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之后，就在西面几英里开外，那位英国首相的千金小姐也在这场屠杀中找到了某种类似的冒险激情。瓦奥莱特·阿斯奎斯漂洋过海，来到法国，亲临战场，四处巡游了几天。她有一次走到巴约勒，那里距离前线后方大约3英里，见到当地百姓在嘲讽德军战俘，于是上前狠狠批评了一顿：“你们不要这么取笑战俘。”法国人不以为然：“噢，夫人！我们就要笑他们！您打算干什么？德国人是下等民族，是强盗，是野蛮人，到处搞破坏，搞抢劫。”法国正在遭受德国侵略者的蹂躏，而一个英国女人像观光客一样，走到哪里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引起法国人的厌恶，不难理解。“亲爱的爸爸，”瓦奥莱特在给首相父亲的信中写道，“这次出行的所见所闻让我触目惊心，印象深刻。相比之下，之前经历过的，还有差一点发生的事情都显得苍白干瘪，索然无味。”

安特卫普于10月10日下午开城投降。大部分守城部队和英军分队已经沿着海岸线顺利逃离，与联军余部会师。留在阿尔贝国王手中的比利时国土此时只剩下了狭长的一小条。国王骄傲地宣布自己将留守德帕内，直到战争结束。虽然最终有一千多水兵被德军俘虏，或在荷兰遭到拘押，英国海军师仍然通过奥斯坦德撤出了比利时，新组建的英军第七师也从奥斯坦德登陆上岸。该师原本为了增援安特卫普守军而来，好在审时度势的明智意见占了上风。不过，这却激怒了丘吉尔。

这位海军大臣10月26日致函约翰·弗伦奇，写道：“安特卫普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小的打击，也给我的敌人多多少少留下了口实。”丘吉尔后来又自怨自艾地舔起了“政治”伤疤，写道：“这些年虚长了几岁，也徒增了几分见识，现在回头来看，我当时太过自以为是，执行这样的任务相当危险，胜算渺茫。”丘吉尔从未承认过安特卫普其实就是一场惨败。莫里斯·费斯廷对此大为反感，写道：“人们真该设定一些条条框框，来限制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胃口。他这个人只要冲动一来，就会意气用事，干出一些胆大妄为的混账事情来。可是，安特卫普尘埃落定才刚刚几个月，丘吉尔又开始忙活起来，这一回换成了达达尼尔。要是这段故事落到某个出版商手里，我一定要让英国老百姓做个见证，确保皇家海军陆战队再也不要接到陆上作战的命令，除非有训练、有组织，有装备，做好了准备上岸打仗。”

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些崇拜者和传记作者对丘吉尔在安特卫普横插一手显得宽宏大量，认为这是一场冒险，充满着传奇色彩，为丘吉尔的多彩人生又增添了一份亮色。可是，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却是如此愚蠢，令人瞠目结舌。干这些蠢事的这位大臣不仅滥用权力，还背离职责。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海军大臣的阁僚同事们竟然如此轻易就原谅了他的错误判断，要知道这些误判原本会断送掉大部分人的政治生命。丘吉尔10月3日给首相发去电报，提出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作为交换，要求“获得一名别动队指挥官带兵打仗的全部权力”，结果引起同僚一片嘲笑。阿斯奎斯写道：“温斯顿以前是一名轻骑兵中尉，我若是答应了他的要求，他的手下可能会指挥两名战功赫赫的少将，至于准将、上校，就更多了。”

虽然，阿斯奎斯对于丘吉尔在安特卫普的所作所为看得很开，依旧保持善意，可其他高级军官纷纷对此感到震惊。海军部文职人员诺曼·麦克劳德10月12日写道，第四海军大臣“对于丘吉尔充当战略家的行为极尽挖苦”。英王私人秘书斯坦福德姆爵士的评价同样不无道理：“我们的朋友（丘吉尔）一定是昏了头。”另一位海军军官也轻蔑地说道，安特卫普事件“看起来就像儿童读物里的故事”。《晨报》在13日的社论中对于这位海军大臣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大肆批评，引得《新政治家》杂志也为其连连叫好，认为“此前对于政府的批评之声几乎全部遭到压制，这一回终于有一家声名显赫的报纸打破了报界自己套在自己头上的框框”。10月16日，麦克劳德再次写道：“失望之情随处可见——公众对于安特卫普失守，反应尤为强烈，毕竟之前的报道太过乐观……德国人正在朝着奥斯坦德和华沙进军……这也产生了影响——标志着海军部内部已经失去信心。”

阿尔贝国王的军队早已溃不成军、士气低落，此时已经退至伊瑟河和运河。伊瑟运河是一条修建于中世纪的古老河道，英国的羊毛正是通过运河从海上运往内陆，经尼乌波特，抵达巨大的制衣中心伊普尔。德罗西·菲尔丁在附近服役，她在10月10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比利时军队已经吓破了胆，连德国人的照面都不敢打。只要一听到打仗就立马撤退。这帮人一连好几个月来早就受够了德国人的冲击，已经完全累垮，变得像兔子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不过，看到周围有这么多英国兵，还是让人感到一丝希望，你知道只要有英国兵在，就不会输。”让娜·范·布莱恩博格的丈夫在比利时军中服役，她10月11日在根特给英国的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敬佩英国，英国真是一个伟大的慷慨的国家。英国士兵打街上走过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夹道欢迎。”

但是，英军在根特的日子也不会长久。战争如潮水一样席卷根特，德国人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第七师的人德罗西·菲尔丁之前见过。这个师从比利时的登陆港口出发，朝着伊普尔以北的阵地进发。一名皇家威尔士火枪兵团军官遇见乔治·马尔科姆上尉。上尉是新来的苏格兰步兵团的一员。上尉向军官表示歉意，说自己参加战斗“来得太晚，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马尔科姆的担心多余了。对于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来说，人人都会有足够的仗要打。第七师继续前进，前往会合点与正从南面赶来的远征军其他部队会师。两支队伍最终在战场相遇。这个战场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成为埋葬这支老旧英国陆军的坟场。

第二节“魔鬼的发明”

对于1914年参战的士兵们来说，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不少，也制造出了很多麻烦。头等大事当数人类终于成功实现动力飞行。8月25日，南希以东的巴伐利亚军司令部有一个参谋突然发现一架飞机在头顶盘旋，转了几圈之后，扔下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巴伐利亚人还在寻思丢下这样一个毫无威胁的炮仗到底是何用意，就遭到了法国人的炮轰——原来他们的阵地已经被飞机投下的照明弹照得一清二楚。

有位当代作家名叫克里斯蒂安·柯尔特，指出人们刚一发现天空可以任由人类驰骋，不少人心中便激荡起了控制的欲望，一如征服狂野的非洲一般。回首19世纪，士兵飞上天空的冒险行为还只限于偶尔利用观测气球而已，那气球还得靠绳索系住。这些观测气球的确能够起到作用，整个“一战”期间也在继续使用，只是视野有限，而且只能在作战人员本方阵地后方升空。动力飞行标志着一个惊人的进步。1903年，莱特兄弟成功完成首次起飞，成功挣脱了地球千百年来对人类的束缚。在大战到来之前的短短11年间，飞机性能突飞猛进。德国试飞员厄内斯特·坎特尔在航空日志中写道，自己1910年时的飞行高度只有80英尺，两年后已经升至将近5000英尺。1908年每五名飞行员就有一人身亡，相当于每飞行1000英里就有一名飞行员死亡。到了1912年，事故死亡率已经降至五十一分之一，相当于每飞行10.3万英里才有一名飞行员死亡。

德国的军事将领们一开始更感兴趣的是飞艇，而非飞机，他们在1907年拒绝了莱特兄弟提出的商业计划。不过，一些业内人士很快看到，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在不久的将来将比齐柏林飞艇更加有效：威廉·黑森认为“这些飞行器将凭借着优越的速度与飞行能力，很快超越现存所有机械交通工具”。1909年，德国得知法国正在训练41名军事飞行员，而德国只有10人受训。德国人受此刺激，开始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对待这项新兴技术。阿巴托斯公司的沃尔特·胡特博士出钱让自己公司的司机学习如何开飞机，这名司机后来也成了一名军事教员。

第二年，法国将军约瑟夫·莫努里——此君后来在马恩河战役中担任第六集团军司令——在军事演习中亲自体会了一把飞行的滋味，亲眼见识了飞机对于战争的巨大价值，深受震撼。德国陆军1912年演习结束之后，法金汉也开始思索一系列技术创新，最受关注的便是飞机：“这些魔鬼的发明一旦开始工作，起到的作用令人惊叹；即便派不上用场，也不会有任何损失。”1914年3月，德皇正式给予德国陆军飞行队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并且要求新教教会在为陆军日常祈祷时把飞行兵也加进去。

英国在空军方面起步较慢：1909年，陆军部暂时中断了陆军飞行实验，声称一次实验花费2500英镑过于昂贵。殊不知德国人已经在这上面花去了40万英镑，法国人的开销也少不了多少。即便如此，英国皇家飞行队还是于1912年宣告成立。在一年之后的一次演习当中，陆军中将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向英王乔治汇报：“陛下，我认为这些飞机在打仗的时候会要坏事。每次飞机从头顶飞过，我都只能命令士兵们用干草遮住脑袋。这家伙还发出噪音，像个蘑菇。”话虽如此，富于想象的格里尔森仍然成了这项新技术的早期信徒，利用空中侦察赢得了一次演习。每一支军队的高级军官都意识到从空中俯瞰地面会有多么巨大的威力，可以深入敌后，改变战争规则。兵力集中反倒成为轰炸的活靶子，每一次行动都可能遭到敌军反击。在以往的战争中，指挥官喜欢开战之前在山顶安营扎寨，以便纵览战场全局。现在再这么暴露自己无异于自寻死路：德国参谋条例就明文规定，不得将指挥部设在醒目的地方。

不过，空中侦察并非没有局限。最明显的限制就是天气：云层过低，或者大雨倾盆都能让飞机无法起飞。即使飞行员成功升空，观察到了部队动向，要想将看到的情形说个明白，还得下一番苦功。不仅如此，飞行员也无法保证那帮将军们会对自己的报告产生兴趣——弗伦奇在蒙斯，还有克拉克在马恩河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说明指挥官即使得到空中情报，还是无法做出合适的决定。最后，飞机数量长期以来一直不多，尤其是在东线。德国人一开始有254名受过训练的飞行员和246架飞机，其中一半是鸽式单翼机，剩下的是阿巴托斯公司和亚蒂克公司生产的，不过只有很少一部分随时可用。法国陆军飞行队情况差不多，有200架飞机和500名受过训练的飞行员，民间志愿飞行者不久也加入进来。这些飞机大多数由科德隆公司和莫拉纳-索尔尼埃公司生产，通常被编成小队飞行，有时6架双座飞机一组，有时4架单座飞机一组。法国陆军飞行队的指挥官做事反复无常，一开始自作主张动员飞行员是在7月初，也就是大战开始前一个月，随后得出结论，认为所有冲突不会持续太久，8月一到就关闭飞行学校，把所有教员送往前线。直到后来一位新的将军走马上任，才采取更为明智的政策。

英国参战时有197名飞行员和113架飞机可用，大部分是法尔曼和be2a双翼机。丘吉尔也单独组建了一支皇家海军飞行队，一开始自欺欺人，认为只要邀请一些有地位的飞行爱好者，拿到自己的航空俱乐部飞行资格证，就能找到替补飞行员，替补的只要交纳75英镑就能入伍服役。陆军部颁布的一条指令明文写道：“应该鼓励有飞机的皇家飞行队成员带上自己的飞机去中央飞行学校，在学校接受训练。”不过，皇家飞行队在1914年秋匆忙上马了一个飞行训练项目。战争还没结束，训练中遇难的飞行员甚至比被敌人杀死的还要多。第一个在战场上受伤的皇家飞行员是军士长吉灵斯，他在8月22日飞越比利时领空时被一发步枪子弹击中了大腿。

这个时候的奥地利人有48架飞机，比利时人只有12架。俄国人的纸面实力骇人，拥有飞机200多架，型号多达16种，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设计天赋。不过，拙劣的组织能力让这些飞机一直无法投入实战。交战各国当中只有法国在战前拥有实战经验，在1913年的摩洛哥殖民地战役中利用飞机执行过军事任务。法国人的双翼飞机时速在50英里至70英里，根据天候情况，升至6000英尺需要30分钟到60分钟不等。布雷里奥和鸽式单翼机速度会更快一些，也更敏捷。

早期的人们对于飞机并不熟悉，地面上的人看到飞机出现在空中，一脸茫然，不知为何物，惊讶不已。英国修女梅恩在比利时看到鸽式单翼机，形容像一只“美丽的小鸟”。不过，士兵和民众很快明白这些飞行器将成为自己安宁生活的直接威胁，于是开始想方设法消灭飞机。8月6日傍晚，弗莱堡市民看见两架法国飞机居然悄无声息地飞过德国边界和德军阵地，出现在了自己城市的上空，不禁大惊失色。有些市民感觉受到冒犯，端起猎枪，朝天开火，配有弹药的警卫士兵也纷纷朝天射击。法兰克福的民兵也干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听说法国人的飞机躲在云层后面，于是对着云彩好一阵开枪猛打。

奥地利医生理查德·施特尼茨尔在普热梅希尔被围的时候就对俄国飞机入侵表示反感：“头顶要是有一架飞机高高飞过，会让人觉得怪异，很不舒服。虽然，在2000米高空的飞机分辨不出地上的人来，可还是感觉有东西跟在身后。”不同国家的飞机不久之后开始涂上标记，以示区分，比如德国人的飞机上画的是十字架或者三色徽章之类的标记，但这些标记从地面上通常无法看清。法国士兵弗朗索瓦·迈尔写道：“只要有飞机飞过头顶，我们就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10月27日，在伊普尔，一架飞机从苏格兰高地近卫团头顶飞过，全团士兵把弹匣里的子弹打了个精光，直到看见飞机燃起烈焰，坠落地面，才开始疯狂庆祝。有人见到此番情景，知道闯了大祸，写道：“我们……直到意识到原来是架英国飞机，才感觉有多么可怕。”奥地利上尉康斯坦丁·施奈德描述了部下在加利西亚头一回看到飞机飞过头顶时的感受：士兵们像疯了似的一顿猛打，军官们连压都压不住，就算发现是自己人的飞机也停不下来。战役开打才刚刚几天，就有三架奥地利飞机栽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普通民众开始为空战这门新的艺术吸引。赫伯特·阿斯奎斯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一样充满好奇，将这种划时代飞行器称为“航空飞机”。早期飞行员随身佩带的武器只有一把左轮手枪，要么就是一杆步枪。飞行员很快成为受人敬仰的英雄人物：不管是象征意义还是事实上，翱翔空中都赋予了飞行员力量，足以凌驾于肮脏混乱的战场之上。这是一个工业化大屠杀的新时代，让人厌恶，而飞行员给人感觉重新绽放出个人英雄主义的光芒。27岁的彼得·涅斯捷罗夫是著名的俄国飞行先驱，也是第一个驾机完成翻跟斗的人。8月25日，他驾驶一架莫拉纳·索尔尼埃单翼飞机，在波兰上空飞行，突然发现一架奥地利阿巴托斯bii型双翼飞机，开飞机的是弗里茨·梅赫伦，观察员是弗里德里希·冯·罗森塔尔男爵。涅斯捷罗夫打光了左轮手枪里的全部子弹，却没能命中敌机，索性驾机直冲过去，把敌机撞了下来。不幸的是，涅斯捷罗夫自己的莫拉纳单翼机也在撞击中严重受损，跟着掉了下去。涅斯捷罗夫由于伤势过重，翌日不治身亡。葬礼在基辅大教堂举行，民众纷纷前来瞻仰悼念：涅斯捷罗夫的棺木上摆放着他的皮帽，灵柩被鲜花簇拥着，有些鲜花还是从他飞机坠毁的地方专门采摘来的。涅斯捷罗夫的行为反映出了俄国飞行兵军纪涣散，喜欢这种同归于尽的自杀攻击。长期以来，上天作战的俄国飞行员几乎都未接受过像样的训练，这也使得俄国航空兵的意外伤害率在各参战国中最为严重。

莫里斯·巴林身为英国皇家飞行队参谋官，虽然在指挥部地面服役感觉不好，可是跟着一帮年轻英国飞行员飞越法国机场，看着满目秋色美景，不禁诗兴大发，写道：“我想起了我们小小的临时办公室，打字机在嘀嘀嗒嗒地响着。一个士兵在厨房里扯着嗓子，高唱起了‘与主同行’。亨利·法尔曼驾着飞机，飞过晴朗的夜空。‘归航的机翼打破了夜晚的宁静’。银色的月光洒在机场周围的麦茬上。营火星星点点，围坐一旁的人们唱起思乡的歌曲，多么美丽。”

战争伊始的一系列战役催生出一个重要后果：每一个国家的指挥官都认识到了空中武器的作用与潜力。霞飞对于空中侦察在马恩河大捷中起到的重大贡献记忆犹新，要求将陆军飞行队扩大到65个编队。截至10月，法国已经下了一份2300架飞机和3400台发动机的庞大订单。其他国家同样野心勃勃。基奇纳听人说起计划将皇家陆军飞行队增至30个编队，于是提高嗓门，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给我加到60个。”对于所有国家的航空兵来说，由于飞机型号形形色色，过于复杂，训练、保养和更换零配件因此变得相当棘手。法国人头一个对飞机编队进行明确分类，将飞机分为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英国皇家陆军飞行队也早在9月就开始试着在飞机上安装无线电发报器。装置虽然简陋，但是可以给炮兵发送信号。

陆军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尴尬境地，像个囚徒一样被困在地上，周遭环境一团糟糕，很容易指望得到空中同僚们的一臂之力。飞行员们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让人尊敬：9月17日，比利时士兵查尔斯·施泰因的炮兵团得到放假半天的嘉奖，感觉就像一支赢了比赛的中学足球队一样高兴，这是因为他们不但击落了一架德国飞机，还抓住了机组人员。英国远征军的罗伯特·哈克上尉11月写了一番话，字里行间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我和这里的一些飞行队士兵还有军官聊了一阵，感觉有意思极了。有个人跟我说，他被连续追着打了半个钟头，感觉就像一只被人追赶的野鸡——他说那些大炮瞄准飞机射击，打得又高又准，还说飞机来去自如，飞得又快，前一分钟你也许还在欣赏一场大战，下一分钟就可以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美美吃上一顿。”

美国人卡罗尔·德纳·温斯洛曾在法国波城的一所飞行学校接受训练，他将飞行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绅士；第二类人战前是飞机驾驶员和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械师；第三类来自民间，有的当司机，有的做机械师，因为具有相关专业技能，才得以进入开飞机这个上层领域。最好的飞行员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年轻一些的不够成熟，容易出岔子；年纪太大的又过于谨慎，反应太慢。每个国家都发现一下子忙不过来，需要赶紧培养机身装配员、钳工，还有机械技工来修理保养这些由帆布、电线和胶合板拼接而成的飞行器。法国还从印度支那招了不少地勤人员，也就是俗称的“安南人”。

所有飞行员都是志愿参军的，还有越来越多陆军军官也想加入进来，出一份力：有些是受不了堑壕，逃回来的；有些本来是骑兵，成日里无仗可打；还有一些是因为受过伤，已经无法胜任地面作战。所有人很快就会明白，飞行的危险丝毫不亚于在陆军当兵，死于事故的飞行员人数要远远超过被敌人打死的。12岁的艾芙丽德·库尔在施耐德米尔当地的飞行训练场，一天之内就亲眼见到两架飞机坠毁。她在日记里提起飞行员时一副无可奈何的口气：“飞行员头一次单独飞行总会紧张，结果就出事了。”

飞行员在飞机坠毁时一般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生还。那个时候的飞行员可没有谁配备降落伞，一切全凭经验：低空飞行时，电话线和系留气球的缆绳都可能招来致命危险；飞机撞地之前得解开座椅上的安全带，被抛出去虽然也会死，但是危险性应该低于困在飞机残骸里，被发动机活活撞死。云层是个威胁，敌机可能就躲在里面。飞艇很快就只限于在即时战区执行夜间任务，因为艇内装满易燃气体，不管自己人，还是敌人，只要被地面炮火击中，就会报销——法军就不止一次把自己的飞船打了下来。飞艇到了晚上非常管用，因为双方直到此时都还没有意识到，前线后方的军事设施到了晚上必须实行灯火宵禁。

11月的一天早晨，住在汉堡的小英格博格·特莱普林大声对妈妈说：“等我长大了，要去好远好远的地方打仗。”妈妈问她：“好啊，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呢？”“我要去把开飞机的，还有飞艇全都打下来。”特莱普林夫人听了“吓了一跳”，要女儿不要打飞艇。“好吧，我不是要打我们的飞艇。”——这个孩子几天前在汉堡上空看到了一架飞艇——“但是，要是是从法国飞过来的，就会把炸弹丢在我的头上。”特莱普林夫人叹道：“这么小的孩子，都学了些什么！”特莱普林夫人的丈夫看过之后，在回信中写道：“仗应该不会拖得太久，不会等到我们女儿都长大了……去打飞艇才结束。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把这场仗做个了结，这样我们的女儿再也不用经历战争了。”

特莱普林先生的心愿虽好，可惜无法如愿。各国此时此刻正在紧锣密鼓地下大力气，推进空中轰炸技术升级换代，这样就能够飞越战场，深入敌国境内，对目标展开进攻。多项实验早在战前便已展开，法国的米其林航空俱乐部就举办过一场轰炸竞赛。鲁道夫·马丁是德国最早的空中轰炸倡导者，早在1908年就说过飞艇和飞机能够打破英伦三岛的安全防卫，“使之软化”，为登陆做好准备。马丁指出，同样的成本，造一艘无畏舰可以造80架飞艇。德国有足够的工业能力造出十万架飞机，每一架装上两个步兵，一晚上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飞到英国。马丁相信，德国只要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空中战队就足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敌国形成战略威慑。一如许多高瞻远瞩之人，马丁虽然正确把握住了这项新技术的重要意义，却低估了技术臻于成熟之前所需的时间间隔——这样的时差何止一代人——也小看了这项技术在实现自己战场期望的同时，会带来何等可怕的毁灭力量。

德国人的空中轰炸实验始于1910年。不过，两年后出台的一份报告指出试验结果“相当糟糕”，哪怕从300米的低空投弹，结果仍然难以令人满意。1914年，德国人组织成立了一个秘密轰炸编队，代号“奥斯坦德信鸽部队”。由于无法做到准确命中目标，部队后来遭到解散。不过，大战的到来大大加快了飞机和轰炸技术的进步。英国皇家陆军飞行队有一名军官，名叫马斯格罗夫，是一名少校，他在9月18日进行了英国首次轰炸实验，从驾驶的飞机上投下一枚炸弹。“炸弹虽然引爆”，地面观察员的记录简短扼要：“却并未落在预定地点，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爆炸。”3周之后，一架德国飞机在皇家陆军飞行队的机场上投下一枚炸弹，虽然毫无效果，却是英国飞行队头一回遭到德国轰炸。俄国人在12月成立了一个飞行中队，由伊里亚·穆罗梅茨轰炸机组成，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四发轰炸机，虽然收效甚微，但至少能够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目标展开常规轰炸。

待到1914年冬天来临，除开英国之外的所有参战国都对其他国家但凡能够打得到的城市多多少少展开过空袭，飞机能够为战场上的炮兵实现目标定位，这一实战价值也得到了大力开发。飞机利用无线电为地面炮火定位，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成为这场战争众多技术革新中最具意义的一项。德国人在圣诞节前夜发动了对英国本土的首次空袭，为敌人的节日助兴——一架双翼飞机在多佛投下一枚小型炸弹，虽然没有造成伤害，却清楚地预示着一种针对平民的新型战争模式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有了可行的手段，任何道义上的条条框框也阻止不了这种屠杀行径。一天之后，也就是圣诞节当天，英国皇家海军飞行员利用水上飞机发起空袭，目标是库克斯港，那里据悉新建了一座飞艇库房。空袭最终中途作罢，彻底失败。3架飞机在返航途中甚至不得不被弃之海上。厄斯金·柴尔德斯是其中一架飞机上的观察员，虽然行动失败，却仍然满心欢喜，写道：“我们真是幸运，能够有幸亲眼见证这样的大事，这预示着一场战争方式翻天覆地的革命。”虽然，对于1914至1918年间的飞行员来说，观察飞机下方的敌军行动要比造成破坏更有意义，但是距离人类实现动力飞行过去不过十年多一点，闪电战的时代便已悄然来临。