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营表现得格外顽强，有些则随时随地准备逃跑，名声极差。10月21日，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就对南兰开夏郡第二步兵营报以嘲讽：“那帮家伙真是孬种……根本不能作任何指望，今天已经是开战以来他们第4次逃跑了。”29日，约翰斯顿又在炮火纷飞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后来过了一会儿才找到，有几个是威尔士第一步兵营的，南兰开夏郡第二营的相当地多，一个个全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身上的装备丢了个精光……居然差不多跑到了后方两英里的地方才停下脚步，听到这种消息真叫人难受。炮轰的滋味固然不好受，但持续时间并不长。怕成这个样子，我感觉这足以反映出这些士兵有多么紧张。”贝德福德郡团、诺森伯兰郡火枪兵团，还有柴郡步兵团也属于那些看上去不太让人放心的部队。
欧内斯特·汉密尔顿上尉是英国远征军作战经历的早期记录者，他在1916年出版了一本书，专门描写了战场上的经历。欧内斯特在序中用充满歉意的口吻写道：“希望读者能够有清醒的认识，能够理解书中虽然一次又一次提到某某营从堑壕里被赶了出去，但我并无半点意思讽刺这些部队无能”——这个词不过是懦夫的一种委婉表达——“对于这些营来说，英国远征军的每一个营在过去12个月里，很可能都会出现这样那样被迫放弃堑壕的情况……这是因为炮火过于猛烈，无力支持……丢掉的堑壕可能被另外一个营夺回来，可是这个营各方面的战斗能力反倒比被赶跑的营要弱，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英军营一级以上指挥官的指挥水平多乏善可陈。不少士兵身在前线，不但要提心吊胆，身心俱疲，还常常感到孤立无援，犹如困兽般苦闷。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对此极为愤怒：“我认为旅指挥部里头有些人的做法让人恶心，为了躲避流弹，整天待在防空洞里，寸步不出，哪怕炮弹在两百码外爆炸，都会吓得东躲西藏。这帮人倒是会下各种命令，要求做这做那，可有时待人极其刻薄。身在前线的士兵真是可怜，所有的打击，所有的折磨差不多都得自己扛。那些有权的里头哪怕有几个人，隔一天去前线偶尔走上一趟，说一两句鼓励的话，我敢肯定那些可怜的士兵都会坚持下去的。”
约翰斯顿过了两天，接着又写道：“我敢肯定旅里面那些军官并不真正了解局势，根本就不可能真正体会士兵们的状态，也懒得花心思去好好睁开眼睛，看一看当前形势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虽然不是故意的，可是军官现在的做法伤透了士兵的心。”约翰斯顿的话反映了战争初期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随着静态战的出现，将成为这场大战中的一件大事。高级军官们为了保证命令得到有效执行，需要和参谋一起坐镇电话线路网的枢纽，为此必须和前线保持一定距离。可是，如此做法的代价在于军官和自己指挥的士兵之间因为环境不同，从而出现严重的心理生理隔阂。尽管有些参谋官为了能够逃避上火线，毫不掩饰自己的庆幸心态，但带兵打仗的将军们少有懦夫，他们只是思维有限，难以理解士兵们承受的巨大痛苦。一如伊普尔的这场噩梦一般，士兵们是多么需要与人接触，得到情感支持。可是，有些高级军官几十年来早就习惯了军队中僵硬教条的传统约束，完全无法适应改变，为士兵提供支持。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有多少英军部队在第一次伊普尔战争的各个阶段败下阵来，而是有多少部队守住了阵地。
10月还剩最后几天，德军又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在伊普尔城南打开一个缺口。这支部队由6个师组成，由马克斯·冯·法贝克将军指挥，外号法贝克集团军。然而，待到这支部队10月30日向前发起进攻的时候，士兵们惊讶地发现火力准备绵软无力。法金汉的大炮急需弹药补充。虽然为了给伊普尔战区腾出炮弹，西线的其他战场都对大炮做了定量配给，一天只能发射两到三发炮弹，可仍然没有足够的炮弹，对伊普尔进行集中炮轰。进攻的法贝克集团军经过连续数夜急行军，方才抵达前线，行动尚未开始，便已显露疲态。霍勒贝克是德军的第一个目标。有位高级军官眼看最高指挥部期望过高，正告道：“近些天来，我军接连错失良机。敌人兵力明显弱于我军，我军却任由对手一拖再拖……进攻缺乏一鼓作气，坚持到底的勇气，做不到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没有意识到每一次进攻的目的在于一举消灭敌人，赢得胜利。”
10月30日早上，驻守弗罗梅勒附近的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第二营的士兵们一觉醒来，吃了早餐，每人只有3块饼干，上面涂了一勺果酱，一听咸牛肉4个人分，每人定量一勺朗姆酒。弗兰克·理查德的连长——这个老兵虽然不怎么喜欢这位连长，倒很尊敬对方——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手枪，在堑壕里从头走到尾，轮流走到每一个阵地，反复告诫站在踏架上的士兵，务必坚持战斗，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营的姊妹营皇家威尔士火枪兵第二营负责防守赞德沃德城堡，全营400来号人遭到德军猛烈炮击，抵抗顽强，直至中午时分阵地被敌人占领，全营上下几乎悉数战死被俘。下马作战的皇家骑兵团在邻村遭到进攻，经过将近一个半小时的火力预备密集炮轰之后被打得退了回去，留下一地尸体，其中包括内近卫骑兵团的机枪军官沃斯利勋爵。上午10点左右，德军已经占领赞德沃德山脊。英军一个营试图夺回阵地，结果全军覆没，大部分士兵做了俘虏，待到傍晚重新集结时活下来的只剩下了86个人。
不过，进攻德军同样蒙受了惨痛的损失。德国人不仅在争夺赞德沃德的战斗中，在对其他地方发起的进攻中同样伤亡惨重。就在30日同一天，德军再次对兰赫马尔克发起进攻，由于缺少炮火支援，再次无功而返。眼前炮火如此猛烈，有一支部队的士兵们发现齐泽维茨中尉竟然倚在一棵树旁，端着望远镜，观察英军阵地，无不感到惊愕，要知道他可是部队里唯一还活着的军官。士兵们请求齐泽维茨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可是，齐泽维茨没有听取警告，直到一发炮弹落在身旁，倒了下去——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胸口，伤口虽小，却足以致命。待到夜幕降临，进攻依旧没有取得任何重要进展。在兰赫马尔克北面，一位名叫弗兰奇的副职军官写道，到了晚上，阵地上最难受的事情就是你堵不住耳朵，总能听见无人区甜菜地里传来伤兵们绝望的喊声。听得见声音，却见不到人：“德国人，到这边来！”“救救我！”“医务兵！”“救命！”进攻德军11月初一直保持对兰赫马尔克施压，由于靠海的阵地受到洪水影响，无法行动，于是抽调了一些部队前来增援，即便如此，仍然寸步难前。
更往南面，德军各部队指挥官在10月30日晚召开会议。到场的高级军官宣布各营将在次日恢复进攻。命令一出，立刻引起了一位指挥官的不满，插话说道：“对不起，上校先生。您刚才用了‘营’这个词，可是我们在中路已经没有一个营是完整的了。士兵们已经连续作战48小时，一连三个晚上没有合眼睡过觉了。”这名军官接着说自己无法重新发起进攻，上级军官听后勃然大怒。上校咆哮起来：“你胆敢说不可能？根本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都是军人，必须接受死亡的威胁！”上级指令不可违抗。10月31日必须重新发起进攻。
来自符腾堡的保罗·哈布是突出部中路、靠近格鲁维特的德军一员，31日那天在给妻子的信中草草写道：“亲爱的玛丽亚，我感觉非常难受，还不如不说给你听……在这里过的每一天都让我更加明白家有多么美好……一提到家，我就有好多话想说。这些日子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简直找不到词来形容，身边全是悲惨的事情。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迹象。我们的血都流成了河……周围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惨不忍睹。士兵们死的死，伤的伤，牲口也是有的死，有的伤，死马的尸体，烧了的房子，田里的泥巴地被踩了个稀巴烂，车子，衣服，还有武器……真没想到打仗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只剩下几个人对付那帮英国人。”
“那帮英国人”由于兵力远处下风，感觉只有自己在受苦受难。不过，德国人10月31日又打了一仗，战斗异常艰苦，战果却相当有限。31日这一天对于英国人来说成了伊普尔战役中最血腥也是最危险的一天。梅西讷是一座小村子，村里有一座教堂，一家磨坊和一家石灰厂，常住村里的一般有1400来人，此时此刻守卫村子的是第9枪骑兵团和第11轻骑兵团。士兵们下了马，在每一座民宅上开出枪孔来，让敌人每前进一寸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法贝克的部下由于火力不足，无法组织发起连续炮击，夷平村庄，消灭盘踞在村里的英军，只好挨家挨户展开猛攻。即便如此，英军由于兵力实在过少，仍然抵挡不住德军攻势。德国人打到一个地方，调上一个野战炮兵连，在200码开外照着英军一顿猛轰，打得一些英国士兵举手投了降。炮兵中士威廉·爱丁顿后来写道：“4挺马克沁机枪掀起了一场弹雨，照着街的另一头横扫过去。街对面的房子早就被德国人的燃烧炮弹和燃烧弹击中，起了熊熊大火，现在烧得更旺了。这样的场景简直难以形容。”幸存的英军最终不得不撤退，把重要的高地拱手让给了德军。
10月31日加入战斗的部队当中有一支是来自伦敦的苏格兰步兵营。这是一支地方部队，人数不多，在白金汉宫旁边的白金汉门专门有一个大厅训练。这支部队在抵达伊普尔之前，已经在后方待了6个星期，每天尽干一些乏味无聊的力气活。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对“地方部队”的战斗能力表示怀疑。不过，如今正值危难当头，这支步兵营也被匆匆送上了前线，士兵们坐的是征用来的伦敦双层巴士——和几个月前把他们带到伦敦城办事处的恐怕还是同一辆。待到到了军指挥部，有人告诉营长上校，说步兵营可以把科尔德斯特里姆第一营的车辆拿去用。营长问道，难道科尔德斯特里姆一营不需要汽车用吗？得到的答复是：是的，已经不用了，这个营已经差不多死光了。
伦敦苏格兰步兵营的头一仗是在维茨希特村打的——英国人给这个村子起了个外号，叫作“白床单”——这一仗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士兵们配发的弹药竟然和手中的步枪不匹配，就这样对梅西讷山脊发起反击，结果付出了沉痛代价：伤亡394人，其中阵亡190人。全营在敌军炮火之下坚持了整整一天，待到左翼被突破，又端起刺刀，发起冲锋，试图扫清敌人。不过，这样的任务对于这支部队来说实在过于艰巨。下士爱德华·奥尔根目睹了伦敦苏格兰营回来时的样子，写道：“队伍已经完全不成样子……被打得支离破碎。德国人像割草一样把他们打垮了。”这次行动或许勇气可嘉，可这毕竟是一支地方军，缺少作战经验，也没有武器派得上用场，才害得初次作战落个如此悲惨下场。
在格鲁维特，德国人的压迫变得愈发难以阻挡，成为当天故事的基调：鲁普雷希特亲王的部队虽然损失惊人，但是德军凭借人数优势最终“掰弯”了英军防线。德国人在一条堑壕里一次就抓获了200名俘虏，这些英国士兵当时正准备逃往后方，英军的炮弹就已经落在了自己人的头上。待到中午12点30分，英王皇家步枪兵团、女王皇家步枪兵团，还有北兰卡夏郡团统统被从格鲁维特赶了出去，英军的一些60磅大炮也被德军缴获。格鲁维特的所有英国炮兵都被迫匆忙后撤。“我们刚刚把大炮搬走，敌军就冲过山头，进入眼帘，我们只好赶紧逃命。”炮兵查理·巴罗斯后来说道，“我们也搞不清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只见炮弹遍地开花。我的从马受了伤，累得走不动，几乎掉了队。可是还得往前——我们必须往前走——沿着梅林公路一直走。我从没想过能够活着逃出来。往后撤了一英里，躲到一片地里歇了歇脚。死了一个军官、两个军士和一个炮兵，另外还有几个开车的也受了伤。”英军最后一共丢了6门大炮，格鲁维特就此失守。
牛津郡轻骑兵团是一支义勇骑兵部队，温斯顿·丘吉尔后来也和这支部队过从甚密。这个骑兵团之前一直是英军最高司令部的直属部队，现在可好，竟然要一路颠簸30英里，赶赴梅西讷。士兵们先是骑马冒雨，连夜赶路，接着又下马徒步前进，一到前线就立即进入阵地。“我们压根都不知道打成了什么样子，”爱德华·奥尔根回忆道，“不过还是可以感觉得到战况相当激烈……看得见农场和农舍都在燃烧，炮弹不断落在身旁。我们就在山脊正下方，可以说是躲了起来。不过，有时会有连串子弹嗖嗖飞过头顶——像成群的蜜蜂嗡嗡飞过一样。人人都感觉紧张——好吧，我想应该说是害怕——你要是感到害怕，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唱歌，其他人都会跟着大声唱起来……大家唱起了‘滑稽的牛仔乔’。我根本没管别人在唱什么，脑袋里只是想着大家全都趴在那儿，枪炮就在附近砰砰响个不停……我还从来没有被这样吵过一整天，这算是头一回。”
伍斯特郡步兵营曾在一个星期前发起反攻，拯救了英军阵线。全营虽然损失巨大，可现在又被再次征召起来，奉命前去收复格鲁维特的中路阵地。全营士兵先是饱餐了一顿炖肉，喝完朗姆酒，接着下午两点从兵营动身，向进攻发起线出发。士兵们身上背着棉制的子弹带，里面装着额外配发的弹药。一名军官写道，就在大伙儿拖着步子，向前跋涉时，遇到大队人马朝后方跑，都是其他部队的。黑格后来向英王乔治五世描述道：“那帮逃兵沿着梅嫩公路一路逃了回来……为了逃命，凡是能够扔掉的，全都扔了，连枪和背包也扔了。脸上惊恐万分，我可从没见过哪个人有这样的表情。”有些英军士兵三五成群地舞着白旗，枪口朝下，举起双手，朝着敌人阵地走去……这帮人运气确实不错，敌军居然接受了他们的投降。
这支古老的郡团逆势而为，冒着猛烈的炮火发起冲锋，向前挺进了大约1000码，一直冲到格鲁维特城堡的下方，发现还有一些南威尔士边境部队仍在那里坚守。汉基少校骄傲地吹响了猎号。伍斯特郡步兵营把一些零散的德国兵从灌木丛里赶了出来，然后挖壕据守，凭着步枪击退了敌人的每一次反击。不过，身在后方的将军们一开始还是经过了一段忧心忡忡的等待，心中悬而未决，直到后来才得知汉基取得胜利的消息。约翰·弗伦奇爵士对黑格的意见表示认同，认为英国远征军恐怕不得不放弃伊普尔，往城西撤退。这位军长一度骑马上了前线，想要亲眼看一看战场局势，结果被沿途见到的混乱场景吓了一跳。只见各支部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仓皇逃窜。黑格的参谋官注意到黑格用手用力拉着自己的小胡子。黑格每次感到压力巨大的时候总会习惯性地用手拉扯胡子，这是他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的标志性动作。那位英军总司令后来将当天下午比喻成英国远征军大战期间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他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在更南面，艾伦比的骑兵们下马作战，拼死顽抗。可是，位于前方的法国人伤亡要比英国人更加惨重。2点30分，黑格接到第一师师长报告，说第一师已被“打垮”：其中一个营是女王步兵营，已有624人阵亡，只剩下了32个人，大部分是炊事兵和交通员。第七师同样陷入绝境。就在这次谈话结束不久，炮弹落在第一师设在霍格的指挥部，师长连同大部分参谋官非死即伤。约翰·弗伦奇爵士面对绝境，一筹莫展，正要离开黑格指挥部时，只见一名副师长跑了出来，报告伍斯特郡步兵营已经夺回阵地。下午3点，准将查尔斯·菲茨克拉伦斯发来报告：“我的阵线守住了。”傍晚时分，局势已经明了，德国人的攻势被阻止住了。
伍斯特郡步兵营为英军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让第七师能够把逃跑和掉队的士兵找回来，重新部署。伍斯特郡步兵营出发时全营一共370人，一天下来伤亡损失将近四分之一。很多很多年以来，当地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刻着长长的一列名字，上面写着这些人都是在“同凶残的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之后倒下的。到了现代，今人说话的口气温和了许多，石碑上的铭文也改成了“同意志坚决的敌人进行英勇战斗”。英国人虽然对伍斯特郡步兵营的英勇顽强印象深刻，德国人却并无这般感受。他们对于能够继续保住格鲁维特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不过，德国人失去了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机会，这是他们一直苦苦找寻的机会，英国人也对这样的突破惧怕万分。在德国人看来，法军在南面的奋力反扑才是德军10月31日进攻受挫的关键原因。不过，德国人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虽然，单凭一支部队就能改变一支军队在战场上的走势，这样的事情鲜有发生，但伍斯特郡步兵营在伊普尔或许做到了这一点。有一点倒是明白无误，那便是福煦中31日当天面对法金汉赢得了士气上的优势，后者从此一蹶不振，最终决定了德军败亡的命运。
英军当晚一面连夜抓紧挖掘堑壕，一面展开反击，将德军新的进攻一一击退。其中，伦敦的苏格兰步兵营也在当晚遭到进攻。“德国人这一次并没有贸然冲锋的意图，”二等兵赫伯特·德·哈默尔认为，“他们稳扎稳打，向前推进，走到近前便纷纷倒下。火舌沿着德国人的阵线喷射出来。没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只听见步枪咔嚓咔嚓的射击声。子弹从我们前面的山脊穿过来，打在身后的河岸上啪啪作响。从头到尾，只要我们一准备还击，新配的步枪就卡壳，打不了了，有时刚刚打完一发，有时是打了五发就会卡住……不过，过了一会儿，就不再有德国兵朝我们攻过来了。”苏格兰步兵营试图发起冲锋，地面被周围房屋燃起的大火照得雪白，结果被打了回来。联络官保罗·马泽描述了次日吃早餐时遇见一群幸存士兵的情形，写道：“那是一个伦敦苏格兰营的中士，身上的军服已经烂成了碎片，看上去完全没了力气，正在吆喝手下的人排队站好。那些士兵看起来就像一群水手，站在沙滩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船沉下去一样。”受伤人员当中有一个以前在伦敦城做运务员，是个二等兵，名叫罗纳德·考尔曼，1909年加入的地方军，这次脚踝被弹片击中，成了瘸子。不过，这样也好，伤过这一回就不用再继续打仗，没准也算救了自己一命。不过，伤势并未阻碍考尔曼日后去往好莱坞，成了一位电影明星。说来也是凑巧，与考尔曼同一个部队的巴兹尔·雷斯伯恩、赫伯特·马歇尔，还有克劳德·雷恩斯都去好莱坞当了电影明星。
就在11月1日，礼拜日当天，乔治·杰弗瑞斯与第七师师长托马斯·卡珀爵士会面碰头。杰弗瑞斯少校说道：“先生，我恐怕您的第七师要有一段日子难熬了。”这位将军答道：“是啊，的确不好过，第七师都已经打没了。我现在成了一个怪物，说是师长，可师没了。”杰弗瑞斯听得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写道：“师长看起来好像是在讲别人的笑话。”卡珀的第七师自从上战场打仗以来，短短3个星期损失了五分之四的兵力。英国远征军几乎所有部队都遭遇了同样可怕的巨大损耗。约翰·弗伦奇爵士手下共有84个步兵营，其中75个只剩下了不到300兵力，还有18个营大幅减员到不足100人。
福煦闻知那位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疲态尽显，情绪低落，不由心生不安，赶紧派遣两个师，在科诺的骑兵支援下接管艾伦比的部分防线。照理说，但凡援军到来，总会叫人高兴，可是法国骑兵还是像战争刚刚开始那样穿得非常不合时宜。一位英国护士小姐目睹了法国骑兵前进时嘈杂的哗啦哗啦声：“骑兵们一脸正儿八经的样子……穿着艳丽的军装，戴着明晃晃的胸甲，看上去华丽夺目。场面虽然让人伤感，但的确好看。”基奇纳意识到自己的法国盟友对于弗伦奇的精神状况感到担心，于是提出用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取代弗伦奇。没想到，霞飞和手下的将军们对此竟然表示反对——法国人的反应确实出人意料——不愿草率换将，生怕动作过大，反而害得自己摸不清对方的底细。
纵观英法联军的整条防线，其他地段对于联军此刻在比利时的境遇有多窘迫，知之甚少。夏尔·戴高乐8月留下的伤痛已经愈合，带着部队回了香巴尼。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北边传来的消息虽然还不错，但是说句实在话，进展实在太慢。中午喝了苏特恩白葡萄酒和香槟。非常惬意。来了一些客人。大家一起干杯庆祝进攻顺利。还能听到德国人在堑壕里唱歌。没错，唱的是赞美诗。真是一帮古怪的家伙！”
就在同一天，德军在重炮火力支援之下对伊普尔近郊重新发起进攻。炮火大部分瞄准的是英国骑兵把守的阵地。巴伐利亚志愿兵路德维希·恩斯特勒给家里人写信，讲了讲自己干的活：“我给今天写的这封信起了个题目，叫作‘万灵日’，上帝啊，‘万灵’这两个字背后是多少条人命啊。”恩斯特勒在信中描述了德军向维茨希特发起突击的场景，英国人从每一座地窖，每一栋房子里向成群结队的德军开枪扫射。“我们的人太少了。军官连个影子都看不到，只好退了回来……打到这个地步，掉头往回走，我们排实在太惨。活下来的人没有几个，其中一个开口问道：‘你还活着吗？’。”联军最终没能保住维茨希特，和梅西讷一样宣告失守，联军防线朝里面凹进去一大块，局势岌岌可危。不过，德国人清楚决定性的胜利仍然没有到手。炮兵上校克洛茨在11月1日战斗结束之后提笔写道：“我们把敌人从每一个角落都给清理了出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本突破不了。”
第二天战事一刻不歇。乔治·杰弗瑞斯写了11月2日晚上遭遇夜袭的事情：“这个时候德国人距离已经非常近（有微微的月光照着），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往前推进得相当缓慢，感觉好像不等我们开枪，就要撤回去一样，不过每次总会往前走上几步。德国人队伍里还跟着一个鼓手，平时一直敲个不停，这个时候也和其他人一样，躲到树后面去了。我一直没有看见鼓手倒下，估计是因为我们没有朝他开枪的缘故。进攻的德军在我们开枪之前就渐渐退了。不过，让德国人靠得这么近，感觉很不舒服。”11月3日，德军一名军长发布了每日例行命令，提起自己的部下3天之内一共俘获了大约40名军官和2000名士兵，写道：“英国人如果觉得进攻猛烈，打得受不了，就会投降。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我命令攻就要攻得坚决彻底，要吹军号，还要让军乐团奏乐。军乐团的乐手如果在进攻的时候奏乐，将被授予铁十字勋章。”有个德国士兵描述了当天试图突破兰赫马尔克以北法军防线的情况：“法国人高度戒备……我们一开始往前突进的时候并没有遭遇敌人火力……没想到突然一下开了火，打得真是残忍。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撤下来。点名的时候发现这次进攻我们部队死了不少人……整个连基本上死光了。”
3日入夜时分，在法贝克集团军的指挥部里，取得突破的希望已经全部落空。德军3日之内伤亡1.75万人，炮弹几乎消耗殆尽。弗里茨·冯·洛斯伯格中校是法贝克的参谋长，写道：“11月3日发生的一切表明……不可能在佛兰德斯通过强攻取得胜利。”不过，洛斯伯格随后又加上了几句，说起法金汉和德皇拒不接受事实。在洛斯伯格看来，鉴于11月1日至3日遭遇的失败，以及此前数周的失利，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停止在西线的大规模行动，分兵东线，因为只有在东线才有可能取得对俄国人的决定性胜利。
英法联军与德军堑壕里的状况都在急剧恶化，让对手行动带来的伤害更加雪上加霜。伯纳德·戈登-伦诺克斯11月4日写道：“天快要黑的时候下起了雨，雨势凶猛。堑壕里的泥土全都湿乎乎的，成了一片泥巴地，让人更加难过。不过，一想起德国佬的情况就算不比我们差，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心里多少宽慰了一些。”戈登·伦诺克斯已经心生厌倦，继续写道：“我想大家会慢慢习惯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被一个一个抬走，只好想想自己还能够活着待在这里，运气已算不错——至少现在还活着。”伦诺克斯说得不错。6天之后，他就被炮弹炸死了。
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写道：“我想起了可怜的伯纳德，几天前累成那个样子（我早上离开的时候，他还待在堑壕里。多希望能够顶一下他，可他就这样死了）……我想他现在已经得到了安宁，再也不用面对所有这些喧嚣与痛苦。虽然她（戈登-伦诺克斯的妻子）很可怜，但是对于伦诺克斯自己来说并不坏。她要是知道伦诺克斯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后人没有那么虔诚的信念，看到那么多阵亡将士墓碑上刻着的那些话，好比说“他终于找到了永久的安息之地”“他得到了永久的安宁”，总是不以为然，以为都是空话，却不知道这些话对于那些在佛兰德斯经历过生死恐怖的人来说意义有多么深刻。
11月5日，法金汉又组织了一波新的攻势，对伊普尔突出部北南两端发起近乎自杀式的进攻，攻势持续了整整一周，中间几乎没有停歇。两军士兵似乎已经学会了如何忍耐，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类似这样的屠杀与灾难不可能拖得再久。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的理查德森中尉写道：“我真是烦透了待在堑壕里头，又怕又累。真不想再在里头待下去了。盼着德国人赶快下命令，进攻吧。”英军阵地一连数日遭到炮火不断骚扰。6日，法金汉指挥步兵对伊普尔东南面的克莱因齐勒贝克村重新发起进攻。英军依旧利用猛烈炮火，展开抵抗。好几支德军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有个志愿兵描写了自己刚刚参加的部队在格鲁维特附近迎头遭到敌人的猛烈炮火袭击，一下溃逃的情景：“所有人都向后方涌去，猫着腰，在灌木丛里挤来挤去，跑了两百来米……头一回打仗就碰上这种事，有点糟糕。”这个志愿兵还把第二天形容成简直就像“人间地狱”，不断遭到火力攻击，受伤的人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援。
不过，英法联军在6日同样陷入险境。法军好几支部队和爱尔兰近卫兵团——借用杰弗瑞斯的话来说，“在6日当天之前就已经很难坚持下去”——被德军打垮，英军右翼暴露在外。皇家近卫骑兵团快马加鞭，上前迎战，下马一看，才发现德国人阵中还夹着一大群法国士兵，正在仓皇逃窜。休·道内少校是一名参谋官，带着内近卫骑兵团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道内本人虽然战死沙场，却为英军保住了防线。仗打到这个节骨眼上，英国远征军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是完整的。以掷弹兵二营为例，该营在伊普尔一共损失了20名军官和800名士兵；爱尔兰近卫兵团减员到只剩下3名军官和150名士兵；科尔德斯特里姆一营则连100人都不到。
黑格对于某些部队表现软弱，大为不悦。他在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林肯郡团、诺森伯兰郡火枪兵，还有贝德福德郡团，哪怕听到一丁点小小的枪炮声，就统统丢下堑壕，逃之夭夭。有几个逃跑的从师指挥部门前路过，我就在里头坐着。我下了命令，像他们这样胆小如鼠的孬种，一律送上军事法庭受审。（丢了的）堑壕统统给我夺回来。”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和这位将军一样，对临阵脱逃感到极为震惊与反感，写道：“突然一下子，一大群士兵就往回冲进了我们的指挥部——大部分人看来连枪都扔了，不少连装备都没有。这帮家伙每个人嘴里都说着同样的一套话，有的说‘接到了撤退的命令’，有的说‘大家人人都在撤’，有的说‘我们是派回来补充弹药的’，还有的说‘德国人已经进了堑壕’，诸如此类的话。看到这么多英国士兵一个个如此胆小懦弱，感觉真的伤透了心……我要不是威胁把其中几个抓出去枪毙掉，这帮人根本不会继续战斗……我们还从墙角旮旯里揪出来了一些藏着躲着的士兵。”
次日，第三师师长发来报告，说“自己已经无法命令部下发起冲锋，收复原来的堑壕”。接下来的一周内，来自伦敦的苏格兰步兵营营长上校向军部发去报告，声称自己的部队“状态不佳，无法上阵——士兵们完全垮了。全营急需时间休整。如果得不到批准休息，步兵营将全军覆没”。黑格挖苦道：“在我看来，更想休息的不是士兵，而是这个上校（上校名叫马尔科姆）。”就在不到一个月前，这个名叫乔治·马尔科姆的上校还在担心，生怕自己的部队到达比利时太晚，赶不上参加战斗。
按照现代一辈人的眼光来看，黑格面对一群受尽折磨、已近极限的士兵，口里说出这样一番话，听上去似乎过于残酷无情。可是，既然身为将军，就得硬着心肠。联军要想在伊普尔守住防线，就必须承受伤亡和痛苦的代价。除了顽强抵抗，战术上别无他途，也没有工夫去大发慈悲，同情弱小，悲悯死者。黑格在败走蒙斯的过程中表现不佳，进攻埃纳河的战役中也并无多少值得称道之处，可他在伊普尔三个星期以来表现出来的冷静与决心，为自己赢得了同僚的尊重。黑格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头脑冷静，颇有将才，如果职责需要的话，完全能够一面调度指挥一场战斗，一面美美地享用一顿午餐——在接下来的4年里，黑格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责任所在。鲜有人谈得上多么喜欢这位第一军军长，但是黑格的确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反观其他人，尤其是那位约翰·弗伦奇爵士，在这方面明显有所欠缺。若是没有黑格，英军在伊普尔的防线可能早已被德军攻破。
此时此刻，德军攻势渐弱，指挥官们遭受重创，军心动摇。11月7日晚，德军沿着梅林公路发起进攻，第143步兵团的乐队奏起了《约克军团进行曲》和《德意志高于一切》两首曲子。进攻最终演变为乐手们的灾难：吹双簧管的瓦尔德迈尔被打死，一同吹双簧管的维勒宾斯基和中士巴斯双双受伤。巴斯在被送往后方之前，拿起乐队指挥的一瓶白兰地，赶紧几口喝了个干净。这次行动结束之后，军乐队得到命令，交出乐器，开始承担起新的职责——抬担架。个中意味，不言而喻。
9日，德军掷弹兵近卫团正朝着进攻发起线进发，士兵们突然看见路边出现了一名高级军官，穿着一身龙骑兵第一近卫团军装，身旁还跟着一些随从。此人正是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这位德国总理亲自前来视察战事进展。要知道，正是霍尔维格挑起的这场战争。霍尔维格对着那位团长上校自我吹嘘了一通，说道：“上校先生，我这个人做事向来都有自己的规矩：必须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到场，好给小伙子们‘抹油’。”——“抹油”这个说法颇有历史渊源，指的是很久以前角斗士在进入角斗场之前要在身上涂抹油脂，这样对手就没有那么容易抓住自己。不过，士兵们虽然听着总理大人夸夸其谈，心里可没有忘记这个说法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路德宗的死亡仪式上也要“抹油”。贝特曼当天没能看到胜利，只看到了更多死亡。
战斗再次短暂平息下去。埃本·派克上尉是一名英军掷弹兵，他在11月9日写道：“我们在这里拼命死守。”几天之后，派克也死在了战场上。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写道：“我无法忍受看着朋友们一天天死去。埃本被击中的那一刻，我的心沉了下去。可是，我必须面对这些困难，希望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不是相信上帝，我想我没法坚持这么久。”英德两军都有士兵日渐绝望。11月9日，德国掷弹兵团的贝瑞克上尉正在审讯一名英军囚犯，突然横在众人前面的栅栏开了，一个佐阿夫轻骑兵用法语大声喊着：“不要开枪！我还有一大家子人，有好多孩子要养。”这个士兵接着一把抢过一名德军士兵的水壶，把壶里的水喝了个精光，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也随之缓和下来。就在同一天，德军一位团级副官冯·绍罗写道：“从前方传回的报告来看，在当前条件下发起任何进攻都毫无希望取胜。鉴于目前完全缺乏对敌军、地形乃至我军自身阵地的清楚了解，完全没有希望通过正面进攻打通佛兰德斯的沼地。尽管已经多次尝试说服高层明白这一点，可是一切努力均告失败……成百上千最优秀的小伙子为了这场毫无胜算的进攻，白白献出了生命。”
由于多名指挥官执意坚持，德军在11月10日对法军阵地又发动了一轮进攻。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进攻。德军次日也对英军展开强攻，普鲁士近卫兵两个旅的兵力沿着梅林公路两侧，朝伊普尔直逼而来。天色微明，晨光暗淡，防守的英军士兵简直不敢想象眼前的景象：敌人排着密集的队形，人数之多，令人咋舌，仿佛鲁普雷希特亲王手下的兵力用之不竭。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战斗中，德军一次又一次向前发起强攻，在英军防线上打开了好几个缺口。一名英军士兵在日记中简单写道：“人人慌了手脚，纷纷夺路而逃。枪啊，装备啊，所有东西都被丢在了身后。”英军发起反攻，收复了阵地：牛津和白金汉郡步兵团9月曾在“苏皮尔之心”战役中大放异彩，这一回又在诺讷伯什森林赢得胜利，规模虽小，但十分关键。当天阵亡将士当中就有近卫旅旅长查尔斯·菲茨克拉伦斯，他是防线上大家公认的一位英雄人物。德军方面，有个近卫兵团11月10日一日之内伤亡超过800人，7名军官阵亡，德军攻势最终在距离伊普尔不到3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皇家火枪兵团下士威廉·霍尔布鲁克用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霍尔布鲁克的排在无人区遭到敌军火力压制，一连好几个小时无法脱身。就在此时，只见一个德国军官突然从灌木丛里爬了出来，用一口标准的英语喊着：“我受了伤。”霍尔布鲁克的排长中尉闻听此言，勃然大怒，呵斥道：“你就不该打过来，那样就不会受伤！”火枪兵团的士兵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惜，这名英军中尉几分钟之后就被流弹击中身亡，手下的士兵群龙无首，不知该如何是好。霍尔布鲁克帮助一名战友从膝盖里剜出了一枚榴弹弹片，战友随后趴在地上，爬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他自己则坐在一个弹坑里。四周光线昏暗，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德军士兵的脑袋露了出来。这个德国兵受了重伤，疼得直哼哼，口里喃喃念着“水，水！”霍尔布鲁克递过自己的水壶，给他喝了几口，没想到水竟然从这个人的嘴角汩汩漏了出来，里面合着全是血，简直吓了一跳。这个德国兵伸出3个手指，可怜兮兮地说道：“孩子。”天还没有完全亮，这个德国兵就死了。霍尔布鲁克也趁着天色未明，赶紧逃回了英军阵地。
当天晚上，伊普尔那座建于中世纪的纺织会馆着火，烧了起来。戈登·费舍尔中士是军需主任，来自地方军赫特福德郡团，刚刚参战不久，当时还是坐着公共汽车上的战场。费舍尔看着夜空被照明弹的火光划破，呆呆地入了神，连连惊叹，心想：“难道这看起来不漂亮吗？跟放焰火一模一样。”费舍尔直到后来才慢慢明白眼前这番美丽景象到底有多么恐怖。约翰·迪莫尔中校是一名机枪手，31岁，属于那种比较少见从士兵做起，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军官。11月12日，在伊普尔，迪莫尔正用机枪对着冲过来的普鲁士近卫兵团开火扫射，机枪突然被一条浸湿的子弹带卡住了。迪莫尔凭着一把活动扳手修好了机枪，继续开火，不料敌军一颗子弹打来，正中下巴，机枪也再次卡住。迪莫尔试图修理故障，又被击中，右肩中弹，同一个地方留下了3块弹片。迪莫尔不顾伤痛，坚持射击。距离最近的德军眼看已经逼到50码开外，没想到竟然一下子掉头转身跑了。迪莫尔面部也中了枪，双眼被鲜血蒙住，几乎无法看清，所幸活了下来，并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迪莫尔后来还获得了军事十字勋章，直到1918年1月在指挥一个营战斗时阵亡，那时他才刚刚结婚3个月。在伊普尔，英军各支部队虽然不断减员，但正是靠着许多像迪莫尔这样的人凭借着大无畏的英勇行为坚守阵地，才牢牢守住了防线。
在英军左翼，法军也在从宗讷贝克至比斯舒特的战线上打得十分艰苦。兰赫马尔克依然处于持续重压之下。11月12日当天，德国许多城镇贴出了一张告示。这则告示堪称大战中最厚颜无耻的一则官方通告，上面写道：“在兰赫马尔克西面，（我们）年轻的小伙子们高唱着‘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对连成一线的英军堑壕发起进攻，夺取了敌人的阵地。”事实却是，英法联军守住了兰赫马尔克西面的防线。至于英军战线上的其他阵地，如果真的有人高唱进行曲的话，那么待到日落时分，德国人也没有多少值得庆祝的了，因为他们又一次没能实现突破。
16、17两日，德军再次发起局部进攻，将更多弹药倾泻在了小城伊普尔的头上。掷弹兵团二营的作战日志写道：“进攻反反复复，气势汹汹，全营一共打了2.4万发小型火炮炮弹。”然而，德军到了此时此刻，也和英法联军一样疲态尽显。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在11月16日写道，英军不少部队已经打得精疲力竭、士气低落。他随后又补充道：“好在我感觉面前的德国步兵也没有多少精力折腾了。”约翰斯顿所言不虚。恶劣的天气使得朝任何方向行动都变得异常困难。救护车驾驶员多罗西·菲尔丁11月17日哀叹道：“湿成这个样子，待在堑壕里的士兵真是可怜。看着他们那个可怜兮兮的样子，不是滋味。一个人就这样受冷挨冻，浑身透湿，根本干不了。”
随着一连几天大风暴雪的开始，伊普尔的战事逐渐平息下来，交战双方各自据守着被鲜血染红的阵地。德军在抢夺地盘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当数占领了梅西讷山脊一线的高地，直至1917年6月。不过，德军在伊普尔一带的伤亡人数已经高达8万，许多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二甚至更多兵力。一个德国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这些天过的日子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想象，从没想过有人能够忍受坚持下来……我们一营打仗英勇无比，从1200人打到只剩下194个人。但愿上帝保佑，让我很快就能再见到你们，这些可怕的日子也会很快结束。”写这封信的士兵运气不错，不久之后就当了俘虏。
第一次伊普尔战争的赢家无疑是英法联军：德国人为了在西线赢得战略突破，在这个冬天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洒尽鲜血，最后却以失败告终。法国、英国，还有比利时的军队凭借着顽强防守，面对重重困难，勉强守住了战线。丘吉尔日后将伊普尔战役誉为“前所未有的光荣”。丘吉尔此言不虚，胜利的确至关重要。可是，对于胜利的一方来说，经历的苦难与悲痛如此巨大，以致日后很少有人愿意为之庆祝。英军得益于参战的大部分士兵都是老兵，经验丰富，面对的德军却是预备役部队，训练水平低下。不少德军将领日后总是以此为由，指责法金汉没有征调更好的部队。英国军事将领没有展现出任何伟大的战术才华，仅仅只是要求部下坚守到最后，与阵地共存亡，这也是英军几个世纪以来的一贯作风。不过，伊普尔的代价在于这些老式军队基本消耗殆尽。英军损失了54105人，8月到11月底的伤亡总人数就此达到89964人，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英国远征军首批投入战场七个师的兵力总和。自此之后，在比利时和法国境内的英军除非得到大英帝国增派大批援军，或者基奇纳在本土训练的新军支援，否则就只能指望着待在原地，守住阵地罢了。
卡梅伦高地步兵团的乔治·马西森下士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出发的时候，我们有军官士兵1100人，现在只剩下了伊登少校和80来个士兵。相信国内还有不少士兵。不过也好，就凭现在这点人手，我们也能应付得来。”民众迟迟才明白正在发生的这场战役规模究竟有多大。《新政治家》11月21日发表了一篇自鸣得意的报道，字里行间完全嗅不到一星半点血腥味：“除了英勇无畏的战斗事迹——尤其是英国步兵力挫普鲁士近卫兵团——西部战区自从上个星期以来，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报道。交战双方战线变动很小，小到甚至要在大比例地图上才能看得清楚……伊普尔地区的战斗越来越像是一场对于双方耐力的纯粹考验。”
虽然在英国国内民众看来，英国远征军损失惊人，可是法军付出的牺牲却在英军十倍以上。在一众指挥官中，福煦居功至伟。福煦凭借着旺盛的精力、敏锐的直觉和天生富有感染力的领导才华，再加上黑格的一臂之力，为英法联军在伊普尔成功守住战线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比利时军队的战斗实力只剩下一半。从10月18日到11月12日的数周之内，战况之惨烈，骇人听闻，失去的不单是成千上万士兵的性命，还有多少希望。但是，将领们没有绝望，这一点毋庸置疑：为了胜利，继续战斗，这不仅是为将之人的道义，也是职责所在。不过，真正见证这一幕的却是对垒之中的两军士卒，他们不单只在伊普尔，还在跨越平原、山谷、一个又一个山头，直到瑞士边境、延绵数百英里的堑壕之中亲历着真相。交战双方都拥有无尽的力量，对对方造成损失与伤害。可是，只要一方还有士兵和枪支尚存，那么防守一方得到增援的速度，就要比进攻一方乘胜追击的速度更快。
威尔弗里德·亚伯-史密斯在10月28日写的这段话颇有先见之明：“枪炮的噪声虽然吵人，却也不那么令人悲哀。当然，人们对于危险已经有了半是清醒的意识——不过，最主要还是厌倦感。多想从这永不停歇的喧嚣中摆脱出去，轻松几天。我不知道这些仗要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已经陷入僵持。战线这么长，哪里也去不了，不能往前走（要不然马上就会陷入危险），也没法继续打下去，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侧翼可言，谈什么绕过敌人。只要一侧翼包抄，飞机就会暴露你的行踪，敌人马上就会应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仗。双方摸到相互距离只有几百码远的地方，然后开始挖壕，停在原地，白天放一整天冷枪，晚上打个不停。”亚伯-史密斯的一席话道出了未来的战略趋势，如此走向足以令双方的指挥官感到胆寒。双方都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倾尽全力，拼个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直到1918年春天姗姗来迟才打破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