。”等到有朝一日连香烟也没法到手，有些人甚至只好把干树叶拿来当烟抽。
奥斯卡·博迪奥雷克将军在八九月的进攻中蒙受惨败。不过，他在十一月初凭借着近乎压倒性优势的兵力完成逆转，重创了塞尔维亚军队。博迪奥雷克为此受到德皇嘉奖，萨拉热窝还有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不过，博迪奥雷克自负、无能和迟钝的毛病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不顾部下已经疲惫不堪，装备不整，仍然试图保持对塞尔维亚的攻势，一直打到冬季来临。有个师长提出抗议，声称“士兵们还穿着夏天的单衣，天气恶劣，会影响健康”。抗议归于徒劳。博迪奥雷克对此一口回绝，认为关于添置军靴、冬衣，还有什么更多装备弹药的要求统统都是“无病呻吟”。有人告诉博迪奥雷克说部分士兵吃不饱肚子，他回答道：“打仗就意味着得挨饿。”有个奥地利士兵把军中对于这位将军的议论传闻给记录了下来，写道：“大伙儿说他这个人对于仗该怎么打这些事情毫无兴趣，常常头一天发生的事情就给忘了个精光，发的那些命令也一点屁用没有。”
11月6日，博迪奥雷克发动新的攻势，挥师深入塞尔维亚境内。50万奥地利大军在三条战线上发起进攻，而守军兵力只有一半。“英勇的塞尔维亚军队已被打败，消息传来，迅速在首都引起一片恐慌，人人闻之变色”，斯拉夫卡·米哈伊洛维奇大夫写道，“留在这里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都在准备逃走。”斯拉夫卡几天之后又写道：“天气变得冷得叫人难以置信，医院里的工作条件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吃的十分糟糕，供给已经差不多消耗光了。炮轰持续不断，通往乡下的公路全都已经被切断。”随着奥地利人向塞尔维亚腹地推进，士兵们被塞尔维亚人的贫穷给惊呆了。农民家里虽然都很干净整洁，但家具陈设少得可怜，只有几床绣花毯子和一些布匹——缝纫机是唯一随处可以见到的现代机器。墙上挂的多是几幅圣像和一些廉价的水彩画，画的都是塞尔维亚人当年在巴尔干战争中对抗土耳其人的英雄人物。奥地利士兵对这些敌人充满鄙视，不仅将他们视为野蛮人，还当作失败者对待。
贝尔格莱德终于沦陷。12月3日，奥地利军队在市内举行了一场胜利大阅兵。消息很快传来，奥军已经推进到距离克拉古伊耶瓦茨45英里的地方，塞军司令部就在那里。塞尔维亚人的弹药库存已经几乎消耗殆尽。逃难的平民百姓成千上万，只要一想起早年被奥匈帝国占领时的惨状就心有余悸，纷纷跟着撤退的军队一起逃命。塞尔维亚看来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陆军总司令普特尼克将军敦促政治人物赶紧同维也纳谈判求和。谁知帕希奇政府回应誓要坚决抵抗，继续战斗，令普特尼克吃惊不小。无论是留在故土的，还是流落异乡的，塞尔维亚人的苦难都在加剧。俄国外交官尼古拉·恰雷科夫的妻子被尼什一家医院的悲惨景象给吓住了。医院在边境过去一点点的地方，位于保加利亚境内。有好几百名塞尔维亚伤兵被疏散到了这里，直接躺在地上，由于缺少麻醉用的氯仿，消毒剂和敷料，就连清洗伤口的温水也没有，根本得不到任何治疗。
不过，打了胜仗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仗打到11月中旬，成群结队的奥军士兵拖着疲惫的步伐，向着下一个目标德拉金涅-波斯纳克迈进，全军上下可谓早已苦不堪言。运送粮草的大车陷入泥地当中，动弹不得，害得口粮常常到不了各支部队手中。士兵们干脆直接睡在泥里。一个士兵写道：“比起那帮牙痛难忍，要么因为风湿疼痛，连腿都迈不开的可怜虫来说，有些人只是得了个感冒，咳上几声，气色看起来要好上许多。行军背包和毛毯被雨淋湿之后变得异常沉重，背得肩上都勒出了血痕，只能硬撑着不往后倒，莫要摔个仰天一跤。大炮总是陷进泥里，连车轮都没了进去，看都看不见。哪怕牵来6头牛、6匹马拴在车上，有时还得花上一个多小时，拼死拼活，才能拉出一门炮来。”
士兵们沿途遇见大批难民——老人、妇女，还有孩子，都是几个星期，要么几个月前从村里刚刚逃出来的，现在又想掉头回去。难民们在泥地里受的苦一点不比在奥地利人那里受的折磨少。“只要一看到这些难民队伍的悲惨景象，”下士埃贡·基希写道，“我们自己的苦恼就根本算不了什么。很多时候，村民的马车会陷进泥巴地里头，怎么拉也拉不出来，要么就是牲口因为没水喝，渴得倒在路上：沿途躺着死牛，有时还有翻倒的马车，车上的东西洒了一地。车主人站在原地，看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是好。看到这些人绝望的样子，我们简直心如刀割，却帮不了他们。”罗兰德·伍斯特写得更加灰心丧气：“我们没有一双像样的靴子，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口粮早就吃得精光，士兵们全都累坏了——草率冒进和激烈战斗就是这个下场。驮运行李的牲口有一半得了鞍疮，臭不可闻，跟在后面走路简直没法忍受。”
可是，命运之轮此刻再次转动起来，简直就是一场奇迹。法国给塞尔维亚运来充足的弹药，盟友空了的大炮拖车上又有了炮弹可用。普特尼克重新集结起了部队。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竟然说服部队组织起了反攻。要知道这支部队又脏又累、衣衫褴褛、早就饿得半死不活。12月3日，塞尔维亚人在阿兰德赫罗瓦克的一场战斗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乘胜追击的塞军惊奇地发现奥地利军队已经摇摇欲坠：首先败退的是中路防线，接着是两翼。罗兰德·伍斯特在12月4日写道，博迪奥雷克军队的败退就好像拿破仑当年兵败莫斯科一样——辎重车队、大炮、攻城小分队，轻工兵连，全都混在一起，杂乱无章，“步兵连同清道夫和伤员夹杂其间。人人都拼了老命，想从这块充满厄运的土地上逃出去”。伍斯特第二天腿部中弹，眼看没人救命，只好把伤口草草包扎了一下，一瘸一拐地走到附近的一座农庄，躺了下来。接下来的7个小时里头，伍斯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把血止住。这位年轻的军官绝望之下将家人的照片递给一旁的一名哨兵，要哨兵等自己一死就把尸体埋了。哨兵要伍斯特不要担心，说伤情看上去并非特别严重，不过说完又乐呵呵地补了一句，说自己不久前刚刚埋过一个战友，情况跟伍斯特差不多。“听到这些话，实在是叫人放心。”伍斯特无奈地草草写道。
第二天，眼看炮火越来越近，伍斯特上了一辆马车。那马车没有弹簧，颠簸折腾了15英里才到了瓦列沃。路上走了差不多五个半小时，每前进一码对于受伤的伍斯特来说都是折磨。不想到了部队医院，正好赶上撤退，医生拒绝治疗。伍斯特实在忍不住，歇斯底里地抽泣起来，之后想了个法子，坐车到了镇上的火车站，找到一列运货的火车，躺在敞开的车厢里，跟着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波斯尼亚边界，这才化险为夷。三天之后，伍斯特终于回到了林茨的家中。此时的他面容消瘦、胡子拉碴，就连亲生儿子也认不出来。伍斯特一面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一面忍不住再一次潸然泪下。他接下来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在做噩梦，梦里发现自己被塞尔维亚人抓住，任凭对手摆布。
12月14日，奥地利人目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只见逃兵成群结队，一个个惊慌失措，争先恐后，不顾一切地往河对岸的波斯尼亚逃去。陆军在萨瓦河上搭起的浮桥经不住重压，摇摇欲坠。虚张声势的塞尔维亚人见到这番情景，大喜过望，赶紧朝着奥地利士兵放枪。就在当天，塞尔维亚陆军总司令部高调宣布：“敌人已被打败、溃不成军，被永远驱逐出了我们的国土。”
16日，一群奥地利步兵围着一份维也纳来的报纸，争着看个究竟。报纸是两个星期前的，直到这个时候才送到士兵手中。当大家读到奥地利成功占领贝尔格莱德的消息时，人人弯起嘴角，一脸嘲讽——士兵们看到这份旧报纸时早已撤出贝尔格莱德，正在又一次仓皇后撤的路上。就在12月16日当天，塞尔维亚人重新站在了首都的街道上。虽然街上满目疮痍，空无一人，但并不妨碍塞尔维亚人庆祝胜利。指挥反攻的兹沃金·米西奇将军此时此刻成了塞尔维亚的国家英雄。将军发出电报，骄傲地宣称：“除了俘虏之外，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奥地利士兵。”
亚历克斯·帕拉维奇尼在12月17日的日记里描述了奥地利人仓皇逃往多瑙河和萨瓦河过桥的情形：“经过这一番狼狈经历之后，人们对最高指挥部的愤怒与怀疑似乎都有了说得过去的理由，想不出来还有哪个国家的指挥后勤体系比我们的更加差劲。实在找不到人去各处分发军靴，没有法子，只好在瓦列沃一把火烧掉了四万双靴子。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部队行军打仗要么穿着破皮靴，要么打赤脚。”博迪奥雷克的部队一路溃逃，塞尔维亚人此役缴获大炮130门，俘虏包括270名军官在内的奥军4万人。约翰·巴赫曼医生所在的步兵团在12月的撤退中溃不成军。由于没有运输车辆，巴赫曼只好丢下伤势最重的伤员，好不容易渡过萨瓦河，却发现身体不适，不宜继续服役，于是放了长假，回到家中，倒头便睡。巴赫曼一睡就是整整12个钟头，却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安心入睡：梦里总是想起在塞尔维亚噩梦般的日子。
正如战局日后发展所示，哈布斯堡帝国军队的失败并非不可逆转，塞尔维亚的资源在逐渐消耗殆尽。可是，弗兰兹·约瑟夫帝国的威信已经受到这个令人厌恶、遭人唾弃的小小邻国损害。康拉德·赫岑多夫承认在冬季剩下的时间里有必要让南面战线的军队采取守势。话虽如此，即便到了这个田地，赫岑多夫又一次做出了进一步战略妥协，实在蠢笨拙劣：奥军无论是在贫瘠的塞尔维亚土地上掘壕坚守，还是与塞尔维亚人隔河相望，作为屏障，其兵力虽然不足以发起进攻，可在防御敌人反击方面还是绰绰有余。康拉德在战争伊始的几场战役中面对斯拉夫人这个让他不屑一顾的对手，表现出来的指挥能力已经被证明是一场灾难，和面对俄国人简直一个德行。奥地利人曾将入侵塞尔维亚比喻为“惩罚远征”；没想到此时此刻却被他们不放在眼里的塞尔维亚人改了个名字，叫作“受罚远征”。塞尔维亚人还特意创作了一首得胜歌，歌的开头是这么唱的：“沙皇尼古拉跨着一匹大黑马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骑着一头小骡子。”
无论是战胜的一方，还是失利的一方，似乎都看不到苦难的尽头。如果说奥地利人在1914年入侵塞尔维亚的行动中行为野蛮，那么奥地利士兵一旦倒霉落入敌手，也会付出同样惨痛的代价。塞尔维亚人自己的食物本就不多，留给未来征服者的更少。政府有令，任何塞尔维亚公民都有权以微薄的薪水雇用奥地利工人。这个做法得到了奥地利战俘的欢迎，因为塞尔维亚雇主给的口粮要比同一阵营中的其他雇主好一些。不过，病死的不在少数：待到1914年年底，落在贝尔格莱德手中的6万奥地利俘虏中，有五分之一死于伤寒，死亡人数此后还在增加。截至1914年年底，奥匈帝国为自己对塞尔维亚的傲慢付出了巨大代价，动员的45万大军中伤亡人数多达273804人。维也纳这才迟迟意识到自己的绝大多数高级军官竟然如此无能，6个集团军司令中有4人遭到撤职，其中就包括奥斯卡·博迪奥雷克。
不过，塞尔维亚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有个年轻人在战斗中双目失明，唱起了一首歌，歌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我很伤心，因为见不到阳光、绿野和盛开的李树。”贝尔格莱德西面的萨瓦河谷变得一片荒凉。不少小城和村子遭到遗弃，街上杂草丛生。逃难的人们跟着军队一起慢慢往西还家，看着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变成断垣残壁，满目疮痍，心里好生害怕。贝尔格莱德城内到处都是乞丐、残疾人和孤儿。这个国家能够通车的路本就不多，现在也在运兵的过程中毁了。通往萨洛尼卡的一条单行铁路成了塞尔维亚与外界的唯一通道，缓慢地运送着补给品，还有从中立国希腊获得少得可怜的一点援助。伤寒、痢疾和霍乱在塞尔维亚的大片国土上肆虐。一个人若是在战场上受伤，得了坏疽还能够活下来，简直就是天大的幸运。
塞尔维亚举步维艰，在英国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温伯恩夫人、佩吉特夫人和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等社会名流纷纷前往塞尔维亚，和特鲁别茨科伊伯爵夫人一同参加志愿医疗队，后者是新上台俄国首相的老婆。可是，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国家地贫人穷，偏僻隔绝，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却已支离破碎、弱不禁风，即使有心相助，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塞尔维亚损失了163557人，其中69022人阵亡。这个国家将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里遭受更多不幸，即使有再多胜利喜悦也无法弥补。15到55岁的塞尔维亚男性中将有62.5%的人死于这场战争；整个国家也将沦为一片废墟。
约德杰·斯坦诺耶维奇是一名塞军中尉，有一次借酒壮胆，义愤填膺地向美国记者约翰·里德质问道：“那帮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做什么？凭什么不去打德国人？他们需要我们塞尔维亚派几个人过去，教教他们怎么打仗。我们塞尔维亚人知道打仗讲究的就是不怕死——仗接着就会很快打完了……”其他人也有和斯坦诺耶维奇一样的看法，其中一些还是司令官。这样的想法对于欧洲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可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